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问题与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对已经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着的人类历史现象的提问，说到底是对现存的那些已经束缚着人们思想创造的那种理性精神的反思，是新时代的理性精神的创造。所以，哲学对任何历史现象的提问都与特定时代的哲学主题相联系，都是一定时代哲学发展的体现。20世纪以来，西方人提出现代性问题，就是对自15世纪开始的西方现代化运动的理性精神的反思，20世纪的哲学运动正由此而发展开来。如果从这一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我们就会看到，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对20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理论所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是围绕21世纪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而展开的一次新的哲学创造活动。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视野本身就成了一个哲学问题，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基于这一理解，本文特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和视野作为论述的主题。
一、反思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已提出了，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注：武汉大学哲学系雍涛教授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提法做了考证，指出，在原文中，毛泽东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现在用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概念，是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修改而来的。详见雍涛著：《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66页。）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P534)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实践的意义，又有理论的意义：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西欧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它深刻地反思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揭示了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以及从资本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实质上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然而，在当时，中国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仅远没有达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程度，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不完整，而没有完整的主权，是根本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的。为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担负起双重的任务：一是要取得国家完整的主权和实现民族独立。这是中国独立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要以社会主义的方式使中国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完成这双重任务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内容；从理论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我国学术界依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叙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我认为，这种划分不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与内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这里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其理论创造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一步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一方面，它要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其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它要把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之中，能动地改造中国社会，积淀为中国的新文化、新传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这一依赖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还以理论形态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
由此可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非常现实而具体的内容，它所提出和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使用的每一个概念、范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而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把这些问题、概念和范畴中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内容都抽去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变成了书斋的学问，成了空对空的范畴演绎。这几乎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范式。由于这种研究范式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标志着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总体性概念，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动态概念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体系，是一个具有逻辑严密性的静态概念。由于这种区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就被当作两个不同的哲学问题来研究：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其中的主要内容有：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范畴，理论性质；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去分析一些现实的问题；从研究哲学人物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等。这些研究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讨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的研究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这些研究都是在哲学观念的层次上展开的，所以，在根本上还缺乏理论的创新性。与之不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面对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它是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总体加以探讨，不仅要从整体上考察其理论形态的性质、内容和特点，而且要揭示每一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内容。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也是对历史的重新创造。这种研究无疑比前者的研究更为深刻、更富有活力，但是，它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提出也比前者更需要条件。如果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成为学者们的研究课题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只有在中国历史发生剧变的时期才能被提出来，成为人们研究的课题。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已有历史轨迹出现中断，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失去平衡的时候，才会被提出。否则，在中国社会稳定的时期，当人们还能够按照以往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人们是绝不会去反思自己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课题当然也就不会被提出来。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只是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存在，而没有提升为哲学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原因。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历史的变化就很清楚了：90年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局部的，并没有全面展开，计划经济的体制和观念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有理论和实践还主导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保持着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不会去反思自己的历史，自然也不可能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课题，然而，进入90年代后，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向了全面市场经济建设。从计划经济走向全面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的一场深刻而全面的变革。这场变革猛烈地冲击着人们原来的观念、意识和心理，打断了原有的历史进程，迫使人们反思自己经历过的东西和现实存在的东西。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光有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建立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此，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支配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理念，只到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才被揭示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才作为一个哲学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其实，除了社会变革的原因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还与20世纪90年代空前活跃的中国学术研究相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到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西方思潮的引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开放，一方面在学术上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大大拓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间，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思想运动的关系。这些都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狭隘的概念式研究，转向了问题和思想史的研究。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从历史事实上升为一个哲学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课题形式被提了出来，并且被置于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和中国思想运动中加以研究。
从历史到理论的反思，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课题的提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的反思，也是对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理论上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二是在实践问题上反思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什么？它具有哪些特点？进一步，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什么样的中国现代化的新理念？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
二、方法与视野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的总体反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开展这一研究呢？这就需要做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检讨。
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哲学界遵循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抽象地看，这个方法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人们无论是把它运用于哲学史问题的研究，还是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是必须的。但是，进一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即使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我们也面临着两种不同方法的抉择。这种抉择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究竟统一于什么？是统一于逻辑呢，还是统一于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必然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强调逻辑与历史应统一于逻辑，是以概念分析和概念的演变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把历史作为哲学发展的条件和外史。由此出发，哲学被区分为内史和外史，逻辑的东西为哲学的内史，历史的东西为哲学的外史，哲学就是要揭示逻辑的东西，揭示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种方法本质上是逻辑主义的方法；与之不同，强调逻辑与历史应统一于历史，是把哲学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强调每一时代、各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其特殊的问题、特殊的哲学提问方式以及相应的哲学范畴体系和方法，逻辑的东西从属于历史的东西，是每一时代、各个民族哲学特有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方式，因而也是每一时代、各个民族的逻辑思维形式，总有其特殊性。在这里，每一民族、每一时代的哲学问题和方法都构成了一个具体的整体，构成了一种完整的哲学形态，与其他民族和时代的哲学形态相区别，从而使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民族的多样性和历史的间断性特征。如果对此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这两种方法本质上是逻辑主义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之分。这两种方法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逻辑主义的方法追求的是哲学的单一形态，它所描述的哲学史必然是单一形态的哲学史，它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和叙述也必然是线性的、平面的，而历史主义的方法追求的是哲学的多样化形态，它所描述的哲学史必然是多种哲学形态相互并存、交替发展的历史，它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和叙述也必然是非线性的、立体的。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受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影响，把哲学等同于逻辑的东西，认为，哲学有其不变的问题和概念，而历史的东西只能从外部影响哲学问题和概念的变化，却不能改变或消解哲学的问题与概念。由此出发，我国学术界普遍强调历史应统一于逻辑，应运用逻辑主义的方法研究哲学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之中。正是由于受这种研究方法的支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各自在自己划定的领域内研究哲学的概念、范畴的发展史，而不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提出的特殊哲学问题上思考这些哲学是如何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去考察这些哲学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各自的特点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其结果，这三种哲学研究或者统一于一种哲学观念，如20世纪80年代前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90年代后又统一于西方哲学，或者相互并立，各争其位，如现在的研究格局。我们如此评论中国目前的哲学研究状况，并不是要完全的否定逻辑主义的方法，而是强调逻辑主义方法的运用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只作清理一定时代、一定民族哲学中的某一概念、思想的逻辑进程，发现其产生和变化的内在必然性的工作，或者作为叙述方法，展开已经完成的哲学思想，如《资本论》的叙述方法。逻辑主义方法的运用范围仅此而已，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加以运用，就会得出许多十分荒唐的结论。这一点是由逻辑主义方法自身的缺陷决定的。概括地说，逻辑主义方法具有三个缺陷：1、以预设的概念或哲学观念为逻辑前提，探讨哲学概念或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这种研究方法把哲学研究变成了概念的演绎，从而把哲学的研究封闭在概念的体系中，切断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2、为了证明预设的概念或者哲学观念的合理性，揭示其逻辑必然性，研究者总是面对以往的哲学，力图从已经出现过的哲学体系中寻找论据，从而把先前的哲学看做是预设的概念或哲学观念形成中的一个环节，而后来的哲学发展也不过是这种概念或哲学观念中的某一观点的补充。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是这样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比如，在总体的研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中的原理被设定为考察的理论前提，作为评价马克思哲学是否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正确的标准，凡在此之前出现的不符合这一原理的马克思思想被称之为不成熟的马克思，而在此之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都不过是这些原理的补充和充实。同样地，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规律的学说仅仅归于《资本论》中的原理，之后的《民族学笔记》不再被看做是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是马克思为了弥补他对古代史研究不足，等等。于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被对立起来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对立起来了。在这些对立中，只存在成熟与不成熟、真和假、对与错之分，而不存在创造和发展。在这里，哲学的创造性消失了，哲学的时代性也消失了。这种哲学研究本质上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3、为了满足逻辑构造的需要，不得不撇开历史事实，虚构一些逻辑环节，从而使哲学的研究缺乏根据，甚至会得出许多荒诞的结论。正是由于这三个缺陷，逻辑主义的方法只能适用于某一哲学内部中的某些观点或概念的历史考察，或像马克思所说的，只适用于叙述研究的结果，[2](P21-22)而不能用于在宏观上考察一个时代的哲学和一个民族哲学的更替与发展，更不能用于考察多种哲学形态并存下的比较哲学研究。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恰恰就是要从时代哲学的高度，考察中国哲学的变革，比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并存的其他哲学和思潮之间的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能运用逻辑主义的方法，只能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
从历史主义的方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要求确立起两个视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中国视野。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就是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图景中加以探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及其特征。这一研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横向联系中，比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与共同点。这种考察能够使我们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质和个性特征。在这里，既要与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也要与同时代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上属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问题和理论特征。通过这两层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弄清楚这样一些基本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本原理，为什么要重视实践和辩证法的研究，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辩证法具有什么特点，等等。总之，通过横向的比较，我们就可以从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揭示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特点：二是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纵向联系中，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性变化，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无限开放的内在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逐渐转向了对全球化、文化、价值等问题的关注，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阶段性变化的一个表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新左派”运动为契机，在70至80年代发生了一次研究主题的重大转向。在这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围绕着如何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展开的，不论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主张生产力第一性的哲学还是主张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其基本理论都不外是这一研究主题的展开；70至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主题转向了对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由对阶级或个体的意识建构，转向了对文明制度的批判和对现存社会秩序的重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题转向之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再度走向世界，关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什么问题，建构什么样的新哲学形态，则主要受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状况的影响。比如，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对全球化问题、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问题的关注，热心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和研究，提出“回到马克思”问题，都是因为受到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代水平。如果以这一视角思考毛泽东哲学与邓小平哲学，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两者的联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特征，而两者的区别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表现，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视野，就是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通过考察它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互动、交流与融合，多层面的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从总体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论争是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可能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论战：一是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之间展开了论战。这一层面的论战既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联系，又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从而创立了以认识论为主线的“实践唯物主义”；二是在历史观和文化观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之间展开了论战。通过这一层面的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从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和文化观的形成不仅对于改造中国的现实起了实际的作用，而且对于其他思潮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是在政治哲学问题层面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之间围绕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论战。在这一层面的论战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理念和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20世纪中国社会就是这一政治理念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实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历史命运的一致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以上三个层面的论战中建构起自己的哲学形态的，其中的丰富内容绝不是仅仅一个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所能概括的。（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论战的内容，详见：(1)何萍、李维武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2)李维武：《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以上论述表明，只要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视野，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历程多层面的联系，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极为丰富的内容。
三、意义与前景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否定；二是来自中国哲学、（注：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哲学包括20世纪在中国出现的各种哲学派别和思潮，除了中国传统哲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也应包括于其中；狭义的中国哲学仅指中国传统哲学和20世纪的新儒学。我国的哲学学科分类中，中国哲学概念仅仅在狭义上使用。我国学术界在用这一概念时，通常采用学科分类的界定。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仅仅指狭义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也是取学科分类上界定的狭义的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否定。如何回应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出困境，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开始了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历程。期间，经历了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研究、文化的哲学反思，都直接冲击了原有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最近又以“回到马克思”的论题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全面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这些讨论和反思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和革新。尽管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没有能走出自身的困境，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检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境况时，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在于两点：一是不联系中国的现实，没有从理论上研究和解答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二是缺乏学理化的建设，没有随着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结合中国社会的变革，改革原有的哲学形态。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的确存在，但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还只是表层的、现象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我们发现隐藏于其中的更深层的问题，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难以走进现实，为什么变得如此缺乏学理？究其根本，还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出了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逻辑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禁锢在概念的框架中，无法把现实的问题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结果造成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分离：大量的现实问题提出来了，得不到理论的说明，只能作政策上的应对处理，同样地，理论问题出现了，又不知道如何从现实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材料和途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关键所在，是理论研究单薄，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悬置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抽象思辨的层面上，没有去建设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哲学及其方法论，这就阻塞了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相反，如果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概念的研究转化为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能够走出逻辑的框架，走进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问题出发，在多层面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在研究视野上，单线条的研究阻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离不开现实的问题，离不开与当代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的碰撞与交融，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与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的碰撞与交融中，不断地从现实中、从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中汲取合理的东西，才能创造高于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的理论形态。然而，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封闭在自身的体系内，不论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兴起的异化、人道主义的讨论，认识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研究，还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兴起的文化的哲学反思和“回到马克思”现象，都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中发掘资源，是从文本到文本、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正是这样，所以，在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不论研究的论题如何变化，研究的形式如何翻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冲破体系的束缚，真正走向中国的现实生活，亦没有开展与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对话和交流。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难以联系现实，也不能学理化的困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应该开放我们的研究视野，从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中国的历史和思想运动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与发展，也有利于繁荣中国的学术环境。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各哲学学科和社会思潮的共同要求。客观地说，提出这一要求，一方面是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在20多年间迅速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遭遇困境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对话的场境中得到证明。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哲学发展中，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前史来研究的，在话语系统上，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来考察哲学史。而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又都统一于西方哲学，比如，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范畴被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学理建构之中。现在，西方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渗入达到了这样的状况，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几乎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却去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人却都多少了解西方哲学，并力图用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或西方哲学史上的概念去重新建自己的哲学。其实，各种不同的哲学不论是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统一于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贫乏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哲学繁荣应该是每一种哲学都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不同的哲学之间的对话，是在同一问题上所持不同观点的争论，而不是把不同的哲学统一到某一个哲学问题、某一种哲学观念、某一种哲学形态或某一种哲学语言中去。目前，各种不同的哲学都使用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思维方法只能表明，当今中国哲学界普遍还在概念、体系中兜圈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同样不能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的困境，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也同样遭遇到了。据此，我们认为，中国学术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话，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挑战，而且表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也面临着挑战，而真正的挑战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当下实践。既然如此，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也应该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回到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去，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惟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价值的哲学，繁荣中国的学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经为繁荣中国的学术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和中国学术繁荣的意义，是建立在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有关中国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的论战中战胜新儒学和西方哲学，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中国现代化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必然性，新儒学和西方哲学当时主要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完成时期的哲学思想，如尼采、海德格尔、柏格森等人的思想，仅仅从意识和道德层面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继承列宁创造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主张从生产方式的变革上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历史证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变革问题，而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战胜新儒学和西方哲学，就在于它揭示了这一真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础，也是中国思想界探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思想起点。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3](P532)同样地，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哲学创造也不能离开它的现实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即使是对这个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必须以此为其思想创造的起点。我们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中国学术繁荣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必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和中国的哲学发展开辟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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