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创新能力，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创新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上海市科协成功地举办了首庙上海科技论坛，对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增强全民科技意识，推动科技进步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届上海科技论坛的举办，可以说是上海科技界迎接新世纪挑战的又一次盛会。以下就增强上海科技创新能力、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讲三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重视知识经济的挑战
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6月接见两院院士代表时指出：“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越来越快，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预示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都在抓紧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面对这个态势，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江总书记的讲话，高度概括了当今发达国家出现的知识经济，正逐步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挑战，指明了中国在这一世界经济潮流中应当采取的战略方针。
知识经济是当代科技、经济综合发展的结果。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继劳动、资本之后，知识正日益成为生产要素中的核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将使经济越来越倚重知识这一关键因素，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40年代半导体的发现和晶体管的发明，50年代激光器和芯片的发明，对大容量高速电子计算机的产业化乃至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80年代兴起的高科技革命，使信息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新兴学科快速发展，相关技术相互渗透，大大缩短了科技发明到生产应用的过渡周期，大体上从本世纪初的几十年缩短到几年。例如，蜂窝式移动电话系统、多媒体电脑，从最初理论设想到产品形成仅用了4年时间。人类近30年获得的科技成果，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总和。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步伐。1989-1996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额每年增长6.2%，几乎是同期全世界GDP（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的两倍。特别是跨国金融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信息产业的需求与进步。1970年，各国进行跨国股票和证券交易的资金总量，不到该国GDP的5%，到1996年美国已猛增到197%，德国也达到152%。信息技术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依赖，相互推进，既拓展市场，又开发新的需求。
知识经济是发达国家抢占竞争制高点的产物。二战以后，以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军事对抗为主题的冷战格局。美国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都同国防相联系，国防科研投入对美国科技发展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重点转向经济和金融领域，直接催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目前，美国正从“车轮上的社会”转向“网络上的社会”，其因特网使用者占世界1.5亿“网民”的2/3。美国为了控制信息技术这一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要点，提出并竭力推行ITA（信息技术协议），主张削减甚至取消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等费用，企图扩大自己的信息产业优势，压制他国信息产业发展。美国还声称应由它来制定因特网的国际规则与标准，欧盟为此与其发生冲突，成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一场“知识战”。这说明，抢占知识经济的制高点，已经演变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
知识经济的出现，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不仅仅在发达国家已是现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也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看到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知识经济所占比重及进入知识经济的时间，都会有程度和先后的不同；又要看到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一种经济形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须把握趋势，迎头赶上。既要看到知识经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又要看到发达国家处于发展优势地位的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老的经济秩序还没有打破，而新的不平等格局又将出现。
近两个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错失了好几个时机。前不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1820-1952年，世界经济产出增长了8倍，但中国的人均产出实际上是下降的，中国占全世界GDP的份额从1/3下降到1/20。建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和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文革”十年灾难的结果，“四小龙”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不尽早改变这种经济效率低、科技含量低的状况，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因此，面对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呀，一是要有紧迫感，顺应潮流，乘势而上，争取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二是要从国情出发，找出差距，寻找自己的发展模式，一步一个脚印前进。小平同志说：“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这就是我们面对知识经济大潮所应有的态度。
上海的希望在创新
江总书记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的论断，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一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了中华民族强盛的必由之路。
近几年来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上海的发展要靠创新，上海的希望在于创新。如果有人问，当前上海最大的差距是什么，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激发上海、上海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经过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上海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全市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经过这几年大规模建设，长期束缚发展的“瓶颈”已基本解决。上海是全国科技人员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相对较高。这些都是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面对21世纪，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创新。上海只有成为一座不断创新的城市，这些潜在的有利条件才会转化为现实的优势。
应该说，上海在90年代这一轮创业中，广大科技工作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在科研方面，参与了许多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取得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科研成果。“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成果推广计划”等的实施，把一批科技成果应用到生产领域，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例如，在良种培育方面，先后培育了“秋丰”、“8优161”、“闵优128”等水稻新品种，使单产提高了35%，在全市耕地面积减少20%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一直保持在20.5亿公斤左右。这几年上海高科技产业化进程加快，产值从1992年的120亿元发展到1997年的853亿元。信息技术产业相继开发和投产了多媒体便携式电脑、IC卡多功能结算器等高科技新产品；形成了一批初显规模的通信产业和一批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的通信企业，通信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保持在30%以上。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上海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不高，科技创新力度还不大，这与上海具备的科研机构和人才优势不相称，与上海的经济地位不相称。根本的原因，还是科技经济一体化问题尚未得到较好解决，影响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影响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在这方面我们不仅比发达国家落后几十年，与广东、北京相比也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高科技产业比重低
1997年，上海高科技产业总产值为85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5.1%，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116亿元，规模比上海大30%。尤其是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474.5亿元，占该市工业总产值的35%，占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达45%。今年1-8月，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8.8%，已逼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深圳去年生产微机45万台，占全国产量的25%；程控交换机652万线，占全国36%。目前，深圳已成为亚洲地区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基地，仅计算机配套厂就有1500多家，硬盘驱动器、主机板、硬盘磁头等已形成300万台以上的整机配套能力。上海至1997年底信息产业规模在全国排名第六，增长率在十位以后。
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水平低
上海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都很小，目前上海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仅占出口总额的9.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广东在1991-1997年的7年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年均增长66.13%，1997年达444.41亿元，占全国高新技术出口额的44.97%，居全国首位；技术出口项目共284项，也居全国首位。
产品的科技创新含量低
在信息技术领域，北京四通公司与日本公司合作，已生产出0.3微米大规模集成电路；深圳华为公司利用自己开发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出SDH-SB155/622同步光纤传输设备。在现代生物与医药领域，世界畅销的促红细胞生成素、G-集落细胞刺激因子和GM-集落细胞刺激因子，已分别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获准试生产。深圳形成了一批生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骨干企业，开发生产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去年，该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171.93亿元，占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36.24%。上海1997年专利申请量为3119件，不足北京的50%；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发明创造专利仅400多项，不到北京的30%。
为什么上海没有形成像北京中关村那样的高科技开发的“硅谷”，没有涌现出像深圳华为那样的领头高科技企业，没有造就广东那种人才集聚的局面？以下着重剖析几个方面的原因。
思想观念上缺乏敢冒风险的精神
上海的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目前的处境是，历史和社会包袱重，老产品竞争能力逐年削弱；投资开发新产品，既缺乏资金和技术来源，又怕市场前景不明再背上沉重债务。而相当一批科研机构只满足于承接“短、平、快”的项目，小富即安，缺乏面向市场、科技创新、把事业做大的勇气。比如，上海从80年代中期就对α1、β－干扰素进行中试开发，90年代初深圳与上海同步生产，到去年上海的销售额只有3500万元，而深圳已超过1亿元。相比之下，反映出上海的企业和科研机构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存在着一种倾向：政府在推动，企业不主动；政府要我搞，企业等靠要。而深圳原先只是一个小渔村，现在的企业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全国各地吸引起来的，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搏杀、壮大，锻炼出一批有着很强的开拓意识和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创业氛围。
科技体制条块分割的状况还没有改观
应该说，这几年上海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科研机构面向经济、面向市场的意识在提高，77.3%的科研经费来自市场；技术市场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产、学、研合作不断推进；一批民营科技企业迅速成长，报纸上也经常能看到一些好的事例。但是从总体看，上海科技战线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还很深，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尚未真正形成，学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基本还处于分散多头、各自为政的状况，部门利益严重阻碍了各路科研力量形成合力。而深圳与上海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在短短几年中已建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而且科研机构绝大部分建在企业内部，科研成果直接为企业发展服务。深圳有521家技术开发机构，其中91.7%即477家在企业；全市技术开发人员90%集中在企业；科研经费也主要由企业承担。因此，如何破旧立新是上海科技体制改革面临的一大重任。
政策设计还有待于突破传统思维
政策设计反映了价值取向，是侧重于营造市场环境，还是偏重于政府直接推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将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政府直接干预过多，往往造成企业过多地依赖于政府。一说科技创新，企业首先想到政府投资，税收优惠，风险由政府承担，结果是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而深圳市政府就比较聪明，他们的做法是营造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包括出台一系列科技政策、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政策优惠，更重要的是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内容。如在全国率先制定技术保密保护条例、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这就使企业摆脱了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大胆鼓励发明者，吸引全国优秀人才。
在技术路线上注重发展领域而忽视开发产品
从“七五”、“八五”到“九五”，我们在高新技术发展领域上做了大量工作，确立了三大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五大高新技术领域，但是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还不果断，还存在着面面俱到，没有集中力量抓住一个领域中的若干关键产品，形成科研、中试、生产一条龙，形成较强的配套生产基地，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方面，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做得较好的是轿车零部件国产化，但多数企业重视不够。以大中型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八五”期间，用于技术引进的投资为4.29亿元，而同期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仅为1057万元。由于企业不重视引进、消化、吸收，刚投产时好了一阵子，待人家又引进更先进的产品时，企业就陷入困境。
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
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企业内部进行科研开发，比独立科研机构至少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现代科技开发需要高额资金，只有大企业才有这样的实力；二是企业具有中试和制造能力等辅助性资源的支持；三是企业更具有生产管理和开拓市场等方面的经验。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往往难以买到真正需要的最新技术。企业通过内部开发，可以形成与众不同的技术积累，谋取长期的竞争优势。市场经济国家中一个普遍现象，是独立科研机构不断减少，一些发达国家独立科研机构专业科技人员的比例现已降到7%以下。
上海要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首先要克服“三个低”。一是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低。1996年上海1366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仅1/5的企业（278家）拥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而国有独立的研究与开发机构有290个，高等院校所属科研机构500个。也就是说，上海仅31%的科研机构是在企业里。二是企业开发机构拥有的工程技术人才比例低。1996年全市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人员仅9万多人，其中科学家与工程师1.12万人，约占全市总量的22.8%。三是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比例低。1996年大中型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为13亿元，仅占全市总量的32.5%。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上海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开发投入不但没有增加，相反比上一年减少近4亿元。此外，1997年上海经认定的587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科研开发经费为28.81亿元，仅占总产值526.9亿元的5.4%，比例也低。
分析差距的目的是反骄破满。只要大家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按照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破旧立新，上海的科技体制改革就大有希望，上海科技人才的优势就能得到体现和发挥。到那时就可以说，上海作好了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准备。
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吸纳和使用
知识经济是智力经济，是优秀人才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它所需要的人才具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创业型，他们应有敢冒风险的创业精神和强烈的创新意识；二是创造型，这种人才是加工科学知识并开发新技术的开拓者；三是复合型，这种人才要既懂技术又懂经营，还要懂一点法律，能够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和取得新的成就；四是年轻型，江总书记在接见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时，就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这个基本道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尤其要靠年轻英才的不断涌现。
美国的知识创新优势从何而来？除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外，主要是靠争夺别国人力资源，形成优秀人才高地，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实施吸引别国科技人才的移民政策，通过广揽国外优秀学生、吸引高级科技人才、鼓励杰出人士移民等方法“招贤纳士”，直接获取国外的“知识产品”。前不久，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增加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赴美签证名额的法案，把1998年该类签证的名额由6.5万人调整为8.5万人，计划2002年再扩大到11.5万人。目前美国的人口虽只占世界的1/22，却拥有世界1/2的研究生，1/3的大学生以及1/4的科研人员。
深圳为什么能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获得成功，归结起来“一靠政策环境，二靠人才集聚”，核心是成功地从全国引进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创业者。1979年深圳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才总量仅4000人，到1997年达44.5万人（其中有深圳户籍的为22万人），增长了100多倍。高层次人才更是从无到有，从建立特区之初只有两名工程师，经过15年招贤纳士，目前已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4万人，拥有博士（含博士后）767名，硕士1万多名。这些人才主要是通过从内地引进，以及全国各著名大学的输送。
举一个例子，华为公司1998年一次就从全国80多所高校中，共引进1500多名本科以上（含本科）学历的毕业生，明年更打算引进3500名人才，其中2000个名额给优秀大学毕业生。通过这样的广纳英才，华为公司8600多名员工中，85%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3500名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换句话说，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联手为华为公司办了一所中等规模的高等学府。这些人才为华为公司带来了巨大效益。像这样的企业，在广东、福建还有一大批，他们在广揽人才方面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有很多成功的诀窍，很值得上海企业学习。
上海人才资源基础好，大家也一直以人才资源优势自豪。但是要看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激烈争夺优秀人才的市场环境之中。如果上海留不住优秀人才，不去吸引全国的优秀人才，那么人才很快就会流失，就会聚集到竞争对手一边去，上海的发展后劲就很成问题了。
要加紧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潜能发挥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要体现出赞赏与鼓励创新精神和勇于实践的态度，要有一个容忍失败者的宽松环境。比如，对青少年的教育，目前中小学都开始重视素质教育，就需要我们关注这一改革是否取得了实效，孩子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是否受到了重视与提高。又比如，我们的企业是否注重营造一种鼓励想象和创造的文化氛围，激发员工在各个层次岗位上的创造性工作。迪斯尼公司被评选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同时也被选为美国最受推崇的公司，秘诀在于它尤其注重吸引具有乐天派个性的人才，这些人极富有创意，不断提出新的构思，为企业创造财富。
要加大吸引优秀人才的力度。全球最成功企业的共同特点是都将人才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资产。宝洁公司盯住有全球眼光的最优秀的年轻人，公司执行总裁每年都马不停蹄地拜访各大学校园，为企业储备“未来新血液”，该公司一半以上的资深经理都是非美籍人士。西门子公司为了吸纳和留住国外优秀人才，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人才，采取了协助办理入籍、长期居留及亲属来德定居手续等方式。微软公司与其同行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深圳华为公司也是如此，显出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上海的高科技企业也要开拓视野，搞五湖四海；对于顶尖人才，要有不惜代价的魄力和招揽措施。对高等学校优秀的在校生，要建立紧密协作，树立“育青苗”的意识，为企业作好人才的战略储备。
高校要成为创新的源头，尤其是研究型重点大学，要成为研究与开发的重要基地。要全力加强高校重点学科的建设，注意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才能，让优秀人才在大学期间就能得到锻炼，初露锋芒。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被公认为培养创业精神、促进创新活动的大学典型。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平均每年创建150个新公司。这些公司对美国尤其是麻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学校自身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要做好人才激励机制这篇文章。国内许多青年人才为什么喜欢往深圳走呢？简单地说，就是有一个好的环境和机制。上海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和机制，必须增强四个方面的吸引力。
一个要能充分体现优秀人才的价值和地位。要加快完善人才市场体系，建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经营管理、人才任用机制，包括技术入股、科技人员持股、正由其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二是要营造有利于优秀年轻人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论资排辈观念。只有破除官本位，才能“不拘一格降人才”，形成百舸争流、人才辈出的局面。三是要为优秀人才创业提供更大空间和多种机会。作为优秀人才，必须具备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事业心，对他们来讲事业上的成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因此，为优秀人才提供创业机会，事业留人，对他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创业者的乐园”。四是构筑一个能满足优秀人才工作和生活的良好环境。总之，条件有了，机会多了，机制活了，环境好了，优秀人才自然就会涌过来了。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上海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是，只要我们正视挑战，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通过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工作，上海的创新能力一定能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海跨世纪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
（本文原为作者1998年11月18日在'98上海科技论坛上的报告，本刊发表时作了少量文字处理，并经作者审阅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