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的文学感兴观与言象表现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九龄论文,文学论文,感兴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21－04
“兴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概念肇始于唐代①，张九龄作为继陈子昂之后的重要诗人，他虽没有《修竹篇序》这样专门的文学批评篇章，但零散显现于他作品中的文学思想非常丰富。本文专就张九龄诗作中出现的“感”、“兴”、“情”和“言”、“象”、“意”等进行分析，试图梳理出他的文学感应观和言象观，并进一步阐述张九龄诗歌的“兴象”表现和他诗歌具有“诗罢地有余，终篇语清省”审美特征的缘由。
一、“感”、“兴”、“情”观
《礼记·乐记》强调“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P1527)，此后的《毛诗序》、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等都强调物感于人心而发于言咏就是文学，到钟嵘的《诗品序》把所“感”之物由自然扩大到社会生活，揭示人心感动的来源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大方面。张九龄秉承这种“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的文学生发观念，他的创作就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产物，同时，他有大量的诗句直接反映对外物的“感”、“应”而涌起的“兴”与“情”。从内容上看，其“感”可分为感自然之物和感社会人生两方面。面对四季更替、节物如流而引起摇荡性情的诗句在张九龄作品中有很多，如，写春景引发感思的有“芳月尽离居，幽怀重起予”（《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见贻夏首获见以诗报焉》）②、“矧逢阳节献，默听时禽鸣”（《巡属县道中作》）；写春天逝去、夏天来临引起内心情感变化的有“林里春容变，天边客思催。登临信为美，怀远独悠哉”（《登总持寺阁》）；写秋景动人之情的有“秋风入前林，萧瑟鸣高枝。寂寞游子思，寤叹何人知”（《在郡秋怀二首其一》）等。
在张九龄的笔下，不但自然足以引动人的情思，使人为“一叶”而“感何深”，而且万物皆有感。如，“燕雀感昏旦，檐楹呼匹俦”，燕雀能因一天的早晚而感，在屋檐梁上呼唤伴侣；“唯有巴猿啸，哀音不可听”（《巫山高》），巴猿则因气候变冷而感，止不住哀音长鸣，人也为巴猿之感而感。在张九龄的感应世界里，动物、植物可以为气候、季节、早晚而感，自然之物也可以以类相感，如大雁，它们“离群”则“叫北林”，平时则“空声两相应”（《同綦毋学士月夜闻雁》）。而人是最灵长者，他可以为自然之季节、气候不同而感，也可以为自然之动物、植物、山川河流而感，也可以感物之感，诗人也常常借自然之物而寄寓人情，如，“感惜芳时换，谁知客思悬”（《秋怀》）、“兴来只自得，佳气莫能传”（《春江晚景》），感物而兴，因物寄情，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描绘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2](P693)四季变化、清风明月等自然之物都足以引人感兴，刘勰总结认为人与自然“同情”，乐景引发人的欢乐，肃杀之景引发人的悲伤。
感怀历史也是“感”的方式之一。从内容来看，首先是有感古人志气而兴言，如《叙怀二首》（其一）：“弱岁读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怀玉，佩印从负薪。志合岂兄弟，道行无贱贫。孤根亦何赖，感激此为邻。”作者写自己阅读古代典籍时激发“抗迹追古人”之志向；其次是有感怀历史遗迹而兴言，如《九月九日登龙山》中，作者在“楚客凛秋时”的季节，面对“桓公旧台上”，不由得“投吊伤昔人，挥斤感前匠”；也可“感羊祜以兴言”、“怀屈原而可作”（《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张九龄感前人之风流，命群英“各言诗”后，作《岁除陪王司马登薛公逍遥台序》；有时感历史兴亡而兴言，如《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上宰议扬贤，中阿感桓速。一闻过秦论，载怀空杼轴”，总结秦始皇治国之失，提出治国贵在“扬贤”。另外，对社会政治和现实生活之“感”，感激“君恩”也是他常写的内容。如“感恩身既许，激节胆犹尝”（《饯王尚书出边》）、“衔恩感深慈，且欲汤火蹈”（《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有时言志向，则“眷言感忠义”（《奉和圣制送李尚书入蜀》）。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张九龄在他的诗作中大量用“感”，可以说他的作品都是人心被外在的自然物色及人事等感动而引发情兴，形诸言咏，正如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言“兴者，有感之辞也”[3](190)，张九龄之“感”其实即“兴”。当然，张九龄诗作中还有直接言“兴”而不提“感”者，如“清秋发高兴”（《和吏部李侍郎见示秋夜望月忆诸侍郎之什，其卒章有前后行之戏，因命仆继作》）、“孤兴与谁悉”（《登郡城南楼》）、“兴来只自得”（《春江晚景》）、“兴因膏泽洒”（《酬通事舍人寓直见示篇中兼起居陆舍人景献》）、“兴来命旨酒”（《南山下旧居闲放》）、“是处清晖满，从中幽兴多”（《商洛山行怀古》）等，此时之“兴”不但包含“有感”，更含有因感而引发兴致、情绪，所以用“兴”而不用“感”。
“兴”起则必有“情”，张九龄的诗作中“感”、“兴”多则“情”必然多，刘禹锡曾评价张九龄：“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4](P4211)，认为其被贬荆州后所作文章，忧愁幽思之情多。仔细研读张九龄此时期的作品，比此前的作品格调确实要低沉些，但却也不是愁云惨淡。对于文学作品情感表达，张九龄明确提出要以“和”为准的：“古之君子，推其分，养其和，仲尼得之以弦歌，傅说因之以版筑。”认为“至若《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对《诗经》、《楚辞》的怨刺愁思之文，张九龄认为其不符合大雅“和”的标准。正是主张在文学中表达“和”的情感，所以张九龄赞扬徐坚“言有雅颂之声，是惟无作，作则万物和而八音备矣”（《大唐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他自己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作品，都是以达“和”为标准，所以，他有与朋友的离别悲怀之情，如，“万里尚为邻”（《送韦城李少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也有怀念家乡亲人，但更多以责任和使命感言情；即使贬谪荆州时期，他也只是轻唱年华老迈、岁月迟暮之感和无复追求理想的灰心，基调是哀而不伤，始终表达的是情之“和”，所以才会有当时人对张九龄达观态度的称颂：“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5](P4429)
二、“象”、“意”、“言”及其关系
（一）“象”：形“象”、“喻象”与无形之“象”
任何物体因其有形而具有形“象”，作家是形象的捕捉和表达者，张九龄也不例外。他写自然物象，如《彭蠡湖上》写鄱阳湖所见景象：“庐山直阳浒，孤石当阴术。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泛舟鄱阳湖，只见北面高耸着庐山、一片孤石正对着北来的道路、瀑布似乎从云间飞流直下、数座山峰矗立湖心，不由感叹“象类何交纠”，自然界物象纷陈纠结，令人目不暇接。描绘人的形“象”，《宋使君写真图赞（并序）》可为代表：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动用之应也。察之苟至，则珠玉虽蕴，光辉必兆于山泉；而眉睫可知，贤达亦征于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俨然，一睹清扬，不俟深鉴。是犹鸡群见鹤，象齿知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声闻如彼，风俗又尔，宁有陈平之美，更虞子羽之失？即虽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见斯状，亦已明其瑰异焉。
该诗认为形象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就像珠玉在山则山泉草木茂盛一样，人贤明通达的内在精神也会表现在外貌上，所以张九龄虽然非对宋使君没有深入了解，但一睹其“天姿森挺，人望俨然”的清扬外貌，便“明其瑰异”之内质。
有具体形象的物体也可以通过比兴而具有比喻之“象”，我们不妨称之“喻象”，可分为临时和固定两种。临时“喻象”是作者一时联想而赋予的，因物而感、借物寓兴的事、物都是“喻象”，张九龄的诗歌中也有非常多的“喻象”。如《冬中至玉泉山寺，属穷阴冰闭，崖谷无色，及仲春行县复往焉，故有此作》中的“万木柔可结，千花敷欲然。松间鸣好鸟，竹下流清泉。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它写的是作者所见的自然景象，但联系后面两句“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便知前者是后两句议论的基础，前面所写的自然景象即为后面的“假有”、“真空”的“喻象”。但是，在临时“喻象”中，“象”与寄寓的“意”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事去物无象”（《南阳道中作》），事情一过寄寓的“喻象”便不复存在。固定“喻象”是中华文化约定俗成的，张九龄诗文中如提到的“鱼为龙象”（《贺衢州进古铜器状》）、“木火象鼎”（《大唐金紫光禄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赠太师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以及“尺者纪度之数”（《谢赐尺诗状》），“阴阳象之”（唐玄宗《答张九龄谢赐尺诗批》），“尺”可为阴阳之“象”也是人所公认的。此外，帝王龙兴，必有征兆，显示征兆之物可以不同，但由此可证帝王应天命、得到上天“垂象”的寓意则是同一的，这也是固定的“喻象”。如张九龄在《圣应图赞（并序）》中例举唐玄宗大任之前的种种瑞应，指出这些祥瑞“或托类于云物，或效灵于卜筮”，它们都是“神亦成象”，是“天之丁宁垂象”，用彩云、瑞气、嘉禽等物象向人问预示将有圣主兴起。
《说文解字段注》释“象”曰：“周易系辞曰，象也者，像也。此谓古周易象字即像字之假借。韩非曰：人希见生象而案其图以想其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6](P459)“象”除了有形之“象”外，还包括无形之“象”。张九龄文学之中的无形之“象”，如《为王司马祭甄都督文》中的“对平生之气象”之“气象”便是指人的精神风貌给人的整体感觉，《画天尊像铭（并序）》中的“式图元象”指的是图画想象中的玉皇、天宫之形貌，这些都是“因心寓象”，是人心假借情感、想象而形成的虚幻的形象。
（二）“意”及其“言”、“象”、“意”三者的关系
关于“意”，张九龄认为：“造物良有寄”，最高的“道”通过复杂的事物来体现，万物都是“道”的载体，都有“高深意”（《与生公游石窟山》）寄寓其中。张九龄在其文章中，有写植物之“意”的，如“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的欣欣生意，也有写动物之“意”的，如“鱼意思在藻，鹿心怀食苹”（《南还湘水言怀》），燕子则具有“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的“无心与物竞”的天性（《咏燕》）；人是万物之灵长，更加具有纷繁之“意”绪，失望之时，则“日夕怀空意”（《感遇十二首》其二），希望去除名利的束缚；亲近林园时，则“但乐多幽意”（《南山下旧居闲放》）。当然，最高的境界是人与万物各得其性、各得其“意”达到和谐共存，如“汾川花鸟意，并奉属车尘”（《和圣制同二相南出雀鼠谷》）就是这种境界的表现之一。
人、事、物内含之“意”需要言语来揭示，关于“言”与“意”的关系，张九龄在《当涂界寄裴宣州》中认为：“念行祗意默，怀远岂言宣。委曲风波事，难为尺素传”，感叹“尺素”难传纷繁复杂之事，言语何能表达怀远之情，这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诗性表达；关于“言”与“意”及“象”的关系，他在《应道侔伊吕科对策第三道》中认为：“至如黄帝斫木，盖取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虽成象之时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即“象”和“意”都需要言语来表达，恰当的传达思想的言语是“得意之言”。他同时认为“有象必为言”（《奉和圣制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但是，“象类何交纠，形言岂深悉”（《彭蠡湖上》）。即如同言语难以完全达“意”一样，言语也难以完全描摹“象”，既使有时候“有象言虽具”，言语描摹出了“象”，但“无端思转多”（《登临沮楼》），人的意绪总是比“言”、“象”变化更快，“言”和“象”并不能完全承载和表达“意”。当然，在山水画里，言、象、意三者矛盾消失了，因为在那里，“言象会自泯，意色聊自宣”（《题画山水障》），不需要“言”，也没有“象”，只是通过“色”来体现“意”。
对照较早表述“言”、“象”、“意”及其关系的《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魏代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易传》中的这一理论作过系统的阐发。他认为：“言、象、意”三者的关系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他得出结论是：“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7](P609)然而，从张九龄的文章来看，他强调“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谢赐尺诗状》），“象”中寄寓着言语和思想，言语可以体现“象”和显示“象”之“意”。张九龄认为：“言”、“象”、“意”三者构成动态关系，其中每两者之间也相互关联，但在他诗文中似乎没有强调“圣人设象以尽言”的内容，也不强调“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并且，与“立象以尽意”、“意以象尽”的认识不同，张九龄认为应当用“象”来达“意”，但“象”无法尽“意”。张九龄对“言”、“象”、“意”的关系认识是在沿承中发展了《周易·系辞》及王弼的阐述，它与前人的观点同中有异。张九龄对“言”“象”“意”的阐述和实践典型代表了盛唐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和追求。
三、张九龄诗歌之“兴象”及“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的审美特征
柳宗元认为张九龄长于“比兴”③，但从张九龄诗歌中大量使用的“感”、“兴”、“情”和“象”、“言”、“意”等字眼来分析，可以说张九龄的诗歌少比体，而多感兴、多物象、多情景融合之语，已经与《诗经》之“比兴”不同。张九龄诗中的“兴”字含“感”而兼“情”，“象”字寓“意”而具“言”，他的感兴观和言象观实际即可合而称之为“兴象”观。自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提出“兴象”以来，“兴象”成为盛唐诗歌的典型特征，从张九龄大量运用“兴”、“象”和自觉以“兴象”为诗歌的审美追求看，张九龄的诗歌是典型的盛唐诗歌，无怪乎胡应麟说唐诗至张九龄而“诗品始醇”，情景已达到高度统一，景语即情语；“兴”、“象”已合一，“象”中有“兴”又“兴”在“象”外，非“醇”而何。钟嵘在《诗品序》明确提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指出“兴”使诗歌意蕴丰富，余味悠长。“兴”、“象”丰富且胶乳合一是张九龄诗歌“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8](P693)的源泉和奥秘。
本文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九龄风度’的文化生成”（项目批准号：2009－DF－16）、韶关市社科重点资助项目“‘九龄风度’的文化生成”、广东省教育厅重点课题“粤北名人名集与粤北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06ZD77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在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中出现“兴象”共有三次：其一在序评齐梁诗云：“都无兴象，但贵轻艳”；其二评陶翰诗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其三在评孟浩然诗云：“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傅璇琮编撰的《唐人选唐诗新编》。
② 以下张九龄诗文均出自熊飞校注的《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版。
③ 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云：“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