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上）
洪 波
1971年11月1日，联合国总部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71年11月1日，纽约当地时间上午8点。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像玻璃房一样的联合国总部摩天大楼高耸在铅灰色的天幕中。
转换成本最早是美国学者提出的一项全新概念，指的是顾客从一个产品或服务向供应商角度转换的交易成本。广大学者在论题研究中也意识到了心理、情感等影响因素对问题产生的影响，并且认为除了经济成本，还受到情感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当一个顾客向着另一个顾客需求转变时，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因此顾客必然会考虑其他因素，即便其对于产品服务并不满意。在此环节中，转换成本需要被看作是一项和企业脱离服务关系的障碍，这对顾客忠诚度而言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
12名身着蓝色制服的联合国卫兵，携带131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国旗，照例迈着整齐的步伐，像往常一样步出联合国大厦。他们从联合国会址周围按字母次序排列的一排旗杆北端开始，依次升旗。几分钟后，走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保留的旗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年以来，联合国总部前院那杆属于中国的旗杆上，一直挂的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但这面旗帜，从1971年的10月26日清晨起，便在联合国消失了。
6天之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升五星红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落在两位美国黑人青年身上。他们一个叫威拉德·博迪，24岁；一个叫乔治·鲍德温，28岁。当他们将一面长1.2米，宽1.8米的崭新鲜艳的尼龙红旗系上旗绳，被30多位新闻摄影师和记者摄入镜头时，或许并未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时刻同五星红旗一道，已被庄严地载入联合国的史册。这是第一面由联合国秘书处在美国定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它标志着联合国从此结束了被美国操纵无视中国存在的荒唐历史，标志着8亿中国人民的代表堂堂正正地进入了联合国的殿堂。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大会召开之际，而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5年6月26日，当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一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此，1949年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国民党当局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的根据。在此，出席本届联大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绝对不能也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再度致电罗慕洛及赖伊，声明中国政府的立场，要求联合国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又一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电文并请他们答复以下两个问题：1.何时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非法代表团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2.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8月，当第五届联大筹备召开之际，周恩来外长再一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中国首席代表，请他立即办理中国代表入会的一切手续。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是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此时已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为主的两大世界阵营。作为在“十月革命”影响下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它所奉行的“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设置重重障碍了。
应该说，英国对美国的忠告是正视现实的。但是美国却对此置若罔闻。美国在会谈后的联合公报中表明，“美国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51年11月举行的六届联大上，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3月8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对两个敌对政府并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为此，从4月22日到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苏联对赖伊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赖伊访苏期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出访结束后，赖伊向各会员国发出公函，强调国际形势的严重性；而这一严重性“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改进是不可能的”，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这一问题。
但是，这种拖延的局面已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这年的12月，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英国首相艾德礼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向杜鲁门提出了忠告——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宣布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就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行拖入了朝鲜问题的争端。这时，联合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联合国难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其时，作为中立于东西两大阵营之外的印度为此进行了斡旋活动。
作为对美国主动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回答，毛泽东于1971年4月6日深夜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4月7日即得到尼克松的友好回应。这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不同制度、不同观念的各国一流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个“外交杰作”而喝彩、倾倒。4月10日上午，美国乒乓球队穿越深圳罗湖桥，正式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土地。
乳酸脱氢酶（LDH）同功酶，它是由两个不同的基因位点编码的H（Heart）亚基sc和M（Mule）亚基以不同比例组成的四体分子，形成五种同功酶，即LDH1（H4）、LDH2（H3M）、LDH3（H2M2）、LDH4（HM3）、LDH5（M4）。需氧组织如心肌、脑、舌肌、眼球肌主要存在H型LDH同功酶，催化乳酸转变成丙酮酸；乏氧组织如骨骼肌、肝、红细胞等主要存在M型LDH同功酶，催化丙酮酸还原成乳酸。
预制光缆敷设时应预留适当的余量，且需精确控制预留长度。若预留长度不够，则需退回厂家重新加工及发货，对工程工期造成延误；若预留长度过长，给柜内盘线困难，且影响舱内光缆敷设、整齐、美观。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预制光缆余长在工程实施时非常重要。
这年9月，五届联大召开，印度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向大会提出接受中国参加大会的提案。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并向大会提出两项决议草案：1.大会决议台湾国民党集团之代表并非代表中国，不得参加大会及大会各机关工作；2.大会决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大会及其机构之工作。为此，大会虽然成立了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七国特别委员会”，但它所作出的决议却规定，在未作出结论之前，仍允许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与其他国家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这项决议，不但使印度和苏联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意味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将再一次被拖延下去。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了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即指示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美国的策略其时是进可攻，退可守：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个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台湾国民党当局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对此，当时驻美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艾德礼：英国人不同情蒋介石，对所谓的福摩萨（即台湾）问题不感兴趣。美国应考虑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以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并同时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6月1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他不想在7月中旬以前对美国所持的态度作出决定。显然，尼克松担心这个问题会破坏北京之行的成果。
艾德礼：台湾终归要还给中国人的，这是美国应该正视的现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的话，最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一员，反而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因为在联合国内谈比在联合国外谈要好得多。这样，西方也可能少丢点面子。
杜鲁门：现在联合国有一个苏联已经让西方感到棘手，中共若进入麻烦将更多。况且，即使中共进入联合国，美中关系能否比现在更好？
艾德礼：即使美中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好，两张否决票（指苏、中）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从经济角度来说，老人帮子女带孙子，付出了时间和心血，却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儿女的“免费保姆”。虽然这种掺杂着血缘亲情的家务事，不能完全以有无金钱、金钱多少去衡量，但如果真有个别老人不愿意再继续充当“免费保姆”，而索要“带孙费”，我们理应对此多些宽容与理解。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01)时，应说明对比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别；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3.45,χ2=4.68,F=6.79等)，应尽可能给出具体P值(如P=0.0238)；当涉及到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
与此相反，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人民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8日的声明后，立即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决议。虽然苏联的努力迫使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了会议主席的地位，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月13日，上述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未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凡是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1971年4月16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游览长城留影（选自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在1951年至1960年的10年间，美国以时机不宜为理由，屡屡采取“拖延讨论”手法，阻挠联合国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从1961年起，美国改变手法，一面表示“赞成”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面又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权这样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的问题，作为需要2/3的赞成票才能通过的“重要问题”来对待，以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
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美国政府一些要员已经看到，美国在中国联大代表权问题上“最后失败的结局”将“日益明显”。美国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成员的发言暗示了方针上的重大改变。1970年10月25日，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说：“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他明确地说出了后来形成的“双重代表”提案的实质：“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纳北京”——这个制造“两个中国”的主意，最初源起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1970年6月19日向尼克松总统递交的一份备忘录。罗杰斯分析，美国在联合国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
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事先征得周恩来外长的同意后，分别致信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建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由苏、美、英、中等国通过在安理会内外的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斯大林对此表示极大的支持，而杜鲁门则断然拒绝，导致斡旋活动搁浅。
罗杰斯的担心很快就得到了证实。1970年11月25日，第二十五届联大出现的支持驱逐国民党的代表已达到51票，反对的已降到47票。这是自1950年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以来出现的第一次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它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顽固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尼克松自1970年底开始寻找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渠道，开展了被当时苏联所称的“笑脸外交”。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转折关头。
基于传统永春老醋的酿造工艺，黄祖新等[30]将液态深层发酵技术应用于永春老醋的生产酿造中，并确定永春老醋液态深层发酵的最佳工艺条件[31]。工艺流程如下：
4月27日，白宫得到周恩来总理对尼克松1月5日信札的答复。在这封写于4月21日的信中，周恩来重申：“如果中美两国的关系要从根本上恢复，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所有的军队。”为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政府愿意举行两国高级负责人的会谈。为此，可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7月9日至7月11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的特使第一次秘密出访中国，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双方发表的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对美国盟友心理天平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艾奇逊：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务是相当重要的，如把它交给敌人，美国的岛屿链条防线将会断掉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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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基辛格访华之前，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便制定了一个“双重代表权力案”，准备联合日本佐藤政府向第二十六届联大提议：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但是，不久，美国政府就已感觉到，这个提案的通过有难以克服的困难。最重要的一个现实就是：当时许多国家和美国一样，决心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会投票“驱逐台湾，接纳北京”。再说，这个方案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当局都坚决拒绝接受它。所以，要使这个方案获得多数赞成票就相当困难了。
《人民日报》1971年10月30日第1版情况
1971年8月5日，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时，把美国提出的那个“双重代表”的建议客气地放置一旁。他笑笑，简洁地说，这个建议是自相矛盾的。接着8月6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又用一种非常婉转的态度拒绝了美国的这个建议。他告诉《纽约日报》的记者，中国不会照这个方案接受它在联大的席位。他说：“我们可以在联合国外面再等一年，两年，或者不管多长时间”；中国并不急于重返这个不尊重她主权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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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意见，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一封信和一份备忘录，正式公开了美国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制造“两个中国”的主张。
对此，中国政府表示“绝对不能容忍”，于8月20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971年10月25日夜晚，从纽约市中心灯火通明的联合国总部会址，传出了一片欢呼声和鼓掌声。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即联大第2758号决议）挫败了美国提案，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由图2可知，感官评分与红茶浓度和浸泡温度具有明显的二次抛物线关系，随着浸泡温度和红茶浓度的增加，感官分值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当A因素(红茶浓度)和C因素(浸泡温度)向峰值方向移动时，C因素等高线密度明显变小。当C因素水平较低时，等高线密度较稀疏；当C因素水平达到35 ℃以上时，响应面变陡，等高线密度变密，表明C因素在高水平时对响应值的影响显著。当A因素水平较低时，响应面较陡，等高线密度较密，表明A因素在低水平时对感官分值影响显著。
下边的表格，记录了从1950年至1971年（除1964年没有讨论提案外）历年联大讨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情况：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全场一片欢腾
参考文献：
1.陈敦德：《胜利在1971：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吴妙发编著《乔冠华在联合国的日子》，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李连庆主编《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4.王俊彦：《大外交家周恩来》，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韩漳编《中南海外交珍闻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6.张贵洪等：《中国与联合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7.谢启美、王杏芳主编《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
9.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共和国外交风云》（共12集），2012年出品。
10.凤凰卫视（香港）纪录片《中国与联合国65年纪事》（共5集），2010年出品。
（下期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