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文艺理论走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能听到理论界两种绝然对立的声音：解构的呼吁和对于解构的忧虑。在我看来，无论是热情的解构，还是对解构怀有深深的困惑，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解构以后怎样？解构固然痛快，但解构了人类理性，否定了人本身的存在价值，即从根本上动摇了人这个活泼泼的生命存在赖以立足的根据之后，人类又该如何来营造自己的未来？如何进行新的重建？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与哲学的关系一向极为紧密。像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哲学流派的名称，也是一种文艺流派的名称。被当代文艺学视为三大论述课题的文艺的本质、人的本质特征、文艺的创造特性（张炯：《对文学新思潮的某些理论思考》，《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似乎都与当今哲学界颇为热闹的争论有联系。文艺特征讨论中的意识形态说，便包含了对意识形态的哲学诠释；文艺的人学特征的讨论包含了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创作过程中再现、表现的对立，包含了对人的反映及语言表达的哲学界定。因此，有识之士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当现代哲学解构了人类理性，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即对人的价值的传统诠释提出挑战之后，未来文艺学该向何处寻找新的建构座标？
我们知道，文学理论的将来，必定是它的过去、现在的逻辑发展，因此展望未来，还需回眸过去。
20世纪中国的文艺理论在“五四”时期才开始表现出自己的鲜明个性。概括地讲，便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一、反传统；二、新理论的建构。这两者共同伴随着借鉴外国文艺理论的浓厚兴趣。“五四”对以载道为核心的文学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载道”不仅明确地维护封建的政治文化统治，而且还明确否定人的存在价值。因此反对载道，不仅是否定这个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显示出悖谬的专制统治，而且也还包含了对人的个性存在的张扬。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共识的时候，载道如此严厉地束缚人们的思想，当然要引起理论新人的强烈的情绪反弹，并因此对包含博大精深内容的整个理论传统也作出简单化的反应，即完全割断了新的理论建构与传统的联系。反传统的理论情结有效地阻断了人们回眸历史的视线，即使一切企图向文艺理论的古典诠释汲取营养的努力在一个特殊的文化氛围中成了荒谬的复古。20至30年代革命文学的张扬和40年代新的文学理论的更为自觉的建构，虽然不再像“五四”那样能够轻易地听到情绪化的反传统的呐喊，但所有这些理论活动中隐隐地包含了对传统的否定是不言而喻的。建国初期更有一些公开全盘否定传统的论调出现。由于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的偏颇暴露得过于明显，它们刚一出现，便立即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但因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否定传统依然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于是，稍后便出现了颇带思辨色彩亦因此极易引起思想混乱的关于“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十分热闹的讨论。当庸俗社会学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人们思想的时候，人们在“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这样绝然对立的两极之间，不可能作出什么自由的选择。答案是唯一的。“文革”焚书便是对传统施行最彻底最极端的否定。反传统的理论取向在新时期才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正视历史，人们重又发现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巨大价值。
理论建构在对外关系方面则走过了开放、自我封闭、再开放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开放本身也是极有戏剧意味的，即从向西方借鉴到否定西方（向俄国学习），再到重又效法西方的S形道路。必须指出，中国文论向国外的学习是在外力的推动下，采取了一种急促的不断演进的方式实现的。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可说是绝少宁日。发生于多事之秋的中国文论向外部寻找重建坐标便显得过于仓促，少了一份约取慎择的从容。当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后盾，摧垮了中国知识分子夜郎自大的上国心态之后，思想界便弥漫起一股向西方学习的风气。西方先进的科技、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个性主义倾倒了在一场战争中将精神优势输得精光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初，西方文化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引起国人的强烈兴趣。他们热情地为此欢呼。“五四”时期，帝国主义列强表现出极强的瓜分中国、鱼肉中国人民的罪恶居心。张扬理性、张扬人道主义的西方人原来也崇尚强权。国内群情沸腾，愤然将学步西方，转向刚刚爆发革命的俄国。经过十月革命融汇贯通的马克思主义立即成了中国思想界用以对抗强权与国内封建统治的武器。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加速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同时，也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并进而动摇了封建制度赖以确立的封建的政治意识、文化意识和文学观念。知识者中的先进分子，终于从程朱理学、经史小学的所谓学问中挣脱出来，开始面向现实，并发出了社会改革的呼声。正是在文化语境转换的大背景下，文学话语也开始了它的不可逆转的变易进程。无论是倡言“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还是欲以文学革新国人精神的梁启超，这一变易进程的发起人的思想受西方文论影响的痕迹了然可见。他们反对模拟因袭，要求文学艺术面向现实，反映民生疾苦与人民的反抗斗争，发现并阐述了文学在人的改良与社会改良中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似乎表明，20世纪中国文论的最初建构，就显示了主体觉醒和鲜明的人文主义的启蒙立场，仿佛有意重演西方在18、19世纪曾经上演的那一幕。相对于漠视人的个性存在的传统文论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声音，这一声音一旦在中国文坛出现，就居于理论的强势。而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与这个新的文学取向是完全一致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文学的倡导及嗣后这一取向的高歌猛进，从其改良民生的终极目标看，应该说，同样是以人作为理论的最终诉求的。当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世界开始风行的时候，对外完全封闭的中国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殄灭人性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文革”后的文化氛围一变而为崇尚理性。寻根、反思文学的勃兴，又大大助长了文艺理论中的人道主义诉求。像周扬这样自30年代即开始了对人道主义进行批判的人也终于意识到人道主义对满足人类审美需要的文学所蕴含的意义与魅力，于是力图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来。然而当人性重又照拂这片经历过沉重灾难的土地，文艺理论重又确立了爱与美的地位的时候，通过开启的国门却传来了西方解构理性、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声音。对于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刚刚恢复了人学特性的文学来说，接受这样的先锋的理论是相当困难的。
下一世纪的文艺理论必然要负载着学术的建构，而学术的重建必须要对已有理论的缺陷作出反应，必须对当下那些否定传统、否定人的本体存在、否定理性的十分先锋的观点进行冷静的反思。
从总的方面看，在本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段中，反传统的声音是中国文论中的主调。其合理性我们已在前面作了初步的论析。必须看到，由于载道的基本主旨掩盖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所包含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儒家的载道能够分离出对世道人心的关怀，那么，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之后，似乎还应该作出一定的分析。此外，儒家文化固然在中国形成了一统天下的态势，但在儒家文化之外，依然有异质的文化取向存在。例如老庄的绝圣弃智和对人生自由的追求。将绝圣弃智与追求自由联系起来，这初看起来似乎是可笑的。然而老庄却通过无为、通过坐忘而达到了心智的欢愉。与老庄的哲学理想相关，他们的美学追求也是与自由相联系的。老庄等人不怕死，但却特别重视提升生命的质量。审美成了他们短暂人生中的一件快事，他们正是由此出发而向文艺提出了种种提高审美品位的要求的。
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也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准和美学品位。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文论还是非主流的其他各家文论都是如此。叶燮是以儒家正统文化的宣扬者自居的，他的文论中包含有相当多的儒家道统观念的糟粕。例如，他在对待古今发展的思辨中，坚持认为儒家的温柔敦厚之道不可有毫发之新。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这位政治上颇为落魄的古人，秉持的依旧是传统的价值标准。然而叶燮在《原诗》中以“对待”论诗，将诗歌的发展分为正与变两个互相转换的环节，认为“正有渐衰，变能启盛”。“正”是事物内部经由筛选、优化，趋向稳定的状态，正是相对的；“变”是事物内部矛盾激化，快速转化的状态，变是绝对的。他用正与变、盛与衰、因与创、沿与革等双双对立的范畴相当娴熟地描述了文学发展过程和内部机制，确有相当可取之处。非正统的文艺思想也以积极的创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宝藏。例如严羽，他以表征人的主体性的情、趣说诗，用意蕴表达的模糊性来对抗尚意而病于意理的诗学末路，表明他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点有相当精深的认识。严羽的文艺观点今天看来依然是很有意义的。纵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我认为它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和艺术辩证法的思想，且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语言和概念范畴对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现象作出了富有张力的涵盖，代表了古代文艺理论的最高成就。当惯于对事实作出精细思辨的西方文艺理论面对文艺这种复杂现象显得过分的呆板和笨拙的时候，东方的整体的略带模糊的把握却日益显示出他那极富弹性的优点。而20世纪在反传统中的理论建构，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学术参照，其在文化根基上的浅薄，明眼人是不难发见的。因此，我认为回眸传统，吸收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应当是下一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建构的新的生长点。时下，已有不少学者发出了学习传统的呼喊。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当传统重又引起我们的重视的时候，有些人打出了新儒学的旗帜，并特别提出要用儒学轻视人的个性存在的理论来与西方那种过分张扬个性的理论实现融合。这种观点实际是对后结构主义作出的一种消极的反应。如前所说，儒家文艺理论是有可以吸收的东西的，但是如果我们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等级秩序思想也继承下来，那么新时期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理性的回归和人的价值的回归，就会全部丧失。在我看来，这决不是什么思想的进步。
在对外开放方面，我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现实的见解中包含了敏锐的发现。但后现代主义弃绝人类文明传统的观点无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
后现代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学说，它是众多观点各异的思想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张扬的一种否定性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从纠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出了激进的否定现代性的结论。我们承认纠正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所导致的负面效应，确实是21世纪的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岂能用弃绝文明的方法来纠正文明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工业文明的主导精神本质上表现为理性启蒙精神，它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而确证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这种以工具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核心的现代主义文化精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持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巨大发展，人们发现，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并没有导致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和人的解放。自然生态恶化，人与自然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人际交往关系异化，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在对这一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把锋芒瞄准了理性与主体性，认为，正是现代主义的启蒙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才造成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因此，后现代主义便把解构的目标对准人类理性所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和人的主体性。例如，德里达认为，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固守一种逻辑中心主义，它设定世界存在一种深层的、供认识去追寻的终极价值和确定的真理，而解构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逻辑中心主义，放弃对深层的终极价值和真理的追求，并在解构他者的同时，也达到主体性的自我解构，从而将世界变成一块没有价值深度的平面。后现代貌似合理，却包含了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即他们否定一切的言论也必然包含了对这些言论本身的否定。这样一来，人们从后现代主义理论那里，又能得到什么确定的东西呢？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西方艺术中蔓延着反理性、反艺术、宗教化等取向，艺术不再拥有提升人类精神的魅力。它炫耀暴力，展示丑陋，这一审美的错位，带给人的只是一种精神伤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较迟，但进展迅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焦虑的文化失范。这是后现代在中国生长的客观基础。对外开放，也使后现代成了一种十分时髦的意识形态，被一些人极有兴味地把玩起来。于是世纪末的文坛，一下子变得热闹了起来。一方宣传人文精神的启蒙，一方宣传怀疑论。
我认为，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是必要的。但是，在进行这种批判时，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和基本目标。首先，用一种极端对付另一种极端，不仅不能制服错误的东西，相反，它必定会造成理论发展的周期性震荡。其次，简单的否定并没有在人类的认识发展中增加任何新东西。恩格斯曾经对那些习惯于对知识说“不”的人提出过相当恳切的忠告，他认为这是从科学逃向了幻想。这样做虽然十分省事，“却没有给我们的科学知识增添一个字”，“它是纯粹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恩格斯虽然始终对已有理论抱着清醒的批判态度，但他总是自觉地将消极的批判提升为科学见解的正面阐述，恩格斯将其称之为积极的批判。解构纵有合理性，但解构是为了新的建构。无建构目的的解构是无意义的。在这方面，现代人本主义思想家对现代世界的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倒给了我们不少启发。他们的批判有明确的目的，即试图真正确立人的自由和主体性。在我看来，这正是下一世纪文艺学对人的能力和理性过分自信的理论实施辩证扬弃的思想前提。
在我看来，理论家们要在下一世纪的文艺论坛上获得一席之地，是不能指望通过标新立异走上终南捷径的。逆潮流而动是制造轰动效应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目前整个文艺论坛的态势即如我们分析的，围绕文化传统、人的价值和理性的价值存在两种绝然对立的观点。我认为一种学说，当其演进至极端时，它的合理性和荒谬性都将暴露无遗。它不仅预备下了使自身崩坏的力量，而且它被后起的理论辩证的扬弃的条件也越加成熟。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契机在于机智的综合，包括古与今的综合、中与外的综合、不同价值取向的综合。人类思想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两种对立的观点发展到水火不相容，无路可走的时候，会忽然柳暗花明，出现理论重组的新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莱布尼茨的“独断论”和休谟的“怀疑论”造就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思想体系，康德正是通过对这两种对立观点的辩证综合，才实现了理论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