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走势变动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变动论文,走势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5－0079－05
许多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普遍恐慌CPI指数上涨。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我国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影响时应结合经济增长速度一起考察，并且要把价格调整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认识。打压物价、抑制通胀率很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例如，欧盟央行被赋予独立实施统一货币政策的全权，将通胀率标准规定为“接近但低于2％”，这种强制性趋同货币政策对增长有着抑制作用。[1]在经济稳增长的背景下，如何协调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速的关系是宏观经济的最重要命题之一，考验着各国宏观经济决策者。本文基于纵向历史和横向国别的经验资料，探讨不同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间的内在联系。
一、我国经济发展和通胀走势及与世界的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整体来看保持了高增长态势。1978—2005年间我国GDP增长了11.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6％。[2]2010年，我国赶超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虽有减缓，但在世界经济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成就仍然斐然。
考察中国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走势(表1)，可知中国整体上保持了高增长低物价局面。CPI/GDP体现了CPI指数对GDP指数的倍数，能够衡量一国的消费福利是实际上升了还是下降。从世界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长期走势(表1)来看，同期的美国、韩国、德国、英国、法国、印度、菲律宾和埃及的CPI/GDP值均大于1，而中国的仅为0.28。这表明中国GDP增速远高于CPI增速，实际收入水平增长速度远高于上述国家。即使在CPI/GDP值小于1的4个国家中，中国GDP增幅也远高于巴西和日本，仅低于新加坡。总体来说，中国的相对通胀水平并不高，实际消费福利呈上升态势。
中国已经习惯了几十年的高增长，但对于高通胀却意见纷纭。欧盟情况却与中国有较大差异。比如2005年，欧元区12国、欧盟原15国和欧盟25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别为1.3％、1.4％与1.5％，此增长速度，不及美国的一半，更远低于世界经济的平均值3.8％。许多学者认为，欧盟复苏滞后而且乏力与其不恰当的通胀政策相关。[3]可见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之间的逻辑
增加货币供应、调整物价、刺激需求、促进生产和解决就业等均是一国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整体发展。在许多情形下，只有以上经济变量本身发展了，整体的发展才可能实现。经济变量与整体发展之间互为因果，同时经济变量之间也是互为因果，往往在互动中发展。当然，这种关系也可能是单向的。发展、引起发展的因素和通货膨胀之间可能存在着以下几种关系。
(一)发展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
在短期有资源要素闲置时，发展可能不会带来通胀，凯恩斯定律即说明了这种关系。凯恩斯定律出台的背景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工人大批失业，资源大量闲置。此时社会总需求增加只会使闲置的资源得到利用，经济发展，而不会使资源的价格上升。[4]当社会需求变动时，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调整产量，而不是改变价格，因而短期中可能增加经济发展，而不会引致通货膨胀。
(二)发展在一定情形下往往不可避免带来通胀
在资源要素供给和生态环境面临瓶颈时，经济发展将带来通货膨胀。
1.发展依赖需求水平提升，需求可能拉动通货膨胀。需求是牵引发展的火车头，发展的动机往往在于满足需求，包括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质量需求最终也将表现为数量需求，是满足一定需求层次的数量需求。当需求增加，超过供给水平时，就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涨。
2.发展依赖供给水平提升，供给可能推动通货膨胀。发展的最直接体现是供给水平提升，供给水平提升是达成发展目标的关键要素。当供给增加，推动生产成本增加，尤其是工资水平提高时，也会引起一般价格水平上升。值得关注的是，构成价格的部分不仅包括生产成本，还包括非生产性费用，当这两者引起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升时，也属于供给型通货膨胀范畴。
3.发展依赖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可能带来结构型通货膨胀。发展往往是产业部门结构性升级的过程，体现为经济的结构性调整。[5][6][7]结构调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生产要素容易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从渐趋衰落的部门转移到迅速发展的部门，从非开放部门转移到开放部门，而前者要求在工资和价格问题上公平，结果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大幅上涨。[8]
(三)以通胀换发展
看到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如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带来经济震荡和社会压力，也应看到通货膨胀的积极效应，如产出效应。产出和收入增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许多经济学家认为，[9][10]温和或者爬行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对产出和就业有扩大效应。如果经济不景气，需求疲软，此时增加一定程度的需求尽管会提高要素成本，带来通货膨胀，给居民消费带来压力，但由此而提升的产品价格会高于工资和其他资源价格，从而增加企业利润。一个社会只有企业发展，经济才会发展。利润增加会刺激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就业，增进国民产出。通货膨胀的再分配负效应就会由更多就业和产出增加所获得的收益所抵消。这时可能局部社会群体利益受损，但整体社会经济却能获得发展，因而重点是做好通货膨胀时期受损人群的社会保障工作，而不至于因为局部利益受损而反通货膨胀。
(四)以发展容通胀
CPI和GDP是两个具有经济联动意义的指标，在分析其宏观经济影响时不宜单独考察，否则可能引出片面结论。假定某年一个经济仅消费一种商品，或者一揽子商品，其价格为100元/单位，该年的人均收入也为100元，这意味着每人的实际生活福利为1个单位某商品。老百姓关心物价，因为更低的物价意味着有可能更多的生活福利。比如价格降到50元/单位，该年的人均收入保持100元不变，每人的实际生活福利可以增加1个单位。但老百姓同时也关心收入，因为即使物价保持稳定，如果收入降低，其生活福利也会减少。比如价格仍为100元/单位，但该年的人均收入降为50元，则每人的实际生活福利要减半。可见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都是体现生活福利的重要指标，其波动对社会的影响极大，人们普遍对高物价恐慌，低收入不满。然而，高物价高增长即以发展容通胀有其道理。假定次年物价水平上涨100％，即代表性商品价格上涨为200元/单位，这可说得上是高通胀。同时次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0％，假定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则次年的人均收入为300元，这意味着每人的实际生活福利为1.5个单位某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害怕高物价完全没有必要。反之，因为害怕通胀而阻碍增长不可取。
(五)以发展抑通胀
西方经济在探讨价格调整机制理论时常用到以下方程：
。式中P为价格，y为产出或者收入，y*为潜在产出或者收入。这反映的是一种数量型增长模式。随着资源瓶颈的出现，数量型增长难以为继，故反映在上式中，就是在数量型增长过程中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但随着增长方式转型，更多强调质量增长。如果将质量看作产出，则是体现数量q和质量Q的产出，设现实产出y＝qQ，潜在产出y*＝q*Q*。人类的需求层次提高没有止境，但在人作为有限生物体以及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规模的前提下，人类的需求数量增加有一定限度。如饮食一日三餐，多了过剩，少了嫌不足。这正适应了满足人类需求的资源基础特性，资源的数量有限，但由资源组合或者转化而形成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却是无限。资源数量即为q*，体现资源层次性和多样性的质量即为Q*。一般理论探讨中多将y*看作一个既定的变量，但如果看作一个发展变量，则可得出抑制通货膨胀的新内涵。y*作为潜在产出，归根结底决定于资源基础能力。y*值越高，通货膨胀出现的几率越低。从以上分析可知，决定y*值的q*和Q*两因素中，q*易遭遇资源瓶颈和环境硬约束，而Q*的发展却具有无限的延展性。不仅关注资源和环境发展，也关注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这两类发展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有着重要意义。
三、我国改革开放前期的快速发展为何没有带来高通胀
在西方经济学中，通胀和失业之间是一种替换关系。即要么以高通胀换低失业，要么以低通胀换高失业。高就业率往往代表经济繁荣和发展快速，高失业率往往代表经济低迷，发展缓慢。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低通胀、高就业的增长逻辑看起来与此相悖。其实，只要探究我国改革开放前期的历史背景和市场基础，这个问题不难解释。西方通货膨胀经典理论是建立在战后繁荣基础之上，其理论前提与上世纪后期的中国现实不符。中国的增长不是对经典理论的违背，而是对自己客观发展环境的适应。正如上述分析，发展不一定带来通货膨胀。中国改革开放前期快速发展是计划经济时代积累起来的，压抑已久的资源要素能力释放的结果。此外，低通货膨胀还得益于计划体制对市场的控制，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还处于建设过程之中，行政干预较多，市场价格传导机制发挥作用有限，因而通货膨胀爆发的余地不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期三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在我国都不严重。
第一，收入水平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更多满足的是一般消费需求，或者说整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前期的高速发展没有依赖过热需求，因而发展没有带来明显的需求型通货膨胀。中国拥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农民工工资增长水平却远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2003—2008年为例，在不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情况下，我国GDP的增长率达121％，而农民工工资增幅仅为48％。[11]
第二，生产要素被压抑，发展没有带来供给推动型通货膨胀。我国矿产资源使用费过低，矿产资源补偿费(相当于国外的权利金)平均费率为1.18％，而国外权利金费率一般为2％—8％。类似于国外红利的资源税，原油为每吨8—30元，天然气每千立方米2—15元，煤炭为每吨0.3—5元，不到产品售价的1％。这种廉价甚至无偿取得资源开采权的方式，使矿产资源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取得矿业权应支付的费用。[12]
第三，价格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也曾带来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但由于价格市场化水平较低，通货膨胀压力没有被释放。当然应看到，通货膨胀压力释放是市场的自然反应，通货膨胀被压抑背后往往是扭曲的资源配置和不协调的经济结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是与价格调整不到位以及过多强调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通过统购统销，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供给价格来实现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目标。低廉的农副产品一直是稳定物价的重要因素，但这也导致了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农业生产效率低。
综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前期经济高速发展而没有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是不需要通货膨胀。随着对外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贸发展拉动，不需要更多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二是不会通货膨胀。生产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得益于压抑已久生产能力的空前释放。三是不能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民生资金调配较少，大部分人的工资水平都较低，收入水平远低于发展水平，再加上社会保障能力有待增强，整个社会难以承受高通胀。
四、对当前经济发展和通胀走势的认识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体上呈现低通胀高增长，但局部年份的菲利普斯曲线却出现波折，而且逆转趋势越来越明显。自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胀，已发生了三次局部性转变：2003—2005年是高增长、低通胀，平均的经济增长率是11％，CPI年均上涨率为2.1％，这是第一阶段；2007年经济增长率为11.9％，通胀率上升到4.8％，开始转入高增长、高通胀，这是第二阶段；2008年初以来，通胀率最高达8.7％，经济增长率则呈现走低，显露出低增长、高通胀的趋势，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13]从2006—2010年增长与通胀的运行轨迹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的曲线，而通胀率是一条从低到高的曲线，由此可预示我国高增长与低通胀格局即将过去，但低通胀低增长的格局又难以出现，原因有两个。
首先，中国不能过低增长，要保持高增长。这是因为：(1)中国经济总量虽大，但人均仍低，高增长完全必要。(2)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增长来解决。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而且是基于技术型产业发展的增长，技术型产业在中国发展的总量还远远不够。(3)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需要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有继续发展的必要，为避免大规模跨省转移带来的迁移成本、运输压力和社会冲击，应鼓励这些产业往中西部发展，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4)落后农村建设问题、城市化问题等都需要依靠高增长来解决。
其次，低物价的基础条件已不复存在。中国长期低物价水平的基础条件可概括为要素供给充分、农产品低价、环境容纳能力尚在可负载范围之内。但目前这些条件都已经发生根本性逆转，我国进一步发展不可避免会引起通货膨胀。(1)继续发展需要提振内需，需求型通货膨胀难以避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偏低。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2009年，经济增速比城乡居民收入分别高出2.6和2.7个百分点。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速直接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14](2)继续发展需要解决资源要素和环境瓶颈，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供给型通货膨胀可能出现。我国已迈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但与此同时城市缺水与水源污染并存，目前急需改变这种环境消耗不计成本的态势。(3)调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未来发展重点，结构型通货膨胀有释放的必要性。以工资结构调整为例，农民工工资非公平现象突出，与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严重不符。[15][16](4)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全球深度融合，输入型通胀在所难免。输入型通胀主要表现在PPI指数的上升，2003年我国PPI指数为3％，2008年4月已上升到8.1％。
综上所述，我国允许出现一定通胀的原因可归结为三点：一是一定的通货膨胀难以避免，随着资源要素瓶颈出现，原材料价格必然上涨。二是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其必要性，随着GDP增长放缓，扩大内需需要刺激性的需求政策。三是一定的通货膨胀可行，随着收入水平提升，民生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能力增强，整个社会抗击经济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
五、结语
正确处理发展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一个不断发展的中国无论是对自身，还是对整个世界都非常必要。中国GDP不到世界的4％，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0％以上；对外贸易不到世界的6％，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达到12％左右。[17]中国发展已被看作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希望。在一个需要发展的时代，中国遇到的问题可能不是会不会发生通胀，或要不要通胀，而是如何以通胀换发展，以发展容纳通胀，以发展抑制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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