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遇难航程中的自我赎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航程论文,自我论文,徐小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之一是才情和学养的结合，这在一些年轻的写作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鲜明。她们大都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素养却不限于专业的范围，在广泛的知识背景的支持下，她们那充沛的才情表现得更具特色，徐小斌可说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个。令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徐小斌来说，学养的意义并不仅是为她的作品增添了知识的色彩与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化了她的经验，启迪了“女性”的意味，在无形中，成为她看待世界的一种眼光，抑或一种刺破女性生存本质的武器。
如果我们对构成徐小斌作品的元素进行分析，那么不难看到，神秘性——对生存世界、尤其是女性生存的莫可名状的幽秘和迷幻的探索可说是她创作的一个核心。恰如她所说，“很小的时候，神秘和魔幻便浸透了我想象的空间：走进水果店我会想起夏娃的苹果，想起那株挂满了苹果的智慧之树，想起首先偷吃苹果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徐小斌十分欣赏威尔伯的这首诗：“宇宙的竖琴弹出牛顿数字，无法理解的回旋星体把我们搞昏，由于我们欲望的想象的湖水，塞壬的歌声才使我们头昏”，在徐小斌的创作中，对于缪斯的迷恋和对这一神秘智性的晕眩正是互为交织的。
然而，在神秘的晕眩背后，却是悲哀，是对于整个人性、人生、女性生存处境的悲哀，这是我们从徐小斌的作品中读到的，也是她一切创作的出发点。
高保真时代的女性生存困境
如果说对于现代文明的矛盾态度在当代的小说创作中正是一个有用的“酵素”，给现实的描写频添一点虚无和委婉，那么在徐小斌的笔下则是一种出自女性切肤的疼痛和感受。不知是否由于她所受到的金融专业训练的缘故，徐小斌显而易见地比其他女作家更敏感于现代文明的“物性”对于人、尤其是女性的压抑。对于徐小斌来说，萦绕于心的最为深刻的隐痛或许就是现代技术之下自然本真的丧失了，她象一个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那样哀叹道“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意味着自然界‘报酬递减’规律的实现，人终于背弃了自然也被自然所离弃，人们再也听不懂自然界那些神秘的对话了，只有极少数被人们称为特异功能的人还保留着一些自然人的习性”——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徐小斌常常比别人更热衷于在作品中书写神秘、营造扑朔迷离的气氛的原因吧。但如果说这还不过是一种泛泛而谈，那么以下的感触却连带起女性的现实生存，“在当代，在这个充满着对于商业主义神话迷恋的时代，一切都可以复制出来，复制品达到的高保真令人难以想象，复制品可以比真品更象真的……一切都可以‘做’出来，包括爱”，这是徐小斌对现代社会的描述，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当代女性的现实处境和本质之一，而可以作为徐小斌的论述的一个佐证的便是当代生活中大众传播式的女性形象的大量出现。
曾几何时，女性在当代生活中充当了未可或缺的角色。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她们同时也是他人目光凝视的奇观（spentacle）。这些旋转的、跃动的、生命勃发的、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客观上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主体，更无宁是一种对象，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没有所指的（并不指向自身）的能指。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之所以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在于它根本上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根据本雅明的说法，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原本”的消失，转喻到女性，便是“真实女性”的篡改和失落——即或有不为他人控制的真正属于女性自身意愿、欲望表达的瞬间，那“真实的愿望”亦在为机械复制“再现”的那一刻而“当时已惘然”了。在真实的、可感可触的、“自由意志”的现实女性和五光十色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女性形象之间，必然横亘着现代技术诸多的“中介”或“间离”。
诚然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只是高保真时代女性生存的一种极端，但无可否认的，它同时也是一个象喻，它像空气一样渗入到人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徐小斌的敏感之处即在于她以出色的才情写出了这一本质的各种形态。《密钥的故事》可说一个关于高保真的最好诠释：一个男人多年以来一直向往童年所梦的女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到了一本书，书中藏着寻找宝藏的密钥，就是在他寻找宝藏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幅珍奇的岩画，画的恰恰是他不能释怀的女人，然而他被告知那根本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黑人王子，而真正让他幻灭的是，这个关于神奇的密钥的故事竟是一个三流作家所为。于是男人在寻求宝藏中所做出的全部努力，及其心灵的探险和寻宝的智慧，全都化为一场无聊游戏中的无用劳动。事实说明，在一个高保真的时代，一个三流作家的智力足以为一个孤独者设置一个陷阱。
如果说《密钥的故事》尚是一种象喻，那么《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则更为具体地写出了“陷阱”的日常性，它无所不在，似乎就是我们存活的方式或途径。这部写于八十年代的作品同时也是徐小斌最早表达女性生存“遇难”题旨的作品。其时人们正全力地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而徐小斌则已在关注物／现代文明对于人的新的迫力和异化的一面，其意识的敏锐和超前由此可见一斑。换而言之，徐小斌在创作之初，即已关注到了女性“自由天性”和现代社会规则化的关系。表面看来，“毁”了景焕的是“贪污”——对物的贪婪，她由于贪污而被开除并从此发生精神障碍，实际上，谁会想到，这正是她借以逃避“工蚁”命运的手段。真正毁了她的不是主观对物的“要求”，而是内在于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物”性：“我知道它能毁了我。实际上它也把我彻底摧垮了……我知道我已经发了疯，我想摆脱，哪怕摆脱一小会儿”，“那些数字，数字……，我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全是数字，我受不了，它还常跟我作对，总是对不上，别人都下班了，我还要一遍一遍数那些小纸片，一遍一遍地查帐……”，或许，对于像景焕这样自然“天赋”的人来说，确也再没有比那些“印着咒语的小纸片”更使她感到压抑和可怕的了。这个被数字折腾“疯”了的女孩却有着惊人艺术天份，她对美丽的事物情有独钟，对音乐、插花有着特殊的想象力……这样一个冰雪聪明的女孩却只能以“疾患”来躲避她“工蚁”的命运，这与其说表现了她的脆弱，更不如说表现了徐小斌的“绝望”。有意味的是，事实上当作品揭示出景焕内心的秘密时，她也再一次成为现代技术／移情疗法的试验品和牺牲品，“治疗”在她心头唤起的一点温情终究熄灭在“技术”的安排之下。这不知是徐小斌的疏忽还是有意为之的反讽，但或许没有比这更说明高保真时代的女性命运了。
如果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尚在“移情”中理出一片清晰的思路，指涉出一个明确的压抑物，那么，《迷幻花园》的寓意性则更强，女性的现实生存被表现得更为扑朔迷离。故事没有明晰的情节，然而它那洒落于交叉小路上“椭圆形鹅卵石一般的灵光”已脱离陈年故事的轨迹而进入某种隐喻。作品中的两个女人，芬和怡分别代表了两种性格的女性和状态和心理，而一场天于青春、生命和灵魂的纸牌游戏则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今日女性的生存困境：“怡随意把一张抛出，一看，是灵魂，这回两人都笑了”。确实，当人类的智慧、现代技术到了似乎已足够以假乱真而欲望远远超过于生命的需求时，对于灵魂的拷问确乎已成了多余的事。芬就在这样的气氛里开始了她作为女人的命运。芬曾打算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而当她在现代化的教堂里“惊异地发现主教的冠冕里藏着一头嬉皮士式的长发”时，便立即改变了主意。而她的回到世俗的婚礼也未见得有多少高明之处：“有人把一种莫名其妙的闪光物质向他们满头满脸地抛洒过去。芬勉强地把唇边的肌肉扯成一个微笑。她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如云的鬓发上沾了俗不可耐的亮片”。令我们注意的是，处于物的压抑下的不仅是女性，芬和怡曾为之争夺的男性金事实上也早以为现实的物质性所压抑和抽空，甚至就在洞房花烛时，“他忽然发现自己在做爱时已无法投入。他刚一说话便有一种滑稽的戏剧感。他感到为生存复制的假面戴在脸上已深深嵌在皮肉无法摘掉。他仅仅是在做一种重复的肉体运动，而灵魂却悬浮在空中”。怡似乎是唯一出离于这一压抑之下的，她的飘渺和神秘让人都似有“脱俗”的感觉，以至当芬和金的关系日益变质时，她便踏上那条当初属于她和怡两个人的小路去寻找怡，一瞬间，“她甚至怀疑是不是她的心灵感动了上天，因而上天派使者幻化成怡为她指路”。而事实上怡不但早就拒绝了“灵魂”，而且一旦原本“对形而上之美充满蔑视”的怡成为电视剧的女主角继而成为大明星后，便失去了原本可能具有的生动和真实。当芬在十年后再见到怡时，怡正在弹钢琴，“芬倚在门框上细细听着那乐声，后来她觉得有点不对劲。她觉得那音符在那双惨白的手下变成了一个个数字。是的，很精确。再没有比她掌握音准更精确的了。但是没有感情没有悬念没有底蕴没有美感总之没有人类一切形而上之美。这乐曲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机器人弹的”。芬专心地注视怡，“怡的双手果然如机器零件一般分解着动作，每个指关节都可以拆开重装。怡的面部更是比机器更为寒冷”，当恰终于弹完一首曲子抬起头来的时候，“芬发现她好像带着一张蜡制的假面。她全身的肌肉线条都死掉了。”无论现实的芬还是脱俗的怡事实上都未能逃脱物化的命运。
或许最能现实地体现这种生的“绝望”的还当数《双鱼星座——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古老故事》中的卜零。作品中卜零被安排为一个影视编剧人是颇富意味的，这突出了作为自然本真的人和现代社会网络中人的对抗和矛盾。作为一个社会欲望的表达者、消费社会中重要的一环——现代影视编剧人，他需要对大众欲望的深刻洞悉和与流行观念的深度锲合，而卜零这个优雅又漫不经心的影视编剧人却只会写“春天，踏着湿漉漉的脚步走来了”，或这样形容男主人公：“他的外衣或灵魂都是灰色的，像一条灰色河里的水分子”，因此，不仅老板不看好她，就是在当年曾花了些力气才追到她的丈夫的眼里，这些黑字的神秘性也已经荡然无存。卜零作为一个在现实中分别受到金钱（丈夫）、权力、包括话语权（上司）和情欲（情人石）三方面挤压的女人，她和三个男人间的隔膜和对立莫不表现了现代女性与社会结构的游离性质。卜零与现代生活的格格不入使她把自己置于了一个十分孤独的地位，如同每一个本质上“内囿”的女人一样，卜零逃避或对抗这种孤独的方式是回归家庭，然而家却早已不是女人的避风港。如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有不少女作家探索过女性和家的关系，而无论是张辛欣的并不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家还是张洁“方舟”式的家，都不如徐小斌笔下的家来得荒漠。如果说在《迷幻花园》中，金和芬的家尚有一份“独守空房”中的“酬劳”的联系，那么《双鱼星座》中甚至这样的维系也已经芨芨可危，自韦做了总经理之后，已经不再承担传统家庭中丈夫的职责，而只要生意上需要便“随时可以将老婆典出去”。
徐小斌的女性就这样处在了“唯物”的“高保真”时代。女性不知什么时候起（或许就在那个技术愈益发达的时刻？）已经再一次失落，一方面一切都可以复制到栩栩如生的地步，一方面真实却已于不知中丧失，就像《末日的阳光》中那令人心动的、少女了然曾为之付出了情思的男孩，或许存在过或许并非存在过……而荒漠无爱的家亦在现实的重压下杜绝了女性最后一道传统的退避之路，——那么，“遇难”中的女性们还能怎样生存呢？
“飞翔”的赎救之路
如同每一个溺水者都将本能地呼救一样，寻找遇难航程中的救赎是徐小斌和她的人物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是，徐小斌的人物更具有自我赎救的倾向，事实上也是，徐小斌在讲述出女性的生存的困境的同时往往也指涉出一种“赎救”，一如《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景焕的沉溺和逃脱，说到底也不外是一种自我的“赎救”。而“飞翔”，则可说是徐小斌和她的人物对“赎救”的最富诗意的表达和想象，景焕就曾这样说到：“就说‘飞翔’吧，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从古老的神话，伊卡洛斯的飞翔，经过高原岩画，中世纪巫士的扫帚和达芬奇设计的翅膀，一直到菲利斯、佛格的世界，科学和富有诗意的梦想难道有一时一刻是分离开来的吗？”确实，对于深受高保真影响的人们、尤其是女性来说，唯有出离于现实的“诗意的梦想”（飞翔）才能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涉渡到获救的彼岸，这几乎是她们唯一可能的道路——不难想象，除了飞翔的“梦想”之外，还有什么能把他们从高保真的严密、刻板中拉开呢？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徐小斌的笔下，在她的《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中，一曲名为《弧光》的钢琴曲中会幻化出蝴蝶般的少女，而《黑瀑》中执意寻求的老者在寻到了美的极致时，迎面会有纷纷彩蝶飞来的原因吧。
事实上，在徐小斌的意识中，“飞翔”和“诗意的梦想”并不只有狭义的含义，而代表了一切对于束缚的冲绝和超拔。我们看到，未被现代文明彻底笼罩的“化外之境”，如遥远的佤族山寨，中缅边境的孟定小镇，异域的风光和人情，等等，是徐小斌首先找到的“飞翔”的赎救之路。《缅甸玉》中“我”在边境佤寨的玉石市场上一直受到不能自己的诱惑，而接受诱惑也即接受“神秘”的挑战，接受自然灵性的启迪。对于“我”这位偶然来边地参加笔会的京城女作家来说，一路颠簸收获的当然不仅是滇道难、“难于下地狱”的感受，也不仅是关于玉石的知识，而毋宁是一种“脱胎换骨”的经受。《双鱼星座》中，卜零只身来到了遥远的佤族山寨。看着那些古铜色或深褐色的皮肤和黄黄绿绿的树叶纠缠一起在阳光下闪耀，“卜零突然觉得他们就是自己遥远的族人”，在她的潜意识里，似乎只有这些尚没有为平庸的现实和物质文明磨灭了灵气和浪漫情怀的“异族”，才能荡涤她胸中的郁闷。日后，当她在现实中陷入更大的困境，心事浩茫中，再一次登上了去佤寨的列车：“她想上次的确是太匆忙了，那夕阳下的有着美丽岩画的佤山，那神话般的小作坊，那六个鲜花一样的少女，那个黑衣女人，那寨子里敲响的木鼓，那些篝火和舞蹈，甚至那只流出紫葡萄一般浓艳的鲜血的牛……这一切都成为一个佤族老人的背景”（那老人把一枚戒指放在她的手心里，说孩子你戴着吧，魔巴摸过的玉石会保佑你的），亦毋宁是一种“赎救”的象征。如所周知，现代文明和古朴边风的对立与取舍在近年的小说中并非绝无仅有，然而像徐小斌这样表现出强烈的认同并将它作为一条神秘而有效的赎救之路的，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带有个人印记的“创造”。
如果说卜零的赎救希望尚凝结在“一个佤族老人的背景”上，那么《缅甸玉》中的阿韵则本身就是一个“飞翔”的象征，一种对高保真的解构和反抗。她飘然的身影和不见首尾的神秘感寓意的正是一种反“复制”反“物化”的意味。她可说是徐小斌笔下最有女性灵气和气度的形象，她不若景焕的脆弱，也不似卜零的落寞，一方面她存身于真实的现实世界，一方面拥有非常人所有的能力，作品中虽然她几次向我们走来，却始终也没有放弃她神秘的面纱，而唯其如此，她才可能摆脱现实的制约，而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
徐小斌为笔下人物指涉的另一条飞翔的赎救之路是对自然爱欲的倚重和发现。这最早地表现在《双鱼星座》中。一如星座象征的命运所“注定”的，卜零“一生都幻想一件事，那就是爱与被爱——爱情，是她生命的唯一动力”。卜零属于那样一种女人，她没有一切女性的伪饰和假相，可以不为现实的利益所动，却会为了“理想”的爱而舍弃一切，尤其是现在，当她为岁月所遗忘、为变了质的家和外部世界的压抑所窒息，她尤其需要一份真实的爱来打破生活的沉闷，拯救生命于无声息的枯萎。不知多久了，卜零常常“在镜子里端详自己的面容。镜里呈现的淑女般的面孔往往会使她产生莫名其妙的联想。卜零看到淑女的背后有一座空漠的房子。那房子里通常有一种幽冥般的寂静。一个走来走去的女人面对一面形状古怪的大镜子，慢慢脱下自己的衣服。光鲜的外衣里面，是肮脏的胸罩和内裤。那些内衣的层层花边都染上了别的颜色。或者说，是被岁月腐蚀得面目皆非。那一双大乳房在反光镜里寂寞地眺望。卜零忍不住泪水涔涔”，这成为卜零生命落寞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写照。而现在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吸引了她的注意：“这年轻司机的面容几乎是完美的。前额光洁明亮，鼻梁修长挺直……卜零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人”。令我们注意的是，这个让卜零为之动心的男人不仅年轻漂亮，同时也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他所流露出来的高贵是与他的“身份不相符”的。这似乎正表露了徐小斌的“理想的设计”：年轻而单纯的（或没有什么身份的负担）的男性是徐小斌的女性所可能欲望的人物。
无独有偶，《敦煌遗梦》中也有同样的结构。《敦煌遗梦》是徐小斌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长篇创作，作品最好地体现了徐小斌题材的象征性、描写的异域性和感受的神秘性的写作特点。它将女性的处境和异域的风情以及宗教的神秘奇异地交织一起，表现出徐小斌充沛的才情和多方面综合生活的能力。作品表层讲述了一个典型浪漫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肖星星和男主人公张恕在神秘的敦煌邂逅相遇，相近的思想意识和人生经历使他们很快地由相知而相爱了。然而，这种爱的格局随即为一种新的关系所打破。两个更年轻的男女无晔、玉儿的出现，使“同命相爱”的关系遭到质疑和瓦解。不仅张恕在玉儿身上寻回了青春和生命，肖星星也在无晔的身上重温了女性的纯情之梦，并有意无意地实施了一次成熟女性对于年轻男子的诱惑和占有。这里也是一个年轻的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历史”的“单纯”男性，他成功地成为女主人公“爱”的对象。这些曾经挫折的、日益视家为生命的抑制的女性，似乎只有在一个年轻单纯的男性面前才能唤起自然的爱的欲望：优雅柔弱的卜零，却能够为了石、那个年轻司机的一声嘱托而不畏艰险去买香水，而肖星星和有着共同人生经历的张恕的爱更居然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所替代……。
如果我们不是过于健忘，那么就不难发现，这和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中的崇拜成熟男性以及呼唤“男子汉”的寻求已经相隔了何等的距离。这与其说是卜零、肖星星们的“癖好”，不如说是她们的有意选择。不难看到，如果说深厚的历史、坚强的品格以及丰富的经验、成熟的形象是钟雨们的所求，那么，对于肖星星、卜零这些深受世俗生活、高保真和沉重的男性历史压抑的女性来说，她们要摆脱的就是成熟，就是历史，就是那无可避免地渗入了陈规陋习的经验，而没有历史的重负、世俗的经验的自然存在的生命才是卜零们寄予厚望和甘愿接近的。相比于代表金钱的韦和代表权力的上司，年轻司机石给予卜零的感觉是多么的“清”和“轻”：“……卜零扑哧笑出来。石这种大孩子式的腼腆让人心醉。每到这时候他的一双大眼睛也涨得绯红”，“卜零再次握着这只手的同时她觉得事情要糟了。那种东西忽然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动出来。因为涌得太急太快她感到头晕目眩。那只绝对沧桑粗糙的手充满了性感。他近在咫尺，每一次呼吸都使她心旌摇荡……而在韦面前，她甚至毫无羞怯感。”这里，优雅的、精神化的卜零似乎立时走向了肉体，《敦煌遗梦》中，肖星星也以肉体的快感对历史和精神进行了一次不合作的“背叛”，事实上这也正是精神“背叛”者和嘲弄者们常取的姿态，它同时也可说是一种自然的女性人本主义的选择。如同神秘古朴、未被现代文明全然笼罩的边寨异域是徐小斌首先指认的“赎救之路”，女性的自然爱欲、摆脱了流行意识和历史束缚的自然生命的发现和觉醒也同样是、或某种意义上是更坚实、更切近的自我的“赎救”。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女性主义“女人是性感的，她是性感的混合体：空中的游泳者。在飞行中，她不固守自我，她可以消散，巨大惊人……她有能力成为其他人”，“我们将不再压制像生命的欲望这样自然质朴的事”的主张。《敦煌遗梦》中并描写了佛教中密宗的灌顶、双身修密等宗教仪式，其在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因”也即在于在徐小斌的理解中，它某种程度上和自然生命的爱欲是相通的。按照徐小斌的描述，宗教修持所指向的理想境界，就是生命达到最寂静、最原初、身轻若燕的时刻，而女性自然爱欲的实现也无疑是摆脱了高保真时代的一切刻板、束缚、压抑、僵硬而使生命臻达轻而无羁绊的时刻。这里徐小斌对女性的自然爱欲进行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改写，不仅是发露了那种真切的生命体验，结束了女性书写中的纯精神描写的历史，结束了“女性是人不是性”的无性时代，结束了女性“被看”和被动的过往，更为主要的是，她将女性的自然生命、爱欲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一种自我赎救的源泉和途径、生命的哲学和存在本质。
尽管如此，却或许依然再没有比徐小斌更关注遇难航程中女性的自我赎救了，无论是向异域、异族的寻找，还是向自然爱欲的探问，都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殚思竭虑”的思考，一种“可能”的想象，因为已经没有任一他人能够拯救女性了，即便是万能而“仁慈”的上帝。而女人却依然必须生存、必须“存在”，这时，叙事似乎就是女性唯一所能的了。因此“赎救”之路虽然飘渺、虽然艰难，而徐小斌的叙事却是快乐而灵巧的，她以女性的机敏，将最玄虚的思想和流畅明快的故事营造联系在一起，将获救和女性特殊的爱欲（乌托邦幻想）联系在一起，将“飞翔”和语辞的游戏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样的关联中，写作／叙事本身成了一种“飞翔”，一种关于神话、关于迷宫、关于玄奥的女性经验的排列和讲述……，徐小斌以其特殊的生动和才情展示了当今时代所能提供和允许的女性的想象力。
注释：
① ② ③《遇难航程中的飨宴》，《新民晚报》95年12月29日。
④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