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2009)综述与范文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案例论文,作用论文,理论论文,中国企业管理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理论在案例研究的方方面面起重大作用。例如，选择案例研究方法的首要依据是研究问题(Yin，2003)，但案例研究方法确定下来后，理论在案例设计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构建还是检验理论。完整的研究设计必须包含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为研究提供一个足够清晰的蓝图。这样的研究设计才能够决定搜集什么数据和采用怎样的数据分析策略。现场数据搜集是否切题更是取决于理论，或说对于研究对象的深层理解。因此，数据搜集前的理论构建工作是必不可少的(Yin,2003)。此外，案例研究的结果也需要与已有理论进行对比来普遍化(generalize)。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是案例研究的起点和终点。
Merton(1968)将理论定义为“在逻辑上相互联系并在实证上能够获得具有一致性的若干命题”。类似地，Bacharach(1989)指出可以将一个理论看作“一个构念或者变量系统，通过命题将构念相互联系起来，而通过假设将变量联系起来”。需要明确的是，理论有抽象和操作两个层面。抽象层面的理论由构念和命题构成，而操作层面的理论则由变量和假设构成。案例研究中的理论通常表现为构念和命题(陈晓萍等，2008)。此外，本文所指的理论是Merton(1968)称之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ies)。相对于宏大理论(例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细微理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常识)，中层理论介于两者之间，它在全面性和抽象程度上都是中等的，其目的在于解释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现象背后的法则(陈晓萍等,2008)。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建立理论或者发展已有的理论。
理论构建型案例研究往往是“最有趣”的研究(Bartunek et al.,2006)，因此受到高水平国际期刊的重视(Lee,2001；Gephart,2004)。我们期望通过案例研究发掘和理解与中国有关的重要现象，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以此影响我们生活中的世界(Tsui,2006)。然而，尽管“理论”在案例论坛中被反复提及，但其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
本文的目的在于针对案例论坛普遍存在的弱点，重点探讨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以下，本文将首先对本届案例论坛做个简要综述。然后，以若干范文为案例，借鉴案例分析方法，归纳出优秀案例研究中理论作用的共性。最后，通过范文与案例论坛的对比给出进一步提高案例研究质量的一些建议。
二、案例论坛概况
国内案例研究近年来发展迅速，标志之一就是已成功举办五届的“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论坛”以下简为“案例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管理世界》杂志主办的“案例论坛(2009)”于2009年11月14～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在两天的论坛期间，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启发，案例研究兴趣高涨。现在是静下心来，回顾已取得的成果和展望未来发展的时候。
大会发言。本届论坛有幸邀请到美国管理学会会长、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创会会长、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里商学院摩托罗拉国际管理讲座教授徐淑英(Anne S.Tsui)、台湾大学心理学系郑伯埙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院藤本隆宏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潘善琳博士。他们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有诸多可供启发之处。
徐淑英教授的主题报告题为“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为什么情境很重要？”徐教授指出中国的管理研究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在过去的25年，套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框架在中国进行演绎性的研究主导了中国的管理研究领域，这种方法的主要成果是验证了已有理论或者对其情境性边界进行了延伸研究，可以满足顶级期刊的编委和评审人所期望的严谨性，并被发表于顶级期刊。但这样的研究往往对现有的理论发展只提供有限的贡献。因为西方的理论框架有其自身的情境，与理论发展当时西方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因此套用西方理论框架的方法“可能限制对中国情境以及与中国有关的重要现象的发掘和理解”。
徐教授认为关注情境对于中国管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巨大的社会实验，它为管理与组织动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情境。同时，她还进一步详细阐述了情境因素对于理论发展规律和研究方法的影响，指出3种情境对理论的指导作用。例如，情境可以改变构念的含义以及构念之间的关系等。最后，徐教授强调，案例研究就是一种情境下的探索，从美国早期的研究历史看，好的研究理论都是基于案例开发的。她提倡大家应用案例研究发展更多“管理的中国理论”。
如果说徐教授是高瞻远瞩地指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案例研究的重要性，那么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潘善琳博士的报告为大家进行亚洲案例研究提供了操作层面的指导。首先，在“集成欧美思想进行亚洲案例研究”专题演讲中，潘博士说明了欧美案例研究思想的差异。例如，欧式案例研究思想倾向于阐释主义，认为研究应该主观化，重点强调创造力和原创性以及在一个明确的前后关联环境下，“深度描述”和理解现象。而美式案例研究思想倾向于实证主义，认为研究应该是客观现实，脱离偏见的，重点强调在之前的知识理论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一个累积的惯例和理论，及特别强调结构化、严谨性等，而较少重视前后关联的环境。在讨论两种风格之后，潘博士介绍了一种集欧美优点于一体的实用方法—SPS(structured pragmatic situational结构化、实效化和情景化)。该方法的特点是既在一个理论基础上进行创新，又应用充足的前后关联的证据得出明确的结论，在结构化的研究方式下注重实用性，寻求扩展现有理论。
接着，“在顶级期刊发表亚洲案例研究”专题报告中，潘博士基于其及团队十多年来亚洲案例研究的实践经验，详细介绍了他提出的SPS的研究范式，分为8个步骤：企业准入协商、现象构造、数据收集、数据组织、理论—数据—模型校对、理论应用、编辑及分析、报告书写。他还结合若干基于大陆知名企业的研究案例说明这些步骤具体是如何操作的。此外，潘博士指出目前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研究案例的主要挑战来自理论方面(如需要有明确的逻辑链条、需要建立在先前的工作成果之上、需要展现在定性证据和结论之间的明确联系、必须提出研究成果的普遍性)。他还重点强调了理论对案例研究的作用，例如，在合理相关的现象中加入可选择的理论框架、用理论模型来引导数据的收集、用数据收集来完善理论模型、确保理论—数据—模型的校对等。
郑伯埙教授做了题为“领导探索之旅——客位化、本土化及全球化”的主题报告，回顾了过去30年来台湾地区学者对领导理论研究的探索，分为3个阶段：1980年以前，客位化：引进和移植；1980-2000年，本土化：修正与转向；2000年以后，全球化：深化与对话。这个阶段划分和演变路径对大陆学者有一定参考意义。此外，郑教授还对客位化途径和本土化途径进行了深入的路线剖析，从焦点、作法、优点、缺点4方面对客位化与本土化研究途径进行了比较。难得的是，在“全方位取径：以家长式领导研究为例”的报告中，郑教授提供了一个他从20世纪90年代晚期起，开发本土管理的中国理论——家长式领导的具体实例。尽管解释领导行为与效能的理论众多，然而这些领导理论大多孕育于北美或西欧文化。那么是否有孕育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而适用于今日社会的领导理论呢？郑教授介绍了他如何从传统文化入手，将传统中国儒家治理家庭的模式运用到管理员工与公司的一种领导哲学、理论与方式—家长式领导；经过多年的实证研究后，提出家长式领导的三元论，它包含威权领导(authority)、仁慈领导(benevolent)和德行领导(character)。郑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进一步开发出家长式领导行为量表，并在两岸三地的组织中进行调研，结果大致支持他们的假设。实证研究发现，这种领导风格常见于华人企业组织中，对下属既有强大的影响力，也能有助于企业营运效能的发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本土化领导理论。
收录文章。本届论坛共收到来自海内外40余所院校共计114篇参会稿件，其中研究型案例96篇，教学型案例18篇。经过程序委员会初步筛选后，经58位同行评审专家进行“双盲评审”，最后收录47篇研究型案例进入论文集，其中分论坛报告25篇，录取率为26％，圆桌讨论22篇，录取率为23％；两类占全部研究型案例的49％(伊志宏、毛基业，2009)。
程序委员会匿名投票选出一篇最佳论文及4篇优秀论文，推荐到《管理世界》优先考虑发表。这几篇案例研究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例如，李飞等(2010)首先基于文献得出了初步的服务创新过程的理论框架，随后通过对北京当代商城的单案例研究，补充和修正理论框架，并据此归纳出服务创新的驱动力、服务创新的保障或支持机制及创新服务开发过程。该文是一篇理论检验型案例研究，在规范性方面比较值得借鉴。论文的研究问题明确，对研究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此外，案例分析的组织方式和证据展示也很清晰。
本届案例论坛录用的论文集中体现了国内管理学者在构建适用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的努力，质量比往届又有明显提高。我们应用毛基业和张霞(2008)的评估框架及潘绵臻和毛基业(2009)归纳出的4方面规范性特征对25篇分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进行了编码，并与上届的编码结果进行了比较。总体而言，本届论坛在明确提出具体研究问题、详细地描述研究方法、案例分析的组织方式和证据展示、突出研究贡献这些指标上有了明显提高，说明研究者开始重视规范性。但即便如此，同行评审专家仍发现一些广泛存在的问题，主要反馈意见和论坛主题报告不谋而合，大家普遍认为在顶级期刊发表案例研究论文的主要挑战来自理论方面。为此，本文随后将通过范文分析，从理论视角揭示案例研究的一些共同特征，并通过对比找出论坛案例的不足之处。
三、“范文”分析方法
虽然案例研究存在多种风格和流派，本文选取的范文是2009年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的论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内学者所关注的国外主流。学习和掌握该刊发表案例研究的风格和标准有助于我们同国外管理学者共处同一个交流平台，便于我们将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管理学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管理的中国理论”。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AMJ最新论文的深入解析，探索案例研究的趋势，以期对案例研究者有所启示。
(一)分析过程
样本。我们希望选取能代表案例研究领域“最佳实践”的论文。在2009年AMJ发表的52篇论文中，我们通过查看摘要、关键字和快速浏览全文的方式，筛选出4篇案例研究(占全部论文的8％)，剔除其中一篇主要基于二手数据的论文。剩余3篇中，一篇为单案例，另为两篇为多案例。我们将这3篇作为“范文”，分别是Santos和Eisenhardt(2009)(以下简称S&E)、Ozcan和Eisenhardt(2009)(简称O&E)、及Levina和Orlikowski(2009)(简称L&O)。
分析过程。首先，我们分析每篇论文，主要探索以下问题：这篇论文中理论对案例研究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每篇论文中理论的应用加以定性归纳，并附上一些文中示例。然后，我们开始跨案例分析，寻找这些论文中类似的特征(Eisenhardt & Graebner,2007)，突出强调出现在不同范文(Jick,1979)中的特征。我们使用表格，比较一些可能的特征(Miles & Huberman，1994)，以突出异同。最后，我们通过复制逻辑，提炼并确定共同特征。
两位作者都阅读了3篇范文，一位负责分析，另一位负责对分析结果进行复核。首先，两位作者共同确定了4方面共同特征，包括(1)理论与研究问题提出，(2)理论与案例选择，(3)理论与案例分析，(4)理论与研究贡献。接着，我们用一些示例来展示各个特征在范文中的体现，并附上支持这些特征的证据。
最后，在主要特征确定后，我们将它们与案例研究方法论文献进行比较，以突出相似性和差异，加强发现的内部效度，并提高涌现结论的普遍性。我们主要参照的文献有AMJ的编辑及评审专家对案例(或定性)研究的建议(Lee,2001；Gephart,2004; Suddaby,2006; Siggelkow,2007; Eisenhardt &Graebner,2007)，及有代表性的方法论学者的观点(Merton,1968; Bacharach,1989; Davis,1971; Weick,1989; Osigweh,1989; Eisenhardt,1989; Strauss & Corbin,1990; Miles & Huberman,1994; Lee,1999; Yin,2003)。
(二)范文简介
在详细分析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3篇范文的案例背景(见表1)。
S&E的研究对象是新兴市场。在公司初创期，组织边界塑造至为关键而现有理论却缺乏像样的解释。作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创业者如何在新兴领域构建市场并塑造组织边界？O&E的研究对象是美国无线游戏产业。20世纪末，这是一个联盟组合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要的产业。众多相互依赖的不同类型公司在初建立时拥有非常少的资源和社会嵌入关系。针对现有联盟组合中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下“富者越富”的观点，作者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缺乏“良好天赋”的公司是如何创立高绩效联盟组合的？L&O的研究对象是新开始的多方咨询项目。由于咨询活动主要涉及大量语言交流活动，那么在新开始项目和含义模糊情形下，话语表达(discursive practices)的产生和转变是否可以影响参与合作项目的组织间的权力地位和权力关系。作者所要探究的问题是，在新开始的合作项目中，参与者的日常行为如何塑造了权力关系？这样的权力动态演变如何影响项目参与者在其自身组织中的权力地位？
四、范文分析发现
案例研究的本质在于基于丰富的实证数据，创建构念、命题、理论(Eisenhardt,1989；Yin,2003)。尽管案例研究侧重利用数据的丰富性创造新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例研究是完全开放的，不需要理论的指引。相反，一个好的、严谨的案例研究始终贯穿着理论的指导。接下来我们就以下4个主要维度评论被选范文：理论与研究问题提出、理论与案例选择、理论与案例分析、以及理论与研究贡献。
(一)理论与研究问题提出
研究问题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上的重要性。因此，选择有重要理论意义的研究问题至关重要。社会科学中推崇的有意义的标准是指研究问题对增进知识的潜在贡献(Davis,1971；Weick，1989)。3篇范文都详细说明其研究问题是如何克服本领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从而为该领域增加新知识，以突出其重要性和有趣性。例如，研究企业联盟组合起源的O&E首先指出以往研究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并指出以往基于这些理论的研究的局限性和缺口：缺乏对企业如何构建高绩效联盟组合的深入了解，并且基于现有理论思路无法解释一个缺乏“天赋”的企业如何形成高绩效联盟关系，来突出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有趣性。针对这一不足，作者提出联盟组合的起源不是根据现有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可以解释的简单问题。同时作者明确指出本研究将针对组织间网络理论做出贡献，以此进一步明确本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
类似地，S&E是一篇典型的理论构建文章。论文一开头就列举了以往组织边界研究的多个理论视角，包括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效率观、以及权力视角、能力观和身份标志角度，以此从理论角度说明本研究的意义。随后就指出，“相对于丰富的理论视角，以往研究组织边界的实证研究设计却是狭窄的，主要关注与单个边界相关的决策而忽视单个边界决策如何与组织整体战略行动相配合的问题，……，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pp.643～644)。作者指出，从整体角度探索组织各种边界演变的研究设计会带来新发现，这是一个构建更具整体性和有丰富理论内涵的企业边界理论的绝好良机。
与Eisenhardt参与的两篇理论构建型论文相比，L&O是描述性案例研究，侧重描绘事件的演变过程和发现关键事件和模式。作者指出，以往文献中缺乏对跨组织和跨社区的权力动态演变(power dynamics)的深入理解，而这种权力动态演变在新关系和新领域情境下会更加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在引入了权力关系和话语表达实践等相关理论后，作者才明确提出具体研究问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现有理论文献本身并不能自动提出有趣重要的研究问题。要想发现有趣重要的问题，提高理论的强度，关键在于要从所引用的文献中获得观点和证据来支持作者自己的论据和观点，搭建自己的舞台。正如3篇范文所做的，如果仅仅是罗列现有文献和理论，很可能被浩瀚的文献所淹没，而失去发现研究有趣问题和理论的机会。
(二)理论与案例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案例、案例的数目也与要开发的理论紧密相关。与大样本假设检验研究中数据的获取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不同，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所以理论抽样才是恰当的。理论抽样意味着，选用案例是根据它们是否特别适合发现和扩展构念之间的关系和逻辑来决定的。例如，O&E是要发展联盟组合起源的理论，为此作者必须选定一个联盟组合普遍存在、并且非常重要的行业。作者最终锁定美国无线游戏产业，因为“这个产业是由几种类型常常相互依存的公司组成”(pp.249)，包括无线运营商、手机制造商、游戏平台提供商、品牌拥有商、游戏发行商和游戏开发商。它们彼此相互依存，并相互补充。此外，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非常容易跟踪组合关系的初始形成。
然而，在该行业众多相互依赖的不同类型公司中，究竟选择哪一类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更合适呢？这也是由需要发展的理论来决定的。作者发现“创业型游戏发行商”允许他们从公司诞生的时候开始观察，避免了数据的左截尾，并且更可贵的是这类公司比该行业其他公司在初建立时拥有更少的资源和社会嵌入关系，可以摆脱现有联盟组合中资源依赖和社会嵌入两种理论视角的束缚，为观察最初几乎没有资源的公司是如何形成联盟关系组合的理论提供了新契机。
正如Eisenhardt本人所一贯倡导的，她与合作者仍选择多案例研究。这样能够应用复制逻辑(replication logic)，把不同的案例当成实验，相互印证或推翻从不同案例中得到的推论，从而产生比单案例更强健和更具普遍性的理论。究竟选择多少个案例作为样本才合适呢？作者先是从无线游戏产业早期发展时成立的12家发行商公司中选择了4家，关键原因是“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起始点，在同一时间点拥有可比的资源、投资者、技术优势和创始人联系”(pp.249)。为了复制逻辑检验，作者又新增了两家在2002年该行业成长期进入的发行商公司，以检验从上面4家公司发展的涌现理论，提高理论的强健性和普遍性，最终作者跟踪了6家企业如何建立联盟组合。
同样，S&E也在引言和方法介绍部分使用大量篇幅，详细说明了具体研究情境的选择与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一致性。作者的目的是探索新成立的公司如何在新兴市场塑造其各种组织边界，为此作者用大量的笔墨说明为什么选择新兴市场的新企业这一研究情境。这是因为能够屏蔽现有的边界相关理论(身份、权利、竞争视角等)的解释，因为“相较于已经成立一段时间的企业，年轻的企业通常只有早期的活动和资源，流动或不存在的身份，对其他公司非常小的影响力”(pp.644)。与此同时，在公司初创期，组织边界塑造至为关键。“新公司的脆弱性使他们面临的重大战略障碍，关键是生存，而不是效率”(pp.644)。因此，新兴市场的新公司有可能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扩大现有的理论和揭示新的现象。确定研究对象的行业后，论文接下来描述了抽样标准。最终，作者选择了来自不同类型的新兴市场的5个新企业作为多样化样本。
我们发现，3篇范文中案例的选取都是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从能够提供理论见解的可能性中选取。单案例理论抽样相对简单，案例是能带来不同寻常的启示的极端典范、或不寻常的研究机会(Yin，2003)。例如，L&O根据研究问题，特别选取新开始的多方咨询项目。
相对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可用于更强健的理论构建(Yin,1994)。但其理论抽样更为复杂，通常做法是：第一，选取不寻常的极端典范来寻找研究机会。第二，选择对比案例，以便更容易地观察对比数据模式，给理论构建带来有益的变异。例如，O&E使用4家2000年进入的企业和2家2002年后期进入的企业对比；也可以是在某个维度上有强烈反差的“极端类型”。例如，O&E中成功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对比。S&E流露出对由于条件限制只能选择5家成功企业，从而丧失对比样本带来的有效变异的遗憾。第三，消除替代解释。例如，O&E通过选择具有共同起点的新企业消除资源依赖理论和社会嵌入理论的影响；S&E通过选择新兴市场中的新企业消除现有边界理论的影响。第四，案例数目以达到理论饱和为准。
(三)理论与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就是要从实证数据中得出涌现的理论。3篇范文都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案例分析不像大样本定量研究，由统计分析导出数据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因此，如何使用定性数据来体现数据与理论之间的逻辑？3篇范文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特征。以O&E中一个命题的提出过程为例，我们将其概括为4个阶段。
第一，涌现的理论是建立在构念基础上的，构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因此，案例分析首先要对构念进行清晰地界定。否则，将会导致模糊的研究命题，或者导致对于组织现象不正确的认识。不精确的构念还会使得知识难以积累(Osigweh,1989)。O&E是这样做的，为证明企业通过倡导“行业架构”而不是传统理论的“追逐一系列单个联盟”来形成高绩效联盟组合乃至企业高绩效的命题，作者首先给出了现有文献对命题中“行业架构”、“联盟关系组合”、“企业绩效”3个构念的准确定义，并进一步从案例中获取支持每个构念的实证数据，将其链接到相应的构念上。例如，描述6家公司最终联盟组合的数据，包括合作伙伴数、伙伴影响力、关联强度、联盟组合的网络测量等定性和定量指标；描述各家公司行业架构的数据，和企业绩效的数据。当然，案例研究本身也可以挖掘和改变构念的含义。
第二，构念之间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呢？命题涉及抽象的构念之间的关系。仅仅列出命题并不足以构成涌现的理论，理论更重要的方面是解释所观察到的构念之间因果关系背后的经济的、社会的或者心理的原因。而这些解释必须建立在可靠的逻辑推理基础之上。在理论建立的过程中，逻辑推理非常重要(Bacharach,1989)。例如，O&E通过来自两个成功企业案例的大量数据(详细描写其中一个案例，另一个作为逻辑检验略写)导出倡导“行业架构”是如何导致高绩效联盟组合形成的逻辑，随后进一步通过数据论证“高绩效”的联盟组合所具有的属性是如何产生企业高绩效的，并推导出倡导行业架构导致企业高绩效的潜在逻辑。由此，倡导行业架构、联盟关系组合、企业绩效3个构念形成两个显性逻辑链，一个隐性逻辑链。针对每个逻辑链，作者从案例中获取支持性实证证据，并将其链接到相应的构念关系上。在此基础上，作者依然不满足，还通过两个简单地采用传统采购方与供应商相互依赖关系来形成联盟组合的企业均最终退出市场的失败案例来反向验证所得出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第三，构念和逻辑推理是可信的，理论才有可能被接受。因此，基本的论据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论据可以是来自案例的证据(例如，一个受访者解释的逻辑)或是更多分离的逻辑。这些论据提供了一个命题构念间的逻辑链。
第四，理论最终以命题的方式表述出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命题是基于论文中明确定义讨论过的理论构念，明确表达的构念之间的关系，可付诸实证检验。例如，O&E中针对行业架构，作者提出以下命题：倡导并实施独特行业架构的公司比追逐一系列单个联盟关系的公司更有可能形成高绩效联盟组合乃至企业高绩效。这个命题明确阐述了实施“行业架构”与高绩效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构念都有明确定义并在案例分析中有具体数据。
总之，在构建理论的案例分析中，不仅需要对构念进行清楚的界定，对于构念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逻辑的推理，而且需要对于构念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当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所提出的构念之间的可能关系时，涌现的理论才能够成立。这实际涉及Yin(2003)所讨论的案例研究的构念效度和内部效度。
(四)理论与研究贡献
除了影响研究设计、数据搜集和分析之外，理论也是案例研究结果普遍化的主要工具(Yin，2003)。Yin特别强调案例研究者应该将研究发现“普遍化”(generalize)为理论，即通过与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以突显论文的理论贡献(Eisenhardt，1989)。Yin区分了“统计意义的普遍性”(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和“分析意义的普遍性”(analytical generalization)(Yin，2003)：前者是根据样本对于母体的推论，并不适合案例研究；而适合案例研究的后者指的是应用先前已有理论作为模版与案例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根据统计意义的普遍性来普遍化案例研究结果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按照Wagner和Berger(1985)的观点，有4种发展理论的方法，分别是：深化(elaboration)、繁衍(prolif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集成(integration)。深化是指研究者构建新理论，使得原来的理论更全面、更具体。繁衍，就是研究者从其他领域的理论中借鉴某个或者某些思想，将其引入到一个新的或不同问题中产生新理论。竞争乃是针对已经完全建立起来的理论，提出新的、针锋相对的解释，创造新理论。集成是指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模型。例如，O&E中采用深化和竞争结合的方法，来普遍化所构建理论和现有文献的关系，突出作者的理论贡献。
O&E曾在文献回顾部分提到4种理论，资源依赖、社会嵌入、组织间网络理论、以及机构和战略行动。前两种理论无法解释该研究问题，后两种理论可能有助于理解企业形成高绩效联盟组合的成因，但现有研究仍未澄清这些战略行动具体是什么。在论文的讨论部分，作者深化已有的组织间网络理论以及机构和战略行动理论，增加一些新的成份，随后提出高绩效联盟组合的产生过程框架，填补了引言中所指出的理论缺口。这使得原有理论更全面、更具体、更精确和更严谨，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
针对现有的资源依赖和社会嵌入理论，O&E进行了反思，在某些方面对于已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另外的解释，与原来理论做出针锋相对的竞争。例如，“……以往研究认为，相互依赖是一种双向关系，具有外源性和稳定的特性……相反，我们认为，管理者可以主动创造一个特定的、有利于多个不同类型企业的相互依赖的愿景(i.e，行业架构)。因此，相互依赖是多边的和社会构建的，而不仅仅是固定的、双向的(Casciaro & Piskorski，2005)。在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网络化产业和新兴产业，这种社会构建特别有利……”(pp.270)。
理论贡献的4种方法可以看作是研究者将自己的理论观点与已有理论联系起来的手段，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或者截然分开的，研究者可以在理论构建的某个方面使用深化的途径，而在另一方面使用繁衍或者竞争的方法。
五、结论
(一)案例论坛评估
针对本文所识别的案例研究范文的4个主要共性来评价本届案例论坛论文，我们发现一些有待改进之处(表2)。尽管从整体上看，本届案例论坛的论文质量较以往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与国际最佳实践相比，在理论贡献方面的差距尤其大。
首先，仅有16％的论文对研究问题的相关文献和背景理论进行说明，其余的仅仅罗列了现有相关文献，但没有使用文献来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和强调其研究意义。甚至在那16％的做得比较好的论文中，有的也没有明确指出本领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以此突出其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有趣性。
注：Kappa系数是用于度量多个评判人所做分类结果一致性程度的标准化指标，主要特点是能够排除类别个数对一致性度量的影响。该系数与信度指标类似，数值介于0与1之间；高数值显示分类结果的高度一致性。表中对25篇论文在4个维度上的分类由两个评判人独立完成，个别不一致之处由两人讨论后统一。Kappa系数是用于度量多个评判人所做分类结果一致性程度的标准化指标，主要特点是能够排除类别个数对一致性度量的影响。该系数与信度指标类似，数值介于0与1之间；高数值显示分类结果的高度一致性。表中对25篇论文在4个维度上的分类由两个评判人独立完成，个别不一致之处由两人讨论后统一。
其次，只有28％的论文简单描述了如何选择案例，通常都是根据便利性，或者选择成功的案例，而不是基于自己的研究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去指导案例对象的选择。当然，这里会有一些现实条件的限制，它们会影响所构建理论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第三，在数据分析方面，多数论文使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案例情境，之后给出结论；有的大量罗列数据，展示较多无关信息，数据和理论之间缺乏逻辑联系。结果是读者看到的是一堆数据，但看不出到逻辑推理。有的案例研究仅给出构念和与构念有关的调查结果，尽管孤立的构念不能构成一个理论。另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仅仅提出一些命题，然后通过数据来证实这些命题，而对于其背后的原因缺乏解释。事实上，研究命题自身还不是理论，因为它仅仅说明或者预测构念间的关系，但并没有为这种关系提供解释。要理解组织现象发生的机制或原理，研究者应尽可能揭示构念间关系背后的逻辑或者因果关系。
最后，仅有8％的论文突出了其理论贡献。其余的较多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联系，而对于新理论与已有理论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够。
(二)建议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4方面的针对性建议。首先，案例研究者应对研究问题的相关文献和背景理论有深入扎实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针对文献缺口，设计自己的研究，以此来明确潜在理论贡献。同时要避免一个误区，仅仅强调研究问题是以往没有人做过的。强调研究的新颖，有可能是作者未熟悉相关文献或者对文献了解不够全面；或许研究问题是前人研究过的某个老问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以往之所以没有人做，也有可能是因为人们觉得该问题不够有趣或者理论贡献太小。
其次，在案例选择方面，应该使用足够篇幅来详细报告如何运用理论来指导案例的选择，包括为什么选择该行业，该种类型的公司，选择几个案例，以及这些选择对构建的理论有什么帮助等。因此，我们建议研究者应当建立理论指导案例选择的意识，在确定研究案例对象时，多做些研究设计。
第三，在案例分析方面，应在案例分析中使用最大的篇幅，紧密围绕理论的要素(构念、构念之间的关系，背后的逻辑和命题)来展开。包括用足够的证据对构念进行清楚的界定，对构念之间的关系做出符合逻辑的推理，对构念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只有这样涌现的理论才能够成立。
第四，案例研究除了应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联系，也要关注新构建理论与现有理论之间的联系。高质量管理学期刊评审实证研究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它的理论贡献。案例研究者可考虑采用深化、繁衍、竞争和集成等方法来做出理论贡献(Wagner & Berger,1985)。
(三)结语
本文重点探讨了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我们基于对3篇范文的分析归纳了4个方面的特征。它为案例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一个评估框架。对比结果显示，目前国内案例研究与国外顶级期刊所发表的同类研究相比尚未达到“形似”。本文通过对比来揭示这一差距，指出改进方向。相比之下，国内定量实证研究与国外同类文献已接近达到“形似”，差距主要在“神似”(理论贡献)。因此，本文所归纳的四个特征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大样本定量研究，因为高质量实证研究都需要有较强的理论贡献。此外，本文也从理论贡献角度表明，与定量研究相比，定性研究的确更加复杂，除缺乏“八股”范式之外，还需要研究者有更深厚的理论功底，因而更具挑战性。
尽管本文所归纳出的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作用特征是基于案例研究权威(Eisenhardt和Orlikowski)在高质量管理学期刊发表的新作，并且我们的观察也从案例研究方法论文献中得到了印证，所选范文样本的局限性仍然不容忽视。毕竟这只代表了一种案例研究风格，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美案例研究的最佳实践。虽然国内案例研究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似乎还有一段距离，但进行“归纳式、理论构建型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Tsui，2006)。因此，我们期待案例研究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希望尽早看到更多优秀的基于案例的理论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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