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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及其修正
（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Lewis）所建立起来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具有经典的意义，他是在1954 年发表了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解释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时建立起了划时代意义的二元经济（dual economy）及其劳动力转移模型的。（注：W.A.刘易斯著《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载《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出版。）他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资本积累的增长从而储蓄的增长，而储蓄的增长是因储蓄者的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加，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储蓄阶级。而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就是劳动力从维持生计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不断转移的过程。
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把发展中国家的二元性明确地刻画出来，即认为发展中国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其经济结构可以概括为两大部门：传统部门（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并且分析了两大部门的主要特征。他认为，传统部门有四大特征；第一，它比现代部门要庞大得多；第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或微不足道，或是零，甚至为负数；第三，传统部门的工资不是由农民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取决于制度安排，是由维持传统部门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准决定的；第四，这个部门只有劳动力剩余而无经济剩余（刘易斯把地租理解为全部地主消费掉的剩余，所以这种剩余不能变为储蓄或资本），所以，他又把这一部门称为维持生计部门。与传统部门相对应，现代部门或资本主义部门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它十分弱小；第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工资，从而这一部门存在剩余；第三，由于现代部门较高的生活费用、农民转移到城市所付出的心理成本，以及工会的影响等，现代部门的工资高于传统部门，通常比自给的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高30%，但其特点是不变工资，这是因为按照这一工资水准，存在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第四，现代部门存在着追求最大利润的动机，这促使资本家把经济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需要指出的是，在刘易斯的分析中，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并且包含在资本积累之中，由于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所以资本积累将等比例地带来劳动力就业增长。
刘易斯认为，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同一个国家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通常表现为少数发达的工业与最原始的技术并存，少数发达的商业被大量老式商贩所包围，少数种植园处于传统小农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
刘易斯认为，在自给的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过于丰富，以致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农业，农业产量不会减少。这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部门（现代部门）按照现行工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来说，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而两大部门工资的差别，也诱使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现代部门转移，加之资本家把利润转化为资本的行为，造成了现代部门进一步增强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因此，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的实质内容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和农业部门的缩小。在这个模型中，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图中，横轴代表劳动力数量， 纵轴代表劳动力的边际产品。OS代表维持生计部门的平均收入，即制度工资；OW代表现代部门的工资，OW〉OS，即现代部门工资是制度工资加上一个余量，OS和OW都用平行于横轴的线来表示，以反映二者都是不变工资的性质。图1表明，在最初阶段，由于现代部门十分脆小，资本也较少， 它只能吸收数量为L[,1]的劳动力， 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曲线N[,1]Q[,1]的位置也比较低，从而提供的总剩余WN[,1]Q[,1]也较少。在第二阶段，由于资本家把利润转化为资本，因而相应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即为N[,1]Q[,2]曲线，与之对应的劳动力增为L[,2]， 经济剩余也增加为WN[,2]Q[,2]。刘易斯认为，只要传统部门仍存在剩余劳动力， 这一过程就会持续下去，如图中的劳动力增加L[,3]、……， 一直持续到积累赶上劳动的过度供给，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
图1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
（二）对刘易斯模型简单的评判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强烈的反响，对创立发展经济学和制定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经济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这一理论模型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这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思路，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与总量模型相比，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更加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而更有实用价值。其次，刘易斯提出的发展现代工业，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具有较普遍的借鉴意义，因为实现工业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尽管可选择的道路可能不尽相同。当然，刘易斯模型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如，经济学家们认为，随着资本积累扩大，就业机会同比例增多的情况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而实际情况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现代工业部门虽然扩大了，但就业机会却增加很少甚至不增加。又如，刘易斯模型假设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能立即找到工作，也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严重的农业隐性失业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城市失业问题。这一点为刘易斯模型所忽略了。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刘易斯模型分析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不仅存在着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局限性，而且还存在许多与我国特殊的、历史的制度选择相关的体制障碍，主要包括：（1）迄今为止， 我国尚未建立起通过市场自由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调节机制；（2 ）由传统战略所造成的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城市与农村发展比例失调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仍然严重存在；（3 ）以城乡隔离为特征的户籍管理制度严重限制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自由转移。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而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模型，为制定相关的对策提供理论依据。
（三）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前提条件的局限性和模型本身的明显缺陷，费景汉（john.C.H）和拉尼斯（G.Ranis）1961 年合作建立了二元经济模型，被称之为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注：费景汉、C.拉尼斯：《劳动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他们的修正模型仍然是建立在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上，所不同的是，他们提出了工业化发展中的资本深化和浅化方式、技术创新的劳动力偏向性、工业利润和农业剩余共同决定资本积累等概念，从而提出了现代工业部门发展方式不同，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亦不同，其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特别是提出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剩余增加是直接决定经济顺利发展的内生变量，农业增长亦能使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达到均衡发展水平。
另外，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全过程而言，刘易斯只考察了农业存在过剩劳动力的经济发展第一阶段，即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农业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阶段，因而是不够全面的。针对这一弊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劳动力转移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显形失业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弹性无限大，劳动力从传统部门转入工业部门后，农业部门出现了剩余产品，正好为流入工业部门的就业者提供粮食保障。在这一阶段，由于不存在粮食短缺问题，因而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其值介于零和不变制度工资之间，农业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人口。此时，因为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值，当农业劳动力转移后，农业总产品就会减少，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制度工资，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业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劳动者，引起农产品价格上涨，导致工业部门工资上升，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利润下降，工业扩张减速甚至停滞，因而劳动力转移将会受到阻碍。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商业化，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再取决于制度工资，而由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市场共同决定。此时，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平衡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转移进入商业化时期，相对于每一个工资水平，均会从农业部门释放出一定量的劳动力。
显然，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注意到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修正了刘易斯的发展单纯领先城市现代部门的观点。这一修正模型以发展中国家特征为经验依据，其两部分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实用参考价值。
二、托达罗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在刘易斯等人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只要非农产业能够支付一个高于农业的实际工资，只要两者工资差额能够补偿城市的较高生活费用和背井离乡的心理成本，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非农产业。但是，这种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等缺陷，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质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是，不仅农村中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城市也存在着失业或就业不足，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还要往城市里挤呢？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W.P.Todar ）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的模型》中提出的后来又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很好地回答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过程为什么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而继续进行，从而补充了刘易斯模型。（注：W.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一）基本模型：就业概率、收入差距和迁移模式
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普遍的一个经济现象是，尽管城市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在不断增加，但仍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对于这一现象，托达罗的解释是，虽然由于城市存在失业，使得就业概率（employment probability）下降，但只要预期收入仍大于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出来的损失，迁移就会发生，即使农业劳动力的边际劳动产品大于零也是如此。下面是托达罗基本模型的数学表述。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流向城市，主要取决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差异。
M[,t]＝f（W[,u]－W[,R]）式中：M[,t]表示在t时间内从农村流向城市的移民数量；W[,u]表示城市工资水平；W[,R]表示农村收入；f 表示函数关系。
由于城市中存在着失业，不是每个迁移者都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其中只有一部分被工业部门吸收，即就业的概率不是100%。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引入就业岗位的概率变量，是托达罗模型最吸引人的贡献，从而可以解释农民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还会作出移民的抉择。引入在现代部门就业的概率P（t）可表示为：
E[,u]
P[,t]＝──────
E[,u]+U[,u]
式中：E[,u]表示城市就业量；U[,u] 表示城市失业量。 则预期的城市工资为：W[E][,u]＝P[,t]W[,u]，强调预期是托达罗迁移理论的核心。预期收入是按农村和城市工作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和一个新移民得到的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来衡量的。托达罗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移民抉择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如果用预期的城市工资W[E][,u]来取代实际的城市工资W[,u]，则有：
M[,t]＝f（W[E][,u]－W[,R]）＝f（P[,t]W[,u]-W[,R]）因此，在任意既定时间内的迁移量取决于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城市就业率和迁移劳动力对出现的就业机会的反应等三个因素。从上面公式可以看出，只要W[E][,u]超过W[,R]， 托达罗模型就断言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将继续下去。只有当迁移压低了城市工资，或者提高了城市失业，足以使W[E][,u]＝W[,R]时， 迁移才会停止。如果W[E][,u]大于W[,R] 在这种情况下，将在一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人失望地返回农村。
（二）对托达罗模型的评论
托达罗模型比刘易斯模型更贴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能够较好地解释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与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当然，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马尔科斯·吉利斯等对托达罗模型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者指出，该模型的均衡条件是难得达到的。通常，城市工资比农村收入高出50%～100%，城市就业率高达80%～90%，按照这些数字来估计， 预期的城市工资将比农村收入高出20%以上，但实际，迁移并没有使W[E][,u]和W[,R]的差异消除。另外， 没有充分考虑从城市到农村的“反向迁移”，而它在许多国家是很重要的。在马尔科斯·吉利斯等人看来，某些“反向移民”确实可能象托达罗所说那样，是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的失望者，他们绝望地返回家乡；但是在来回双向迁移或“循环”迁移的人中，更多的人恐怕是有意这么做的。工人，特别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往往积攒一些钱，然后返回农村，购买土地，改良农场，举办婚事。还有些农业劳动力则在农闲季节进城寻找工作，在农忙时又回乡务农。最后，批评者也指出，在影响迁移决策的因素中，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距离、社会关系和心理因素也能影响迁移决策，而这些因素被托达罗模型忽视了。（注：马尔科斯·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出版。）
托达罗模型强调了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发展农村经济而不是过度城市化和工业化，这一结论是富有启发性的。我国是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工业化作为最重要的战略选择，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加快工业化进程往往是以牺牲农村、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没有坚实的农业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的工业和现代的城市。就就业政策而言，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和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是同等重要的，而托达罗模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劳动力流动过程与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考虑。由此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城市失业问题的解决，不只是一个如何搞好城市经济特别是城市国有经济的问题，更不是简单地“赶民工、驱盲流”，政府应该有一个全局战略，促进城市和农村均衡发展，把城乡失业问题一并考虑（当然不排除某一阶段特定的工作重点），在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同时也要十分重视农村经济问题，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让农民“安心务农”，就地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减轻农业劳动力对城市居民就业的压力。
托达罗模型还提出了不加选择的教育发展将会进一步导致人口迁移和失业的观点，也是很有新意的，对于我们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和更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也是很有启迪的。一般而言，在相同的工资支出下，雇主更愿意雇佣学历高的人，尽管学历高的人未必比学历低的人更胜任该项工作。这样，原本可以得到就业机会的人就可能因学历低而失业。发展中国家普遍有重视学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倾向，尽管舒尔茨曾经告诫过，在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投资的收益要远远高于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这种不合理的教育投资结构，既导致了严重的教育资源浪费、知识浪费和智力贬值，也无助于提高就业水平，还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失业者”。这种倾向在我国的教育投资结构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现在，人们普遍追求高学历，社会上更需要的是熟练的技工和技术人员而不是只有一纸文凭却没有一技之长的人，“知识失业者”已不是个别现象，越来越多的拥有高学历的人只能降格以求，博士生干硕士生的活，硕士生干本科生的活，本科生干中专生的活已比比皆是。看来，是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大力加强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扭转重视学历而忽略技能和素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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