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劳动经济学：外延拓展与内涵深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延论文,经济学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实验劳动经济学：缘起与演化 实验经济学的萌芽大概可以追溯到1728年尼古拉斯·贝努利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但直到200多年后，由于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博弈论和竞争性均衡实验的三股研究思潮兴起，才使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实验可以在经济学中发挥作用。研究者开始逐渐采用实验研究手段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拓展和修正，抛开了传统的经济人行为假设，用实证命题来替代，遵从了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其中，对现代实验经济学影响较大的是1948年著名经济学家E.Chamberlin在课堂上对市场进行实验，通过建立一个实验性的市场来检验竞争性市场的均衡条件，实验结果与市场均衡结果并不一致。另外，Siegel和Fouraker也做过关于讨价还价的实验(Siegel & Fouraker，1960；Fouraker & Siegel，1963)。实验研究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实验室实验是在受控制的实验室里，实验者以简单、抽象的形式模拟在市场和其他经济交往形式中出现的场景，来研究这些场景中的人类行为；实地实验则是在真实的环境中进行的，研究者将受试者分为试验组和控制组来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深受实验经济学的影响，引入公平、互惠等研究范畴，采用实验研究和心理学研究技术方法，基于有限理性人的假设对劳动力市场及其行为进行分析、解释并提供一些政策建议，由此产生了实验劳动经济学。与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相比，实验研究方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可以严格控制相关的影响因素；二是能够可靠地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是由于实验本身具有的可重复性，研究结论容易得到检验等(Smith，1994；Falk & Fehr，2003；List & Rasul，2011)。劳动经济学采用实验方法并不是对传统的实证分析方法的替代，而是对传统方法的有益补充。总的来看，目前实验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一)实验劳动经济学的萌芽期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般均衡理论及其检验方法在理论与经验上遇到了瓶颈：在理论研究上，竞争性均衡解决了存在性问题，但稳定性、唯一性、比较静态和动态属性等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在经验研究方面，计量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局限性，如数据获得有一定困难，无法对各种经典假设的问题做出合理解释；此外，自然田野数据也有一定的约束(豪瑟等，2012)。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迫切希望用新的方法能解决当时的研究难题，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就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在这种范式的转变中，主流劳动经济学家发现，劳动经济学实验与主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并非那么不兼容。于是，研究者开始接受并支持实验，逐渐推进实验劳动经济学的发展。 受到Chamberlin课堂实验的启发，V.L.Smith曾以学生为实验对象，采用“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即使拥有很少信息，只要参与者达到一定数量，市场就会很快收敛到一般竞争性均衡，这与经典结论是不一致的，Smith发表了第一篇实验经济学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1962)，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对实验经济学更广泛的关注，吸引了大量的学者投身研究这一领域。此后，Smith(1965，1976，1980)对不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检验，深化了人们对现实世界市场运行的理解。这些研究结果与方法对此后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外，心理学的概念也逐渐引入到实验过程中，比如，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评价人的偏好，Chamberlin(1948)提出为每个接受实验的人提供一种货币刺激，也就是“诱导价值法”，Smith(1976)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研究方法。 (二)实验劳动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期 自Smith的市场实验之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蓬勃发展，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当中，在理论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实验方法开始渗透到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譬如消费者行为、个体偏好、家庭财产配置、风险决策的微观实验研究开始出现；社会宏观经济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公共选择、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开始受到实验研究者的关注，这一阶段实验劳动经济学的发展突飞猛进。 真正具体针对劳动力市场展开的实验经济学研究可能追溯到Akerlof(1982)首先提出的礼物交换博弈，这是对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标准化的一个实验，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关系概括为礼物交换关系，通过构造结构更兼容的心理学成果的效率工资模型，来解释工资刚性和非自愿失业的存在(Akerlof，1982，1984；Akerlof & Yellen，1986，1990)。此外，Fehr & Gachter(2000)引入显性激励机制对礼物交换博弈进行了扩展。同样，Falk & Fehr(1999)为了研究工资刚性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双向拍卖的实验，分别研究在劳动力市场合约完备与不完备的情况下，雇主与员工的行为以及工人努力水平与工资水平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检验互惠的实验是“信任博弈”(Berg et al.，1995)，Barron & Gjerde(1997)、Lazear(1991，1995)等将“人的偏好多样化”整合到劳动经济学领域，进一步修正了传统的理性选择模型。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比较零散，直到20世纪末，实验经济学的专著和论文集开始陆续出版，对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经济学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Davis & Holt，1993；Kagel & Roth，1995)。 在劳动经济学蓬勃发展时期，实验经济学的专门期刊《实验经济学杂志》创刊，实验研究团体和实验室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较著名的有Smith主持的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实验室、Plott主持的实验经济学和政策学实验室等，实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传到了世界各地，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实验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三)实验劳动经济学的成熟期 长期以来，劳动经济学引用心理学、博弈论和行为科学等，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做研究，主要在于扩张新古典劳动经济学理论，而不是要改造新古典劳动经济学的理论(Kaufman，1999)。但是近些年，随着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研究本身不断取得进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才更多地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新古典劳动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21世纪初，2001年克拉克奖颁给为行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M.Rabin，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家D.Kahneman和实验经济学家V.L.Smith，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逐渐获得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这两个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的归属也标志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学科地位已经得到确认并在不断加强，这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实验劳动经济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实验劳动经济学通过对新古典劳动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引入人类行为的心理基础来讨论劳动经济活动行为个体的各种心理活动特征对其决策模式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Fehr、Falk、Huffman等，比如在劳动供给上，新古典劳动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供给具有连续性，而现实生活中，劳动供给行为具有间断性，为解释这一现象，Fehr & Goette(2007)以邮差工人为实验对象引入收入靶的概念研究劳动力供给模型；此外，Goette，Huffman & Fehr(2004)将参照依赖、损失厌恶等心理因素引入到跨期劳动力供给模型；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无法解释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Falk et al.(2006)曾在最低工资实验中发现，工资增加这一行动本身带有某种信号，即增加后的工资对于员工来说才是更公平的，要降低工资就会让员工感到不公平。Akerlof & Shiller(2009)则认为公平动机不但不可回避，可能还是理解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和失业等现象的关键。 二、实验劳动经济学的范畴拓展：行为特性与心理基础 长期以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是基于传统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有能力获得市场的全部信息，进行复杂的计算，并且可以从所有的备选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从而获得最大利益。在传统经济人假设下，个体可以为自身选择最优的工资契约。然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市场参与人与新古典理性人假设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其并不是有着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而是有着各种心理偏好和偏差的有限理性人或认知理性人，因此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选择行为研究必须考虑各种心理因素。 (一)公平偏好和互惠理论 由于很难用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来解释工资刚性和非自愿失业等现象，研究者们试图引入公平、互惠等心理学成果来研究劳动者的行为。当出现不公平的情形时，人们会表现出不满与愤怒，以Fehr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家称这一现象为“不公平厌恶”，并且这种现象在独裁者博弈、礼物交换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公共物品博弈等实验中都得到了证实。互惠性偏好假设行为主体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关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参与人的公平偏好程度是有所不同的，而Fehr & Falk(2002)认为互惠性偏好取决于对他人行为的感知和解读，比如收入分配方式是否合理，对方是敌意还是友善，而不是被未来的物质利益而驱动。 基于桑塔费学派发展的“强互惠”理论，实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人类行为可以超越“自利”动机，为了公平正义会不惜付出代价，甚至在预计个人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Sanchez & Cuesta，2005)。人们追求一种公平的观念，公平的氛围通常使得工作者更愿意努力地工作。员工希望雇主能够给自己加薪而不是减薪，以此决定对公司的忠诚度和努力程度，减薪可能会引发不满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终结了公平的感觉，这对公司的士气有重要影响，但如果员工认为减薪是公平的，他们是可以接受减薪的。最新的研究围绕情绪与决策的关系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Gneezy & Imas(2014)通过巧妙的经济学实验，揭示了愤怒情绪在博弈中扮演的角色，并通过设计两个不同的实验，探究了多种相关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实验表明，愤怒情绪对决策的影响与具体的任务相关，结合考虑现实中的多样化社会情境，可相应表现出正向或负向的激励效应。 实验劳动经济学引入情感因素对效用的概念进行新的理解，认为它不仅受物质利益影响，也受文化、心理等因素影响，所谓效用最大化，应当是包含了某些社会性动机的效用最大化，最后通牒实验和独裁者实验都表明了公平感会促使人们牺牲部分既得利益去换取公平，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公平动机不但不可回避，可能还是我们理解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和失业等现象的关键(Akerlof & Shiller，2009)。公平偏好与互惠理论对人们的行为决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公平偏好所带来的影响，将不可能很好地解释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经济现象。 (二)参照依赖与损失厌恶 按照传统的观点，人们对于不同商品的偏好不会受到个人现有的禀赋或消费习惯的影响，但是各种不同的证据都表明了偏好是依赖于参照点的，多数人判断得失是根据参照点决定的，也就是人们的行为是参照依赖的，如果结果在参照点之上，会认为自己是收益的，在参照点之下则认为自己是损失的。Kahneman & Tversky(1979)最早对其进行了实验研究。在实验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参照依赖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企业的奖金制定方面，由于存在参照依赖，员工根据不同的参照点对奖金进行评价，其评价结果会对工作满意度以及随后的工作效率产生影响(Ockenfels et al.，2010)。同时，谈判过程中也会受参照依赖影响，Johnson & Ilies(2012)研究认为积极的情绪对参照点的影响使谈判者倾向于达成一致，可以促进谈判。 学者们经过不断的验证，提出了预期理论、后悔理论、三阶段参照理论和信息加权模型等，这些对参照依赖现象的心理机制都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其中，预期理论提出并确定了参照点，后悔理论从情绪的认知角度很好地解释了参照依赖现象。Wang & Johnson(2012)提出的三阶段参照点理论(Tri-reference-point theory，TRP)认为，在风险决策中要考虑现状、目标和最低要求这三个参照点的影响，相对预期理论中只有一个参照点的价值函数，TRP理论考虑了多个参照点的影响。根据TRP理论，在风险选择时，个体对能够使他们有机会移动到参照点之上的情形会表现出强的风险寻求趋势，而在相对安全选择中，为了确保有机会保持在参照点之上会表现出风险规避。信息加权模型是在预期理论权重函数的基础上提出的，认为参照点的形成是一个信息加权的过程，会受到个体不同感受和经历的影响，赋予信息不同的权重，从而形成信息的权重函数，参照点的形成就是个体形成权重函数的过程。 个体以某个参照点为基准对其“损失”或“获得”进行相应评价，并且有损失厌恶的心理，也就是说基于某个参照点，等量损失比等量获益往往对人们的主观感觉有更大的影响。此外，劳动供给研究基于收入靶假说，也就是目标设定偏好，个体劳动力供给行为并非按照生命周期来安排，而是以某一较短时间段为跨度设立一个收入靶，在该时段内努力工作直至达到这一收入目标，若未达到收入目标，就被视为蒙受收入损失。 (三)心理账户 心理账户最早是由Thaler(1980)提出的，用来解释消费者在消费行为决策中为什么会受到“沉默成本”影响。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认为“钱是可代替的”，而Thaler(1999)认为个体对财富的分类、管理和预算的心理过程就是心理账户的估价过程，“非替代性”是心理账户区别于经济性账户的主要特征，心理账户可以反映人们对各种不同收入的自然感受和认知区别。Thaler(1985)将前景理论中的价值函数作为心理账户的计量依据，探讨了心理账户的价值运算如何影响个人的经济决策行为。Shefrin & Thaler(1992)提出了一个有关储蓄的“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其中不同来源的收入属于不同的心智账户。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个体的心理账户的分类进行了大量探索，从财富的消费、储蓄和收入三个层面对心理账户进行了分类(Shefrin & Thaler，1988；Henderson & Peterson，1992；Kivetz，1999)。此外，心理账户的概念也可以应用到研究不同激励政策对激励效果的影响。 目前，心理账户概念的一个推广就是“分类选择”，是指人们在做选择时，通常先将目标决策狭隘地分块，再考虑各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在研究劳动供给、跨期选择等问题时，考虑人们进行怎样的分类选择有重要意义。此外，分类效应也对冒险决策有影响，当人们面对重复的风险决策时，如果把某些决策组合起来一起评估比单个评估决策的风险要小。 (四)跨期选择与时间贴现 贴现效用假设人们经历的每一个片刻都会得到一个瞬间效用，在做出选择时，总是力求使这些瞬间效用的现值总和达到最大化。经济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个体如何权衡不同时点上的成本和收益，一个标准的假设是人们用一个指数递减的贴现函数来衡量未来的效用。但实验数据表明，简单的双曲线时间贴现函数更符合实际，也就是在标准指数时间贴现基础上加上一个即时效应，体现人们对现在和以后的福利关心程度不同(Thaler，1981；Prelec & Loewenstein，1992)。双曲线时间贴现对跨期选择有重要影响，比如储蓄、劳动供给、教育投资等都涉及不同时期的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标准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劳动力供给的解释是，工人会根据不同时点对休闲赋予的价值以及面临的工资率来对工作和休闲进行跨期替代。当工资较高时，工人更愿意将时间投入到工作；当闲暇成本较低时，工人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闲暇。然而这一跨期替代理论很难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因为很难确保工资变化是否是暂时的，而这一理论的前提就要求工资变化是暂时性的(Mulligan，1998)。研究者们通过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劳动供给如何随当前工资的变化而变化(Camerer，1997；Farber，2003)，结果发现出租车司机在工资较低时工作时间较长，而工资较高时工作时间短。 (五)个体决策中的框架效应与羊群效应 框架效应是指当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向决策者表达出来时，人们所做出的选择会不一样，但是按照主观预期效用理论的观点，问题的表述方式对预期效用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个体的决策，这就与预期效用理论中的主宰公理和不变公理相违背。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往往过度重视质变，而轻视量变，这就导致常常违反主宰公理，特别是当主宰性被掩盖起来时，个体做出的选择并非都是最佳的。学者对劳动力市场框架效应的存在做了论证，如Lakshminarayanan & Chen(2011)认为个体在面临风险决策时，通常会表现出一系列的框架效应。Takemur(2014)认为框架效应是指偏好逆转的现象，即使是对同一决策问题，因为角度的变化使描述决策问题的语言表达式不同，导致各种决策的结果。 人们在决策时通常也会出现羊群行为现象，Bikhchandani et al.(1992)指出个体在进行决策时，并不是根据自己拥有的信息来决定行动，而是通过观察他人行动后做出选择。在劳动力市场上通常表现为求职倾向，由于信息不对称，求职者往往会通过观察周围人的行为获取信息。Kulkarni & Nithyanand(2012)研究认为职业选择决策可能是基于社会比较和社会影响，研究进一步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社会影响的职业选择也是理性的行为。 (六)不完全信息和博弈均衡 传统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是建立在信息充分、对称的基础上，假设每个劳动者提供无差异的劳动力。然而，现实中更多情况是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劳动力有差异的，这一假设制约了理论的现实适用性。博弈论根据博弈方对博弈过程以及博弈的最终收益是否了解，将信息不对称划分为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完美。信息不完全是指博弈方了解博弈的全过程但不知道博弈方各自的最终收益，而信息不完美是博弈双方都知道各自的最终收益但是并不了解博弈过程。Spence(1973)将博弈论引入研究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实质是把教育程度视为雇工向雇主传递自身能力信号的一种信号博弈。 在信息不完全的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与岗位不能即时完成匹配，需要一段工作搜索时间，对于求职者来说，每增加一次搜寻活动，需要投入的成本是递增的，当搜寻达到一定值，其行为是不经济的，博弈均衡就是指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劳动力供求双方实现各自认为的效用最大化。Rubinstein(1982)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方法，对基本的、无限期的完全信息讨价还价过程进行了模拟，并据此建立了完全信息轮流出价讨价还价模型。这一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完全信息的假设并不符合现实，学者们随后对讨价还价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如Hermalin(1998)等提出了一个经理层与董事会之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首次将讨价还价能力融入激励契约中进行研究。Abreu(2000)分析了双边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讨价还价理论。 三、实验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研究：理论融合和经验证据 (一)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的实验研究 1.工资与工作努力程度之间的关系。劳动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上供需双方作用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工资问题也是收入分配的范畴，并且与社会再生产、宏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工资理论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如工资差异、工资结构、效率工资、收入分配、生命周期收入和分享工资等。在实验劳动经济学领域，工资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心理学角度来考察工资变化对劳动者行为的影响。大量的实验证据显示，对劳动绩效而言，公平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种正向互惠的氛围，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大部分人的行为是互惠的(Fehr，1993；Kirchler，1998；Gachter & Falk，2002；Diamond & Vartiainen，2012)。这些实验说明了即使在工资已经商定的情况下，雇员仍然会通过额外努力来换取高于最低工资的报酬，而雇主会通过提供更高的工资来激励雇员的互惠行为，雇主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是受到互惠期望的驱使，而不是公平观念的驱使。然而，对工人而言，工作努力程度取决于公平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关系，而在工人被雇用一次性工作时，增加工资后，公平观念和社会偏好对工人努力水平的影响起着关键作用(Fehr & Goette，2013)。 在现实工资谈判中，人们往往在意的是自己了解的群体的平均水平，而不是自己所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水平，这说明工作场所中存在“同伴效应”，即邻近的平等个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产生相互作用时，其中某一个体的行为和决策受到同群者行为及决策的影响。同伴之间的薪酬差异和相对绩效信息政策影响员工的努力水平(Ericsso et al.，2009)。同时，劳资双方在比较标准上的差异与工人的努力水平有一定的关联，两者对公平的判断标准不同会导致罢工的发生(Babcock & Loewenstein，1997)。大多数实验研究表明，同伴带来的即时压力会提高所有人的工作绩效，比如Falk & Ichino(2003)在实验中测度了同伴效应对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同伴效应似乎更能激发彼此的产出，而不是引发同伴之间心照不宣的消极怠工。这说明工作场所中的同伴效应对员工的努力程度有正向的影响。 2.激励措施影响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的实验研究。激励问题一直是劳动契约中的核心，公平问题是员工激励的重要因素。雇员的努力水平深受公平激励机制的影响，与工资有密切关系，工人付出更大努力获得更高工资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影响。有研究者对有关的激励理论做了实验检验，如Cooper et al.(1999)利用中国学生和中国中层经理作为实验的被试者，检验了起源于效率工资激励的棘轮效应理论。Fehr & Schmidt(2004)检验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中的公平和激励，结果发现奖金合同比计件工资合同表现得更好。 企业家们认为财务激励是有效的，甚至负向的财务激励措施只要不是以恶意的方式使用也是有效的，研究者们也用实验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比如Knez & Simester(2001)提到的美国大陆航空公司面向所有雇员提出了一项激励措施，即只要航班的准点率提高，他们每月可获得额外的奖励，这项激励措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提高了航班的准点率。有关负向激励方面，Nagin et al.(2002)对电话销售公司进行了一个实地实验，对一部分销售客户对象进行电话回访，研究发现，当回访报告中存在问题，回访的比率下降时，欺骗行为上升，这说明员工对变相的负激励行为做出了反应。尽管互惠的雇员也许会被可能的惩罚触怒，但是自私的工作者或许会被处罚的危险或奖金激励而提供更多努力，可能的负向激励无法阻止一个强烈的正向激励产生的互惠行为(Fehr & Gachter，1998a；Brown & Fehr，2012)。此外，模拟禁止偷懒模型的实验研究也表明，惩罚并不一定会阻止互惠行为以及削弱努力(Fehr et al.，1996，1997，2001；Fehr & Gachter，2002)。但是，负面激励也有一些负面影响，如减弱人们的合作意愿，阻碍人们的互惠行为。例如Fehr & Rockenbach(2003)进行的实验游戏中表明，当被施加惩罚时，创业者是最不大方的。Fehr(2000)在扩展礼物交换博弈中引入了显性激励机制——惩罚和奖励，实验的对照组没有任何的惩罚和奖励，实验结果表明，消极的显性激励似乎被雇员理解为不友善，弱化了自愿性合作。所以，企业家把握好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尺度可以提高员工的努力水平。 也有学者研究了工作场所的社会激励，工人的行为受他们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如Bandiera(2010)通过分析被试者的劳动者生产力数据与工人社交网络信息记录，认为公司可以利用社会激励替代货币激励来激励员工。此外，Bandiera(2013)还从公司层面采用实地实验评估了计件、排名奖励、比赛这三种不同的激励方案对员工和团队的影响，结果表明，激励和排名能够影响团队的生产力，改变员工的努力和团队的组成。社会激励与激励方案的不同对员工的努力水平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二)实验劳动供给理论 根据标准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临时的工资增加将激发工人更加勤奋工作，而当工资较低的时候工人会以劳动替代闲暇。一些经验研究也表明，劳动力供给参与的边际变化确实如此，但工人的努力水平和工作日内劳动供给的证据却几乎没有支持标准理论(Farber，2003)。近年来，经济学家们通过不断地证伪生命周期模型，发现新古典经济学解释模型有诸多局限，因此，研究者开始引入参照依赖、损失厌恶等心理学成果来研究劳动供给模型以及工资变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Goette et al.，2004)。 1.跨期劳动供给模型的实验研究。近20多年来，劳动供给实证研究主要侧重于生命周期劳动供给行为，分析政策对于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及其跨期替代弹性等(Card，1991；Blundell & MaCurdy，1999)。已有实证研究显示，在生命周期中，劳动供给变化对工资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劳动需求会影响劳动供给，这就意味着用跨期替代来阐释生命周期劳动供给的理论缺乏解释力度。因此，Goette et al.(2004)将参照依赖、损失厌恶、收入靶假说等心理因素引入到跨期劳动力供给模型。此后，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实验研究。 在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劳动供给的文献中，最著名的是Camerer et al.(1997)和Farber(2003)对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和不同天平均工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研究发现，跨期替代弹性为负值，即当工资较低时，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较长，而工资较高时工作时间短，这一结论与新古典的预测是相悖的。Goette & Huffman(2004)对邮差工人的行为进行了实地试验，分析工资变化与邮差努力水平和参与决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个显著的正向工资的参与弹性，短期工资的提高也会使短期的参与率提高，高工资率所在组的单次轮班收入显著降低，计件工资的上升影响工人在该工作日中努力的分配方式。Fehr(2007)做了进一步的现场实验研究，工人每小时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和精力，研究发现，整体劳动供给弹性是正向的，甚至有一个更大弹性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每小时的工资弹性是负的，研究者试图用两个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一个是引入跨期偏好的溢出效应后的新古典模型，一个是引入参照依赖、损失厌恶后的模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只有损失厌恶的个体才会对加薪做出消极反应。由此可见，参照依赖偏好对劳动供给理论的扩展可以解释近来的诸多劳动力供给研究证据，尤其是可以解释为什么更高的金钱激励工人更多地出工不出力，也可解释为什么工资增加或者临时奖金会扭曲努力在全天候的配置，工人先增加努力然后减少努力。 此外，影响劳动供给的因素有很多，有学者就从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方面来研究其对工作的选择的影响。比如Hanna & Olivia(2015)利用关闭墨西哥的大型炼油厂对外源环境的变化数据来研究污染如何影响劳动供给，炼油厂关闭后，周围社区空气中二氧化硫减少19.7%，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增加1.3小时，但对劳动力需求和选择性迁移并没有影响。可见，人们选择工作时，不仅仅只考虑工资，还会考虑工作带来的其他影响，比如健康、生活状态等。 2.最低工资变化对劳动供给影响的实验研究。最低工资问题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非常丰富，Neumark & Wastcher(2006)总结发现，约有85%的经验结论支持最低工资上涨减少就业的结论。显然，最低工资与就业的关系在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实验研究方法的兴起为学者们研究这一问题指明了新方向。 新古典经济学很难解释企业家对于最低工资效应带来的一系列现象，于是有学者开始运用实验方法研究最低工资，快餐行业数据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可能对就业产生一定的正效应(Card，1992；Katz & Krueger，1992；Card & Krueger，1993)。工人对最低工资的接受底线也会影响劳动供给，比如Falk et al.(2006)通过策略式的实验设计来获知工人的保留工资，并考察引入和取消最低工资限制之后保留工资的变化，通过实验证明最低工资的引入会对劳动力市场参与者的保留工资产生显著和持久的影响，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函数。有学者指出，使用面板数据研究最低工资与就业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考虑空间异质性问题，而通过实验设计控制这个异质性进行研究发现，在美国最低工资并没有减少社会就业(Neumark & Salsas，2014)。 最低工资影响路径方面，Hirsch et al.(2011)利用乔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州的餐厅在2007-2009年间的工资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增加的影响，原则上所有餐厅的最低工资是相同的，但是实际上由于餐厅的薪酬体系不同，最低工资增加的影响渠道各不相同，这些渠道包括工资增长或者包括价格、利润、营业额、业绩标准等在内的非劳动成本的变化等。近些年，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是最低工资与健康的关系，如Reeves & Karanikolos et al.(2014)使用英国最低工资法实施前后的自然实验数据进行研究表明，最低工资能够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抑郁状态。Strobel et al.(2014)利用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容易获得最低工资的非正式就业青少年和失业的青少年这两组研究对象，检查最低工资法颁布前后这两组研究对象饮酒的频率，研究结果表明，非正式就业青少年饮酒频率比失业青年要高，不良健康可能与最低工资上调有关。 (三)基于实验方法研究的再分配理论 劳动经济学、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追求公平是人类的天性，对不平等的现象表现出厌恶，再分配政策是人们追求公平的实践。再分配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公平，理想的再分配政策要符合个体进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意愿，过度的再分配会挫伤个体努力的积极性，无助于公平的最终实现。研究个体偏好从何而来，受哪些因素影响等对再分配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再分配偏好有几个方面的优势：其一，实验方法具有可控制性，通过构建相应的实验环境可以比较不同理论的有效性，此外，通过引入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因素可以检验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程度。其二，实验过程中引入了真实货币激励机制，被试选择的税率水平或分配方案就代表其再分配偏好水平，此时个体表现出来的再分配偏好比通过问卷方法得到的再分配偏好数据更真实。基于此，实验劳动经济学从个体支持再分配的原则以及影响再分配因素来讨论再分配理论。 1.个体支持再分配原则的实验研究。罗尔斯(1999)提出有关分配正义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假设社会中所有人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包括能力、收入、阶层、地位等都是未知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被要求提出有关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案，并且在社会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在无知之幕揭开后，社会就按之前达成一致的方案进行财富分配，在无知之幕下，个体选择的分配方案就是内心的正义观的表现形式。罗尔斯据此提出了平等主义原则，即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由于担心自己落入最低的收入等级，最终会同意选择那个有利于社会处境最差成员的再分配方案，这就是最大化最低收入的公平观念。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存在“无知之幕”的情形，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理论研究在逻辑推理下得出的“概念化的正义”不足以探索人类正义诉求的结构。 实验经济学方法为检验“无知之幕”创造了条件，实验目的在于检验个体对分配方案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最终的分配方案符合怎样的公平原则。在这方面，具有影响力的实验研究来自Frohlich et al.(1987)，实验设计的四种供选择方案分别是：最大化最低收入、最大化平均收入、有底线约束的最大化平均收入、有范围限制的最大化平均收入。结果发现被试的确能对分配方案达成一致，但他们并没有选择罗尔斯提出的最大化最低收入原则。同样地，Michelbach et al.(2003)从效率水平与公平水平两个维度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进行了检验，实验结果也不支持罗尔斯的分配原则，被试同时利用多个原则、考虑多种因素来进行分配方案的选择。这些实验结论都表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存在复杂性，并非能用单一原则加以解释。 风险决策事件普遍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上，其选择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人们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同时，还会影响人们在风险决策者之间所做的有关损失和收益的公平分配。Cappelen et al.(2013)第一次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风险决策下的公平观做了研究，实验分为两个阶段，风险决策阶段和分配阶段，研究的结果支持参与风险决策事后公平观，研究基于个人公平观的估计对人群属性进行分类后，实验进一步研究了被试在实验中所展示的公平观与其政治倾向的相关性，“右倾”主义者更愿意保持事前双方的公平选择，而“左倾”主义者则更愿意保证事后的结果公平。 2.再分配偏好影响因素的实验研究。个体对收入再分配的需求来自于复杂的动机，研究者采用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税收、再分配、保险、投票等社会概念，构造了一个接近现实社会的实验背景，被试者在不同的再分配方案中进行选择，以此作为度量被试的再分配偏好，研究再分配偏好受哪些社会制度因素和个体因素的影响，这为税制设计、决策机制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大量的实验研究检验了税收成本、效率、收入等级、收入决定方式、风险偏好、性别等诸多因素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大部分的被试都倾向于通过税收减少社会初始收入的不平等；然而，当税收成本上升、效率降低时，个体的再分配偏好显著下降(Durante et al.，2014)。税收带来的社会福利净损失提高，被试对再分配方案的拒绝率上升(Beckman，2004)。个体对税制的选择不仅受到自身利益的影响，也受到不平等厌恶的社会偏好的影响(Ackert，2007)。此外，Hoechtl et al.(2012)对表决机制进行了实验研究，对比了在“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和“中位数投票”两种不同表决机制下，穷人和富人的税率选择。实验发现，在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的表决机制下，穷人和富人的税率选择偏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在中位数投票规则下，个体选择结果受到社会收入结构的影响。在现实社会中，合理的再分配制度需要切合该社会的收入结构、社会保障体系、决策机制、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 (四)人力资本培训的实验研究 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和培训看成个人投资方式，对解决劳动经济学领域与酬金结构有关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古典劳动经济学就“再教育”培训对收入影响的研究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与收入的异方差性、研究样本大、耗时长、成本高、设计难等因素有关(苏治和李媛，2012)。传统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教育回报率以及企业培训决策上，实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对培训机构类型以及培训本身对就业的影响。 学者比较关注就业服务机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私人就业机构比社会保障就业机构更关注公共就业服务。另外，私人就业机构在改善工作搜寻技术方面能够提供给失业者更多的帮助；同时，私人就业机构更擅长于向移民提供就业服务，不太擅长于为青少年提供就业服务(Bennmarker & Gr
标签：经济学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心理账户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激励模式论文; 员工激励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内涵外延论文; 决策能力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