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的问题
安德鲁·沃德(Andrew Walder)认为，工人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工人的需求有多大比例从企业中得到满足和企业之外是否存在替代资源。改革前，一方面中国的劳动雇佣关系是非市场化的，具有福利的性质，劳动者缺乏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企业是提供公共物品、服务、其它物质和社会便利的场所。工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资源几乎全部来自企业。企业不仅为工人提供货币工资，而且向工人提供健康保障、退休金、子女照顾和教育等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满足。工人在企业之外没有替代性资源，因此工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高度依赖企业(Walder,1986,pp.8-27)。
李培林等人指出，在传统的经济体制框架之中，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生活单位。由这种双重角色内涵所决定，企业不仅承担着经济功能——依照国家的经济计划指标完成各种生产任务，而且也肩负着多种社会功能——依照国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具体安排完成各种社会发展任务。企业代表国家为职工提供就业机会和全面的生活保障。职工高度依赖企业，同时作出成本投入：低水平的货币收入，低水平的人力物质消费，放弃个人对职业的自主选择机会，放弃个人为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而努力工作的机会，放弃个人为选择更好的职业做出努力的机会，从而获得职工的预期收益——企业的就业和生活保障与支持。它包括：高就业、固定工和终身制，固定工资收入，全面的福保障（衣食住行有保障，生老病死有依据），并形成一种成本投入——利益收益的均衡模式（李培林等，1992,pp.178-202）。
丘海雄运用对一家典型的国有企业持续十多年的追踪调查资料，以安德鲁·沃德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的出发点，深入分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有企业劳动雇佣制度的改革和工人的理性选择。研究发现，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所有制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并存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体制内的国有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也逐步市场化。企业对工人的保障逐渐减少，而企业外可替代的资源逐渐增加，许多工人同时涉足两个劳动力市场，可在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获得部分资源。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工人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已逐步降低（丘海雄，1996,pp.163-168）。
上述学者从资源结构的角度指出，改革前企业全面的资源提供，以及企业外缺乏可替代的资源，形成了工人对企业的高度依赖，而我们的研究则更关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工人对企业的依赖发生了什么变化。
依赖与支持是一对关系密切的概念。依赖是指行为主体不得不依靠垄断资源的客体取得满足而形成的依附关系。资源越集中，可选择的替代性资源越少，依赖程度便越高，因此可以说，单一化的社会支持是依赖形成的结构性基础。本文试图通过对下岗职工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和寻求再就业的研究，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建构理解过渡时期工人与企业的关系的新意象，思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引起的社会依赖结构的变迁。
广义而言，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援与帮助。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Uehara,1990,p.522)。广义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帮助，如提供金钱、实物等有形帮助；行为支持，如分担劳动等；亲密的互动，如倾听，表示尊重、关怀、理解等；指导，如提供建议、信息或指导；反馈，对他人的行为、思想和感受给予反馈；正面的社会互动，即为了娱乐和放松而参与社会互动等6种形式(Barrera,1983,p.133)。这6种形式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在本研究中，由于研究的是下岗职工群体的社会支持，他们最需要的社会支持是解决生活困难和帮助再就业。因此，本文中的社会支持特指有形的物质资助（主要是金钱支持）和无形的指导（提供就业信息和帮助）这两种支持方式。
社会支持包括施者(Provider)与受者(Recipient)两个有意识的个体之间的资源的交换。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的受者是下岗职工，施者根据其所提供的支持是否正式而区分为正式社会网络和非正式社会网络。正式社会网络包括政府、企业、社区组织（注：社区组织：主要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具有半官方半民间的性质，其一方面具有正式组织的特征，是中国城市的基层组织；另一方面又具有邻里互动的地缘关系。为了分析的便利，本研究将其归入正式的社会网络。）和市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和广告等）；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包括了5种关系：血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亲缘关系（自己及配偶的亲戚）、业缘关系（同事及同学）、地缘关系（邻里）和私人关系（朋友）。
下岗职工指在合同期内，由于各种原因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仍然保持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由企业提供下岗生活费，等待重新上岗者。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是企业一种暂时性和过渡性的安置富余人员的方式。下岗职工一方面离开工作岗位，失去了原来的工资收入以及部分福利保障，处于闲置、无业状态，另一方面却仍保留着与企业的劳动关系，可以从企业获得或多或少的救济或补贴。他们一只脚在企业内，另一只脚在企业外。下岗群体的这些特点极具经济转型期半计划半市场的特点，是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工人与企业的依赖关系的变化及特点的最好对象。
二、研究的结果
我们的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为1997年7月。问卷调查采取集中填写，当场收回的方式进行。被访的下岗工人来自广州市的4个老城区。共发放问卷980份，回收有郊问卷719份。由于下岗人员分散，难以集中，因此样本是非随机的。被访者中女性(65.8%)多于男性；大多数已婚(77%)；36-45岁者居多(42.7%)；教育程度（高中程度或以下者占95.2%）和技术层次偏低（普通工人和一般行政人员占60.6%）；第一次下岗的占85.6%；多数人(58.2%)是1997年才下岗的。
（一）经济支持
调查资料表明，下岗职工的经济来源主要有：1.待岗工资；2.亲友帮助；3.过去储蓄；4.家人供养；5.自己赚“外快”（待岗工资之外的货币收入—编者注）；6.借钱。这些经济来源中除了第3项和第5项是依靠下岗者个人的力量外，第1、2、4、6项都不同程度带有社会支持的特点。可见，下岗群体的经济来源中，社会支持是多元化的，而且占了很大的比重。
经济支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正式社会网络，即原企业；另一部分来自非正式社会网络，包括血缘、亲缘、地缘、业缘以及私人关系群体。下面就以待岗工资和借钱与资助进行说明。
1.来自正式社会网络的经济支持——待岗工资
从下岗群体的待岗工资领取情况来看（见表1和表2），有一半下岗者一直从原单位获得待岗工资，平均每月314.8元，较多的人(27.4%)在301-400元之间，500元以上者只占3.7%。除此之外，被调查者中有27.1%的人曾经或偶尔在单位获得待岗工资；从未获得这种经济援助的只占16.5%。原单位对下岗人员的经济援助虽然在较大范围内仍保留着，但数额较小，有的人甚至已失去了这种支持。待岗工资不能完全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广州市在岗职工同期月平均收入是1022元），许多人向非正式网络寻求经济支持。
2.来自非正式社会网络的经济支持——借钱与资助
有约1/3的下岗者因生活困难向其它人借钱度日，借钱额度平均为4310元，至今平均有3150元未还（见表3）。
从表3中可见，下岗职工在寻求经济支持时，求助次数最多的是血缘关系（1-5项共占72.3%）和亲缘关系（6-7项共占13%），其次是业缘关系、私人关系和地缘关系。在血缘关系中，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是其寻求经济支持时最重要的对象。
另外，做为社会支持中的受者一方，下岗者只有29.1%的人曾收到过来自非正式网络无偿的经济资助。其来源分布见表4。
主动给予下岗者经济资助的关系群体按其重要程度依次为：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业缘关系、私人关系和地缘关系，与下岗者寻求经济支持的取向完全一致。血缘关系中资助最多的也同样是下岗者本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二）就业支持
在问卷中，我们以“下岗后，您主动寻找过哪些部门和个人帮助就业（包括安排工作，介绍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和“下岗后，有哪些部门和个人主动对您提供过就业帮助（包括安排工作，介绍工作和提供就业信息）？”来测量下岗者的就业支持（见表5和表6）。
从对表5的分析，我们发现：下岗群体不仅依赖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社区和市场）寻找就业机会，同时也在非正式社会网络中的各种关系群体中寻求就业支持。从综合寻求就业支持人次来看，寻求正式社会网络（项目1-5）支持的占52.1%，寻求非正式网络（项目6-13）支持的占47.9%，前者略多于后者。
在寻求就业支持上，下岗职工的组织取向是非常明显的，向原单位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安排工作的人次共占25.4%，排在首位。改革后，职工单一地依靠政府或企业来安排和保障就业的局面虽然已改变，但是政府和企业在就业安置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职工长期生活在国家和单位的全面保障之下，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的缺乏以及依然保留的企业职工身份，都使其对政府和企业仍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但不论怎样，下岗群体毕竟一只脚已踏入劳动力市场。这一点，可以在寻找就业机会上，仅次于组织取向的就是市场取向（项目4-5，占17.2%）上反映出来。这些人主动通过职业介绍所、人才市场和招聘广告，依靠市场来获得再就业机会。这是通过市场调节配置劳动力的一种理想取向，是劳动力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正式社会组织中，社会成为人们寻找就业支持的另一个来源。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在“企业办社会”的局面逐渐改变之后，在发展城市社区服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被调查的下岗职工中，有138人（占9.5%）曾向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寻求过就业帮助。
下岗者除了在正式组织中寻求就业帮助之外，还主动利用非正式社会网络来获得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在所有这些关系中，朋友、同学、同事（项目10-12）是下岗者寻求支持最多的关系，3种关系共占总人次的31%。可见下岗者主要寻求业缘关系和私人关系群体的就业支持。相对而言，寻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群体（项目6-9和13）就业支持的则较少，5种关系共占总人次的17.8%。这与下岗者寻求经济支持的取向明显不同，下岗者在寻求经济支持上主要是血缘关系取向，而在寻求就业帮助上则主要是业缘关系和私人关系取向。这表示下岗者在寻求经济支持时，倾向于同质性较高的强关系群体（血缘群体处于中国人传统的“差序格局”的核心部分）；而在寻求就业支持时，则倾向于异质性较高的弱关系群体（如朋友、同学、同事等）。
在对下岗者提供就业支持的社会来源构成中，正式社会网络（项目1-6）共占总人次的48.8%，非正式社会网络（项目6-13）共占总人次数的51.2%，后者略多于前者（参见表6）。
在正式社会网络中，市场帮助下岗者就业方面的作用最大，帮助的次数占总人次数的22.7%；其次是组织（原单位和政府有关部门），占16.3%；然后是社区组织，占9.8%。
非正式社会网络在主动提供就业帮助方面，5种关系群体按其分布依次为血缘关系(18.0%)、业缘关系(14.4%)、私人关系(7.3%)、地缘关系(6.5%)和亲缘关系(5.0%)，相比之下，血缘关系在主动帮助下岗者就业方面比较突出，尤其是兄弟姐妹关系群体。
总而言之，下岗职工的经济支持，一方面来源于正式社会网络提供的待岗工资，另一方面来源于非正式社会网络提供的资助和借款。他们同时从上述两方面获得就业支持。
三、总结与讨论
改革前，工人的经济来源几乎只有企业内的工资和福利，企业外难以获得替代性资源。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国家对资源高度统合，社会群体之间的支持由于个体资源的匮乏而减至最低点。工人的就业由国家提供和保障，一旦离开工作单位就不可能获得其它的就业机会。因此，在计划经济之下，工人经济和就业的支持是一元化的。
计划经济之下，国有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社会责任，不能够根据生产的实际需求合理地配置劳动力，富余劳动力以隐性失业的形态滞留在企业内部。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单位，原来扮演的多功能角色逐步分化，经济功能不断强化，社会功能日渐剥离。无所不包的“单位体制”逐步解体。
8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逐步采取“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制度”的方式，保持老工人的固定工身份，让新进厂的工人成为合同工，与此同时进行内部优化组合，到90年代中期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在制度上打破了“铁饭碗”。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开始让一部分工人下岗甚至失业。这意味着国家将不再为工人提供终身的就业保障和足够的经济来源。
调查结果表明，工人下岗以后，在经济和就业上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政府、企业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为多数的下岗工人提供尽管有限，但可聊以度日的下岗工资。劳动部门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培训和介绍工作。街道组织也积极组织下岗职工生产自救，为他们的再就业提供服务。引人注目的是，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血缘关系在经济和就业上给予下岗职工最重要的支持。国家有关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文件所倡导的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劳动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就业服务手段，实行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帮助下岗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的精神在实践中得到体现。透过下岗职工获得的经济和就业支持的侧面，或许可以说，中国已经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支持结构，社会支持结构已经逐步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
结构功能主义尽管受到很多的批判，但是在舍弃了它的目的论和保守偏见后，用来理解社会结构的变迁仍然是有意义的。由此可以解释，在计划经济下，国家通过单位制度承担了个人的一切保障，同时也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抑制了其它社会支持结构要素的存在和发展。社会支持结构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根本原因在于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企业多元化的功能逐步分解。社会资源的分布逐渐多样化，社会成员的资源拥有量逐渐增加，企业原有的一些功能逐步转为由一些新成长的结构承担和发挥。
调查中发现，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中血缘关系的支持是最重要的。这使人联想起“家庭回归”的论题。欧洲许多国家一直是国家福利的典型，在国家福利制度下，个人有国家的保障，家庭对个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近年来，由于人口老化，经济增长放缓，国家的福利负担日益沉重，国家福利逐渐减少，导致出现欧洲人“回归家庭”的趋势。丘海雄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在市场化过程中，单位制度的瓦解同样导致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家庭回归”，他们以家庭为经济行动单位，休戚与共，分工合作，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中，取其之长，避其之短，共同适应环境的变化，使家庭这一叶小舟在改革的潮流中乘风破浪。改革开放后，曾经被单位制度吸纳的一些家庭功能得到新的展现（丘海雄，1996,p.168）。欧洲国家福利的减少与中国“单位制度”的式微都导致了“回归家庭”，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如前所述，资源越集中，可选择的替代性资源越少，依赖程度便越高，单一化的社会支持是依赖形成的结构性基础。以往国有企业作为一种全面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提供工人的经济、政治、福利资源的工作和生活场所，企业外几乎没有可替代的资源，这必然会形成工人对企业的高度依赖，而工人对企业的依赖实质上是对国家的依赖。因为国家通过把一切社会经济（包括企业组织）纳入行政科层体系之中，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借助这种行政等级管理，政府将其自身肩负的全能管理职责逐级下放落实，最终通过每个基层组织而具体实施。
假如社会支持结构已经逐步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判断可信，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本文的出发点，提出我们的主张：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工人对企业，实质上也就是对国家的依赖程度已逐步降低。
改革到了今天，部长尚且可能下岗，何况黎民百姓？当今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无论是就业、住房还是医疗，单位提供的保障越来越少。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方方面面、一生一世都依赖单位，依赖国家。一方面我们应该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当我们遭遇意外，陷入困境时，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社会网络中寻求支持。正如前文所述，社会支持暗含着社会交换。你危难时需要寻求有能力的他人支持，你平安时应该给予有需要的他人帮助。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互相支持，同舟共济，社会网络就能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的作用，我们便可减少对单位、对国家的依赖，取得更多的自主空间，国有企业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会有更稳固的社会基础。
通过对下岗职工经济和就业的社会支持研究，可以提出一个命题：社会支持从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将会导致人们对单位，从而对国家依赖的降低。
标签：社会支持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组织保障论文; 经济学论文; 非正式论文; 社会企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