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新时期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文学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扬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学界讨论的一个话题，并且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我们都注意到，周扬自1930年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始，到1989年辞世，他的文学活动、著述和组织领导工作等成为3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周扬不是单一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也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家、批评家，只从一个侧面来讨论周扬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可能还徘徊在周扬与时代复杂关系的边缘。 尽管周扬的文学活动、著述和组织领导工作等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他的个人特质，但他始终是文学体制的一个部分，他的文学活动、著述和组织领导文学工作通常具有某种重要的象征意义，其理论与批评往往也是与阐释文艺方针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说周扬，有时是说“周扬们”(“周扬们”在80年代也充满分歧)，有时是说与他相关的文艺运动的历史。他不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历史的重要部分。如果说周扬复杂，那么与他相关联的各种因素可能更为复杂，而这两者之间同样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因此，研究周扬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在周扬的文学生涯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落，这是“文革”时期文学的结束也是他命名的“新时期文学”开始和基本秩序形成的阶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这个时间段的意义是非凡的，“新文学”尤其是从解放区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基本问题被重新处理和认识，并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而此时的周扬再次处于文艺界的关键位置，他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认识和理论观点，以及重建当代文学制度的思考与实践，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成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视的文学遗产。 周扬提出“新时期文艺”的概念并且在第四次文代会报告中预设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大致方向，这成为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命名和论述“文革”结束以后文学进程的依据。尽管之后出现了“后新时期文学”、“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表述，但用“新时期文学”来指称20世纪80年代文学并无争议，有些研究者甚至用“新时期文学”来命名近三十年的文学阶段。重新讨论周扬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我想重点不在对“新时期”概念的提出进行“知识考古”①；“新时期”是对历史转折时期的命名，是相对于转折之前的历史而言的，因此，我们需要考察周扬如何在反思“旧时期”也即此前当代文学历史的过程中展开“新时期文学”论述。这是一个需要理清的历史脉络，如此，我们才能清楚“新时期”是在肯定和否定了什么历史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那些肯定和否定的内容，又在“新时期”引发过怎样的争论。在历史中，周扬对受到过他伤害的一些人表示了道歉，这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我们随后要讨论到的另一个相关问题。 “文革”结束后，周扬第一次公开露面是1977年12月30日出席《人民文学》召开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扬开始检讨和反省自己。他“一概不能”接受“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迫害，但他坦陈了自己的“错误”：“我是文艺队伍中的一个老兵，错误缺点很多，有路线错误，有一般错误，有历史的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②这和当时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四人帮”的认识有所不同，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参与者的责任，这一思考历史问题并将自己纳入其中的反思特征，使周扬和许多历史亲历者相区别。如果从大的方面来看，周扬对历史的反思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30年代左翼文艺；“十七年文艺”，等等。这些反思既有肯定亦有否定。 对于研究界所熟悉的这一部分内容，不必再进行复述，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周扬反思“左”的思想方面。应当说，清理和批判文艺界在历史中形成的“左”的思想并由此警惕当下文艺现状中的“左”的思想，是周扬反思历史的重点。这些内容几乎贯穿在周扬新时期关于文艺的所有论述中。在一份未刊的报告中③，周扬写道：“在我们党内，尤其是文艺界，‘左’的思想有着长久的历史根源和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认识根源，‘左’的思想在三十年代就有。建国以后，文艺方面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海瑞罢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仅是思想批判，而是搞成运动。五十年代后期，‘左’的东西逐渐滋长发展，十年内乱发展到了顶点。二十多年来，文艺战线‘左’和右的错误都有，但就主体和主导思想而言，是‘左’的错误。……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在十年内乱中，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和恶性发展。林彪、江青一伙是反革命，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错误，和我们工作中‘左’的错误，有着渊源的关系。”这段文字，可能是周扬对文艺界“左”的思想最深刻的一次清理。但周扬在清理“左”的错误时，并没有放松对“右的思想”的警惕：“当然，应该看到，在批‘左’的过程中，右的思想也有所滋长，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但是，过低的估计‘左’的影响，以为三中全会以后，‘左’的倾向已成过去，右的倾向已经是主要的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承认有“右的思想”，但主要是反“左”，这是周扬在80年代的基本认识。1983年文艺界的形势变得复杂，周扬对当时文艺运动中的主要倾向问题是“左”还是“右”，没有如他在1981年这一未刊报告中讲得那么直接，而是表示“估计要慎重一点，谨慎一点”，但这也婉转表达了他重在反“左”的思想认识。 从这些讲话来看，周扬并不缺少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在讨论一些具体的创作问题时，周扬同样如此。1981年3月24日，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上，周扬在讲话中说：“文艺要真实，这是天经地义的。不真实地反映生活，不能成其为艺术。但我不赞成把真实作片面理解，好像只有‘四人帮’粉碎后的作品才是真实的。十七年有大量不真实的作品，但也不能说那全是瞒和骗的文学。真实就是至高无上的吗？是不是还有比真实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人民、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周扬是在艺术层面上谈真实的，但他随即转到另一个层面上的“忠诚”问题。这逻辑上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周扬在反思历史时始终有所坚持，这就是作家的党性、文艺的人民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在颁奖后的座谈会上，周扬还有两段插话，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交通警察就是个干预，你能反对吗？文艺方面不要交通警察，但打个比方，有时干预还是必要的。指挥错了改嘛，第一不要瞎指挥，第二不要光是你指挥。”“有人要写‘中央文革小组’，不能说不对，但这种作品容易牵涉到毛主席，你怎么写？要相信人民的事业，相信党。有些作品写了，可以不急于发表。”④这几段并不具有理论周密性的讲话，仍然反映了周扬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坚持。 将周扬反思历史的这些认识和新时期文学相关联，可以说：在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十七年文艺”的检讨中清理和批判“左”的思想，是新时期文学发生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原则。这两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思潮主要脉络，而如何估计文学现状，即是“左”还是“右”，则决定了文学运动的性质。 对于历史问题中的个人责任，周扬从复出后便勇于承担，而且不时道歉，这也是周扬反思历史的一个特点。在新时期，如何处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认识历史中的个人责任，是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历史事件中个人责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与现实的关系。 1983年周扬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说：“‘十七年’都对？我怎么能都对？我们要有自我批评。我们是从历史过来的，我们要有自省，我这个人，几十年来未离开左翼文艺运动。这是一个缺点，也是一个优点，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缺点、错误、弱点，都有我的份，都和我直接有关。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有自我批评的态度。要把自己摆进去。”⑤差不多同时，周扬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中，又更深入地谈到了如何认识错误的问题：“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社会主义文学是自由文学。我们就是认识客观世界，谁认识得准确，认识得深刻，谁就掌握真理多，犯错误少。我们这些人就是在犯错误中走过来的，不要掩盖这一点。错误有什么可怕呢？人类历史就是在错误当中前进的。所以说，不敢讲自己的错误，回避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⑥对于在当代文艺运动中受到自己伤害的人，周扬在多个场合或讲话中表示道歉之意。其中的一些细节，也见于相关者或者旁观者的回忆文章之中。 周扬对责任的承担和道歉，既获得了积极的评价，也受到非议，因周扬而有创伤记忆的人并未因周扬致歉而原谅他的过错，甚至也有人质疑周扬的道歉是否真诚。在今天看来，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辨析周扬道歉的真诚与虚伪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当超越周扬与其他人物的个人恩怨时，我们看到周扬的自我否定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首先与周扬从30年代到80年代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有关。周扬是在特有的文学制度中形成的文化权威，他与体制的复杂关系，以及在历次文艺运动中的作用，使他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道歉的周扬，不仅仅代表他个人，也相当程度上承载了与他紧密相关的体制的责任。这样的自我否定，同时还有助于唤醒清理历史和自我批判的勇气与担当。 我们还注意到，周扬的反思和道歉，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左翼文艺界从30年代延续到80年代的宗派主义的影响和思想观念的纷争。周扬这一代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文艺事业中充满了矛盾，也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文革”之前的历次文艺运动，个人命运的此起彼伏，与此不无关系。林默涵在回忆文章中曾经提到，文艺界的“反右”，“有一点可以说是特殊的，那就是文艺界存在着30年代宗派主义的残余。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多多少少夹杂了30年代的东西”。根据林默涵的回忆，批判丁玲时，冯雪峰的“问题”被带出来，开始对冯雪峰的批判只是与丁玲关系的一些言论问题，后来急转直下，是因为夏衍在批冯雪峰的会议上提出了30年代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为冯雪峰平反，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冯雪峰写的悼词中肯定他对鲁迅靠拢党做了大量工作。但夏衍不同意，仍然坚持他在50年代批判冯雪峰发言时的观点，认为冯雪峰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作用。不仅如此，后来夏衍又将他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上。林默涵由此感叹：“对30年代一些问题的认识上的分歧，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宗派情绪还是有的。”⑦其实，夏衍在“文革”结束后对“左”的思想是有所反思和批判的。这表明，在80年代关于历史问题的原则性的反思也许容易些，一旦具体到人事，特别是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周扬的这些历史反思，人们持不同的看法，或者认为周扬仍然是“左”，或者认为周扬已经“右”了。在今天看来，这些相对立的看法都失之公允。如果在当代文学和周扬自身思想的发展脉络中观察，周扬的这些反思，无疑是克服“左”的文艺思想和领导文艺的方式，而且从80年代文学以及之后的进程来看，周扬的反思无疑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从50年代到80年代，认为周扬“右倾”的原因，仍然是他在50年代初需要负有领导责任的问题，即“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有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实际上，周扬在80年代的讲话、著述中，始终没有放弃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一原则，但他强调改善党的领导，强调谨慎估计文艺现状，强调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等等，都使得一些人认为他右倾了。 显然，我们需要超越“左”和“右”的视角来观察和讨论周扬反思历史的意义。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我认为相关的分歧，源于周扬自身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他与历史、现实的复杂关系。80年代，周扬在《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中曾经提到：“我说过，我的愿望是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我的意思是能够做到这些就很不错了。现在看来，光宣传解释是不够的，要发展，实践提出了大量新的问题，要求我们作出正确的、新的回答。”⑧这个谈话的时间是在1982年，而在这之前，周扬似乎对如何处理自己与毛泽东、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关系，并不那么自信。这种关系又常常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的反映。关于周扬个人的复杂性，已经有很多成果，此处不展开。而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周扬的“复杂性”，看到周扬在50、60年代有时不适应形势的“个人原因”。晚年周扬在被儿子问道“毛主席说你好的时候多还是批评你的时候多”时，这样回答：“说我好的时候多些。他写给我的一些信，也是对我满意的地方多些。他批评我的话也很厉害。他历次对我的批评我归纳成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⑨尽管受到如此严重的批评，“文革”开始后即被打倒，但周扬对毛泽东的感情从未改变，对“文革”后期被解放也心存感激⑩。 毛泽东对周扬的批评，恰好可以解释周扬在50、60年代为何有时不适应，为何有时特别适应并且充分发挥了斗争作用的原因，即他的表现取决于他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态度。在1951年4月20日政务院第八十一次会议上，周扬代表文化部所作的《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在陈述1950年工作的成绩后，检讨文化部工作中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的思想政策领导不够”。这个缺点随后成为周扬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评价了建国后近两年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指出“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有一种忽视思想、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这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急需加以纠正和整顿”(11)。从9月到11月，中宣部召集了八次文艺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对文艺领导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自我批判，同时讨论了加强电影工作、整顿戏剧工作、调整和加强文艺刊物的具体方案(12)。关于会议的情况，报告说：“会议指出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同时指出其他同志也都负有一定责任，并相互进行了热烈的批评。为了克服文艺界的上述倾向，会议决定由文联动员北京文艺界各方工作人员约七百人进行一次整风学习。”(13)这是建国后见诸文献的周扬的第一次检讨，这份“详细的自我批判”未公开发表，内容不详。 周扬的这些“比较严重的缺点”对周扬形成了压力和限制。他在80年代初期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几乎相近于毛泽东和组织在50年代对他的批评。1983年11月6日，周扬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发表，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14)这是周扬最后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自我否定，他内心的挣扎是人们后来议论的重点。 如何重建当代文学制度，是周扬在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阶段集中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周扬作为文艺政策制定者、阐释者、执行者，他对文学艺术的主要影响也落实在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之中。 重建当代文学制度是从第四次文代会开始的，周扬所作的主报告，特别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确定了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基本脉络。周扬的报告主题是“继往开来”。关于如何对待过往的历史，报告有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但这个报告对文艺未来发展的设计是基于“文革”结束以后两三年的文艺实践，新时期文艺并未充分展开。当新的文艺现象、思潮、作品出现后，这份报告中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原则性意见，便在新的语境和问题域中再次发生争论。比如，关于党领导文艺的方式、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创作自由等，这些文学制度的关键问题在80年代一度出现分歧。 制定新的文艺条例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讨论周扬与当代文学制度重建的一个关节点。周扬复出以后，他晚年想做三件大事：整理著作，出版文集；制定一个新的文艺条例；回忆毛泽东(15)。所谓新的文艺条例，是针对1962年颁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这个在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期间制定的文艺条例，曾经对文艺的健康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这个条例由周扬主持、林默涵负责起草，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将“文艺十条”改为“文艺八条”。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八个方面。 周扬把制定新的文艺条例视为自己晚年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足见他在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对文艺发展提出纲领性、政策性的意见。顾骧对周扬起草新的文艺条例的认识是：“他觉得文艺上的问题，不应由领导者个人的主观认识任意而为，对于几十年‘左’的教训应形成政策条文而确定下来。显然他已具有文艺问题不能‘人治’而应该‘法治’的认识萌芽。”(16)当时，和周扬有相同认识的还有巴金，他曾经撰写《要不要制订“文艺法”？》一文。在1982年1月与顾骧的谈话中，周扬进一步说到制定新的“文艺八条”的重要性：“二十年前搞的文艺八条，是文艺政策调整时期。现在也是调整时期，但现在与二十年前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搞新的文艺八条。”“左翼文艺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文学艺术是我们国家事业，应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我想来想去，这个文艺几条应该搞。”(17) 1981年7月，周扬召集林默涵、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开会，商谈起草新“文艺八条”问题。根据顾骧的记载，周扬在会上谈到了他设想的若干个问题：新时期的文艺形势；“左”和“右”的问题；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以及文艺自由问题；文艺与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关系；继承与借鉴问题；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人才问题；调整问题；党的领导问题(18)。这里提到了九个问题，差不多涉及当代文学发生以来的基本问题。对于周扬制定新的文艺条例的想法，与会者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制定这样一个条例时机不成熟，每一个问题都会有分歧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文艺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不应制定坚定而明确反“左”的条例。这样一种分歧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生态的复杂性，也预示了新的文艺条例的命运，而明确反“左”或许是这个条例后来最终流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982年1月与顾骧的谈话中，周扬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以及问题的分类更加成熟。 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周扬《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19)，是1982年1月谈话的整理稿。这个谈话是周扬对起草新“文艺十条”的设想，涉及十个方面的问题：思想文化建设要和经济建设相适应；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正确估计当前的文艺形势；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发扬艺术民主，保障两个自由；继承和革新民族传统；向外国学习，加强文化交流；理论建设，学习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团结问题；领导问题。 如果对照1962年的“文艺八条”，可以发现，周扬《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无疑深入思考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并回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文艺问题，显示了周扬在新时期对文学制度若干重要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及思想高度。可以说，这一谈话是对1962年《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文艺八条”)的传承与超越。如同顾骧所分析的那样，增加第一条“思想文化建设要和经济建设相适应”，这就不是孤立地谈文艺问题，谈思想文化建设了。关于第二条，正确估计当前的文艺形势，这一部分其实是相当于“文艺八条”中的导言部分，周扬的基本观点认为成绩是主要的，“错误的东西虽然不是主流，但要重视它”。而如何认识文艺形势，周扬提出了三点看法：“所以第一，要区分主流和支流，不可颠倒。第二，要重视支流，不可任其泛滥，走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三，要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出正确的克服方法。”周扬的这些想法，在1983年关于文艺形势的争论中，与文艺界、思想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看法不一致。对形势的判断，影响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处理，影响着党领导文艺的方式，也影响着“双百”方针的执行。所以，这是文艺条例制定中的关键问题之一。第三条，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也不局限在文艺批评方面，而是集中在讨论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上面，在强调批评是一种政治的同时，还提到批评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第四条与第三条相关，前者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后者谈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文艺八条”不同，周扬在谈话中，将创作自由问题单列为“发扬民主，保障两个自由”。“文艺八条”第一条中的相关提法是“作家、艺术家有选择和处理题材的充分自由”，以及“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周扬在谈话中，仍然强调了这两点，但明确提出了艺术民主的问题，强调“自由创造和自由讨论”，“要保障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文艺八条”中的第三条，在谈话中一分为二：继承和革新民族传统与向外国学习，加强文化交流。和原来的条例相比，内容上没有大的变化，当年将向外国学习，加强文化交流单列为一条，则强化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在第八条中，周扬强调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能停留在宣传解释阶段，而要进一步发展。第九条谈团结问题，意在克服文艺界的派性。第十条关于领导问题，也是新“文艺十条”设想的重中之重。这一部分内容，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周扬复出以后在不同的讲话中经常提及的问题。他反对文艺脱离党的领导，但同时又提出“要加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这些认识，充分吸取了当代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新“文艺十条”非正式起草的前后过程中，文艺界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包括关于《苦恋》的批判、“现代派”的论争和“三个崛起”的争议等。这些事件以及文艺界的一些理论主张和观点，影响了文艺界领导层对当前文艺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如何估价文艺形势，在周扬那个层次的文艺领导者中有很大的分歧。在1983年4、5月研究文艺的会议上，有人认为：文艺界形势是好的，但对问题估计不足；“左”的东西在工作作风、知识分子政策等个别范围内还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普遍，相当严重。其程度超过以往，而文艺界又超过理论界”(20)。1983年前后关于此类问题的争论和相关事件，在80年代几乎是最尖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个总体性的表述，关于《苦恋》、现代派、“三个崛起”等的论争，深刻反映了周扬所说的“调整时期”文艺界的复杂状况。如果比较全面地留意80年代初期文艺界领导人、理论家的一些讲话、发言或文章，我们会注意到，他们在反“左”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没有大的差异，即便是和周扬意见相左的人也是如此。这是80年代文艺界的一个特点。重大的分歧是用“左”还是“右”来估价文艺界的状况。在一段时期，用“右”来估价文艺界的现状在周扬这个层次中似乎又占了主导地位，所以，这才有了1983年前后的论争。在这次关于文艺问题的会议上，一位负责人、文学评论家说：“从我们整个文艺界来看，‘左’是顽固的，源远流长的，但随着剧烈的社会变革，确确实实出现了另一方面问题，如果不正视，不以正确的方针引导，可能走上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文艺方向。”(21)这样的判断，也反映了那些坚持反“左”的文艺界领导人、批评家，同样是在“道路”和“方向”上看待文艺界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根据林默涵的回忆，主持起草“文艺八条”的周扬，自己曾经认为“文艺八条”有些“右”的东西：“建国十周年时，写过一篇社论，要求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是反资，一是反公式化、概念化，江青不同意。后来的结果是《文艺八条》。文革起来，把这个否定了。现在看来，《文艺八条》有许多还是可用的。《纪要》是毛主席看过的，改过的；《文艺八条》也是主席看过的，不是也可以批嘛。问题是是否符合实际。周扬曾对毛主席说：《文艺八条》有些右的东西。主席说：我也看过的呀，怎么没有看出来。”(22)根据林默涵的这个回忆，历史似乎再次循环，但这次不是周扬自己检讨新的“文艺十条”“有些右的东西”。 虽然如此，周扬谈话中的基本观点、思想以及思考文艺问题的方法，已经逐步落实在80年代及以后的文艺发展进程中。因为周扬的这些基本观点、思想和方法，既是几十年文艺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新时期文学和艺术发展的现实成就的理论化。 周扬在新时期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具体文学现象的一些评论，是从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历史脉络而来，又针对新的文化现实。将自己的理论思考置于文化现实之中，又与历史相关联，是周扬理论批评的一大特点。除了“文革”时期，在50、60年代和80年代，周扬最主要的身份是文艺政策制定者、阐释者和执行者，这个身份无疑大于周扬作为理论家、批评家的角色，他的理论和批评更多的是和制定政策尤其是阐释政策相关的。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特点，周扬作为理论家、批评家的特殊性可能被忽视。 《周扬文集》第五卷收录了周扬在新时期的著述，这当中包括《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学要给人民以力量》、《坚持鲁迅的文化方向，发扬鲁迅的战斗传统》、《研究问题，探索规律，就会有所突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和《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等，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忆念周信芳同志》。周扬的这些著述，成为指导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理论。 从50年代到“文革”发生，周扬的思想脉络实际上也有两条，一是历次文艺运动斗争的产物，一是相对尊重艺术规律的论述，这是今天的研究者称之为“复杂性”的周扬文艺理论。因此，周扬在新时期的理论和批评，一方面是对“文革”及之前历史教训的反思，这些历史教训在“文艺八条”中就已经揭示：“某些文化艺术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碍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忽视同党外艺术家的团结合作，在党内外的思想斗争中，以及在学术批判运动中，发生过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影响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23)周扬在新时期关于文艺政策方针的阐释，相对集中在对这些历史教训的总结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周扬的理论和批评，又传承了他在50、60年代相对尊重艺术规律、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方法。如果比较《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和“文艺八条”，就会发现周扬在新时期的论述有和50、60年代一脉相承的部分。 在《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中，周扬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要面对新的问题，做出正确的、新的回答。在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周扬还提及中国文论，以及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周扬在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相关的理论资源问题，这在当下仍然有启发意义。在50年代，周扬就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1983年在答记者问时，他又再次提出关于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在新时期表现出对重大问题进行命名和深入思考的能力，并且以理论家的勇气和识见打破禁区，探索真理。这样一种能力和胆识，正是当下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所缺乏的品格要素。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等文章，便集中反映了周扬的这种能力和品格，我以为，这种能力和品格是周扬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最重要的建树，其意义超过具体的理论问题。 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文艺界领导人、重要的理论家对文艺问题的分歧或者误判，与知识背景的缺陷和对新的文艺现象、思潮的隔膜有很大关系。在重新阅读80年代的一些文献时，我注意到许多文艺界领导人和理论家，并不熟悉现代主义文学，仍然是从他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来评论80年代以后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潮，他们对现代主义的认识仍然停留在50、60年代的原则上。而一些新作品(内容与形式)和新的观点、理论、方法等也在他们的阅读经验、知识背景之外，“看不懂”等抱怨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处理新问题的力不从心。在思想方法上，习惯于把自己不熟悉的问题归结为“背离”，其实有许多问题并不是背离“道路”和“方向”，而是背离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和阅读经验。尽管不能排除文艺界有“背离”的现象，但是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具体问题，是否都能够上升到“背离”这样的层次来界定，或者把艺术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时，我们也有必要对考察问题和界定问题性质的方法进行反思。 其实，周扬同样存在知识和方法上的不足。从认识论反映论看问题，是周扬这一代文艺界领导人、理论家的共同特点，这样的方法论当然需要坚持，但如何来认识和把握现实世界，显然还需要吸收其他思想资源。在知识体系上，周扬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欧美文学的学养无疑是积累不足的。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周扬着墨比较多的也是民间文艺、戏曲等。关于周扬的知识背景，夏衍曾经在谈话中说：“他对马恩的东西还是读了一些，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是解放后才学的。不像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就学过一些传统的东西，有些人是根本不懂传统的。周扬后来到文化部以后，开始读一些古典的作品。他告诉我，《文心雕龙》了不起，他解放后才读，我们这些人在30年代，抗战时在桂林便早读过了。他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基本上是受苏联的影响。”(24)但周扬在相同的语境中讨论这些问题时，克服了他的知识结构的缺陷，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提炼出观察和判断问题的方法。这也是周扬超越同辈人的一个方面，虽然他也因知识结构缺陷和思想资源相对单一，而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浅尝辄止。 当历史烟消云散之后，周扬作为一种“遗产”仍然有待我们深入讨论。我们面临的是与周扬有所区别也有所联系的历史语境，旧问题并未完全消失，新问题层出不穷，周扬及其相关思想资源已经不能完全应对文化现实中的新的问题域。在周扬这一代人成为历史之后，文化权威不再，当代文学制度中的领导层也无法再以过去的方式处理当下的问题，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学界即便仍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和观点冲突，但已经不具备周扬他们当年的复杂性和历史意蕴。即便如此，周扬留下的历史启示，周扬和他同时代人在80年代形成的关于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共识与分歧，经过近三十年文学发展证明了的经验或者教训以及正确或者错误的观点与方法，仍然是我们讨论当下问题的基础。我们可以“重返80年代”，但不能无视已有的共识、经验、教训而往回倒退。 ①根据研究者的考订，“新时期文艺”的概念脱胎于周扬1978年5月的讲话《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当年6月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决议中，采用了周扬的概念，延伸为“新时期文艺工作”。而周扬系统地阐释“新时期文艺”，则是1978年12月9日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参见刘锡诚《真理的追求者》，《文坛旧事》，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②周扬讲话的记录稿刊《人民文学》编辑部编《在京文学工作座谈会简报》。转引自刘锡诚《真理的追求者》，《文坛旧事》，第4页。 ③这是周扬拟在1981年2月中宣部召开的在京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④参见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载《小说家》1999年第1期。 ⑤(15)(16)(17)(18)(20)(21)参见顾骧《晚年周扬》，第82页，第12页，第26页，第28、29页，第27页，第68页，第78页。 ⑥参见《周扬文集》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2页。 ⑦参见林默涵《十七年文艺战线的一些大事》，原刊于《共和国要事口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删节后为《林默涵文集》代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夏衍指责冯雪峰的文章《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发表在《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争议，受到一些相关人士的批评。楼适夷在《鲁迅研究月刊》1980年第2期上撰文《为了忘却，为了团结——读夏衍同志〈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其中说：“去冬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举行了第四届文代大会，从邓小平同志的《祝辞》，周扬同志的《报告》，到最后由夏衍同志所作的《闭幕词》，始终一贯，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执行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得到全国文艺界代表一致热烈的拥护。但夏衍同志口沫未干，却竟以风烛残年，病余之身，发表了《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以后简称《往事》)，令人出于意外地大吃一惊。其实我们参加过雪峰同志追悼会筹备工作的人，知道夏衍同志发表此文，是预言过的。冯雪峰的追悼会从一九七九年四月筹备，到了十一月才开成，中间主要就为了夏衍同志对出版社与出版局两个党委先后通过的《悼词》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跳起来说，如果追悼会上宣读这样的《悼词》，他是要公开写文章驳斥的。为此经过长期的周折，后来由一位中央负责同志亲笔审改，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由朱穆之同志在会上宣读了。大概仍未能符合夏衍同志的意见，于是，夏衍同志实践其自己的预言，在一九八○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这篇《往事》。” ⑧(19)参见周扬《关于新“文艺十条”的谈话》，顾骧《晚年周扬》，第170—181页。 ⑨李辉：《与周迈谈周扬》，《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⑩1975年7月毛泽东在林默涵的来信中就“周扬一案”作出批示之后，周扬及一批人获释。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文艺政策的谈话中又谈到“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1975年，出席邓小平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各方面代表人物中，没有周扬等。不久，毛泽东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又批示：“打破‘金要全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夏衍说到他与周扬出狱的情况时，夏说，周扬这个人，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我接到通知，当天就办手续出狱，我问他，他说，我等几天，给毛主席写封信。周扬晚两天出狱。”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专案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毛泽东在听了处理意见报告后，指示将报告中“周扬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参见黎之《“周扬一案”》，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8期)。 (11)(13)《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2)根据中宣部的这份报告，参加文艺工作会议的有：胡乔木、周扬、丁玲、赵树理、李伯钊、陈沂、艾青、何其芳、周文、吕骥、江青、阳翰笙、袁牧之、陈波儿、张庚、严文井和林默涵等。 (14)参见《周扬与新华社记者谈话》，新华社1983年11月6日电。 (22)参见刘锡诚《文艺界真理标准大讨论》，载《南方文坛》1999年第7期。 (23)《关于当前文学艺术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24)李辉：《与夏衍谈周扬》，《往事苍老》，第244页。标签：周扬论文; 新时期文学论文; 新时期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认识错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冯雪峰论文; 林默涵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