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宜宾人的三种选择
文/本刊记者 梁霜
经过数天海上颠簸，赵君陶终于带着儿子抵达香港，和丈夫李硕勋相逢。“幸亏你早来一周，如果迟来几天，我已到琼崖（海南岛）去了。”李硕勋说。夫妻二人不曾料想，1931年的这次碰面，竟是最后的诀别。
1935年，由于汉奸告密，30岁的赵一曼和多名同志被日军包围，她左大腿骨被打断，棉裤被血湿透，子弹用光，最终寡不敌众被俘。敌人问：“你为什么参加反满抗日活动？她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日，别无出路！”
两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李硕勋、赵一曼的出生地宜宾，迎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徙，“热烈欢迎”的呼声在李庄码头久久回响，来自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著名的文化科研机构，在这里开启了崭新历程……
为了同样的初心，或为了信仰，或国难当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宜宾人为了同一个目的，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热血，从宜宾洒向全国
“如果你说假话，我就敲碎你的脑袋!”
作为兵员和军需的重要补给地，抗战时期的宜宾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志士，除赵一曼外，还有爱国将领周希濂、兵工专家刘鼎等。1931年到1945年整整14年间，据当时初步统计，从宜宾地区出川抗战的将士共牺牲2482人（实际牺牲将士远不止此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增强沟通机制，搭建互动平台。多年的实践证明，油田与地方政府及农户的关系具有接触时间长、工作头绪多的特点。因此，油田应与地方政府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坚持高层会晤、油地部门联席会议以及基层工作座谈会等制度。油地双方建立健全联防联治机制，对重点油气井、油气联合站、油气罐区、油库等重要基础设施，实行承包责任制；大力开展工农共建、文明油区创建活动，密切油地关系，创建模范油区；在重要设施建设、整体规划部署上公开公平地进行协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从而达到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实现企地关系的良性互动。
原来，就在前一天，李硕勋的老师李鼎三无故被抓，他心急如焚，却也没轻举妄动，而是召集小伙伴查清老师被嫁祸的事实后，才鼓起勇气独闯兵营，向军阀控诉了来龙去脉，成功将李老师救了出来。李鼎三老先生噙着泪花，摸着硕勋的脑装说：“人小胆大，有智有谋。孩子，你真了不起。”
赵一曼的脸色惨白如纸,下身的青棉裤腿已被鲜血浸透，伤口被虐打的剧烈疼痛让她濒临昏死。饶是如此，这名命悬一丝的女犯依旧令侵略者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威压——面对义正言辞的赵一曼，审讯与被审讯的角色仿佛被调换，他恼羞成怒，叫来医生命令道：“这个女人，不管怎么样，不能让她死在这里。”
之后，李硕勋赴成都，又到北京，奔上海，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
在上海大学的两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恩、列等人的著作，还和同系的赵君陶结成革命伴侣。在上海，他与同样来自宜宾的爱国青年郭伯和、余泽鸿等发起组织了平民世界学社，出版进步刊物，思想、眼界得以进一步提高。1924年，李硕勋成为中共党员。
1926年夏季，北伐战争打响。李硕勋果断投笔从戎，率领部队加入了南昌起义。他受中央派遣担任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的政治部主任，之后辗转于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等地，先后出任多个要职。
1926年8月，李硕勋与赵君陶在上海结婚时留影。
时间来到1931年，在香港，李硕勋和远道而来的妻儿度过了温馨而短暂的一周后，只身前往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岂料因叛徒的告密而不幸被捕。敌人打断了他的腿骨，打烂了他的皮肉，却只得到一句“我是共产党员”的回答。李硕勋预感到死亡迫近，内心无畏的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在他乡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他在狱中给赵君陶写下了一封令人泣血的遗书：“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两线合一”的划定是一个集自然、社会与经济的符合生态系统，本文以生态控制的视角，将城市开发边界与生态安全关联起来，结合以往城市“两线合一”的划定经验，将其分类研究，探索“两线合一”的划线模式，并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两线合一”划定为例，提出“守住底线，总量控制，留有余地”的生态控制型城市开发边界与生态红线“两线合一”的划线方法。
1931年9月5日清晨，28岁的李硕勋英勇就义。朱德评价其“人民的坚强战士，党的优秀党员”。后来，赵君陶含辛茹苦养育儿女二人长大成人，长子李鹏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值得欣慰的是，对于李硕勋从事的革命事业，一代代宜宾人前赴后继，奋斗不息。1927年，时年27岁的郭伯和面对酷刑坚贞不屈，从容就义；1934年，率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32岁余泽鸿在转移中牺牲；朱德元帅也与宜宾也有一段7年不解之缘。他在南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宜宾人尚武、热血、无私的一面，在1930年代这一血与火的考验中，迸发出义薄云天的豪情。
前线，他们为国死战
“你们不用多问，反满抗日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
1903年，李硕勋生于宜宾高县，年少时他便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识。高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黄晓玲告诉记者，1919年，因“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全川迅速发展，宜宾尤其突出。16岁的李硕勋积极响应号召，率领同学们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反帝示威，并将收缴的日货当众烧毁，在宜宾城掀起了一股抗日风潮。
这是1936年，抗日英雄赵一曼在东北被捕审讯的经历。回首赵一曼的一生，她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的养成，与其成长环境——宜宾这方沃土有深厚关系。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翠羽丹霞、茂林掩映的宜宾，家中排行老七，深受父亲宠爱。长到8岁，父亲雇了先生在家开设私塾，她便借这机会随族中子弟就读。赵一曼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廖永红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在家乡，赵一曼受到了浓厚的革命熏陶。1926年2月考入宜宾女中（现宜宾二中）后，赵一曼被选为女中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中共宜宾特别支部成立，她即由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同时担任宜宾妇联和学联党团书记。
“知道在东北抗日时期，敌人管她叫什么吗？红装白马女匪首！”在位于翠屏区的赵一曼纪念馆，解说员给大家讲道，1932年，赵一曼到东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在粗犷豪放的北方汉子中间，柔弱的赵一曼做起事来却让人叹服。一次，第三军三团一部在山里被五六百伪军包围，紧急时刻，赵一曼身骑白马，带领游击队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把敌人打得落荒而逃。骑着白马、手使双枪的赵一曼形象从此深深留在柱河抗日游击队人民心中。
1935年11月，赵一曼不幸负伤被俘，经受了日军长达九个多月的关押审讯。然而无论是打、烧、电刑，还是拉拢利诱，侵略者也没有从赵一曼那里获得有价值的应答。
1936年8月1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今尚志市）的火车，预感到可能将就义的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下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98年广州日报印务中心投资10亿元，引进了4条高速印报生产线，可达每小时300万对开张的产能。此后为适应报纸发行数量和版面数量不断增加，又相继进行了4次设备扩展，最终达到6条高速印报生产线，总计654万对开张/小时的产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当时这些生产线的配置也是相当超前的，从纸墨输送-报纸印刷-传送打包-装车发运，报纸印刷全流程实现了物料传送自动化。我们现在看到的生产系统架构都是20年前就已做出的。即使在今天，也仍是国内规模最大、配置最完善的报纸印刷生产系统之一。
1915年，12岁的李硕勋叩开了军阀兵营的大门，他向胖连长说道：“那个士兵说李鼎三先生窝藏子弹，其实是诬告！他才是窝藏、偷卖子弹呢。他偷出子弹卖给镇里的李二，现在李二还把子弹藏在床铺下的瓷罐.....”没等李硕勋说完，“啪”地一声，胖连长用手打在桌子上，转身就吩咐士兵挖子弹和抓李二。
（1）根据齐波夫定律预测得出白家嘴子矿区总资源量1859万t，已控制资源量546万t，尚有1313万t潜在资源量，其资源前景可观。
行业规范的推进不仅约束了经营者的行为，还能让旅游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所保证并不断提高，游客可以在乡村安心居住，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后方，文化的避难所
“不得了了，史语所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下江人吃人了！”抗战时期的一个夜晚，在宜宾李庄静默的山坳间，一声高喊让当地村民纷纷侧目，并朝着出声方向——史语所暂住的板栗坳张家大院狂奔而来……要弄清这出误会的来龙去脉，得从一场文化大迁徙说起。
LISP协议即位置标识和身份标识分离协议，它是一种针对互联网未来提出的一种全新的路由架构。LISP架构的提出可以给边缘网络更大的灵活性，同时对解决BGP路由表的膨胀和终端移动性增多等问题效果显著。因为它将隧道协议应用在不同LISP本地网络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在虚拟网络下实现LISP架构。
伊泰普水电站1996年至2011年的年度发电量统计表和2012年、2013年的相关报导显示，其每年的年发电量绝大多数的年份都超过了819.9亿kW·h，自2007年装机容量达到14 000 MW以后，除2010年的年发电量为859.7亿kW·h以外，每年的年发电量都超过了900亿kW·h其中2012年为982亿kW·h，2013年的年发电量达到986.3亿kW·h。这也充分证明伊泰普水电站的这种装机容量选择的方法对其它这种类型的水电站装机容量选择非常适用。
当前翠屏区正打造的李庄廉洁文化教育基地，还原了这段历史：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同济大学校舍遭到炮击，被夷为平地，全校师生先后流亡到浙江金华、广西八步、昆明等地。国难当头，李庄人毅然接收了师生,并发出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然而，李庄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全镇仅3000余人，是傅斯年口中的“地图上找不着的地方”，怎么接纳数以万计的“下江人”（因内迁李庄的人都来自长江下游）呢？原来，以罗南陔为首的李庄乡绅开会研究，决定“动员民众腾出“九宫十八庙”。
自重庆沿长江逆流而上，便是水网密布的宜宾区域。它是四川境内除重庆外内河航道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正因为如此，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等汇集于此，而小小的李庄古镇，更是容纳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著名的文化科研机构。
赵一曼遗书。
宜宾市翠屏区纪委监委组织部副部长徐红梅告诉记者，经考证，当时李庄共有大小庙宇殿堂近40座，大多是供奉神佛的处所，将“神位”请出庙宇，无疑是要“挑战”当地百姓的家族伦常。但“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绝不是空话。李庄乡绅纷纷迁居乡下，并在禹王宫，祖师殿，东岳庙等地，一次次地开展说服工作：
“日寇正在我们的领土上烧杀掳掠……我们的祖先自古崇文尚义，为了民族未来、抗战胜利，暂时把菩萨请走，腾出寺庙，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因为这是为国家出力！”
很快，李庄人尽一切所能，腾空了庙宇，敞开了祠堂，用滑轮吊移动了神像，甚至让出了婚房,终于摆下了安置学子们急需安顿的书桌，解了同济大学及其他文化单位的燃眉之急。
心脏不良反应，部分患者会出现QTc间期延长，这与palbociclib和ribociclib治疗剂量有关[16]；肝脏转氨酶升高，大部分患者无症状且在停药后均可恢复正常；有研究发现一些血栓栓塞病例与CDK4/6抑制剂的联合治疗有关，因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监测患者肺动脉栓塞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呼吸短促、缺氧、胸痛、呼吸急促或心率加快等[9]。
1940年到1946年，近十个文化教育科研单位长驻李庄长达6年。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外，同期迁徙到李庄的人员还有：傅斯年、李济、童第周等，他们或者是当时的学界名流，或者后来都成长为各领域的学术大家。在李庄潜心科研的六年，为他们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提供了条件。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抗战时期路过宜宾时，写下“此地最宜宾住”的感慨。
不过，李庄骤然迁入大批机构，当地人也曾闹出风波。同济医学院要开解剖课，史语所藏有大量的人体骨骼，中国营造学社要测绘古墓……在当时的李庄人看来，这些“下江人”的行为颇有些匪夷所思，这才发生了前文的一幕。为了揭开秘密，1941年6月19日，一场国家级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在李庄开幕了。消息传开，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这让当时封闭的李庄，以及宜宾、四川、西南的民众、学生大饱眼福，大开眼界，误会也随之消除。
在李庄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抗战后方中国四大文化中心”同时，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也内迁宜宾江安县，在该县文庙办学长达6年。
曹禺曾回忆，“我在江安住时，江安一些绅粮（大户人家）挺好。当时，我们生活很苦，他们随时接济我们，我们不少穷学生也跟着沾光。”在江安，曹禺、余上沅、吴祖光等剧专师长都得到较好安置，使其完成了《蜕变》《北京人》《正气歌》等名作。对于学生，当时剧专排戏，江安群众“凭物看戏”，场场火爆，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有时学生外出吃包子没付够钱，江安生意人也睁只眼闭只眼。”国立剧专史料江安陈列馆馆长张毅告诉记者。
国立剧专在江安培养了谢晋、刘厚生、陈怀恺、张定和等艺术界大咖，谢晋还与江安人徐大雯成就了一生姻缘。后来，吴祖光曾写诗追忆：“长江情意一线牵，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寻旧迹，几生修得住江安”……
“用文化管理，统一理念；用制度管理，规范行为；而以人为核心管理，方能立足根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以下简称“盛京医院”）党委书记赵玉虹一语道中管理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