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的特点——“导向学研究”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导向论文,之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点，导向亦然。只有弄清导向的特点，我们才能准确地认识和有效地实施导向。透过古今中外大量的导向实践，我们发现导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导向具有功利性；导向具有超越性；导向具有可操作性。
一、导向具有功利性
导向是一种改造客体的活动，因而具有功利性。所谓导向的功利性，是指导向能产生功能和效益，即它能对客体产生方向性影响，能改变客体的思想行为，并由此而促使事物变化。成功的导向自不待言，不成功的导向，其主体也有功利性动机。导向的功利性，诚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言：“自约翰·弥尔（J·S·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之社会制度， 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建立的剩余价值学说，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剥削者将最终被剥夺”的导向，它所产生的巨大功利，正如弗里霍夫博士所言：“这位自己曾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伟人给世界带来了消灭贫困的希望，他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们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注：[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页。）恩格斯在谈到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时曾指出：“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的而且可以说是只有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页。 ）制度和思想“为之一变”，“改变了现代人们的思想”，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导向功利。
1.导向功利性的表现
导向的功利性表现在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
（1）导向具有功利性动机
导向是出于某种需要（如组织实现组织利益的需要、个人改造社会的需要等），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体的活动，因而导向均有功利性动机，即主体都期望对客体施加方向性影响，促使客体发生变化，收到预期效果。功利性动机既是导向产生的动力，也是导向功利产生的原因，因而没有导向的功利性动机就没有导向行动，也没有导向的功利性效果。导向的功利性动机如同一个“黑箱”，我们怎么去证实它的存在呢？
在古今中外的导向活动中，不乏直接阐明功利性动机的导向者，这在正面和负面导向中均存在。在正面导向中，李大钊1916年撰写的《晨钟》发刊词《〈晨钟〉之使命》，直接阐明了《晨钟》实施导向的功利性动机：“吾侪振此‘晨钟’，期与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奋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鼓舞青春中华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吾乃撞自由之神，以助其进行之勇气。中华其睡狮乎，闻之当勃然兴；中华其病象乎，闻之当霍然起”（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9页。）。孙中山1919年撰写的《〈建设〉发刊辞》，亦直接阐明了《建设》实施导向的功利性动机：中华民国建国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犹是官僚舞敝、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注：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李大钊期望创造“青春之中华”， 孙中山期望“建设一个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这就是导向的功利性动机。
负面导向中也有不讳言功利的导向者。俞万春的《荡寇志》是一部全面丑化梁山义军的反动小说：丑化义军的政治纲领“替天行道”，丑化义军领袖宋江，丑化义军神威。俞万春在《荡寇志》中之《结水浒全传》（实为前言）中直白道：“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此等书，若留他存留人间，成何体统……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要造伪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絲毫不容假借。”（注：俞万春著、戴鸿森校：《荡寇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1 页。 ）1998年4月日本拍制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 是一部全面为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翻案的反动影片：否认“东京审判”的公正，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否认东条英机是战犯，企图维护日本天皇的所谓尊严。该片编导对舆论界毫不隐晦地声称：“我们的目的是要利用这部电影改变日本国民的认识，电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又说：“我们要在影片中宣扬日本没有进行过侵略战争，如果这部电影能成为改变日本舆论的转折点，那将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注：于青：《有钱难使鬼“自尊”》，《光明日报》1998年5月21日。 ）俞万春期望以《荡寇志》“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自尊》的编导者期望以此影片“改变日本国民的认识”，这也是导向的功利性动机。
2.导向能产生功利性效果
导向的功利性效果也表现在两个方面：能改变客体的思想行为；能引发客体行动。
（1）导向能改变客体的思想行为
导向能使客体的思想行为发生变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译著当是严复的《天演论》。严复通过《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所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导向，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极大地改变了客体的思想行为。严复发出的导向风行数十年，不但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等维新派人士，还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派人士，还影响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胡适、鲁迅等。如同沉夜敲响的警钟，它改变了人们沿袭数千年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改变了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抱残守缺、空谈夷夏、妄自尊大、封闭自足的心理状态。人们开始产生危机意识，开始认识到中国已处于危机四伏、岌岌可危的境地，只有救亡图强，国家和民族才有生存的希望。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它触动了社会各界。一是改变了客体的思想。这正如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言，它使“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因为风潮所激发者多”（注：见黎仁凯：《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131页。）。二是使客体的行为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天演论》中的关键词语，如“物竞”、“天择”、“竞存”、“优胜劣汰”等，成了社会的风行语和人们的口头禅，报刊上亦随处可见这些词语和论调；一些学校以《天演论》作课本，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作为作文题目；一些人以上述词语命名人名或校名，如胡适取字“适之”，陈炯明取字“竞存”等。这正如胡适在《四十自述》中所言：“《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由此可见《天演论》对人们思想行为影响之大。此外，陈独秀、李大钊“五四”前后的马克思主义导向，亦使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等人思想发生变化，促使他们由信仰其他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如张太雷受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的导向影响后，放弃了传教士输送给他的经验哲学，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还应当看到，负面导向亦能改变客体的思想行为。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争夺“生存空间”和消灭“劣等种族”的导向，《田中奏折》提出的“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导向，亦在德国、日本国内改变了国民的思想行为。
（2）导向能引发客体行动
导向能引发客体行动，表现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导向能引导客体沿着主体所指引的方向实践。美国海军战略家阿弗雷德·马汉1890年出版的《控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海权控制论”导向（“谁控制了海洋，谁就统治了世界”）。此导向引导了各国发展海军的实践：英国自1900年以来，海军力量得到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保持的战列舰吨位相当于两个强国的拥有量；促使德皇威廉二世形成了发展现代化战列舰与英国抗衡的决策，加快了德国建设海军的步伐；促使日本发展海军，使日本成为东方海上强国；促使美国制定发展海军的宏大计划，使巴拿马运河的开掘和建立强大的美国海军的目标得以实现。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里奥·杜黑1921年出版的《控空权》，提出了“空军制胜论”的导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引导了各国发展空军的实践：英、苏、意、德、法、美等国相继建立了独立的空军和强大的陆军航空队，轰炸机比重逐年增加；杜黑提出的控空权定义及其运用原则，大都为各国空军引为圭臬，并被写进一些国家的空军条令中（注：邓蜀生等主编：《影响世界的100本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11—112页。）。第二种情况是导向能引导客体朝着主体所指引的方向探索。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89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抑制人口”的导向。这一导向，不但引导了各国在普查人口、预测人口、控制人口等方面的实践，还引发了学术界对人口问题和人口理论的关注和探索，促使了人口学的形成并使之发展为一门完整的独立的学科。此外，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生存竞争”的导向，还影响了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建立。达尔文在谈到《物种起源》一书的写作起因时曾说道：“1838年10月，即我开始系统地研究物种进化的十五个月以后，我碰巧翻阅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书中，马尔萨斯通过长期对动植物的观察提出了生存斗争的原则。这本书立即引起我的兴趣，并使我想到，在生存竞争的条件下，强者获得生存，弱者就可能死亡，其结果便会是一个新物种的诞生。从此以后，我最终掌握了新理论的关键所在。”（注：[美]罗伯特·唐斯著、缨军译：《影响世界历史的16本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4页。）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1904年在《地缘政治论》中提出的“大陆心脏说”的导向（“中亚是亚州大陆的心脏”），不但促使英国加强了对中东、远东这一心脏地带的控制，还引发了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德国学者卡尔·豪斯贺费尔把麦金德的学说发展为纳粹侵略理论，美国学者尼左拉·派克尔把麦金德的学说发展为“边缘理论”；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亦长期研究美国和“世界岛”的关系问题。导向引发客体行动的情况在中国亦大量存在。唐代贤相陆贽在《论关中事宜状》中提出的及早防范“朱泚之乱”的导向，促使德宗接受了陆贽的方略并及时采取行动，使平乱获胜，扭转了被动局面；林则徐在《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敝源片》中提出的禁烟导向，促使道光帝下定决心采取禁烟行动，使禁烟运动得以实施并获成功。
3.导向功利的复杂性
导向功利并非都是单一的，某些导向的功利会呈现以下复杂情况：
（1）导向可能产生多重功利
某些导向能产生多重功利，其原因有三。其一是某种导向本身的多重性导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导向，因其本身具有二重性，因而此一导向的功利，既有引导团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的一面，又有引导团众盲目排外的消极的一面（打倒一切洋人，排斥近代生产工具和一切洋货）。晚清邓实、黄节以及“国家保存会”发出的国粹主义导向，因其本身具有二重性，故既有激发客体民族感情，推动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的积极的一面，又有引导客体在文化选择上盲目排外与护短的消极的一面。其二是由于主体选择角度不同而导致。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社会主义的倡导中，《万国公报》从宗教救世的角度去倡导，梁启超是从改良主义的角度去倡导，刘师培是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倡导，孙中山是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去倡导，导致了功利的多重性。梁启超对此曾有过说明：“社会主义学说，其属改良主义者，吾固绝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注：见林代昭、潘国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其三是因为客体歪曲或误解主体的导向思想所导致。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的导向思想，是宋江领导农民起义是为了“替天行道”，农民起义是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它所产生的导向功利，是能引导客体（读者）去接受这一思想，改变叛逆有罪、造反有罪等正统观念。然而“四人帮”文革中制造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却有意歪曲这一思想，别有用心地捏造宋江架空晁盖和收纳卢俊义是为了投降朝廷，以此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重新工作的老干部，使《水浒传》产生了本不应有的功利。另外，某些青少年由于缺乏历史知识和审美能力，误解了《水浒传》的立意，不能正确接受导向，也导致了其他非正常功利的产生。如据报载，山东莱城市廉州镇9 名少年在看了电视剧《水浒传》后，模仿梁山好汉排座次、起绰号，险些酿成事端，便是一例。
（2）同一导向在不同时期可能产生不同功利
某些历时较长的导向，其导向功利未必始终如一，有的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在某一时期产生过某种功利的导向，在另一时期可能会产生另一种功利。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刘师培、刘师复倡导的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前确曾产生过推动民主主义运动的功利；但辛亥革命后到“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政府主义导向的功利发生了变化，所产生的是一种阻碍历史进程的功利。晚清时国粹派所倡导的国粹主义，在辛亥革命前确曾产生过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功利；但到了辛亥革命后，所产生的则是助长复古倒退思潮的功利；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产生的更是煽动对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功利。此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导向功利与时代有关，时代发生变化，导向功利亦随之发生变化。辛亥革命前，时代的需要是推翻腐朽的清朝帝制，因此，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正宗的无政府主义派，均可从无政府主义中找到思想武器（反对一切政府当然包括清政府），均可以倡导无政府主义来实现推翻帝制的功利。但辛亥革命后，时代的需要不是推翻政府，而是建设完善新兴的共和政府；而此时，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反对一切政府）已与时代需要相牴牾，因此再倡导无政府主义显然已不合时宜，它所产生的功利必然是对新兴政府的破坏。国粹主义亦如此。鲁迅曾指出：“又如民国以前的议论，也因为时代的关系，自然多含革命的精神，《国粹学报》便是其一，而吴君却怪他谈学术而兼涉革命，也就是过于‘融合’了时间的先后的原因。”（注：《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而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国粹派倡导的国粹主义，鲁迅则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和无情的抨击，指出他们是“现代的屠杀者”。
（3）导向功利的产生可能滞后
导向能产生功利，但功利的产生与导向的发出未必同步，滞后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者并不鲜见。原因之一是客体尚未认识到导向的价值。孟德尔1865年在《植物杂文实验》一文中提出的遗传定律，奠定了现代遗传学的基础，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但由于人们当时并未认识到孟德尔理论的价值（论文宣读时无人提问、无人反应，次年发表后亦如此），以至这一重大导向长期被埋没，未能产生应有的导向功利。直到1884年孟德尔逝世，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植物爱好者”，谁也没有把他视作“遗传学之父”。直到30多年后的1900年，另外三位科学家准备发表遗传问题的研究成果时，翻阅文献，才发现孟德尔早已提出遗传定律。这样，孟德尔的论文才得以用各种文字出版向世界发行，产生了巨大的导向功利。弗洛伊德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奠定了精神分析学的基础，为研究心理和病理开拓了新的领域，指引了新的方向，对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但该书出版后一时无人问津，他的学说遭人厌恶，原来的合作者也离他而去。由于认识不到其学说的价值，有人把他的理论视作瑜珈术、基督教义、招魂术和通灵术，有人甚至认为精神分析是与手相术、骨相术一样的伪科学。直到10年后，学术界才如同发现“新大陆”，《梦的解析》才一版再版而风行世界，并产生了巨大的功利。原因之二是某种因素的干扰。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于1957年，由于政治因素的阻挠，他提出的“节制生育”的导向未能产生功利，中国人口迅猛增长。直到20多年后，随着政治障碍的消失，他的导向才产生了应有的功利，计划生育政策才得以制定并大规模实施，中国人口学的研究才由禁区而步入正轨。此外，如50年代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人关于文学是人学和文学创作应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导向，60年代杨献珍等人关“合二为一”的导向等，亦因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使其功利的产生滞后。
二、导向具有超越性
导向的超越性是导向的标志，它是指导向具有超出、越过现存状态的属性。这一属性是由以下两点决定的。一是导向产生于主体对现存状态的不满，主体企望通过导向改变现存状态，巩固之或瓦解之，增强之或削弱之，发展之或消除之，即以一种理想状态去代替它。理想状态显然不能与现存状态叠合，它必然要超越现存状态——只有超越现存状态才能产生理想状态。二是理想状态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属于“未然”的状态，它的实现是一个超越现存状态的过程，只有超越现存状态才能实现理想状态。以上两点，决定了导向具有超越性。
我们在把握导向的超越性时，有两点应予注意。其一是导向的超越可指观念超越，观念超越即可视作超越。导向在实施前和实施中，在取得成功前，所谓“理想状态”只是一种观念状态或者说虚拟状态，是一种观念性存在或者说虚拟性存在；只有当导向成功“理想状态”取代现存状态后，它才能变为事实存在。但无论观念存在还是事实存在，它们都超越了现存状态：前者是观念超越，后者是事实超越。导向主要是就导向前的准备和导向的实施活动而言，有此二者即可视作导向，可不包含导向结果，何况导向结果未必都能成功。因此，观念超越也是超越，也是导向超越性的表现，并不要求同时具有事实超越。当然，事实超越也是超越，但它是以观念超越为前提的。其二是导向的超越并非都是单向的。导向的超越只是指主体引导客体跨越现存状态而进入理想状态，而理想状态是趋新的还是复古的，导向超越对此并未限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体所选择的或设想的理想状态，既可以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状态（如孔子设想的“大同世界”），也可以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但现实已消失的旧状态（如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所选择的帝制）。新状态对于现存状态而言，无疑是一种超越；旧状态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过，但它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存在，因而复旧、复古对于现存状态而言，也是一种超越。因此，导向的超越，既可指向未来，也可指向过去。这样，我们可以将导向超越性的表现划归为以下两种类型：前导性超越，回返性超越。
1.前导性超越
前导性超越，是一种趋新的，将现存状态引导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状态的超越。它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
（1）设想未来社会形态的超越
未来社会形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对它的设想和倡导，无疑是对现存社会形态的超越。如莫尔在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所设想和倡导的“乌托邦”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充满幸福和欢乐的社会。“乌托邦”社会具有如下特点：在社会制度方面，完全废除了私有制而实行公有制，全部土地都是公有财产；在政治方面实行民主制，政治权力人人平等，行政长官均由选举产生，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在经济方面，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实行计划经济和学术研究；在文化方面，重视国民教育和学术研究，倡导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莫尔所设想和倡导的“乌托邦”社会，无论是在他的祖国英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存在，它明显是对现存社会形态的一种超越。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设想，情况并不都一样。一种是依据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设想。如马克思、恩格斯19世纪设想和倡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在当时并不存在；但他们根据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了设想和描述，属于科学的设想。另一种是出于某种善良美好愿望，对理想的社会境界的一种构想。如孔子春秋时期在《礼记·礼运》中所描述和倡导的“大同社会”，是孔子对“仁政”理想社会境界的一种构想，与马、恩的设想并不相同。此外，洪秀全通过《天朝田亩制度》所描述和倡导的农业社会主义社会，康有为1913年在《大同书》中所描述和倡导的大同世界，还有前述莫尔所描述和倡导的“乌托邦”社会，均属此类。再一种是对已渐清晰的社会形态的设计。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所描述和倡导的三民主义社会，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描述和倡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即属此类。此类与前二类不同之处在于：它已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比较逼近、比较清晰而且即将实现的目标，它的超越即将由观念超越而进入事实超越。这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结尾中所言：“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2）前瞻发展趋势的超越
对某一事物或某一活动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和倡导，也是对现存状态的超越。前瞻是立足现实看未来，它必须在现存状态尚未发展成未来状态时看到它的未来状态，即看到现存状态的前景。但这种看到并非亲眼目睹，也是一种推测和设想。既是推测和设想，当然也不是已变成事实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因而它也是观念超越而非事实超越。这种超越，已存在于未来学、预测学的研究以及预测性报道的写作中，但导向学尤为强调，导向活动更为自觉。纵观各种社会活动和各门学科的导向，前瞻发展趋势的超越，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其一是通过预测去超越。如199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预测了21世纪初10门学科及其交叉领域的发展趋势，并有选择地论及了122个重大科学问题的学术意义和解决前景。1998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预测了未来50年中国经济十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十个并举的战略措施和十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此外，如“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美国乐观派未来学家卡恩的《未来的200年》，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等等，亦属此类。其二是通过制订发展计划去超越。发展计划也是对未来状态的设想，自然要超越现存状态。 此种类型， 如美国40年代制订的倡导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60年代制订的倡导载人登月工程的“阿波罗登月计划”，80年代制订的倡导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星球大战计划”。此外如西欧国家制订的“尤里卡计划”，中国制订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等。其三是通过提出问题去超越。此种类型，如希尔伯特1900年在第二届国际数学大会上所作的《数学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20世纪需要解决的23个数学问题，即“希尔伯特问题”；再如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100 个科学难题》一书中，由118位科学家提出的21世纪需要解决的100个科学难题等。其四是通过科学幻想去超越。如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65年创作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1870年创作的续集《环游月球》，其中所幻想和描述的人类登月旅行，即是一例；中国50年代出版的科幻小品《科学家谈21世纪》，其中所描绘的传真机、移动电话、家用电脑、大屏幕电视机、图书馆电子检索、缆索悬挂大桥、人类登月等，亦是一例。以上均属前瞻发展趋势的超越。
（3）倡导新思想、新学说、新运动、新事物的超越
倡导新思想、新学说、新运动、新事物，也是对现存状态（现行的思想、学说、运动或事物）的超越。“四新”当然不是泛起的历史沉渣，也不是名新实旧的花样翻新，而是历史长河中跃起的第一朵浪花，是历史之树上长出的第一片绿叶。它们具有“首次特征”，即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东西。具有“首次特征”的新思想，如法国启蒙主义者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倡导的“天赋人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阶级斗争思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在俄国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在中国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等。有些新思想虽然已在一些国家出现过，但在某国如是首次倡导，亦具有“首次特征”。如梁启超通过文章与严复通过翻译，在中国首次倡导的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马君武、张继等通过翻译评介，在中国首次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即如此。具有“首次特征”的新学说，如洛克首倡的分权学说，马尔萨斯首倡的人口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首倡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尼采首倡的“超人哲学”，弗洛伊德首倡的精神分析学说，邓小平首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此外，如哥白尼首倡的“日心说”，达尔文首倡的“进化论”，爱因斯坦首倡的“相对论”等等。具有首次特征的新运动，如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杜桑倡导的拉美独立运动，甘地倡导的非暴力运动，尼赫鲁倡导的不结盟运动，马丁·路德·金倡导的黑人人权运动；在中国，如林则徐倡导的禁烟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运动，曾国藩、李鸿章等倡导的洋务运动，陈独秀、鲁迅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等等。具有“首次特征”的新事物，如美国人桑德斯首倡的超级市场，麦克莱恩首倡的集装箱运输，格伦首倡的购物中心建筑，利惠·史特劳斯公司首倡的牛仔裤，麦克唐纳公司首倡的汉堡包，日本小西六公司首倡的“傻瓜相机”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前导性超越并非都是正面导向，其中也有负面导向，不能认为前导性超越都有积极意义。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某些超越不具有科学性，即不是科学的预测，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和宿命论色彩，如伪科学、占星术、相面术、算命术，以及法国“诺查丹玛斯大预言”、中国“推背图”之类的超越。这类超越只会把人们引入认识的误区，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科学预测也可能有失误之处，但那不属于此种情况。其二是某些超越违背了现状提供的超越条件，或者违背了历史发展阶段性的规律， 前者如毛泽东50 年代提出的“大跃进”， 后者如王明1931年提出的“一次革命论”等。这种超越只会把人们引入岐途，必然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造成损失。
2.回返性超越
回返性超越，是指回返历史上某些已逝状态的超越，即将现存状态引导到历史上某一已逝状态中去。举其要者有：
（1）回返已逝社会制度的超越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导向。这种导向来自五个方面，形成了一股回导的浊流。其一是袁世凯本人制造复辟舆论的导向，如倡导尊孔读经，恢复封建王朝祭天祀孔的旧制等。其二是康有为、陈焕章等组织“孔教会”并主办《孔教会杂志》，倡导尊孔读经复辟清室。其三是袁世凯的御用团体“筹安会”的复辟导向。由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组成的“筹安会”，打着“筹一国之安”的旗号，倡导“废民主而立君主”，鼓吹“君主实较民主而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并通电各省军政长官、商会代表赴京请愿改变国体。其四是袁世凯御用顾问、美国人古德诺的倡导，他在《亚细亚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胡说中国民智低下，不适宜共和制度，只适宜君主制度。其五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倡导复辟帝制，推动袁世凯复避帝制的活动。在复辟帝制的一片鼓噪声中，袁世凯龙袍加身重新坐上了龙座。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制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亦有回返性超越的特点。马、恩指出：“封建的社会主义”者由于不能“重弹复辟时斯的老调”，于是“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作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注：张宏良、金瑞德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5页。）。
（2）回返已逝体制的超越
这类超越，不是倡导全面回返已逝的社会，而是倡导回返业已中断的某些体制。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改革都是一种改良，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封建社会，只是作了一些或大或小的革新。但这些改革大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应予充分肯定。这些改革，往往先经改革家倡导，继而君主同意，最后才得以实施。一旦君主易位新君上台后，如新君保守或无实权，保守的新君或实权操纵者以及守旧派大臣等，极有可能抛弃改革家，作出恢复已逝体制的导向，使改革成果付诸东流。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其改革即是如此。宋神宗时，王安石以改革家的雄才大略，上书倡导包括理财、整军、改革教育和科举制度等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政方案。他力排众议，终于促使宋神宗推行新政，实施了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方田均稳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的制度。新政保进了生产，使府库积累了大量财物；新政还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的特权，强化了中央集权。新政实施取得了巨大成绩，全面促使了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初步扭转了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神宗死后，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年号“元佑”，由高皇后听政达9年之久。高皇后是改革的反对派，他掌握实权后， 不但起用了守旧派大臣司马光等人，而且倡导“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很快废除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尽行仁宗之政”，导致了“元佑更化”。“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这就是回返已逝体制的超越。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的经历也大体如此：虽然实现了“百日维新”，但由于支持变法的光绪帝不掌握实权，而掌握实权的慈禧反对变法，终于导致“戍戌政变”。慈禧及顽固派大臣“祖宗之法不可改”的导向，亦是回返已逝体制的超越。
此外，还有回返已逝的或已衰颓的某种思想、精神、信仰、道德、风尚以及学说、学派等等方面的超越。如19世纪60年代新康德主义者倡导“回到康德那里去”，19世纪末新黑格尔主义者倡导“复兴黑格尔”，即是如此。
也需要指出的是，回返性超越并不都是负面导向。如果回返的是历史的垃圾（如袁世凯复辟帝制之类），那当然是负面导向；而如果回返的是历史的优良传统而且能引导现存状态向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则是正面导向。在中国文学史上，回返历史优良传统的导向不少，如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明代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等。他们倡导“复古”是为了革新，即以历史上的优良传统改革现存状态的弊端，引导现存状态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倡导亦如此。曾在古希腊罗马高度繁荣的古典文化，被中世纪的淤泥湮没了近十个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就是要把这些被湮没的古典文化“复兴”起来——不是简单的回返，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古代优秀文化的继承利用，用于摧毁封建神学，创立人文主义新文化。这正如鲁迅所言：“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注：《鲁迅全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82页。）
总之，导向具有超越性。这就意味着导向主体只有站得高、看得远，能超越现存状态看到其未来状态，才能找到促使现存状态向未来状态发展的思想、主张或方案，也才能进行导向；否则，就无从导向。
三、导向具有可操作性
导向功利是操作的结果。导向功利是建立在导向可操作性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如果导向不具有可操作性，导向功利就无从实现。从大量的导向实践可看出导向具有可操作性，它表现在以下诸方面：导向是可以策划的；导向是可以按照一定的程序实施的；导向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
1.导向可以策划
策划是指某项活动、某项工作或某件事实施前的筹划、谋划，即事前对某项活动、工作或某件事的人为的设计，包括方案、程序、方法和技巧等方面的设计。策划在一些活动中已存在，如企业形象策划、新闻报道策划、编辑出版策划、电影制作策划，以及会议策划、展览策划、演出策划等等。但导向策划不局限于上述领域，一切导向活动均需要策划，均存在策划。如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不同的主体、不同的导向，其策划程度不同。
导向策划是为了导向而所作的一种设计，因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带有人工操作色彩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设计，其中有以设计活动实施导向的。如90年代初，上海市为了倡导思想解放，曾以《文汇报》为阵地，开展了一次以“90年代上海人形象”为题的全市性的大讨论——这显然是经过设计的，是导向策划的结果。与此相似，安徽省铜陵市也为了倡导思想解放，曾于1991年、1998年先后两次组织了以“醒来，铜陵”为题的全市性的大讨论——这也是导向策划的结果。还有以设计试题实施导向的。如1997年高考作文题，出题者为了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设计了富于导向性的题目：据一则某学生助人为乐的材料写出记叙文；据两则关于帮助他人为题的问卷调查（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写议论文。还有以设计版式实施导向的。如以下事例：李大钊主编《晨钟》，为了实施振响晨钟以创造“青春之中华”的导向，在《晨钟》每期的社论上都印有一颗特制的晨钟图案；胡愈之主编“知识丛书”，为了倡导知识就是力量，在每本书的扉页上都印有“知识就是力量”一句话；法国《读书》编者为了倡导尖锐的文学批评，在某期一篇书评标题旁设计了富于导向性的图案，一把利刀直直地插在某书作者的名字上。还有以设计“编者按”、“专号”、“增刊”等形式实施导向的。如梁启超在其主编的《中外纪闻》、《时务报》上，每期都使用“编者按”，在所刊新闻或译文后附上按语发表评论进行导向；李大钊为倡导马克思主义，为《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集中刊登了包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内的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云五主编《东方杂志》，为了引导国人对帝国主义暴行及侵略本质的认识，在已付印的一期来不及刊入“五卅运动”有关内容的情况下，断然编辑出版《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还有以设计图案实施导向的。如一些国家的戒烟邮票，设计者为了倡导戒烟，设计了一些富于导向性的图案：博茨瓦纳发行的戒烟邮票，画面上是烟灰堆成的一座坟冢，上面一横一竖的十字架由两支点燃的香烟构成；马里发行的戒烟邮票，画面上有一支手枪，烟头如飞弹，心肺是靶子。此外，还有以设计产品、广告、会场等等实施导向的，兹不一一罗列。
2.导向可以程序化
导向的可操作性还表现在导向可以程序化，即导向可按一定的程序实施。所谓程序化，是指可把导向划分为几个相关步骤依次实施，并能构成有机整体共同完成某种导向。孙中山为了倡导三民主义而设计了“立党”、“宣传”、“起义”等三个步骤，并按此步骤实施之。他说：“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以为标的，定方略以为历程，集毕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挠。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同致力，于是有立党；求举国之人民，共喻此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求此主义之实现，必先破坏而后有建设，于是有起义。”（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版，第63页。 ）孙中山正是按此步骤实施的：第一步建民中国同盟会；第二步创办《民报》；第三步举行武昌起义。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了倡导革命和民主共和主张，驳斥《新民丛报》的改良主义主张，曾列题展开论战。论战的开展，亦表现出划分步骤依次实施的特点。第一步是出版“号外”，在《民报》第三号号外上，先刊登了论战的问题《民报与新民丛报辨驳之纲领》，罗列了12个问题；第二步是出版第四号先辩驳部分问题，“《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第三步是出版第五号辩驳其余问题，“五号以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注：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294页。）。1959年，《文汇报》曾开展过教学过程中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争鸣。编者为倡导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设计了两个步骤并依次实施：“第一阶段问题的标题是‘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它给出了在教学这个特殊领域来研究‘关系’这个一般问题的限定性；第二个阶段的标题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显然，它实际上肯定了第一阶段争鸣的正确的主流思想，要在此基础上把争鸣引向深入的领域。”（注：潘艺林：《编辑对学术争鸣的作用》，《编辑之友》1998年第1期。）
3.导向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
导向的可操作性还表现在导向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它们是可以设计、掌握和实施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所设计的一些导向方法，如引导式、启发式、讨论式，管理活动中管理者所设计的一些导向方法，如激励法、感化法、示范法，即是如此。导向方法的设计和运用，在编辑活动中较为普遍，常见的是通过版面结构方法以表达导向。如“对比式”方法，可在一褒一贬中表达导向；“集束式”方法，可在强化倾向中表达导向。前者如《光明日报》1998年7月12 日第一版的一组稿件：左上角是《造绿有方沙窝变果园》，右下角是《挖煤无度神木生黑水》，在褒贬中表达了编者倡导保护环境的导向意图。后者如《光明日报》1997年4月29 日第一版的一组稿件：不但设计了“垃圾分类利国利民”的栏目名表达导向，而且将报道澳大利亚、英国、德国、泰国分类处理垃圾的文章组合在一起，在强化倾向中表达了编者倡导分类处理垃圾的导向意图。导向技巧高于方法：它不是常规方法，而是富于创意的具有独特性的手段。《新青年》导演“双簧戏”即是一例。《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开始影响不大，“颇以不能听见反对的言论为憾”。为了扩大影响增加导向力度，《新青年》采用了“挑起争鸣”的技巧，在第3卷第4期上组织发表了“截然对立”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力主白话文的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的猛烈攻击白话文的长文；另一篇是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的反驳文章《复王敬轩书》。《人民日报》为了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待，采用了“统一规格”的版面技巧：报道外国元首、总理来华访问，无论国家大小、照片大小、消息长短、版面位置都几乎一样。此外，如日本日立公司、美国波音公司为了倡导危机意识，采用“制造危机”的技巧，亦是导向技巧的使用。类似的例子颇多，兹不赘述。
综上所述，导向具有功利性、超越性、可操作性这三大特点。以上三特点中，功利性是目标性特点；超越性是标志性特点，可操作性是手段性特点。我们在进行导向时，应充分发挥三特点的作用，以使导向获得最佳效果。
责任编辑注：有关“导向学”研究的文章
请见本专题1998年第2期、第4期。
1998年8月中旬——9月中旬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