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农户贷款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8个省1003名农民的调查数据_显著性论文

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八省1003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资本论文,实证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信贷约束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Stiglitz等,1981),我国只有27%的农户能获得正规渠道贷款,在有金融需求的农户中,大约40%以上不能获得正规信贷支持①,由于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加之缺乏合适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技术,正规金融机构通常难以有效甄别农户,为控制信贷风险,往往附加诸多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户的正常信贷需求无法满足;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具有地域、人际关系、形式灵活等优势,成为部分农户信贷需求的现实选择。

社会资本是解决农户信贷约束的重要载体。一方面,非正规金融机构因为对农户社会资本有充分的信息,在现实中成为大多数农户借贷时的首选;另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户信息搜寻成本却很高,直接降低了对农户贷款的意愿,最终导致农户面临明显的信贷约束。因此,挖掘并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作用,立足我国农村实际,遵循自下而上的基本思路,建立健全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的信息沟通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将是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的有效途径。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长期并存所形成的二元结构,导致两个体系均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急需寻找切入点,打破这种二元结构,实现融合,而农户社会资本是一个可行的载体;第二,社会资本作为农户的重要资源,是维系我国农村地区民间借贷的核心机制,这有助于探索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农村金融监管体系的基本条件与可行路径,规范和培育本土化农村金融力量,更好地为农户融资提供支持;第三,研究农户社会资本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运行机制,可以为我国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开发新的信贷技术提供经验参考,降低正规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其放贷意愿。

根据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一般分析框架,农户借贷行为涉及多个层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层面:一是有效借贷机会,即当农户需要资金时,是否能及时获得外部借贷支持,这将直接影响农户生活和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考虑到农村借贷往往具有较强的季节性,进而影响农户福利水平;二是实际借贷额度,即农户在申请借贷时,实际获得的借贷资金数量,由于信贷配给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普遍现象,考察农户实际借贷额度及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我国当前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下,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农户的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

二、理论及文献述评

(一)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机制

理论上,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机制如下:一方面,社会资本可弥补农户缺乏抵押品的缺陷。中低收入农户大多由于无法提供有效的抵押品,很难满足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所需的要求,因而被排除在正规金融市场之外,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户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甚至是高利贷。社会资本是农户的重要资源,其基础和载体是社会关系网络(张改清,2008)。在金融交易中,社会资本具有类似抵押品的功能(Biggart等,2001),非正规金融的合约执行主要是依靠某种民间的约束机制,其信息获取也依赖于与借款人之间的地缘及人缘关系(林毅夫等,2005)。以五户联保为核心的小额信贷,即是利用社会资本中的亲情和友情做抵押,由此达到控制信贷风险的目的(刘成玉等,2011)。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传递金融机构需要的农户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施行信贷配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由此导致金融机构搜寻信息和监督农户信用行为的成本很高,但对于特定区域的农户而言,其信息却非常充分,借助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可通过农户团体贷款业务、还款安排、后续贷款激励机制等,将单一的外部监督转化为内外双重监督并重,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压力和社会压力,提高农户还款率,降低监督和交易成本(张晓明等,2007)。从行为特征来看,在农户生活的特定区域及关系网络中,农户对个人口碑、名声、社会评价、家族声誉等高度关注,能严格遵守信用,农户私人借贷大多不需要凭证即是例证(褚保金等,2009)。

(二)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的文献述评

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和政府都应当重视并加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和积累,拓宽农民社会交流渠道,使其获得更多异质性资源,提高家庭收入,尽快摆脱贫困(黄瑞芹等,2008)。黄昭昭等(2010)指出,社会网络规模、信任及参与公共事务对家户福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贫困家庭而言,社会资本的收入补偿很大。中国社会关系取向在长期发展中形成并带有“圈子主义精神”的“熟人信任”,这内在规定了合作对象及范围的“规模界限”,最终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向更大规模和更大地域空间的拓展,真正意义的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契约、产权等现代制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为支柱(赵泉民等,2007)。社会资本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基子血缘关系,以小农家庭为核心拓展开来的圈层结构,以及内生于此的友情借贷在农村借贷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蔡秀等,2009)。

在农村信贷市场,信任与合作成为农户和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双方最优的选择,并形成无形抵押品,可有效控制违约现象的发生(费孝通,1999)。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拥有的信息、互惠、信任及其他传统等社会资本,决定了其良好的履约机制(刘民权等,2003),在解决信贷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方面比正规金融机构更有效(Gouldner等,1960)。在小额信贷市场,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样被国际经验事实所证明(Impavido,1998; Hassan,2002; Karlan,2007; Seibel等,2010)。从不同来源的农户非正规借贷情况来看,社会资本都起着关键作用,社会资本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户非正规借贷的能力(郑世忠等,2007)。事实上,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容易成为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对象(曾康霖,2001;叶敬忠等,2004)。

农户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都离不开社会资本,但是二者的作用方式、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郑世忠等,2007)。作为建立在亲缘与业缘基础上的农户社会资本,在农村信贷资金的配置过程中发挥“特质性”资源的作用(黄勇,2009)。张建杰(2008)发现,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户正规信贷的实际发生率较高,且户均信贷规模明显较大;农户非正规信贷发生率有随其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渐次下降的趋势,而户均信贷规模则有增加趋势。

总体而言,围绕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借贷行为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工作,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充当抵押品和信号传递影响农户借贷行为,特别是对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农户社会资本的信号传递作用尤为关键,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的重要切入点;第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农户借贷行为,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方向及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深入分解和全面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不同层面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我们将样本农户划分为两类:获得有效借贷机会的农户与没能获得有效借贷机会的农户,并以农户有效借贷机会的获得情况为因变量,如果农户获得有效借贷机会,则定义为y=1;反之则定义为y=0,则其概率分布可表示为:

其中,p是农户获得有效借贷机会的概率。由于因变量为二分变量,实证研究可选择Logit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估计方法为最大似然估计。当农户获得有效借贷机会后,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农户实际借贷额度及社会资本的作用。许多经验研究都指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的信贷配给现象(韩俊等,2007;李锐等,2007;褚保金等,2009;钟春平等,2010)。

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与衡量,从国外研究来看,根据Durlauf等(2004),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稀缺资源并因此获益的能力。在衡量社会资本时,Nahapiet等(1998)提出的研究方法应用尤为广泛,他们将社会资本划分结构维度(反映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非个体之间的关系结构,如网络)、关系维度(反映人们之间拥有的特殊关系,如交往、合作、信任等)和认知维度(反映人们之间的共同愿景)。从国内研究来看,边燕杰等(2000)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纵向关系资本、横向关系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在此基础上,陈劲等(2001)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中的主导作用,并将其界定为与政治组织、当地政府部门、金融组织及各种中介组织的联系。具体到农户社会资本,就量化分析视角而言,尽管实证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陈爽英等,2010;Khanh,2011)。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社会资本侧重于农户凭借各种社会关系所形成的资本,这些社会关系资本涵盖了农户所在社区的生活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获取外部资源包括信贷资金的能力。农户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界定及类型设置如下:(1)政治关系,主要指农户由于所拥有的政治身份而形成的特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其资源配置能力,用农户是否为党员和乡村干部来测度;(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关系,主要指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之间较为明确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联系,这里以农户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相应的农业技术指导情况为衡量标准;(3)正规金融机构关系,主要指农户围绕资金与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所形成的存款、贷款、信用等关系,用农户的农村信用社社员身份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借贷情况作为替代;(4)亲戚关系,主要指农户因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资本,用农户经常来往的亲戚数量和信任程度来反映;(5)邻里关系,主要指农户因地缘关系与当地特定区域的农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资本,用农户与邻里间的和睦程度和信任程度来反映。

为了控制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本文在设置计量经济模型时增加了两类变量:一是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周宗安,2010;程恩江等,2010;王定祥等,2011),主要包括农户的年龄、文化程度、外出打工经历、专业技能(指农户拥有一技之长或某一方面的手艺,如做瓦工、修理等)、借贷信誉(指农户以往所有借款中是否存在延期归还现象)、家庭劳动力、家庭收入、家庭固定资产等;二是地区虚拟变量,以反映农户所在地区对其借贷行为的影响。用于实证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各变量设置及取值说明详见表1。

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有效借贷机会的计量经济模型(简称“第一类模型”)形式如下: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在全国八个省份的农户实地调查,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对农村金融的认知情况、农户融资情况、农户所在村庄的社会环境情况等四大部分,本文涉及的各个变量均已涵盖。调查样本的抽样基本原则是:首先,按全国三大区域的划分,按人均收入排序后随机抽取样本省份,其中,东部地区3个省份,中部地区4个省份,西部地区1个省份;其次,以人均收入为基准,将样本省份的各个县排序,在江苏、河北和安徽分别随机抽取5个县,其他省份分别随机抽取2个县,其中,新疆地区实际只调查了1个县,这样最终用于实地调查的共有24个县;最后,在每个县,以乡镇为基本单位,随机抽取50个农户为调查样本。按照各样本县的地级市归属,具体调查地点分布情况如下:江苏盐城、泰州、扬州和苏州,山东济南和临沂,河北石家庄、唐山和张家口,安徽安庆、巢湖、滁州、宿州和宣城,河南漯河和商丘,湖北荆州和天门,山西吕梁和晋城,新疆乌鲁木齐。为了尽可能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性,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的方式。本次调查时间为2011年1~2月,总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174份,回收率为97.8%,剔除调查信息不完整后的最终有效问卷为1158份,有效率为96.5%。其中,有借贷需求的农户数为1003户,占有效样本的比例为86.6%;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农户数为579户,占有效样本的比例为50%,占有借贷需求农户的比例为57.7%。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1.样本基本情况

根据样本农户实地调查结果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户借贷行为变量中,有效借贷机会变量平均值为0.26;实际借贷额度变量平均值为0.92,表明大多数农户为小额贷款。在农户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中,年龄变量平均值为2.05,表明年龄分布比较平均;文化程度变量为1.90,表明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外出打工经历变量平均值为0.55;专业技能变量平均值为0.50;借贷信誉变量平均值为0.12;家庭劳动力变量平均数为3;家庭收入变量平均值为3.63;家庭固定资产变量平均值为2.06。在农户社会资本变量中,党员变量平均值为0.21,乡村干部变量平均值为0.15,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变量平均值为0.12,农业技术指导变量平均值为0.20,农村信用社社员变量平均值为0.15,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经历变量平均值为0.10,亲戚数量变量平均值为1.57,亲戚间信任程度变量平均值为4.16,邻里间和睦程度变量平均值为3.56,邻里间信任程度变量平均值为4.09。此外,地区虚拟变量的平均值为0.50。

2.变量相关性分析

根据农户调查数据,这里首先分析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结果见表2)。

表2的分析结果显示:(1)年龄、外出打工经历、专业技能等变量与农户有效借贷机会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借贷信誉、家庭收入、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经历等变量与农户有效借贷机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其他变量不显著;(2)年龄、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信用社社员身份、亲戚间信任程度、邻里间和睦程度等变量与农户实际借贷额度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借贷信誉、家庭收入、家庭固定资产、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经历等变量与农户实际借贷额度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相关,其他变量不显著。

为控制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在模型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进一步计算了各解释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并将其作为建立回归模型的基础②。结果表明,亲戚信任程度变量与邻里间和睦程度、邻里间信任程度两个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较高,达到0.8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具有较强的共线性,因此,模型在估计时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分别进行回归,避免了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除上述3个变量外,其他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50(最大的两个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50和0.36)以下,基本不存在共线性问题,或者即使存在,这种共线性也比较微弱。

(二)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使用农户实地调查数据,我们借助统计软件Stata 9.0对计量经济模型(2)和计量经济模型(3)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估计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为了考察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分别对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③。通过与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第一,从模型的总体估计结果来看,两类模型的似然比函数和分别在保留两位和四位小数后,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从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来看,年龄变量和邻里间和睦程度变量在第一类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发生了非常微小的变化,变化幅度分别为0.0002和0.0001,其他变量的系数在两类模型中均保持不变;第三,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来看,在第二类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中,专业技能变量在模型b、模型d和模型e的显著性水平均提高了一个等级,而邻里间和睦程度变量则从原来的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变为不显著,两类模型中其他变量的P值略有变化,但其显著性水平的等级均保持不变。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模型估计结果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1.社会资本变量

(1)政治关系

党员。党员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的影响为负,对农户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为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这意味着,党员身份并不能直接增加农户的有效借贷机会,但农村地区中共党员数量较少,能够成为党员意味着对该农户在品德、能力、收入等多方面的认可,党员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信用功能,有助于增加其实际借贷额度。党员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之所以不同,可能的原因在于,即使对于党员农户,仍然面临着如何跨过基本借贷门槛的问题,否则仍将面临融资难的困境。

乡村干部。乡村干部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的影响为正,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对农户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也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这说明,与一般农户相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担任乡村干部的农户明显拥有更多的有效借贷机会,并在实际借贷额度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户能够担任乡村干部,充分表明其在当地农村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影响力,由此带来较好的融资环境。

农户借助政治关系,有利于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各种联系,从而增加其获取政府资源配置的机会。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并存,经济薄弱的农村地区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更为突出,这势必会影响扎根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决策。如果考虑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往往难以获取农户信息这一现实,则拥有一定政治关系的农户在面临资金信贷需求时,将更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

(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关系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这表明,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后,由于具有组织依托关系,在实施监督与提高借贷资金偿还率方面,都将为资金供给方,特别是正规金融机构提供更为有效的控制途径,相对而言,更容易得到借贷支持。该变量的影响之所以不显著,应当与我国农村的现实有密切关系,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形式大于内容,并没有将分散的小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走联合经营之路,潜在的组织优势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农业技术指导。农业技术指导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并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这意味着,农户在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后,如果还得到了及时的农业技术指导,那么将获得更多的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产生这种影响的关键在于,农户得到及时的农业技术指导,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具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是真正地把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共同面对大市场,在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市场谈判地位的同时,提高农户被各类金融机构认可的概率。

依托所参与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可以获得农业生产技术上的指导,实现信息来源的多元化,降低生产经营风险,提高生产经营技能,在长期,农户甚至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在农户普遍缺乏有效抵押品的情况下,通过观察农户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关系状况,金融机构可以设计相应的信贷产品组合,筛选生产经营风险更低的农户。

(3)正规金融机构关系

农村信用社社员。农村信用社社员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从农户视角来看,农村信用社社员身份是与农村信用社建立信用、存贷款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近年来农村信用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这种社员身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对农村信用社了解农户信息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可作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例如,改革后的湖南省浏阳农村商业银行推出的农户贷款证,即是信用贷款上的一种创新,不要农户提供抵押,小额贷款可以随到随贷,为农户提供了便利的融资平台④。

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惜贷,甚至是不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以充分了解农户的相关信息。如果农户以往曾经获得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农户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且以往的偿还贷款情况也较容易得到确认。因此,这类农户在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新的贷款时,其相关条件往往与金融机构的贷款要求比较接近,通过金融机构审核的概率大大提高。

相比于一般农户,由于存贷款等原因与正规金融机构建立有各种关系的农户,其重要信息更为公开和透明,这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息搜寻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对农户的能力和信用进行评估,更加便捷地识别提交贷款申请的农户,有效控制农户贷款风险。

(4)亲戚关系

亲戚数量。亲戚数量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的影响为正,对农户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为负,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门槛较高,农户的重要借贷来源之一是亲戚,但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户出现了一定的分化,部分农户收入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可以比较方便地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特别是借贷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时,市场交易往往成为首选。农村劳动力流动日趋频繁。非农就业日益活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的分化,农户早期高度依赖血缘关系的单一格局被打破,使得亲戚关系的重要性下降。

亲戚间信任程度。亲戚间信任程度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这表明,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尽管在农户的各种借贷来源中,亲戚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血浓于水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亲戚在农户借贷行为中的地位,特别是那些关系紧密的亲戚,以及由这些亲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可能扩大农户的借贷选择余地。考虑到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低收入融资难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改观,亲戚关系将继续对农户起着必要的支撑作用。

(5)邻里关系

邻里间和睦程度。邻里间和睦程度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的影响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对农户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也为正,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这一估计结果的直接含义是,邻里间关系越好,农户越容易获得有效借贷机会,一方面,这是因为农户间借贷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很难想象关系不和时,农户会将资金借给对方;另一方面,邻里关系越和睦,则农户越容易形成共同愿景,该区域的社会氛围也容易进入良性循环,特别是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和睦关系有助于农户间的联合,形成具有提供类似抵押品的集体,通过农户联保贷款等方式,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

邻里间信任程度。邻里间信任程度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上述估计结果说明,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所形成的农村地缘关系,已经成为农户生活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生活方面来看,农村地区邻里间信任程度越高,则农户的生活环境越便利,也有助于生产活动的开展;从生产方面来看,农户邻里间信任程度越高,无论是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本身,还是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融资活动,正如上文所言,都将因此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农户生活生产区域相对固定,邻里间已经在长期积累中建立起稳定的关系。从动态视角来看,这种关系有助于在农村地区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强化农户彼此间的信任与合作,成为化解道德风险和信贷风险的有力支撑,提高整个地区农户信贷可得性。

2.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

在农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年龄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负,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文化程度变量、外出打工经历变量、专业技能变量和借贷信誉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除了文化程度变量在第二类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外,其他变量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统计检验。这表明,农户在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拥有打工经历、是否拥有专业技能、借贷信誉上的个体差异,对其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仍是比较重要的。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劳动力变量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负,但未能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家庭收入和家庭固定资产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均为正,并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这意味着,农户的家庭收入和固定资产状况是农村地区借贷资金供给方,特别是处于较大信息劣势的正规金融机构关注的重要信息。

五、主要结论

本文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将农户借贷行为分解为两个层次——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八省1003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第一,社会资本变量中,政治关系和邻里关系显著影响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但对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关系和正规金融机构关系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而亲戚关系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二,农户及家庭特征变量中,文化程度仅显著影响农户有效借贷机会;外出打工经历、专业技能、借贷信誉、家庭收入与家庭固定资产对农户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均有显著影响;农户年龄与家庭劳动力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根据本文的分析样本。农户所在的地区对其有效借贷机会与实际借贷额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大量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农户信贷约束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就本质上而言,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对农户借贷行为产生上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农户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本起着重要的信号传递作用,这直接降低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借助社会资本,农村地区金融资金供给方,特别是信息劣势较为明显的各类正规金融机构,能够更加有效地对农户进行信息甄别,从中筛选出真正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户,进而提高金融机构对农户的放贷意愿。因此,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和发挥农户社会资本的信号传递作用,根据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特点和作用机制,设计和构建农户与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传输渠道,逐步形成稳定有序高效的信息沟通机制,是实现正规金融机构以较低成本获取农户信息,并进行有效甄别的重要途径,这将有助于扩大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户信贷空间,使其在更高水平上寻求自身收益最大化与支农目标的平衡,从根本上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困境。

收稿日期:2011-06-28

注释:

① 杜晓山,当前农村金融存在四大问题,http://co.zgjrw.com/News/2010112/ruraleconomics/085348842200.shtml。

② 限于篇幅,此处没有列出解释变量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③ 限于篇幅,此处没有列出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④ 农信社改革为农民带来什么,湖南日报,2011年5月26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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