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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中国与世界同时起步的艺术门类。从诞生至今，电影的发展不过百年，而在中国却已生根90余载，并带有独特的生命印记。回眸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我们惊讶地看到，50年前中国电影人遇到过的困境、思考的问题、采取的对策同今天何其相似。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是趋势，还是倒退，不能不引起深思。50年来，中国电影实践中的任何一点进展，都同特殊的政治、经济演化过程息息相关，同中国政治体制不断否定之否定地前进紧密相联。电影的市场观念服从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社会变化，不断发生深刻的变革，代表了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
一
其实，从本世纪初电影进入中国开始，中国电影人就开始形成早期的市场行为。短短一、二十年间，电影技术、电影技巧、电影体制就有了突飞猛进。二、三十年代效仿欧美电影体制，先后成立过一些商业电影公司，如明星、联华、昆仑等，先后造就出几代影星和创作人员，这些人成为担负半个世纪中国电影的骨干力量。但这些民族电影的商业胚胎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在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背景下，在恶劣的现实中屡屡受挫，大多在战火中夭折。
新中国的成立，在政治上赋予民族电影生机。作为国家投资大力扶持的新兴艺术门类，电影比其他艺术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时由于国家政治的需要，也被赋予特殊的功能和意义。在新中国50年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中，电影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电影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实质上代表了党和国家对整个文艺工作领导的大趋势。这个前提，决定新中国电影一开始就同国家政治需要密切相联，而同市场行为有着天然的疏离。当时创作的大批主流影片承袭了30年代以来左翼进步电影的创作传统，带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性。用电影表现革命历史，用电影表现火热新生活，用电影教育引导人民，成为主要功能。这些影片成为新中国50年来贡献的最具民族光彩的、最富时代特征的、最成熟的影片类型，它们既符合时代精神、政治斗争需要，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政治性和群众性形成了高度统一，电影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艺术之一。
但同时，作为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电影同市场行为有着天然的疏离，更多的商业企业和盈利目的被排除在外。文革前有关电影问题的各种争论，无论是写真实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反题材决定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电影创新论等等，都集中于电影意识形态内容的讨论，同整个文化界甚至国家的政治、思想动向息息相关，而电影的市场性、商业性无论在电影体制上，还是在机制上都只当作电影从业人员考虑的业务问题，是居后的。进入文革，电影同其他文艺门类一样，其意识形态性彻底转化成一种工具性。电影直接服从、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成为彻头彻尾的宣传品。电影无论从事业上，还是从艺术上，都几近残废，数量降到极点，内容千篇一律，经济效益和商业意义无从谈起。影坛一片肃杀之气，中国电影事业百花凋零。文革之后，伤痕累累的中国电影开始解冻、休整和深入反思。新时期初期中国电影的主要精力是进行拨乱反正，在这一期间，电影创作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10年间，中国电影划出一道漂亮的上升线，我国电影观众曾一度达到历史的最高峰。当然，这个高峰的出现是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今天看来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符合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因而只能成为短暂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为现实的现实。
新时期电影又辉煌近10年时间。但渐渐地，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社会文化心理发生的巨大变化，电影所面临的形势也有了本质的变革。这反映到电影自身，出现了新的问题。8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仿佛一夜之间陷入了全面的市场危机，电影市场大面积萎缩，观众锐减，收入下降，资金周转困难。电影观众以每年20亿左右人次的速度迅速减少下来，尴尬的数字体现了生存的困境，一个多年未遇的问题摆在中国电影人前面，市场赫然成为支撑电影事业兴衰的关键问题。
1995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着又一次雪上加霜的强烈冲击，再次刺激中国电影人在观念上发生急速转型。那一年，中国开始相继引进了《真实的谎言》、《生死时速》、《失落的世界》、《云中漫步》等多部“大片”，在国内产生极其强烈的反响。这些影片在刺激了国内电影市场的拓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这既来自于经济上的掠夺式的冲击，也带来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上的强大攻势，形成了“文化霸权主义”的姿态，使得中国电影不得不冷静下来，考虑长远的生存问题。
其实，这种尴尬的处境早在40年代就遇到过。1948年，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曾发起过“国产影片出路”问题、“电影复员以来”等问题的座谈会，针对当时美片侵略国片市场、官僚资本控制外汇与发行、官方电影垄断、官方检查制度等进行了讨论。中国电影在半个世纪前就曾面临过相似的问题，这或许让人感到历史惊人的相似。只不过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化，使得这方面的关注与探索没有深入下去，一停就是整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将中国人隔绝于商品经济之外；半个世纪，市场的概念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已变得过于陌生。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电影在观念和措施上加快了调整的步伐，积极应变，开始寻找国产影片的再生之路。
二
80年代中期，一些敏锐的电影工作者在困境中萌发了最初的市场意识，实行了一系列初期性的改革措施。在邓小平南巡、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后，中国电影工作者尤其是领导者在市场化观念上产生了自觉转型。电影再次扮演了文化事业改革先锋的角色。正因为有了上至国家政府，下至电影人和观众在电影认识上的自觉转型，才使得中国电影在新时期之后逐渐走向市场之路，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种转型符合电影作为工业、艺术、媒体、工具等多重身份的性质，也更利于它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变质。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大张旗鼓地讨论市场危机问题。政府和广大电影工作者一样，对于这一问题的严峻性给予了充分重视。在现实面前人们认识到，不解决新时期、新条件下对电影的根本认识问题，僵化地沿袭旧有观念和思路，无异于自毁前程。在外界的压力之下，经过一番困惑与反思，中国电影市场观念终于开始苏醒。中国国产电影已经到了无视市场就无法生存的境地。因此，增强市场意识，面向市场，开拓市场，在市场中求生存，谋发展，便成为20世纪末中国电影的首要问题和共同呼声。
皮埃尔·索兰（法）认为：“民族电影应该包括生产、发行、消费影片的全过程”，其核心是对电影市场行为的认定。电影市场行为的建立，涉及到创作本身和创作以外的许多环节，涉及思想观念、艺术创新、企业经营、商业运作、市场营销、全球战略地位等多种因素。可以说，电影市场的开拓和经营，不单是艺术上的成败，也体现了国家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力量的较量。而人口数量占全球多数，电影数量却占少数的民族国家，其电影业在市场行为的每一步进展，都意味着在观念上的深刻转型和经济活动中的成熟。
十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化实践和探索，基本形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型。概括起来，主要以三个阶段性改革为标志：
Ⅰ 观念的转变
这是一个由下至上的反馈，又由上至下实施的政府行为。观念上实现了转变和松绑，才促使各级电影部门能够放手进行改革，这实际上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国电影在市场化道路上的经验教训，新形势下面临的新的危机和挑战，促使广大电影领导者和创作者开始调整长期以来的电影创作观念，逐渐摒弃某些呆滞的、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匹配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倾向。
1997年，在顺义召开的全国电影座谈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同时，转换机制，更好地创造电影市场的经济效益。这表明，中国电影又将再次扮演文艺先锋的角色。中国电影不但要在电影结构、技巧、手法上进行市场化的适应、融合、借鉴和提高，而且在题材、内容、主题及审美方式上也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欲望。只有电影市场由观众决定，由观众自觉选择，创作才有实际意义。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行为，也是一种成功的市场行为。即便是所谓“主旋律”影片，只要把握好创作观念上的市场性，正确把握观众审美心理，同样会获得成功，如《男妇女主任》、《一个也不能少》等，而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或商业炒作，却脱离观众需要，不会得到观众的青睐，也不会赢得真正的市场，这几年拍摄的《兰陵王》、《不见不散》、《好汉三条半》、《荆轲刺秦王》在商业上的失败就带来这样的教训。
Ⅱ 经营手段的转变
从大的方向上看，多年来的新中国电影都与市场经济观念无缘，但现实的危机使我们无法逃避这一严峻的现实：电影生产应以谁为落脚点，电影发行、放映、经营的种种措施的纽带是什么，电影企业的存在应履行什么样的任务。经过10年的实践，终于取得了共识，电影经营手段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调整，那就是观众是基点，效益是纽带，而这些需要电影必须依靠市场规律运作才能最终完成，按市场规律经营才能最终完成。
80年代中期，各省电影公司在发行放映和多种经营等方面进行了初期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个时期，影院改造、多种经营、商业化宣传形成潮流。这是针对影院设备陈旧、观众群体多层次趋势、票价偏低、放映收入减少等问题而采取的应变措施。这些改革措施的确产生了一定效果，对中国电影市场长期以来单一的经营结构进行了调整，给几近冻结的市场注入一丝活力，电影的经济压力得到暂时的、部分的缓解。但是，由于观众的分流、票价过高以及消费力衰退等诸多具体因素的影响，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上的颓势。随之带来的是电影生产行业的衰退，尤其是国产影片的制片和生产，经济效益之差让人瞠目。尽管国家对电影事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供需比例早已失衡，与逐渐升级、开放的电影投资需求相比，绝对数额已使各电影厂、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单位难以为继，电影的经济实力已非政府投资单一渠道可以解决的了。
因此，学习国内外先进经营经验，创造新的市场环境，营造新的市场机制，开拓新的电影市场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电影救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唯一途径。近年来，尤其是1996年以来，中国电影工作者在研究电影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经营经验、积极大胆进行市场经营运作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不但在海外影片的运作中尝到了甜头，而且在国产影片的发行放映中也获得了成功。近年来放映的国产影片《红樱桃》、《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有话好好说》、《鸦片战争》、《甲方乙方》等票房收入均为不菲，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前期有计划的市场策划、宣传与商业炒作。而这是在过去的体制制约下难以想象的。
Ⅲ 体制的改革
通过观念和经营手段的转变，最终必然触及电影市场行为的根基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这是电影在新形势下解决深层次问题的决定性的改革。从某种角度上看，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电影经营手段和经营方式上的调整、电影创作观念的适应，解决了电影生产、流通、消费领域中的某些环节，但不能解决电影体制上整体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不实施体制上的彻底改革，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只意味着缓解死亡，而不是新生。中国电影市场既要图存，更要发展。
1997年，中国电影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十五大的召开，为电影改革带来契机，一些省市先行进行了电影管理体制改革的尝试。1998年初，广电部南昌会议进一步促进了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之后，北京、上海、辽宁、四川、山东、江苏等省市开始大规模转换经营机制，完善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实行股份制经营，建立跨地区、跨所有制的现代企业集团，用多种经济形式解决资金和实力的问题；在企业内部抓大放小，减员增效。甩掉一些臃肿的小企业，减掉人浮于事的机构和人员，实行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解决管理问题；打破原有的制片、发行、放映、宣传体制，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实行一条龙的作法，有效解决电影生产、发行与消费的机制问题。这些举措取得明显成效，促成了电影市场利益新格局的出现，加强了国内电影企业的实力，加强了对国内电影市场的控制力，为开创中国电影未来的辉煌守住了重要的阵地。电影体制改革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成为中国电影摆脱危机、进入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这三个阶段性标志，层层递进，构成了中国电影走入市场化道路的进程，成为决定中国电影甚至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关键之举。
三
经过痛苦地警醒、认真地反思和积极地应变，中国电影在压力和机遇面前找到了一线生机和光明，面对新的世纪，中国电影更应该在市场化道路上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才能够重获新生，重铸辉煌。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过程将是相当艰难的，并不容乐观。一是晚了几拍，相当缺乏经验；二是经济实力处于竞争中的明显弱势，加上中国经济自身的困境。购买力偏低，内需减少，市场经济初期的阵痛没有完全缓解。困难重重，压力重重。但只要抓住机遇，理顺自身问题，积极投身市场，中国电影前途依然光明。未来中国电影在市场化进程中，应当关注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
Ⅰ 文化定位
这个问题的前提在于你想开辟哪块市场，争取哪部分观众认同。我觉得，电影同科技行业一样，最大的潜在市场应在中国自身，这块市场自己不设法保住，别的都是奢望，国产电影必须首先立足于国内观众市场。
然而，保持自身市场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它要求电影本身必须有能力抓住中国观众，这是一个浅显而又难以达到的道理。这里面，存在着一个文化定位的很严肃的问题。国产电影究竟以什么样的文化品位面世，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以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呈现，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观众审美标准和兴趣为基础，还是以中国传统审美习惯为基础，抑或以现实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的审美心理为基础。中国电影文化定位必须十分准确，否则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根据当前中国观众的审美实际，在电影创作的方向、基础、角度上做好真正的文化定位，必须把握民族化和大众化两个环节。1.民族化。就是在情感上、伦理上、审美方式上，要符合传统的民族心理和审美习惯，在此基础上辅以艺术、技术创新，借鉴部分西方艺术观念和手法。长期以来，民族艺术积淀下来一些健康欣赏习惯如乐观英雄主义、审美情感的集体性、情节的戏剧性和内涵的集中性等，经过新的洗礼和变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观众道德思想观念、审美方式等几经冲撞、变革，回归传统、依托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趋势十分明显。单纯效仿其他文化模式，追求西方探索，强调技术因素，强化个人化、风格化创作，在中国市场上暂时来看，不见得是明智之举。2.大众化。就是不但在电影技巧、技术上进行符合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的市场化适应和提高，而且在主题、内容、基调的选择上也要向大众的健康需要靠拢，在此基础上选取题材，组织语言，即便是主旋律影片也是一样，这其中还涉及到观念进一步解放的问题。中国观众喜欢看悲剧，还是喜剧；喜欢看枪战、灾难片，还是伦理感情戏；喜欢看英模，还是喜欢凡人小事；喜欢看故事，还是心理刻画；社会各阶层、群落喜欢看什么等等，如果没有准确把握和定位，就无法做到真正研究透市场，开拓好市场。
Ⅱ 意识形态定位
电影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一点不能否认。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国内背景中，忽视意识形态因素，是自欺欺人。早期新中国电影由于斗争需要过于强调这种属性，导致走入误区。政治说教功能应该淡出电影，更多向市场需要，向大众审美需求靠拢，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不意味着国家政治不需介入电影，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带有的潜在意识形态性都是显而易见，就像《拯救大兵瑞恩》、《阿甘正传》，甚至《真实的谎言》这样的娱乐片中都隐含着对本国意识形态的美化和对民族主义国家的丑化与对抗。无论从保持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战略需要，还是从文化的出路需要出发，决定中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电影的意识形态性，让其在市场上自由选择。这是不争的事实。当前，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定位的关键是国家政治如何提高控制力，如何将国家政治内涵恰到好处地缝入影片中，让大众能在审美的愉悦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要使意识形态内容通过为广大观众接受的题材、场面和手法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要搞成钟惦棐描述的“政治稀饭”和传声筒式的东西，这样只会作茧自缚，拱手让出观众市场，让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好河山，成为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奴隶。
Ⅲ 市场定位
今天，中国电影市场化问题可以不必羞答答地提出来了，各方面都取得了共识，市场化道路势在必行。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前途难料。实力不强，经验不足，观念不新，一下子放到开放的市场当中，困难可想而知。但这又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方向，中国电影必须面临而且要战胜这个挑战。而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矛盾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加强国内电影市场经营质量和进入WTO 以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这样两个关键问题之上。
如果谈判顺利，在本世纪的最后关头，我们国家或许能够顺利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电影来说，这就意味着进入WTO后，国外资本很可能大规模介入中国电影市场，其作法一是投资控制影片生产，二是投资控制影片发行放映系统，三是利用压倒性经济实力将海外影片强行挤占中国市场，形成不正当竞争，将本小质次的国片踢出市场。因此，除了提高影片质量，提高对中国观众吸引力和控制力外，还要求我们政府和电影企业必须立足于弱小，以图强大，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具体作法，1.加强保护。政府继续实施保护作用，给予国内企业相应资助或政策，建立基金，完善网络，给国产影片一定喘息和缓冲的机会。这方面，欧洲有可借鉴的作法。欧洲主要工业国曾在欧盟会议上，就如何直接面对好莱坞挑战，提出注入一亿美元欧洲保证金来鼓励合作拍片，建立欧共体范围内的影片发行网等，其目的都是扼制美国电影的冲击程度，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电影。中国更是这样，一旦完全开放中国电影市场，由外国实力资本一下控制国内电影支柱，冲击本来就很脆弱的民族电影基础，就会重蹈40年代中国电影的覆辙。2.壮大实力。采取低成本扩张的方式，降低拍片成本，吸引社会投资；电影企业采取合并、兼并等方式，建立现代企业集团，抓大放小，吸取高新科技行业的经验；实践各种新型经营管理方式，优化组合；完善内部机制，提高员工素质，实行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等。3.扫清外围。规范文化市场管理，打击盗版，形成规范化的文化市场环境。总的目的，就是通过成功的市场行为，充分排除供需矛盾、部门利益、不正当竞争等不利因素，形成一个良性运行机制，大幅度提高国内电影市场的经营质量，使中国电影企业成为适应竞争的成熟企业，综合实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同国外电影企业真正做到一决雌雄。
中国电影走向市场之路虽晚，但起点并不低，对此应该有充分信心。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电影在政府的扶持下，在广大电影工作者戮力同心的努力下，以市场化为契机，不断改革创新，走出低谷，获得成功，在新的世纪里成为中国人民真正热爱和扶持的艺术，创造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