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与“假信息”：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新动向*
欧 亚 吉培坤
【内容提要】 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调整了战略重点，试图将抗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确定为新的战略目标，并采取了若干对策。这一新动向是美国公共外交机构在国家安全观念及国家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交媒体重构社会信息系统、加速“后真相”效应的判断做出的决策。美国认为，外国政府将信息武器化，借助大数据和弱人工智能技术以更低的成本在网络空间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选择性的数据等“假信息”来操纵舆论，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而社交媒体因其技术特性，在提高信息传播速度、扩大意见和观点数量的同时，也强化了公众接收信息的认知偏见，加剧了“诉诸感情与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后真相”效应。日趋复杂的信息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更难以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公共外交作为国家战略竞争的支点，试图通过强化对信息/网络领域资源的调动能力，回击外国政府发动的信息战，向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美国。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信奉的“美国优先”核心政策理念及其本人罔顾真相的言行损害了美国公共外交长久以来奉行的准则，制造了推行这一目标无法回避的困境，也削弱了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权力。
【关键词】 后真相；假信息；公共外交；特朗普政府；国家战略竞争
历史上，美国政府将公共外交视为推进外交政策的工具，对其重视程度与相应投入的资源受到战争或和平态势转换的影响：在国家安全受到挑战与威胁的危机时期尤其是战争期间，公共外交得到重视，在缓和稳定时期则被相对边缘化。2001年，因“9·11”恐怖袭击，冷战后陷入低谷的公共外交重新成为美国政府进行反恐战争、赢得“头脑与心灵”的重要“武器”。以2013年5月奥巴马宣布反恐战争结束为标志，美国公共外交在反恐战争中所承担的使命与任务基本告一段落，进入了调整阶段，于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又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向。本文在“后真相”政治的语境下，结合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理念，分析美国公共外交调整战略重点的动因及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一、公共外交视域下的“后真相”命题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1992年于《国家》杂志发表的题为《水门综合症：撒谎的政府》一文。他回顾了从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到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谎言，哀叹“真相是次要的”，美国人民已经“自由地决定生活在后真相时代”了。① Steve Tesich,“The Watergate Syndrome: A Government of Lies,” The Nation ,January 1992,pp.12-14.此后，“后真相”一词零星见于美国作家、政治评论家的著述中，用以表达对美国政治及社会文化生活中真相受到侵蚀的担忧。② Ralph Keyes,The Post-Truth Era: Dishonesty and Deception in Contemporary Life ,New York:St.Martin’s Press,2004; David Roberts,“Post-Truth Politics,” 1 April 2010,https://grist.org/author/davidroberts/,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直到2016年，受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退欧公投等政治事件的影响，“后真相”一词使用率激增，比2015年的使用频率多了20倍，成为西方新闻界和知识界热议的话题。《牛津词典》将“后真相”一词选为2016年年度词汇，将其定义为：同某种境况有关或用以描述这种境况的形容词，这种境况指的是“客观事实对形成舆论的影响不及诉诸情感与个人信念的影响”。③ “Post-truth,”Oxford Dictionary ,Lexico,https://www.lexico.com/en/definition/post-truth,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后真相政治驱动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在这场分裂、对立的运动中，留欧阵营和脱欧阵营都指责对方是不诚实和危言耸听的，但某种程度上，脱欧宣传对英国公众而言更具说服力。① Hannah Marshall and Alena Drieschova,“Post-Truth Politics in the UK’s Brexit Referendum,” New Perspectives ,Vol.26,No.3,2018,pp.89-105.脱欧派采用了积极的社交媒体策略，通过自动发送信息的计算机程序大量传播脱欧信息，“不到1%的抽样账户产生了近三分之一的信息”。② Philip Howard and Bence Kollanyi,“Bots,#StrongerIn,and #Brexit: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during the UK-EU Referendum,” 21 June 2016,https://ssrn.com/abstract=2798311,访问日期：2019 年 7 月10日。 其中，诸如“欧盟成员国身份令英国每周损失3.5亿英镑，这笔钱本可以用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等信息构成了脱欧派的关键论点。这一信息不能说是全然虚假的，但是并不确切，因为这一数字没有综合考量英国得到的补贴以及欧盟成员国身份对英国支出的影响等因素。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英国保持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实际成本只接近这一数字的一半。③ Jonathan Rose,“Brexit,Trump,and Post-Truth Politics,” Public Integrity ,Vol.19,No.6,2017,pp.555-558.脱欧运动中，英国公众还表现出对民主制度、政治精英、专业知识和传统媒体把关人的不信任。他们更愿意信赖从社交媒体上获取的来源可疑的信息，更容易做出情绪化、基于价值判断的决策。④ “Yes,I’d Lie to You,”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016,pp.17-20; Hannah Marshall and Alena Drieschova,“Post-Truth Politics in the UK’s Brexit Referendum,” New Perspectives ,Vol.26,No.3,2018,pp.89-105.
2016年，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战中的表现更是“后真相”政治的典型表征。一方面，特朗普同美国主流媒体“决裂”，将《纽约时报》、CNN等媒体有关他的负面或与其意见向左的报道统统称为“假新闻（fake news）”，无视甚至诋毁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与专业性；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把握了白人工薪阶层选民中所潜伏的保守、排外思想以及对社会现状不满的焦虑情绪，通过推特（twitter）这一社交媒体平台，以通俗直白的语言直截了当地传递自己的竞选理念，挑战传统精英所秉持的政治正确性，塑造了一个“为人民而战”“为保卫美国而战”的斗争型领袖形象。⑤ 王莉丽、刘子豪：《特朗普的政治传播》，《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47—48页。
自我包装为普通民众的一员并声称为其利益代言，同时抨击竞争对手的无能是政治选战中常用的宣传策略，西方公众也并不期待将正直、忠诚同政治家的美德联系在一起，但是，特朗普对事实的殊不在意还是远远拉低了美国政治辩论与公共话语的底线。他简单粗暴地给出他所认定的“事实”（“奥巴马是伊斯兰国的建立者”）、无中生有地污名化竞争对手（“希拉里中风了”），发表了大量排外的、厌女的、带有右翼民粹主义倾向的评论。① Martin Montgomery,“Post-Truth Politics?: Authenticity,Populism and the Electoral Discourses of Donald Trump,”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Vol.16,No.4,2017,pp.595-606; Jayson Harsin,“Trump l’Oeil: Is Trump’s Post-Truth Communication Translatable?”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Vol.21,No.5,2017,pp.512-522.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政治事实（Politifacts.com）”网站针对总统竞选人辩论的信息核查结果显示，特朗普发言中包含“几乎全错”“错误”“荒谬”这几类虚假信息的比例为71%——这一数字在特朗普执政后刷新为85%。② “Donald Trump’s File,” https://www.politifact.com/personalities/donald-trump/,访问日期：2019 年5月2日。 讽刺的是，《经济学人》杂志和独立在线市场研究公司舆观（YouGov）的联合调查显示：竞选期间特朗普的支持者中高达77%的人是不相信媒体、事实核查网站或希拉里团队所提供的信息核查结果的。③ Tara Golshan,“Even Trust in Fact-Checking is Polarized,” 19 October 2016,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6/10/19/13341000/trust-in-fact-checking-polarized,访问日期：2019年5月2日。
但是，日趋复杂的信息传播环境叠加“后真相”效应令美国意识到，以“互联网自由”的名义在他国进行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舆论的操作也同样可能反作用于美国自身。这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后真相”时代，政府机构和传统媒体公信力下滑，降低了公共外交通过传统信息渠道与目标国公众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和对话的可能性；其次，政府机构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提供具有事实依据和基于规则的评论，这些相对理性和审慎的内容容易被社交媒体平台上大量耸人听闻的、错误的观点所冲淡，公众更难以辨别不明来源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更有可能分享和传播的是虚假信息，而不是来自政府机构的真实信息。① 艾米莉·帕克：《美国如何发明网络战》，《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7年第8期，第15—19页。 最后，新技术的特性为炮制、传播虚假信息提供了便利。政府、机构甚至个人能够通过软件程序以较低的成本散播虚假信息，干扰、影响某些议题的网络舆情。借助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社交媒体平台超过10%的内容和超过62%的流量是由机器人贡献的。以推特为例，推特有四千八百万的账号由机器人操作，占到推特全部用户比例的15%。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机器人可以通过在线聊天的内容分析、判断目标公众的个性、兴趣和易被说服的类型，随时调整谈话内容，诉诸于谈话对象的某种利益或心理需求，让其更容易接受某种观点，② Youyou Wu,Michal Kosinski and David Stillwell,“Computer-based Personality Judgments Are More Accurate Than Those Made by Huma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12,No.4,2015,pp.1036-1040.甚至可以通过机器学习、计算国家领导人讲话时的面部肌肉运动，再重新合成内容虚假的讲话视频，这种技术一旦被用于国家间的信息战，其危害性不言而喻。③ Robert Chesney and Danielle Citron,“Deepfakes and the New Disinformation War,” 11 December 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8-12-11/deepfakes-and-new-disinformation-war,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公允地说，“后真相”政治并不是全新的社会政治现象，而是自人类有政治生活以来就已存在的现象。但是，正如兰德公司的报告所指出的，从传播技术层面来看，社交媒体成为后真相政治的加速器。社交媒体普及带来了社会信息系统变化。首先，社交媒体扩大了意见和观点的数量及传播速度，大量的观点和意见增加了公众从意见中辨别事实的难度。公众如果缺乏思辨能力，缺乏有效评估信息来源并将事实与观点和谬误分开的能力，会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的影响。其次，社交媒体强化了公众加工和处理信息固有的认知偏差。公众处理信息的选择性机制，令公众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自己偏好的信息。互联网媒体基于个性化算法推送同公众既有态度倾向、兴趣、价值观相一致的信息，制造了“过滤气泡”，将公众同多元化的信息隔离开来，加剧了网络群体极化及其所持观点的对立，进而加大了社会的舆论对立与“裂痕”；社交媒体平台容易聚合持某一类观点的虚拟社群，身处其中的公众会将扭曲的信息当成全部事实，放大了“回音室效应”。① 唐绪军：《“后真相”与“新媒体”：时代的新课题》，《传媒观察》2018年第6期，第5—11页。② Nicholas J.Cull,“The Long Road to Public Diplomacy 2.0: The Internet in U.S.Public Diplomacy,”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5,No.1,2013,pp.129-139.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些行为主体为了达到经济或政治目的而有意传播误导性或错误性信息（disinformation），缺乏思辨能力的公众更容易受到影响。
2.5.3 搜集证据，设计实验观察 教师继续追问： 如果茎中真的有管道，那么这些管道口分布茎横切面的哪里？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观察到它们？让学生对导管分布有个预判，带着问题去观察。接下来教师现场拿来经过课前精心筛选的、便于观察的一种木本植物枝条进行徒手切片，组织学生用显微镜低倍观察茎的切片。学生很快看到了大量的小孔，并指出这些孔基本上分布在除了树皮和中心外的区域。
美国政府向来重视在公共外交领域应用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来影响国外公众对美国外交政策、文化及价值观念的认知和理解，以在目标国中培养、促成有利于推进美国对外政策的舆论环境。从Web1.0时期，美国之音基于Gopher协议的在线文本传输服务提供节目下载，美国新闻署建立网站提供反映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社会和价值观的电子杂志，到Web2.0时期社交媒体的应用，传统公共外交的五大基本形式，即倾听、倡导、文化传播、人员交流和国际广播都通过互联网技术以更低的成本、更便捷的方式得到延伸和发展；②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对他国舆论施加影响。在2010年12月从突尼斯开始蔓延至中东地区的反政府社会运动中，美国曾鼓励抗议者突破当局的信息封锁，利用社交媒体、手机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联络，进行社会动员，将这些国家的国内事件上升为国际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民众与政府当局的对抗。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浪微博账号也曾就北京空气质量、美国房价及停车费用问题、家庭税费、基层政府财政信息等议题发博，与中国社会舆情的热点议题形成关照，引发了中国媒体报道及公众的情绪反应。
2018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题为《真相崩塌：对美国政治生活中事实及分析角色式微的初步探索》（Truth Decay: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Facts and Analysis in American Public Life）的研究报告，进一步以“真相崩塌”一词命名后真相时代美国政治生活中真相受到侵蚀的趋势。报告指出：美国公民对事实的认识以及对事实分析的分歧在加大；他们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模糊了观点与事实的界限；相对于事实，观点及个人经验的数量和影响力在增加；同时，美国民众对传统媒体、政府机构等信源公信力的评价持续走低。报告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美国国内的信息环境呈现虚假繁荣，思想和交流趋向狭隘极端，它们分别是：人类信息加工方式的偏差所带来的认知局限，新媒体崛起和传统媒体式微所带来的信息系统的变化，教育系统未能培养公民正确认知、辨别事实与观点和谬误的能力以及美国社会政治、社会人口和经济的极化现象。④ Jennifer Kavanagh and Michael D.Rich,Truth Decay: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Facts and Analysis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Santa Monica,CA: RAND Corporation,2018,pp.79-186.
美国公共外交机构敏锐地意识到“后真相”政治所带来的挑战。2017年5月，专门负责评估美国公共外交并向总统、国务卿和议会提供政策建议的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同哈佛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场工作坊。工作坊以“公共外交能否在互联网时代生存（Can Public Diplomacy Survive the Internet）”为主题，邀请了美国外交官、公共外交机构负责人、智库专家以及来自政治学、传播学、国家安全战略等跨学科领域的高校研究人员参会，讨论了当下及潜在的变革性信息技术和传播模式给公共外交实践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他们的基本结论包括：当今时代将信息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formation）的速度与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国外行为体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计算化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正在破坏美国的舆论环境。① 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Can Public Diplomacy Survive the Internet? Bots,Echo Chambers,and Dis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2017.
做班主任，还得“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我的学生经常问我：“老师，你会偏心吗？”谁都很难保证自己会怎样，所以我笑着回答他们∶“看看你们的手指，发现了什么？”他们说有长有短。我又告诉他们：“对了，既然手指有长有短，老师也很难做到对你们一样，但是我会尽量做到对待你们每一个都一样。”他们笑。
二、应对“后真相”：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战略调整
换言之，当“后真相”命题进入公共外交视域，“脆弱”的美国公众所面临的信息环境增加了新的干扰变量：美国学者、专家及政策制定者所担心的这一危及公共话语质量、妨碍民主运行的内生性问题，演变为“谁在针对美国传播假信息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的外生性问题。
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抗击假信息解决的是“如何做”的战术问题，美国公共外交提出应对“后真相”的挑战有其更深层次的动因。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美国看待“国家安全、世界格局和国家战略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① 刘畅：《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第50页。 公共外交需要在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框架下，重新明确“在哪里做”和“做什么”的战略问题，以确定公共外交机构的行动逻辑。
策略上，美国公共外交更加重视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技术，评估数字技术对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影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抗击假信息。截止到2017年5月，美国国务院在脸书（Facebook）上约有400个账号，在Twitter上有360个账号。当监测到Facebook平台上出现峰值流量，美国国际信息项目中最受欢迎的内容会通过这些账号进行同步传播，以对抗可能由外国政府制造的信息洪流。② Jonathan Henick and Ryan Walsh,“U.S.2016 Elections: A Case Study in ‘inoculating’ Public Opinion Against Disinformation,” in 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Can Public Diplomacy Survive the Internet? Bots,Echo Chambers,and Disinformation ,Washington D.C.,2017,pp.65-69. 国务院下设的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投入大量资金用以发展技术和分析能力，以利用最新的工具和软件来对抗虚假信息传播。全球接触中心于2019年8月推出了首个技术测试平台Disinfo Cloud。美国政府部门可以使用这个平台搜索针对本部门特定需求的技术或工具，以更有针对性地甄别和回击外国政府散布的假信息。③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 Disinfo Cloud Launch ,https://www.state.gov/disinfo-cloud-launch/，访问日期：2019年9月2日。 国务院欧洲及欧亚事务局制定了计划以帮助虚假信息的目标受众提高防范意识，其他部门也在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并予以应对；国际媒体署（U.S.Agency for Global Media）与“美国之声”以及“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合作上线了俄语电视和数字网络“Current Time”，分别推出了英语网站“Polygraph”和俄语网站“Factograph”等事实核查网站来甄别错误或误导性信息。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还建议改革对抗假信息的组织协调机制，由目前负责独立信息传播项目、涉及特定议题，从政府机构署—司局—办公室的垂直信息流动，改革为跨功能、跨部门的水平信息流动，促使行政部门除了直接向上级汇报，还能有更多的动力共享他们在回击虚假信息方面的经验与发现，不仅仅在微观层面促成决策，也要有助于形成宏观层面的政策框架。④ 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2018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Washington D.C.,2018.
防治方法：用72.2克/升霜霉威水剂(普力克)(71～109毫升/亩)550～850倍液，或80%三乙膦酸铝(敏佳、蓝博)可湿性粉剂(171～240克/亩)250～350倍液，或72%代森锰锌·霜脲氰(克露)可湿性粉剂(120～150克/亩)400～500倍液，或甲霜灵可湿性粉剂(60～75克/亩)800～1 000倍液，或甲霜灵·锰锌可湿性粉剂(85～120克/亩)500～700倍液，于发病初期每隔5～7天喷1次，连续喷2～3次。
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次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相隔十年再次发布《国防战略报告》。这两份报告渲染了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竞争态势，在内容上均涉及到对网络战、信息战的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互联网是美国的一项发明，它会继续影响各国和每一代人的未来，理应反映美国的价值观”。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p.13,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报告认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网络空间将信息武器化，不需要越过边界就能发动针对美国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攻击，报告直接点名中国、俄罗斯等竞争对手利用网络市场营销技术，基于民众的活动、意见和价值观来锁定他们，散布虚假信息、进行宣传；而美国则因缺乏持续的关注和训练有素的人员，在信息战中的反击缺乏力度及统一性，美国需要切实提高公共外交能力，制定、指导连续的传播活动，评估向海外传递美国信息的既有传播平台，更有效地传递和评估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以推进美国的影响，提升在这一领域的竞争能力。③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pp.34-35,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国防战略报告》也指出，“有竞争对手试图利用信息战、模糊或否认代理行动以及颠覆活动同美国展开权力竞争”，“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才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考量”。④ 吴天昊编译：《〈国防战略报告〉概要》，2018年2月23日，http://www.daguoce.org/article/83/215.html，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后真相”政治的兴起在美国国内是一个与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相关联的结构性问题，体现为西方现代性和民主的危机，⑤ 於红梅、潘忠党：《近眺异邦：批判地审视西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8期，第6页。 但在公共外交视域下这被转化为一个由外部行为体所发起的安全问题：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借助新的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并且已经通过散布误导性信息、捏造事实或者选择性地公布数据，以破坏美国国家形象，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这成为推动美国公共外交调整战略目标的根本依据。美国将通过调动、集结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信息/网络等领域的战略资源，包括所有公开和隐秘的手段，有机融合国家力量的多种要素以将战略资源转化成国家竞争能力。借用外交家乔治·凯南于1948年冷战初期提出的“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思想，① George Kennan,“On the Inauguration of Organized Political Warfare,” Policy Planning Staff Memorandum 269 ,Washington D.C.,4 May 1948,paragraph 1.可以更加清晰地界定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外交的行动逻辑。公共外交将在信息/网络领域作为国家间长期战略竞争的有力支点发挥作用（如下图所示）。
图1 作为国家战略竞争支点的公共外交
来源：Linda Robinson et al.,Modern Political Warfare: Current Practices and Possible Responses ,Santa Monica,CA: RAND Corporation,2018,p.7.笔者略有修改。
2018年11月20日，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发布了《2018年公共外交与国际广播年度总报告》，其中收录了美国前任公共外交暨公共事务代副国务卿布鲁斯·霍顿（Bruce Wharton）和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数字产品高级顾问雷恩·沃尔士（Ryan Walsh）的两篇专题报告。报告进一步明确，真相衰退和虚假信息令美国更难向目标公众呈现有关美国的真相，外国政府散布的虚假信息是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要联合更广泛的公共外交实践者进行应对。① U.S.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2018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Washington D.C.,2018.
三、特朗普与美国公共外交宣称“真相”的困境
尽管在操作层面，美国历史上的公共外交实践仍然同宣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真相工程”中美国新闻署就曾搜集、加工和散布有关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笑话以消解、破坏前苏联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更不用说美国公共外交也曾多次陷入要为本国外交政策强行辩护的困境，但是，美国公共外交的研究者及实践者一直试图将“真相”作为建构与维系其公信力的基石，并以此自赋某种道德优越感，以占据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我们在传播真相，他们（敌人）在散布谎言。① 尼古拉斯·卡尔：《公共外交：以史为鉴的七条法则》，钟新、陆佳怡译，《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第8—9页。
针铁矿能够对重金属离子发生吸附作用，是由于针铁矿表面具有多种活性羟基结构，这些羟基能够与重金属离子发生螯合作用。为进一步表征针铁矿的表面羟基化程度，对针铁矿样品进行酸碱滴定，滴定结果如图8所示。
对于美国公共外交来说，宣称真相首先具有工具性价值。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公共外交概念的美国前外交官艾德蒙·古利恩（Edmund Gullion）试图以“公共外交”替换“宣传”一词，后者在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欺骗和撒谎”的代名词，用以特指前苏联和纳粹德国试图通过操纵符号影响公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的信息传播活动。③ Nicholas J.Cull,“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in Nancy Snow and Philip M.Taylor ed.,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 ,New York: Rougledge,2009,pp.19-23. 美国公共外交的核心人物、1961—1964年任美国新闻署署长的爱德华·默罗（Edward Murrow）认为：“美国传统和道德要求我们必须说真话（truthful），但根本原因是因为真实是最好的宣传，谎言则是最差的宣传。要有说服力，我们必须令人信服（believable）；要令人信服，我们必须是有信誉的（credible）；要有信誉，我们必须真实。就这么简单。”④ “Murrow’s Testimonial to the U.S.Congressional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May 1963,in Alexander Kendrick,Prime Time: The Life of Edward R.Murrow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1969,p.466. 历史上，美国也曾两次发起过以“真相”命名的公共外交活动：冷战伊始，杜鲁门总统针对前苏联的宣传攻势，发起了“真相运动（Campaign of Truth）”，试图通过信息和教育交流项目等渠道将“有关自由和民主的真相传播到世界各地”，向世界全面、公正地讲述真实的美国；冷战高峰期，里根政府也出台了“真相工程（Project Truth）”，要以此反击前苏联情报部门主导的虚假信息宣传和政治活动。
真相与政治的关系一向并不简单：真相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不可能外在于权力。各种有关事实的陈述在权力体系下进行生产和维持、流通及运行，不但建构真相所基于的意义（meaning）和类型（category）为权力所形塑——对现实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高度政治化的选择和排除，一旦对于事实的陈述被接受为“真相”并用以为政治决策的正当性辩护，权力也因此得以进一步地扩展。② Judith Renner and Alexander Spencer,“Trump,Brexit & ‘Post-Truth’: How Post-Structuralist IR Theorie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8,No.3,2018,p.318.由此观之，公共外交所关注的与其说是真相，不如说是宣称真相的权力。
3.就业市场不规范，存在着不公平现象。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拼爹”现象越来越盛行，人们普遍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这一现象导致了许多平凡家庭出身和贫困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在找工作时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是否是城乡性质的户口对毕业生的就业有着很大影响。蓝皮书中数据显示，截止 2013 年 9 月底， 来自城市家庭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是87.7%，而来自农村家庭的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则只有 69.5%。
但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总统本人成为公共外交的阿喀琉斯之踵。作为“真相衰退”的最大“贡献者”，特朗普损害了美国国家形象，破坏了公共外交的公信力。特朗普延续了在竞选期间的表达方式及修辞风格。他是推特上粉丝数最多的国家领导人，2018年他发推3559条，平均每天10条，② Trump Twitter Archive,http://www.trumptwitterarchive.com/archive,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而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屈指可数。③ Kevin Breuninger,“White House Press Briefings Have All but Vanished - and Trump’s Control of the Message is Stronger than Ever,” 3 October 2018,https://www.cnbc.com/2018/10/02/white-house-pressbriefings-vanish-trump-takes-more-control.html,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作为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人，特朗普的推文能够为世界舆论设置议程，但是他发推羞辱盟友、其它国家领导人、甚至自己政府内的员工，蔑视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他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又矮又胖”的“小火箭人”，④ Donald Trump,“I spoke with President Moon of South Korea last night.Asked him how Rocket Man is doing.Long gas lines forming in North Korea.Too bad!” Twitter ,17 September 2017,https://mobile.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909384837018112000,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评论《巴黎协定》“具有致命性缺陷”，⑤ Donald Trump,“I am glad that my friend @EmmanuelMacron and the protestors in Paris have agreed with the conclusion I reached two years ago.The Paris Agreement is fatally flawed because it raises the price of energy for responsible countries while whitewashing some of the worst polluters….” Twitter ,4 December 2018,https://mobile.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1070089365995642881,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在一天内转发了三条反穆斯林的煽动性视频，⑥ Donald Trump retweets,Trump Twitter Archive ,http://www.trumptwitterarchive.com/archive,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被国际媒体讽刺为“持续不断的谎言才是特朗普总统事业的核心”。⑦ Daniel Dale,“Donald Trump Has Said 4755 False Things as U.S.President,” 4 April 2018,http://projects.thestar.com/donald-trump-fact-check/,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有学者认为，特朗普跟撒谎的人还不一样。为了编造有效的谎言，骗子还不得不了解什么是真相，再以谎言去掩盖真相，而特朗普是在“扯淡（bullshit）”。他对真相漠不关心，在“捏造、幻想和欺骗之间切换自如”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污蔑、诋毁他的批评者，同时夸大或捏造自己的成就，让自己看起来有才干。在国际事务和外交事务方面，特朗普作为外交新手缺乏基本的能力和经验，也缺少学习的兴趣。① Lars J.Kristiansen and Bernd Kaussler,“The Bullshit Doctrine: Fabrications,Lies,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Trump,” Informal Logic ,Vol.38,No.1,2018,pp.13-52.他在北约问题（“北约过时了”）、朝核问题（“我也有一个核按钮，但我的比他的更大、更强，并且我的管用”）、卡塔尔危机（特朗普的声明与美国国防部的实际操作背道而驰）等事件上发表的讲话或推文，是“懒于思考加上未经训练、闭目塞听的头脑结合盲目自大”的结果。② George Will,“Trump Has a Dangerous Disability,” 3 May 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rump-has-a-dangerous-disability/2017/05/03/56ca6118-2f6b-11e7-9534-00e4656c22aa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dc4dfcdcf86a,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一国首脑作为国家“首席外交官”，本应在做出承诺/威胁同展现执行这一承诺/威胁的决心与能力一致性的基础上树立国家声誉及权威。美国外交官通常期待总统的讲话是正式的，可以自信地向外国官员和公众重复，但特朗普在推特上所发表的屡屡违反外交惯例、游离在美国对外关系历史与现实语境之外的“坦率”声明，令美国国家安全政治、政策同国家元首的言论之间出现了裂痕。美国外交官难以向外界解释美国到底秉持何种外交政策。③ William A.Rugh,“Challenges for U.S.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rump,” 15 February 2018,https://www.arabmediasociety.com/challenges-for-u-s-public-diplomacy-in-the-age-of-trump/,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与奥巴马时期相比严重倒退。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对25个国家民众的调查，有43%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态度，更有高达70%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本人不抱信心。④ Richard Wike,Bruce Stokes and Jacob Poushter,et al.,“Trump’s International Ratings Remain Low,Especially,Among Key Allies,” 1 October 2018,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8/10/01/trumpsinternational-ratings-remain-low-especially-among-key-allies/#interactive,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民族在这里肇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这里形成。在古代，中原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地。而如今，中原成为所有中华儿女心灵上的故乡。中原地区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长期居于正统主流地位。中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化之根，是中华文化的母体，她具有根源性、原创性、包容性、开放性、基础性五个主要特点。
特朗普对美国公共外交的负面影响不止于此。符合论认为，真相指的是针对某一事实的陈述符合外在事实（fact）。但是，事实是无法自我彰显的，总是被整合到更全面的有关真相的叙述中，通过这些叙述赋予事实合理性及意义。⑤ Kacper Szulecki,“Truth in the Time of Infowars: Moral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and Cultures ,Vol.32,No.2,2018,pp.320-327. 有关事实的叙述以概念为基础，遵循可辨别的规则和程序而互相关联，构成了巴基尼所言的整体真相（holistic truth），即真相是“栖身于已知的经验事实所编织的信念网络（network of belief）”之中的，① 於红梅、潘忠党：《近眺异邦：批判地审视西方关于“后真相”的学术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8期，第11页。 涵盖了最深远或最抽象的价值观。美国围绕“自由”“民主”“法治”等价值理念建立的话语体系，长久以来被美国人自己视为有关美国“真相”叙述的核心。历史上，美国公共外交曾致力于“通过向友好国家的公民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并为他们提供援助来加强盟友关系”。② Mel Levine,Rockwell Schnabel and Jay Wang,“American Public Diplomacy is Our Country’s Best Foreign Policy Tool,” 19 September 2017,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351311-american-publicdiplomacy-is-our-countrys-best-foreign-policy-tool,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在同他国政府关系紧张的状态下，美国能够超越国家间的对抗关系，接触目标国民众，培养潜在的盟友和贸易伙伴，所倚仗的也是将美国的价值理念具化为有效的公共外交项目。但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下，美国减少承担国际责任，大范围退出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在气候变化、开放市场等议题上放弃国际承诺；特朗普要求国会减少对外援助预算，在移民问题上提出“禁穆令”，频频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破坏了美国和穆斯林世界艰难建立起来的关系。特朗普看重的是国家的硬实力，“以实力换和平”远远优先于通过公共外交提升美国软实力。③ Joseph S.Nye,Jr.,“American Soft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20 May 2019,https://www.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american-soft-power-age-trump,访问日期：2019年7月10日。 尽管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战略选择被视为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④ 林利民、林东：《中美关系“新常态”析论》，《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第98—99页。 但其领导下的美国正在转向一个推卸承担国际责任的、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不宽容的国家。
特朗普损害的是有关美国“真相”话语体系的逻辑自洽。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公共外交正在迎来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作者简介】 欧亚，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地研究员；吉培坤，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外交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37）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6.008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6-112-13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项目编号：15JZD032）、外交学院外交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科研项目“从宣传到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演进逻辑的再思考”及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传播路径与治理对策研究（项目编号：3162014ZYE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檀有志、龚婷、梁晓君、侯自强、樊超、任远喆等学者和《国际论坛》杂志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自负。
【收稿日期： 2019-6-12】
【责任编辑：张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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