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判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形势分析论文,我国农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资金融通的链条发生断裂，引发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进而使经济总需求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并进一步演变为国际经济危机。伴随着金融危机从国际向国内、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外向型产业向其他产业的传导，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也不断加深。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非常困难，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在一个全新背景下发生的，即我国与世界、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背景，农业与国民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化背景，农村与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统筹城乡背景，以及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分工协作背景。这要求我们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审视和思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以稳定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那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国粮价对国际市场跟跌不跟涨，导致农民种粮收益持续下降。近期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更是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新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农业重中之重的任务。要充分注意到农业与现代金融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反映。一方面，农业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动荡又会造成农业波动。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动荡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应对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的情况下，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程。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国际农产品需求减少将继续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外向型农业发展，国际能源价格剧跌导致农产品转化能源需求的减少也将加大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大量农民工回流可能减少农产品需求数量或降低需求层次，也会影响农产品价格走势。其次，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也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产、单产双双连续五年增加，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生产实现较大恢复，扭转了食用植物油自给率连续八年下滑的局面；生猪生产快速恢复，畜牧水产业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2008/09年度世界谷物产量将达到22.4亿吨，增长5.3％。第三，能源价格暴跌加重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金融危机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最高时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时的35美元/桶，扩展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空间，强化了人们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预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由大涨到大跌的剧烈震荡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价格高点曾经达近1万元/吨，近期已经跌落到3000元/吨左右，大大增加了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
2009年我国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既要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要保持价格稳定。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产量增长很重要，但在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已经好转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目前形势下是可以确保的，而近期农民增收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09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生产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确保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刺激生产、增加产量，而是要根据需求变化合理确定农业生产目标，把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二是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国际农产品供求发生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较弱，但近年来生猪、棉花等产品的产量波动充分表明个别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威胁始终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应未雨绸缪，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重点防止个别产品的异常变动影响人们对农产品供求形势和宏观经济的预期。三是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应在坚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农业发展可持续的基本方向下，重点发挥临时干预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点运用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政策作为短期调节的政策工具。
二、以统筹发展为长期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严重冲击，部分企业因出口订单大量下降而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农民工失业滞留城市或返乡回流的现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很可能继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转呈下降趋势。农民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收入增长，而农民增收乏力又必将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农民转移就业的严峻形势如果不能扭转，必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加剧我国经济的衰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取向矛盾，其间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就业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战略始终将有限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投向相对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了区域间经济成长的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化份额高、中西部农业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构成了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初始条件。近些年，我国虽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从创造就业机会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提出了区域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设想，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这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其次，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缺失。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没有实施同时开放、同等开放的均等战略，而是采取“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逐步扩大，大量中西部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失衡、稳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观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收缩，外向型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失业现象就会凸显。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业的投资取向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不一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投资，大企业、重化工业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本应成为主要就业载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由于诸多政策限制而发展缓慢。第四，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至为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使农村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以及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失业的数量可能继续增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可能有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且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简化分析而设计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讨论了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及工资决定问题。在当今时代，封闭经济已极为罕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而只是临时性的转移，因此不宜简单地用短期内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工资升降情况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其二，为有效地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有研究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大约在2015年，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长期以来，我国以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只是短期优势，而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到来之前，应该抓紧时机更快地提升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更好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其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推进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二是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制约城乡融合的二元体制机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为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发展中原有的深层次矛盾，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困难程度急剧增加，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表现在农民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农民工工资收入大幅度减少；同时农产品价格全面持续下行，农业收入也连续下降，这些都给将来一段时间的农民增收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8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3971元，实际增长11％，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另据农业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调查，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528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影响，实际约增长6.9％，增幅低于上年大约2.6个百分点。
我国农民收入来源已经呈现多元化格局，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阻碍农民增收的因素，既有经济规律的影响，又有体制因素的制约。首先，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极可能再现。农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基本稳定在50％以上，农业收入下降对农民收入影响很大。最近几年农产品供给格局变化很大，供不应求、供求基本平衡和供大于求交织发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求对农业生产的制约将再度显现。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可能出现亏损。据农业部测算，2008年水稻、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品种的亩均纯收益仅为136元，比上年减少31元，棉花亩均纯收益减少483元；10月份出栏1头肥猪平均获利23元，比1月份减少543元，养殖户亏损面已达30.5％；蔬菜、水果的收益也大幅下降。其次，农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和收入弹性下降决定了农业收入增长的难度上升。农产品具有需求价格弹性小的特点，需求变化幅度小于价格变化幅度。200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为36.3％，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3.1％。恩格尔系数下降也意味着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下降。这就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下降和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重要性的相对降低。第三，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很不稳定。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拉动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达到40％左右。但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还在加深，农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据农业部2008年12月份最新调查，2008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691元，比上年增长12.2％，增速回落3.9个百分点。第四，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完全建立，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体制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缺乏长效机制。从本质上讲，农民收入增加固然仰仗经济增长，受市场经济制约，但更寄希望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应当是工农业相对协调发展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国民收入分配向“三农”倾斜的阶段。但在各地的实践中，经济发展倚重工业和城市的倾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倾向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财政增收部分主要用于工业和城市，用于农业和农村的比重增加并不明显。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2009年农民增收的前景不容乐观，促进农民增收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也存在一些有利条件。在农民增收问题上，除了继续在农业和非农产业挖掘农民就业增收的潜力外，需要在三个方面特别关注：一是深刻认识政府行为调整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不可能仅靠市场让农民增收，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而农业又是弱势产业。必须靠调整政府行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在“多予”和“少取”上下更大的力气，通过提高直接的收入补贴和间接的利益补偿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二是在“放活”上还有许多文章可做。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健全农村市场体系，积极发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这些对农民增收都非常有利，深化改革的空间也很大。三是2009年农民增收也具备很多有利条件。2009年国家将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扩内需、促增长，可以为农民增收创造外部条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措施，改革将不断深入，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力度将继续加大，这对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四、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要素，也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在我国，土地有两个最为基本的功能，即生产功能和保障功能。生产功能指土地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来完成农业生产的过程，承载着向社会提供农产品的使命。保障功能指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土地所产出的农产品和提供的收入是农民重要的生活保障。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一定进展，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水平低、覆盖面不广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保障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加剧、大量农民工返乡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进一步凸显出来。可以说，农村土地为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发挥着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器”和“减震器”的功能。
但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并非是无代价的，最主要代价之一就是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根本原因则在于土地的生产功能与保障功能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一方面，土地的生产功能和保障功能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生产功能是保障功能的前提，正是因为土地具有生产功能，能够为相关权益人带来收入，保障功能才具有存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的生产功能越强，保障功能也就越强。另一方面，土地的生产功能与保障功能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矛盾。由于当前保障农民土地权利的机制还不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很多农民外出就业后不愿意让渡承包地经营权，而是采取了对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的办法以保有承包地的保障功能，导致宝贵的土地资源不能向最有效率的生产者集中，生产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外出农民不愿意让渡土地经营权，重要原因是农民工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转移就业并不能获取相应的社会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土地配置效率。
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大量返乡，充分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依然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但必须指出的是，土地的保障功能是农民在社会保障缺位状态下进行自我保障的一种理性反应。获得社会保障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从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可能需要坚持“两条腿走路”。首先，从根本上讲，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其次，要正视土地的保障功能作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将长期存在的事实，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强化承包权、放活经营权。通过制度创新在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与生产功能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让有限土地资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最优配置。
五、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贡献了GDP增长的1/3，吸纳了1/3的农民就业，起到了城市和其他企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道路。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也出现了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乡镇企业有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限制，强调“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工业化模式。随着改革的推进，逐步放开了对乡镇企业的产业限制，并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向外向型经济发展，人才、资金、资源逐步呈现全国大流通格局，市场也逐步面向全球。据统计，1990-2007年，乡镇企业出口交货值与总产值之比已经从5％提高到了13.7％，比重明显提高。目前，东、中、西部乡镇企业总产值之比为63.3∶30.9∶5.8，就业之比为49.6∶42.3∶8.1，东西部之间差距明显。这种发展模式尽管拓展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但一定程度上也使乡镇企业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影响。近期乡镇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较大冲击，无疑也与这种发展模式有一定关系。据统计，截止2008年10月份，占据全国纺织、家具、玩具等传统产业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增加值和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回落2.65、7.46个百分点，川、渝、贵、湘等农民工输出大省回流率达10％～20％，关停、破产企业6.7万多家，企业深陷寒流漩涡。
从“三就地”和“离土不离乡”，到要素全国配置、市场面向全球，发展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乡镇企业受到较大影响的事实也启示我们，乡镇企业发展要实行多元发展模式，既要向外看，也要向内看；既要向城里看，又要向乡下看。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后续影响还将逐步显现的情况下，着眼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农民需求、创新发展模式是乡镇企业克服困难并获得新发展的重要机遇。一方面，广阔的农村市场和广大中西部地区蕴含着乡镇企业发展的巨大市场机会。大量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区推进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推动乡镇企业的产业转移和区域转移正当其时。另一方面，乡镇企业根在农村，服务“三农”是其重要历史使命。农村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是乡镇企业赖以产生发展的基础，“三农”是乡镇企业产生的母体和逻辑起点。同时，乡镇企业又为沟通城乡、联系工农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2007年的30年间，乡镇企业用于支农、补农、建农的资金达到4012亿元，显著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乡镇企业这面“红旗能扛多久”？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其服务“三农”的作用有多大。
我国城乡、工农差距的缩小和消失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今后一个时期，乡镇企业仍然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桥梁，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载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力量。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目标，离不开大力发挥乡镇企业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积极应对挑战，化危机为契机，关键要在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上体现三点基本的政策取向：首先，坚持贴近农民、贴近农业、贴近农村的“三贴近”原则。贴近农业，围绕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大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贴近农村，围绕转移农民就业、合理配置农村资源要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活性服务业、农村生产性服务业；贴近农民，形成以创业促就业、就业促增收、增收促创业的良性循环。其次，在地域分布上要重点鼓励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劳动力回流较多的省份，引导这些地方承接东部地区和城镇的产业转移，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缩小我国地区差距做出贡献。再次，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和向城镇集中布局，使乡镇企业职工的职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
六、以农业农村为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在宏观经济低迷、内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来刺激需求是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重要举措，近期国家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10个方面的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2008年第四季度在原计划基础上，先增加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000亿元。大规模的投入必将对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目标发挥重大作用。
鉴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对拉动内需的重要作用，应举国家之力，借鉴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来开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并将其放在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中更加突出的位置。首先，目前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全国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45％，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率平均只有45％，农业装备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全国还有3亿多农村人口饮水未达到安全标准，仍有近100个乡镇、近4万个建制村不通公路，有96％的村庄没有排水设施和污水处理系统，89％的村庄垃圾随意堆放，72％的村庄农民住房与畜禽圈舍混杂，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事一议”很难开展，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抓住中央大规模增加投入拉动内需的契机，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有利于把十七届三中全会“三个大幅度”增加农业农村投入的方针落到实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其次，与一般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扩大内需和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更为重大。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增加未来农业产出能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还可以转化为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远大于一般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还要结合实际推动建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护的新机制。首先，国家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要尽量采用直接投资或以工代赈、以奖代补、直接补贴等形式，让农民直接受益，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通过“涓滴”效应转化为农民的收入，以增强其消费和投资能力。其次，增加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要与推进“一事一议”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来解决“一事一议”资金不足的难题，推动形成规范的“一事一议”制度。三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中介来开展，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政府直接面对一家一户的交易成本，集约节约利用各种资源，还可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
七、新形势下促进农业农村稳定发展的总体思路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加深，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环境尚未好转，形势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促进农业农村稳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通过更新发展观念、调整经济结构，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加大转移支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强化“三农”投入；通过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带动农民就业增收；通过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1.切实转变发展方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偏重投资和出口，而对于消费重视不够，特别是农村内需启动滞后。内需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突出矛盾，扩大内需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抗击金融海啸，中央提出了宏伟的经济刺激计划。刺激经济计划必须以民生为核心，才能真正有效地拉动内需。扩大内需必须以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来指导，切实做到以人为本，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投资推动、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并逐渐走上自主创新、内需主导、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近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呈现多年难得的好局面，与国家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有密切关系。2003-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已超过2.1万亿元。尽管如此，“三农”投入特别是农业投入不足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远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要完善相关制度，把增加农业农村投入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逐步建立完善财政支持引导、社会主动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多渠道增加农业农村投入，将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夯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基础。
3.带动农民就业增收。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概为0.72，农村为0.85，增加农民收入带动消费作用大于城市居民。因此现阶段要把扩大农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把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措施。为此，需要改变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和供给方式，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由城市和工业转向农村和农业，充分利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大量返乡的时机，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带动农民增加就业，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
4.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农业发展需要政府更加有力的支持；发挥比较优势、参加农产品国际贸易不等于放弃对本国农业的保护。要在WTO规则允许的框架内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加强在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推广、培训与市场开拓服务、农业信息体系建设、动植物疫病防治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营销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强度和支持力度。加强对我国重点农产品产业安全状况的分析和研究，对大豆、油菜籽、棉花这些产业安全受到严重挑战的产业给予有效的支持和保护，增强我国在进口方面的话语权、定价权，降低进口风险。
5.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时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彻底消除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各种要素的机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金融扶持农村发展的力度。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切实把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和谐稳定作为考核地方干部的重要内容，促使地方政府从重GDP、重城市、重工业向重科学发展、重农村、重农业、重农民方向转变。
标签：农产品论文; 农民论文; 国际金融危机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基础设施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有效供给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