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英国文化研究五十年——2.竞争时代的文化—经济——默多克教授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英国论文,五十年论文,见证论文,访谈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7)05-0008-08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传媒·公民权益
【问1】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热在相当大程度上源自于西方文化研究发展的刺激：首先是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的关照，然后才是切身的对于当代文化的关注。在我的印象中，文化研究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化提供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现代传媒对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商品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的浪潮。而这三个方面在您影响深远的研究和著述中都得到了非常集中的体现，这种综合性研究着实非同寻常。在中国，您作为振兴和发展传媒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领衔人物而知名。然而，您也曾在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抵抗仪式：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中撰写过一章，这一章是该书的核心文本，有助于界定文化研究这一当时的新兴领域的首要关注面，当然也拓展了您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观点。许多学者易于割裂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您能够描述一下您为什么会把这两种分析传统融合在一起吗？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默：很显然，传媒已经是当代经济生活的中心，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全球讯息日益复杂和离散，而高容高能电讯及计算机网的迅猛发展为实时综合与沟通确立了坚实的科技基础；其次，推广消费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广告和市场策略意图越来越充分利用传媒的优势，把供需双方巧妙地融入欲望链中；最后，制造业曾经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低收入经济体制中发展时，政府把传媒产业连同诸如生物科技等的高科技部门一起视作资本主义下一阶段的关键基石。同时，从广义上来说，运用一个人类学词条，传媒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竞技场(arena)。媒体呈现的公众意义连同它们支持的社会仪式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资源，人们从中汲取滋养，继续奋斗，改善境遇，寻找妥帖的置身方式。然而，我更愿意把我对媒体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研究称为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而不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二者间的不同在于：文化研究围绕一套特定的问题和调查技巧来界定其研究，从而局限了其研究领域，但文化分析这个术语则更为开放和宽泛，容许我利用更为广泛的理论资源和调查方法进行研究。
我的研究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任何声称具有全面性的批评研究必须紧紧抓住传媒的双重性，并且要高度关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本着后见之明的优势，我意识到我对这些方面问题的兴趣可追溯到我的童年时期。
我父亲是一位高级印刷技工，每年圣诞他的工作场所总要为职员和他们的亲眷举办晚会。作为一种特殊的优待，亲眷们会被带到印刷店去参观。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厂——雄伟的铁柱高擎到玻璃房顶，宽阔无遮拦的木地板浸透着机油，无论看起来还是闻起来都很像是个工厂，里面的机器大批地喷吐着种种印刷品，但它又绝非是普通的工厂，它同时生产着物质和意义。文化在这儿清晰地具有工业生命和美学生命。广告宣传海报从机器里不断喷薄而出，我们获准可以带回家几张。这些海报绝非世俗的功利产品，它们的缤纷色彩泛着微光，个中意象、排版和文本以诱人的方式杂陈罗列，其间流动着双重的语言，既是在以各种形式进行表达，也是在展示商品和服务。在这两种表述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第二种语言的流动诱使你沉浸入消费的愉悦当中，而第一种则为自我表现提供资源，令观众运用视觉和语言机制徜徉其中。孩提的我总是带支笔去丑化那些墙上或伦敦地铁中的广告海报，涂黑笑脸上的牙齿，给魅力四射的模特画上胡子，篡改广告词。其实像这种自发性的、颇具创意的举动，还有这种对完全投合标准化顾客审美情趣的意象情景的摒弃，正是文化研究后来着手开始探索和赞誉的。
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英格兰的青年亚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有：摩德族(the Mods)、飙车族(Bike Boys)、光头党(Skinheads)、朋克派(Punk)等，成为标新立异和特立独行的首要范本。大多数研究人员把他们作为“阅读”的社会文本来研究，解读这种时尚、音乐和典型人为产物中内含的抗拒意义。几乎没有什么人进行民族志学的研究，或在亚文化成员的日常生活、特殊的亚文化时尚所具有的意义及其追随者置身的社会地位之间梳理出具体的、特定的联系。社会学出身的我受到第二种研究方式的吸引，开始潜心于对年轻人生活进行的两个重大的经验主义研究中。
关于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有这样一种起源于美国的思想曾占据主导地位，认为当时新青年为媒体所左右，特别是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和其他一些摇滚巨星倡导的音乐为导向，这种想法创立了一支独立的“青年文化”，并且用时代的划分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原则来替代了阶级划分。我自己在伦敦工人阶级家庭长大，所以很清楚这实在是太流于肤浅了。新青年文化从未也不可能替代阶级文化。文化研究者把复杂的冲撞与融合置于其研究的首要起点，而我的研究，与当时的文化研究中的其他作者一样，却开始着手绘制世代与阶级之间的这些转换关系。这项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其实存在有很多不同的分支项目，都汇编进《抵抗仪式》这本书中。
我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让我开始接触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阶级理论修正版，就在斯图亚特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研究阿尔都塞(Althusser)时，我却在研读布迪厄，而且越读就越觉得他不愧是战后最伟大的法国理论家。阿尔都塞的理论较为抽象、不切实际，最终流于空洞和虚无，而布迪厄却根据日常文化实践的盛衰消长而不断检验和调整他的概念体系。大多数文化研究人员把定性分析方法视为唯一可接受的调查方法，但是正如布迪厄在他的著作《区隔》(Distinction)中所证实的，量化在确定一般性模式和趋向上起着关键的作用。结果是运用多重方法把复杂的概念整合成统一体，从早期的柏柏尔文化的民族志学，综览大众的品味，到《重压》(The Weight of the World)中失望的生活史，还有福楼拜(Flaubert)在其《艺术之矩》(The Rules of Art)中的历史社会学。我尤其关注他的关于资本循环具有多种形式的观点，还有如何利用或摒弃这些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理解能力及行为的资源。自此我的大量研究都基本上在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我在对“数字鸿沟”的最新研究中探索家用计算机和其他一些数字科技的创新性运用及其不同研究途径的动态，基本论点是社会参与的程度与模式由三套基本资源来决定：物质资源，最显著的就是金钱“自由”时光和安全空间；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社会资源；还有文化资源。这些包括实践技巧和能力、信息和阐释框架，还有社会身份等。理解社会行为和自我概念的这一研究马上就迫使我们探索这些关键资源的现行分布方式及其成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引领我们进入了政治经济学领域。
我刻意令我的作品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以区别于经济学，而且努力把它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大卫·里卡多(David Ricardo)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创始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伟大经典巨著衔接在一起。我成长于一个遭受失控市场浩劫的家庭当中，我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一直失业，支付能力决定的健康服务方式没有能力照料生病的亲戚，市场体系中又购置不起房子，在那种状况下我当然就被马克思及其继任者们对市场体系的抨击所吸引。对我而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有四个关键的不同点：第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市场和交换领域，而是针对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占有或匮乏从根本上建构生活机会和行为选择的方式；第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全盘性的、整体性的，不是只局限于“经济”这个被认为是自我包容的独立行为领域，而是主要集中研究经济动态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第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的，分析要害经历了长期的沿革变换，而不是只驻足于日常事件的流水账和短期思潮的动荡上；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是道德哲学。面对组织生产和分配的种种竞争方式进行选择，关键的问题不仅仅是什么是最有效的组织安排，而是哪种方式最有可能弘扬社会公义、推行平等、促进相互理解和平衡个人选择及时机与公众利益之间的抉择。
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传媒和文化分析有两个重大贡献。要理解形成文化活动的物质和社会资源的现行分布方式，我们需要全面运用政治经济学来探索生产、劳动、贫穷、城市空间以及家庭构成等转换模式。这一层面上的分析十分关键，但经常为媒体和文化研究专家们所忽视，但是我们的专家们显著的贡献是详尽地探索了文化和传媒产业的组织结构，还揭示出特定的金融模式、所有权、组织机构和运作策略对文化资源和公共文化建构的多样性及分布产生影响的各种方式，这就把我们带入了经济“决定论”的艰深问题当中。
我第一次接触马克思的经济基础支撑文化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理论时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记得孩提时代的我常常造访伦敦的一家著名的百货商店，乘着电梯上上下下。我发现是地下室里的某些机器使得这座商店可以正常运营，诸如暖气、照明和空调设备等。低一些的楼层销售生活日用品，像食物和厨房用品什么的，而在高一些的楼层，商品却越来越分门别类，各具风格，还携有象征意义，诸如家具、时装什么的，最后一层销售绘画和古玩，而房顶是家花园咖啡店，露天的，到处是异国植物，人们在那儿聚会和闲谈。基础——上层建筑的想法确乎十分诱人，但事实上它只是个建筑性的隐喻，而且立即就在人们脑海中挑起建筑意象，可这正是它的问题所在。它在经济和文化之间构想了一个结实的、相对直接的链接，无论你离开世俗的生产组织有多远，总能有个坚实的联系把你拖回来，就像百货商店里的电梯。
这就促使文化研究中的很多研究者得出这样一种假设，假定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动态的决定力量的坚持削减了或否定了文化的相对自治，并且把表现行为归类成经济压力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我坚决赞成斯图亚特·霍尔，他倡导我们应该把经济力量设想为“首先”决定而不是“最终”决定。我自己的研究也以这个论点为基础，只要是生产组织，无论是否属于文化产业，都在文化活动领域的建构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是通过为生产设定整体的目标和优先权，让某些表现形式具有特权，限制或忽视其他形式；其次通过为大众创新和参与不均衡地配置资源。比方说，经济动态能够具体指定足球投掷的维度空间，为比赛划定规则，却不能够决定一场特定的比赛会在一个特定的日子怎样进行，具体情形总是灵活机动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结构(structure)和活动(agency)之间是一种双向运作关系，结构生成基本的活动条件，但活动也反过来修正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形构(formation)而不是结构(structure)这个术语，形构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还可以不断地更新。因此我就不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出发，而以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点起步，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还有保罗·萨特(Paul Sartre)的人们“总是能够从该事物的生成物中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问2】传媒对当代文化生活至为关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传媒生成大量象征性资源，藉此各个社团共同了解历史、定义现在、构想未来，并探讨各种视角、立场和观点的冲突；其次，传媒在组织人们的业余时间及社会关系方面越来越重要。新的数字媒体——手机和互联网正蓬勃发展。您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现代传媒的便利，又如何防止其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吗？您觉得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默：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紧接着就是一场关于数字媒体未来的形式和用途的斗争，这场斗争将是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几个决定性斗争中的一场。战线已经很清晰了。如果我们观察互联网，就会发现三大主要趋势：首先，在商业化和共同参与中联合推进，在促销活动中充分调用数字媒体的强大动力；其次，在公众文化机构中（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大学等）成绩越来越突出，使用互联网令其档案和馆藏尽可能地丰富和易于获取；第三，端对端的对等网络蓬勃发展，各种首发性活动诸如开放软件运动（维基辞典、全球公民媒体）等十分普遍。这些活动都得到道德经济体系的支持，广泛呼吁参与者以独特的方式思考自身及其社会联系。商业用途调动商品、价格，排斥个人拥有的民族道义精神；公共首创活动运用公众利益，鼓励共享。大众网络的创新依赖于礼品经济，其内核是一种互惠互利的道义精神。
新的礼品经济激起文化商业化的批评家们高的热忱，但是依然存在问题。首先，这种经济行为零散、片段，且日益层级分化，使得互联网用户只消费他们喜欢的并且只和他们赞同的交互联系。结果就是那些侧重于拓展经历、鼓励跨越社会、超越想象力边界的公众领域逐渐衰退甚至消亡；第二，使用艺术级的互联网接入及自由使用互联网的权利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弹性空间，很多贫困家庭及老人被排斥在外。这些问题的提出及探讨相当迫切。我已经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以数字公共广播的发展作为切入口，把广播组织的荧屏节目和非商业资源（由公共文化机构和民间文化作品构成）的在线设施连接起来。
显然，各大媒体公司目前都在展望开拓传媒的最佳前景，采取汇聚、互动等各种组织措施，适应多维平台分布、协调各部门间最佳合作关系，还有通过产品布置设计及调动市场活力等手段来把促销宣传整合进各种表达形式等。评论这些发展需要把这些协作目标与远景展望联系起来看，设想如何配置汇聚及设计互动才能构建一种新型的、侧重提供世界公民所需资源的动态公众文化。
【问3】在您著名的文化—经济思想里，您把文化问题和权利与公民权益的问题结合起来。我们都知道，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都将大众视为“消费者”，但您却倡导把资本主义传媒批评建立在一种哲学基础上，这种哲学的起点是把大众视为公民。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试图提供一种不同的“民主前景”吗？
默：消费主义提供了一个建构在个人选择上的虚假民主，无视社会责任，怂恿人们相信任何人都能进入这个市场，可以通过选购商品变成他们一直想要成为的人。由于收入提高，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这场保持最低生活标准的斗争变成了一种对生活风格的要求，这种生活风格要体现出他们的成就和欲望。商品推销自身不是基于价格优劣或效用强弱，而是演变为自我的扩张和延伸，是向公众宣称我们的身份地位以及我们所梦寐以求的形象。由于在促销商品时符号价值变得比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更为重要，因而广告和市场在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塑造上就更有影响。我们越来越把我们自己等同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这就加强了广告的意识力量，广告坚持不懈地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未来，导向对据为己有及社会展示的期待和渴望。它压制住各种疑问，比如说，商品从哪来，谁生产了它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产的，以及其生产对人权和环境恶化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面对社会问题，它却承诺个体的解决方案，例如，既然你买了汽车，有必要担心整个国家的公共交通体系吗？要是你投资股票市场，有什么理由还要担心国家的退休金？当然人们也并非全盘接受，他们也会质疑消费体系，甚至有点冷嘲热讽。问题是消费者选择的语言开始越来越多地征用政治语言。比如说，解决环境危机问题居然变成了另一种生活风格——是选择消费的“绿色和平活动”，而不是关于未来生存方式及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抉择。
公民权益的语言与此形成强烈反差，强调我们作为道德和政治社团的成员，在拥有个人权益和选择自由的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责任感，在追求我们自己的舒适和方便的同时，也有责任为“公共利益”、为集体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我把公民权益定义为完全地参与进社会生活并有助形成其未来形式的权利，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们拥有使用足够资源的权利，这些资源必须保证人们能够完全参与。其中有些资源是物质的——生计工薪、像样的住宅、健康保险、休闲时间——但是其他的资源是关乎文化的。我认为有四种核心文化权利：第一，对重大事件和问题的全面信息的知情权，特别是要了解权力在其中的操纵和运作；第二，把原质的第一手新鲜信息转换成专门性消息需要进行分析和阐释，对这期间存在的竞争性体制要有知情权；第三，用尊重他们，且不落俗套的各种方式描述人们的生活和信念，对这些表现形式要具有知情权；第四，对参与辩论、商榷和创新性活动的机会的知情权。
我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以媒体为中介的传媒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信息、消息以及表述的分发，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媒体文化越来越趋于商业化，网络也日益发展，为大众普遍参与审议和创新提供新的机遇，理解这些交叉进程为公民权益建构资源分配的方法和过程是批评分析的一个核心任务。但是有个问题，因为公民权益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家的保障，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是特殊国家的公民（我们护照上指出来的身份地位），因而认为我们的责任主要地或全都是由地理边界来整体界定的。既然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地全球化，整体的美好生活受到了威胁，从全球变暖到可能的流行性疾病都在肆虐全球，这种地域局限感显然已不再合适。所以我认为，目前艰巨的任务是探索公民权益的真正的世界性意义，把它定位在新的想象性和机构性形构当中。
现代性·理论危机·学术界
【问4】您始终如一地强调，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现代性进程当中，任何试图用后现代来取代现代性的理论框架模式都是从根本上曲解了改变的方向。您的这个“后现代死了”的观点在您2004年来上海参加研讨会时两次得到强调，并且因同时（您发表此番演讲的第二天）获知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去世而得到了“证实”。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仍然处于现代性的进程之中，那么，我们还有哪些“未完成的现代性”仍然在途中？“最终”的现代性是否可能？
默：现代性是一个进程而不是一个既定条件，它是由所有那些把我们拖离宗族部落、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世界观的力量构成的，正是现代性令不断塑造我们现行生活方式的动态进程运作起来，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运作——制度、想象和经验。在制度这一层面上，资本主义、产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持续扩张是关键的进程，大都市不断涌现，单一民族国家兴起成为政治生活的枢纽，还有，原来是帝国体系推行殖民主义，占领疆域，而现在演化为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及渗透。在智力和想象性生活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日益趋同，对社会进步的基础即科技革新越来越依赖，信念被理性所置换，努力拓展能够捕捉当代经验复杂性的新型表现形式。在经验层面上，由于地理、社会和想象的流动性以及个人主义的兴起，经验尤其显著，并在公众和私人空间之间，还有在作为社会成就的自我和个人真实性的内在感觉之间被重新界定。
然而这个描述存在一个问题，它建立在欧洲和北美所创建的资本现代性变革上。但正如斯图亚特所指出的，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有很多条，其中有两条对理解当前的社会情形特别重要。一条是革命现代性，另一条是殖民现代性，前者由布尔什维克和中国革命所创建，后者则是由帝国强权在他们占有的领域启动现代化进程，并且在二战后进而由这些政治独立性受到扭曲的国家继续推行。革命现代性虽然和西方强权一样都认为科技是变革的首要动因，但却坚持和资本主义在工业化上脱钩，实施中央集权，而且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需求。后殖民现代性具有某些相同特征。两种情况下的现代化建设基础都是自我否定的文化并且压制个人消费选择权。工人、士兵、医生和工程师等进行生产和维护国家安全，他们才是民族建设和改革的主人公。
可是很显然现代性的改革进程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初始阶段就生成各种矛盾，造成紧张态势。宗教体系不再能够垄断公众文化，但却依然具有调动社会力量的强大影响力。商业广告极尽诱惑之能事，承诺商品的拥有能令个体获得无限的满足感，而与此同时对民族和阶级团结一致的呼吁却在竭力打破这个幻觉。在消费者和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还有公民和宗教信徒之间一直存在各种紧张态势，当代依然如此。的确，我们发现这些态势随着现代性的核心机制动态进一步深化而更加深远，更加普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驱使打入每一个可利用的全球市场。只是在苏联解体、印度开放、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后，一个真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版图才得以形成，结果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处于全球化进程当中，但却进展得不怎么顺利，不断和革命现代性与殖民现代性道路所创建的机构、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想象性形构发生尖锐冲突。例如，当代恐怖主义分子为了证明他们的策略正当、行为公义，居然断章取义，声称他们的行动是在纠正过去及现在的错误、弥补外国割据和处于从属地位的屈辱。那么，现代性接手过来的数十年中，就要围绕这些竞争性概念进行各种斗争来决定前进的方向。在这种情形下，对批评分析来说，正确了解媒体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
现代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文化和经济的日益媒体化。从19世纪中期的电报、摄影和通俗报章杂志的发展开始，传媒就成为全球化贸易和商业的坚实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重要生产场所，逐渐控制和导向大众文化。所有这三个趋势受市场化和模数科技转换的共同驱策，近些年来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当代资本主义现在的特征是“信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被视作“网络社会”，当代文化被描述为“综合汇聚文化”，标识出数字多媒体的新兴向心性。对文化—经济关系的这些转变具有的内涵进行全面批评分析是现在的研究和界定新概念所面临的关键任务之一。
【问5】在对当代文化矛盾的剖析中，人们或将矛头沿着商品消费的路径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将批判的锋芒沿着阶级、种族、性别的路径指向更为深远的文明冲突，这些也构成了充满着吊诡的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您觉得在当代文化矛盾的分析中，当前最值得关注的有哪些问题？
默：马克思在阐释关于矛盾的概念时援引了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有一个魔术师吩咐他的学徒在他外出时打扫卫生，这位学徒想要偷懒，就念咒赋予扫帚生命来打扫。不幸的是，当扫帚完成任务后，这位可怜的学徒发现他找不到可以让扫帚停下来的咒语。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内部的中心矛盾是工厂劳动日益集中化以及城市居住区高度密集化造成的。一方面这种调动和集中是最大化生产连续性及生产效率的条件，另一方面，它使得工人们能够意识到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能够团结起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反对剥削。他把工人运动视为不可遏制的、源源不断的力量，就像是在魔术师作坊里行进的扫帚们一样。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工人团结的呼吁和下列三个方面互为冲突与包容：首先是和对消除阶级差别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呼吁，其次是和消费者体系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后是和国家采取的对基于税收的福利供给的责任程度。在当前自由市场经济化时代，最后一项日渐废弃，只留下另外两项。
在这座星球上资本主义及其市场广为扩张，造成资源共享的分化，相当重要的那部分人群落在了后面，资本主义所作的个人幸福可通过日益增长的消费来实现的承诺在这部分人身上得不到实现，而资本主义这个体系赖以维系的基础正是这个承诺，可是这部分人不得不面对公众资源的使用权受到削减或剥夺的状况，这些资源包括义务教育、福利分房、医疗保险、教育津贴以及退休金，能够让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舒适，拓展个人发展空间，自尊自信。而这个世界在空间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版图正在扩大。我们看到城市、经济发达区域和偏远、变革地区的收入与生活机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经济剥削不只存在于工农中，还有，孩子们被迫离开学校去打工，领退休金的人失去了能维护他们尊严的收入，妇女不得不照料本应由国家政府承担的老弱病残亲戚。我们发现具有革命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阶段特点的社会契约已经成为一张废纸。消费选择的承诺取代了公共福利的义务。
面对市场反复无常的动荡，人们越来越觉得脆弱和敏感，同时意识到危机正日益全球化。现在已经很清楚，全球变暖现象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影响，无论是对能够还是不能够自由消费选择的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特别是那些住在南半球的人，他们遭受干旱、森林砍伐、还有海拔升高带来的严重问题。在魔术师的作坊里又有新的扫帚在工作。承诺能不断提高生活标准的各种技术同时也潜在地具有严重的杀伤及破坏能力。汽车、飞机和洗衣机在给个人方便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公害。汽车对城市污染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飞机航行让流行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洗衣机及其他家用电器的便利与它们产生的有害废弃物互为抵消。这些新的矛盾挑起新的问题，质疑我们的公义概念。从而不仅迫使我们放眼全球，也责成我们进行跨越时代的思考，让我们斟酌究竟要留给我们的后代什么样的遗产。在当今社会情形下，一个建立在富有全球责任感的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崭新的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全球化概念究竟能向前进展多远，这取决于第三种矛盾。
我们早就注意到，当前的剥削全球化依赖于高速计算机和通讯网络的实时运作和控制，而同时，这些网络使得资本的各个主体调动各方力量，组织起来冲破地理空间限制，打消社会剥削。有趣的是，确立网络化社会运动的那些最成功的尝试一直以来都在干涉消费体系，这包括抵制童工制造的商品，还有购买本地食品而不是空运产品来减少碳的释放。同时，互联网也为建立在民族主义和笃信宗教的各种实质主义形式之上的反意识形态的苦心经营提供了空间，例如，恐怖主义运动迅速利用了各种可能的便利条件，邮寄录像带，提供各种游戏光碟，拓展完整的交互式网站等等。结果是在消费主义的元意识形态与对世界性公民权益的新展望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前者的影响空前普及，各种原教旨主义形式多种多样，强调无论地理边界还是象征性疆域都神圣不可侵犯，而后者坚定地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产生了负面影响，明确认识到权利的普遍概念。
【问6】前不久，吉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与世长辞，人们在痛惜各个思想大师的离去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理论之死”的征兆。2003年，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曾用酣畅淋漓的笔调调侃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理论。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这种“理论终结论”？或者说，在您眼中，哪些理论是有价值的？哪些则可能是过眼烟云？
默：我们目前的确面临理论危机。这是个双重性的危机：理解危机和批评危机。从最一开始文化研究就存在大量盲点。首先，它只是集中研究新兴的现象，诸如时尚和青年亚文化，这让它忽视了人们认为凋零了的文化生活领域。结果就如同斯图亚特指出的，文化研究几乎不曾提及宗教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力量。当笃信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在政治上越来越有影响，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第二，文化研究只是关注最显而易见的各种文化形式，这使得它忽视了偏离大众视野的文化现象，从而产生了大量关于青年的作品，但却几乎没有关于中年以上人群的作品。第三，对青春期叛逆特征的浪漫研究让那些赞同亦步亦趋流行模式的人和试图挣扎幸存的人偏离了注意力，对偏远地区的平凡生活或贫困的屈辱丝毫不加以评述，而确立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要讲述每一个人的故事，其次就是要能够启迪和阐释更为宽泛的力量，塑造人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是C·怀特·米勒(C Wright Mill)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说服我在大学里研究社会学，而放弃我最初的选择——高雅艺术和文学批评。米勒认为社会调查必须涵盖甚广，“从最非人性化的、最遥远的变革到人类自己最贴近的特征，从单一家庭的抽样到整个世界的国家预算全面评估，还有这两者间的联系”，一直以来这都是我工作的抱负。不幸的是，大多数概念框架始终还是既抽象又片面。当代百家争鸣的状态即是如此，所以我们有“后现代社会”、“网络社会”、“风险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等。我自己的研究可以说是哲学家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提议的批评现实主义的一个变体。目的在于辨识出日常机构生成机制的基础，并解释它们对那些目的在于提倡平等、声张公义和改善相互关系的行动是如何阻碍或促进的，在对这项事业的追求当中，我从马克思起步的地方出发，探索资本主义的动态及其生成的矛盾。这依然是对这个世界现阶段建构全面的当代批评理论的最佳基础。
【问7】在策划这组访谈时，我们非常欣喜您的访谈能够与霍尔的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据说您与霍尔相识三十余年，同时一起发表文章还是首次。如果请您评价斯图亚特·霍尔，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默：斯图亚特主要是由于他的著作对文化分析的形成所做的重要贡献而蜚声海外，这些著作提出的问题及其着手解决的途径都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我看来，我认为对许多英国学者来说，他作为一名教师和公众知识分子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同等的重要。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基础框架工作都是由研究生们辛苦耕耘他们的博士论文而成，作为一名教师，斯图亚特以其超凡出众的领袖才能，一直在培育、引导和激励他们。后来，作为开放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他为社会文化调查开发了一门新的课程，向非全日制学生和远程教育学生证实批判性知识分子活动的重要性及其启迪日常问题与经历的可能性，利用各种可能的途径把它们置身于背景当中加以考察并发掘、归类和抽象出概念性的内容，不致流于简单化，在学术界以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在大学以外的研究工作由于他对公开辩论的激烈评论及对棘手问题毫不妥协的执著而知名于世。斯图亚特是英国学术界少有的杰出人士，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公众知识分子。他积极参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探测》(Soundings)等这些重要激进杂志的编撰工作、录制电视节目、播放广播讲话、致力于各种策划行动和社团首发活动、发表振奋人心的公众演讲，始终都在和左派面临的各种复杂棘手的分析性与政策性问题进行不懈的斗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黑人知识分子，经历过英帝国的消亡，还有白人的对抗性反应，在奴役制重新抬头的嘈杂声中，面对当代的种族主义，他始终昂扬斗志，呼声铿锵有力，支持和扶植年轻的黑人艺术家，同时还进行著述和研究工作。他的很多朋友和景慕者正募集资金筹建一座图书馆，一来表示敬意，二来作为活动资源，非常合宜。图书馆汇集大众之声，容纳百家之言，在阅读中我们会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奔涌不断的辩论洪流里去。
【问8】您近十年来频繁造访中国，而且您也前后收了好几位中国学生，其中不乏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因此，您对中国的学术界应该是或多或少有些了解的。我想问的是，您对中国学者和学术界的印象如何？存在哪些问题亟须改进？
默：置身北京街头，我无法不想起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庆祝旧秩序瓦解时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的那段著名的话，他们看见“每一件实体都‘消融’进空气当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最终目的地，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序幕。我们现在听到同样的撞击声、锤打声和轰然巨响，就像是古老的建筑物崩塌后，正在开始架设新的高速公路、建设新的工厂一样，办公室和住宅楼群如雨后春笋，似乎一夜之间鳞次栉比，但是社会环境却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再流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信任国家计划体制，却对资本主义福利充满幻想，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系又在全球重新复苏。有着不同背景、历史和资源的不同国家怀着不同的雄心加入这种新的资本帝国，但是毋庸置疑，中国跨向未来的道路却非比寻常，不是因为改革的规模及新兴的经济力量，而是因为，至少，它潜在性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实验。如果伦敦是19世纪的虚幻首都，纽约和莫斯科就是20世纪的孪生首都，而北京和上海就可以说是这个新世纪的新首都。但是那些其他城市的历史提醒我们，不曾料想资本主义的毁灭造成的矛盾恰恰启动了资本、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的运作。在我看来，辨识出这些矛盾在未来有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以及可能相应产生的应对与反响，是批评调查任务的重中之重，中国学者无疑是应对挑战的核心。西方学者只要以批评的精神进行探索，就会提供有用的起点。步入中国大学校园的书店，译著的涉猎范围之广之多总是令我震撼。但是对当代西方知识分子著述的这种突然开放却是利弊兼而有之。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认定重要的当代作者始终悬浮在永久的现在里，而不应在形成它们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来解读它们。特殊情形下产生的文本往往成为经典，得到广泛阅读，就像信徒研究他们信仰的神圣读本一样。斯图亚特的一些著作正是如此。决定继续做什么贡献以及可以把什么付诸历史是重要的、关键的分析性任务。但是最终，借鉴和顺应只能把辩论进行到此，而中国学者将会运用大量已知概念、理论和方法，苦心锤炼出重要的新型框架，植根于对他们一直刻意阐明的特定历史的详尽理解，我盼望有这么一天，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书店会堆满这些著述的译作。
［收稿日期］2007-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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