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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统哲学的特点，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家从某一方面做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将吸收他们的合理思想，从哲学观的高度来透视传统哲学。我们这里说的“传统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它的典型的、发达的形态是黑格尔的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我们对传统哲学观的分析，当然不能不主要以黑格尔哲学为背景材料。在具体分析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观之前，需要对“哲学观”做出界定，以便消除歧义，确定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前提。
哲学界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家对哲学的看法、对哲学的提问方式，其核心问题在于回答“哲学是什么”，以揭示哲学的本质及其特征。我们认为，这一看法隐含着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推敲，即把“哲学是什么”当作哲学的自我提问方式，这种做法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显然属于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如果对它做一种独断论的理解，就会设想有某种脱离人的解释而自在的哲学一般或原型，但历史上无数哲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呈现出“有多少个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的局面。这一提问方式所蕴含的独断论要求与对它的回答所呈现的多元化后果之间的矛盾，无疑动摇了它作为哲学自我提问方式的合法性根基。
我们认为，哲学观作为哲学的自我提问方式不在于“哲学是什么”，而在于“哲学应该是怎样的”。这一提问方式避免了独断论而允许主体做出选择，对它的回答是一种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这一提问方式可以具体分解为以下几个小问题：（1）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怎样的？（2）哲学的对象应该是怎样的？（3）哲学的主题应该是怎样的？（4）哲学的本性应该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分别构成了哲学任务观、哲学对象观、哲学主题观和哲学本性观。它们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一个大的观念系统——哲学观，其中哲学任务观最具根本性，它反映时代的要求和我们对这一要求的自觉程度，对哲学对象观、主题观和本性观具有制约作用。
一、传统哲学观的三个教条
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黑格尔，其哲学观虽然有所变化，但从基本内容和总体特征上看却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和稳定性，因此都可以归入“传统哲学观”之内。西方传统哲学观建立在以下三个教条之上。
第一个教条：对先验本质的预设。传统哲学认为，每个事物背后都有一个隐密的本质，一类事物有一类本质，而不同类的事物也有一个共同本质，这样逐级追下去，世界上的所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有一个最高的本质，它是本原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最终根据。事物依赖本质而存在，它是本质的显现。世界的最高本质是因果链条的最初开端，它构成哲学的“第一原理”，是哲学推理的最后依据。努力发现世界的最高本质，制定哲学的“第一原理”，是哲学探索的最高任务。这种最高的本质既得不到经验的证实，也得不到逻辑的论证，只不过是思维的先验预设。对世界最高本质的先验预设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导致否认感官世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把人类智力引向对虚无飘缈的先验本质的追求而遗忘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为迫切的重大问题的关注。
第二个教条：对理性至上的承诺。在西方传统哲学家看来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一切活动都以理性为根据，所以一切都要经过理性的审判。从古希腊时起，人们对自身的理性能力就寄予无限厚望，而正式把理性至上信念当作基本教条承继下来则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对于理性的力量，对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1 〕他相信理性有能力达到因果链索的开端，能够获得关于世界最高本质的终极真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理性至上的信条到休温和康德的时候受到了挑战。休谟和康德都对理性至上的信条提出了质疑，但二人都没有获得建设性的成果。康德虽然判定思辨理性的非至上性，却肯定了实践理性的至上地位。康德之后的黑格尔则完全继承了古希腊理性至上的传统。在他看来，哲学是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理性可以达到对真正必然性知识的反思，这就是真正的哲学思维。正是基于这种理性至上的承诺，西方传统哲学观才提出了追寻世界最高本质的任务。
第三个教条：对世界合理性的盲目确信。在西方传统哲学家的眼中，人类面对的世界是个十全十美的世界。世界可能有好多个，但我们的世界是最好的一个。不管这个世界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着，人类是否认识了它的真实面貌，它都是确定不移的和唯一可能的，都是合乎人的理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不仅没有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出现超出现状以外的任何有形的物质，无论它究竟是什么。……所以，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两个或更多个天空的形成。存在的只是我们的天空，它是独一无二的和十全十美的。”〔2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念被后来的哲学家作为世界合理性的信条承继下来。黑格尔作为传统哲学的代表以一个著名的命题重新表述了这一教条的宗旨：“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 〕虽然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命题隐藏着革命内容，但他提出这一命题的目的却是为现存世界做辩护，为普鲁士的现存社会秩序做辩护。其实，关于世界合理性问题纯粹是一种盲目信仰，是在世界中排除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这一信条对西方传统哲学观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排除了哲学改造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赋予哲学以解释世界的功能。
二、传统哲学观的基本内容
概括地说，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传统哲学观是以解释世界为宗旨的哲学观，关于它的具体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揭示。
首先，关于哲学任务的规定。在传统哲学观看来，现实世界不过是经验的因果系列，万物必有其“本原”，因果链条必有其开端，而哲学就以揭示这一“本原”或“第一因”、建构关于对象世界的终极真理为已任。同时，哲学不但要回答世界所以如此的原因，而且要说明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正如施太格缪勒所指出的：“最初的哲学家是把极不相同的各种任务结合于一身的。”〔4 〕但是这些任务是紧紧围绕一个核心展开的，这个核心就是对对象世界进行终极性解释。在传统哲学观看来，哲学既提供关于世界的“最高的”知识提供一幅宇宙图景以回答“宇宙之谜”，又提供人生的目的和行为规范，从而成为包含着人对宇宙、对人生的态度在内的终极真理体系。对哲学任务的这一规定，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中世纪，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从根本上说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
其次，关于哲学对象的规定。西方传统哲学观相信世界有其统一性，而哲学就以这统一整体世界为对象。这一思想在希腊哲学发端处就已存在。最初的希腊哲学家已经假定了世界的统一性，力图在变化的万物中找出不变的基础，从杂多的现象中找出统一的本质，由此产生了“本原”、“本体”等等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来的哲学家越来越自觉地追求统一性和系统性，致力于将各种现象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之中。不同的哲学家给予这种“本原性存在”以各种不同的解释，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传统哲学家把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科学的研究对象对立起来，认为哲学以“统一整体之世界”为对象，各门具体科学以整体世界的某些部分或某些方面为对象。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基础有不同的理解，但把“统一整体之世界”作为哲学研究对象这一点是得到普遍认同的。
再次，关于哲学主题的规定。传统哲学观对哲学任务和对象的规定直接决定了它对哲学主题的规定，这就是对“本原性存在”的探究。“本原性存在”作为万物的根据和统一性，就是所谓的“本体”。传统哲学作为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就是“本体论”。可以说，传统哲学就是以探究本体为最高目标的本体论哲学。既然这种哲学视自己为对世界统一性和整体性的解释，那么为完善自己，这就不能不对人的理性、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传统哲学就以“本体论”为核心，展开了一系列基本的研究课题，它们是：“关于宇宙最根本性质和最基本法则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神的世界和一切有限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宗教哲学问题；关于存在着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应遵守的绝对有效的规范的伦理学问题；此外还有与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范围、可靠程度和方式有关的逻辑问题和认识论问题。”〔5 〕传统哲学家们力图在一个理论体系中寻求解决上述各种问题的答案，建构关于世界的终极真理体系。
最后，关于哲学本性的理解。传统哲学要达到的是对世界的终极解释，为纷繁复杂的事物和现象找到一个本原，为人生设定一个终极目的，给人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而这一目的必然通过一系列的论证活动才能达到。正象施太格缪勒所说的“宇宙之谜的解答，不应该再继续听任于神话和宗教信仰，而应该通过纯粹理智的思考，通过直观的认识和逻辑的论证来获得。”〔6〕这里的“直观的认识”属于经验科学的工作，而“逻辑的论证”则是哲学的工作。但是哲学论证并不是纯粹形式逻辑的论证，而是内容逻辑的论证。做出一个哲学论证就意味着对“本原性存在”给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终极解释，而这种解释在表现形式上就是一系列抽象概念的逻辑推演。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来说，哲学论证意味着某种“终极价值”的确立，即对人们用以判断真假、善恶、美丑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等普遍原则的承诺。旧哲学的本质是解释世界或论证世界。
三、传统哲学观的总体特征
上面我们通过对哲学任务、对象、主题和本性等具体规定剖析了传统哲学观的基本内容，这里再从思想方法、探究方式、理论形态等方面揭示传统哲学观的总体特征。
首先，对象化的思维方法。传统哲学观体现了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特点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以对象为中心、以揭示事物的本质为目的，它的致命弱点是把人本身排除在自己所建造的理论体系之外。它关心的是对象本身，解决的是对象“是什么”的问题。用这种方法获得的观念与人的主体毫不相干。对于这种思维方法，克尔恺郭尔有过精彩的论述：体系哲学家们就象一批营造者，他们建造了巨大宏伟的宫殿，而自己却住在附近的窝棚里。因为他们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遗忘了人的存在，至多是把人当作附属的一块碎片，插入到知识体系中去。〔7〕具体说来， 这种对象化的思维方法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直观性，即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去看对象；二是被动性，即离开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去看对象；三是保守性，即不承认人能改变现存；四是消极性，即认为人只能适应自然和顺从自然。
其次，抽象思辨的哲学探究方式。由于传统哲学观把某种超验的存在设定为世界的本原，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对“本原”的探究，并由此出发去建构关于对象世界的终极真理体系，又由于对理性至上的承诺，就使得传统哲学家们把哲学研究限定在哲学家个人头脑中进行的纯粹抽象的思辨活动，其外在表现就是一系列概念的逻辑规定和逻辑推演。传统哲学家们崇尚抽象思辩，把思辩看作哲学特有的探究方式，排斥实证研究，不善于、也不愿意采用那些具体科学所使用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采用这种抽象思辩的探究方式所能达到的“本原存在”只能是超越经验而为理性所把握的抽象存在即概念存在，这种存在乃是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彼岸世界的神秘之物。为了论证这种神秘之物的必然存在，传统哲学家们不得不“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8〕
再次，体系建构型的哲学表现形态。传统哲学观对哲学的任务、对象和主题的规定以及对哲学本性的理解决定它的理论表现形态必然是关于对象世界的绝对真理体系，这一体系以“本体论”为核心，包括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伦理学等各个部分，力图对宇宙、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提供完满的答案。我们说旧哲学是一种体系哲学，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理论的内在联系，而是从“第一原理”出发推导出自己的全部理论，并把这种理论看作就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完美图景。建构一个哲学体系几乎是以往每个哲学家的毕生事业。追求体系建构，使哲学家们忽视了对那些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迫切问题的研究。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是脆弱的，都是经不起检验和追问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对所有问题都给以完满的回答，所以每个环节的庇漏都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坍塌。哲学上的体系各式各样，各种不同体系之间的争论充满了全部哲学史。
四、传统哲学观的困境
西方传统哲学观对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说，其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它对哲学任务的规定本身就蕴含着内在矛盾。它认为世界乃是经验事实的集合体，现实世界不过是经验的因果系列，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求因果链条的开端。这种寻求的结果，导致用非实在性事物说明现实性事物，用事物的“原因”来说明作为结果的事物本身，从而导致世界的分裂。导致一个形而上的“本原”存在和一个形而下的“现象”存在，导致“彼岸”与“彼岸”的对立。这种寻求的最后处所，就是一个本原性的非实在，而这个非实在实际上恰恰是一个主观的设定。因为，如果把经验世界看作一个因果系列，那么为解释一切个别现象只能有两种情况：或是无限追溯在先的原因，或者停止于“第一因”。但是，这个“第一因”又从何而来呢？说一个自身未被解释的终极之谜能够解释整个经验世界，显然是个悖论；而独断地承认这种解释，则显然背离了理性的教导。因此，传统哲学观对哲学任务的规定只能造成这样两种结果：要么理性对经验事物最终原因的追寻根本还不到最后目的地，要么理性对经验事物终极原因的追寻达到一个由理性自身设定的抽象物。但不论哪种结果都是对哲学意愿的背离。本原的追寻必然导致到本原问题的消解。这说明，传统哲学观对哲学任务的规定，按照理性的逻辑来说，恰好是个悖论。
传统哲学观的困境还表现在这一哲学观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无休无止的“厮杀”。在传统哲学观范围内，各种哲学争执不休，缺乏统一的判定标准，哲学本身失去了往昔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以传统哲学观为审视框架和指导原则的各种体系，力求建立各种关于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关于存在的原则的学说，并自封为绝对真理体系。各种体系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狄尔泰对十九世纪末期的哲学状况做了生动的描述：各种体系在无政府状态中相互开战，为空洞的概念和原则争执不休，“多么空洞的噪音，多么形而上学的争吵，很象中世纪的末期，经院哲学在所有的学院中讲授着，人文主义却征服了世界。”〔9〕
传统哲学观的根本缺陷是不了解人的实践活动。传统哲学家们离开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离开人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去看待世界，去看待人。在他们眼里，世界是按照因果规律运动的纯客观的世界，而人也是自然万物中的一物，它服从自然的规律，因此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可以追寻它的因果开端，能够找出它的统一性的最终本原。诚然人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是与自然物不同的，但人之为人的这一切特殊性都可以还原为他的最初来源，因而与自然物一样都可以从世界的最高本原中得到解释。“人”在传统哲学观的视野中消失了。哲学疏远了人，人当然也就疏远了哲学。当着人类实践和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突出出来时，传统哲学观终结之日也就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哲学观的形成。
注释：
〔1〕列宁：《哲学笔记》，第416页。
〔2〕亚里士多德：《论天》，转引自《西方思想宝库》，第1479页。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1961年第11页。
〔4〕〔5〕〔6〕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第26、15、15页。
〔7〕艾尔恺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附言》，转引自赵修义、童世骏著：《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第1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9〕《狄尔泰著作选》，剑桥，1976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