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早期纸币的盛行及衰落——北宋交子在货币史上的短暂一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纸币论文,史上论文,北宋论文,中国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1)03-0065-04
按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所言：“吕底亚人是最初铸造和使用金属货币的人，他们 又是最初经营零售商业的人。”（注：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9页。）如果认为这段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由公元前8世纪到公 元前6世纪间的大规模殖民活动而直接产生货币关系，再经居于小亚西亚的希腊人引入希腊 本土，而成为货币史的起源则是有可能的。在此后二十几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金属货币一 直执行着商品经济的流通、贮藏等职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在西方，直到17世纪末，美洲才发 行纸币，英、俄两国始发纸币的时间更迟至18世纪末叶。而在此五六百年前中国就曾短暂出 现并推广使用的北宋交子——作为现代纸币的雏形，无疑堪称货币史上的一朵奇葩，不仅对 当时的中国，更对周边的东南亚众多国家的经济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北宋“钱荒”现象的经济分析
北宋时期的“钱荒”现象，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太宗初年“铜钱已竭”，真宗时理财大臣 仍以“钱货未多”为患，愈至后期，钱荒现象则愈是严重：“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 货不通，万商束手……人情窘迫，谓之钱荒。”（注：张方平：“论禁铜法事”，《乐全集》卷二十六。）“今都内之藏，既不闻于贯朽，而民间乏 匮时，或谓之钱荒。”（注：刘挚：“乞复钱禁疏”，《忠肃集》卷五。）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理论来认识北宋钱荒现象的成因，即根据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总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将其中 的 各个因素置于北宋的货币经济环境中，那么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金属货币的短缺滞后便是 促使纸币登上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
由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造成的混乱破坏，直到公元960年宋太祖赵 匡胤建“宋”才告一段落，从这时起，宋朝不仅继承了五代和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破坏 严重的社会经济取得了迅速恢复，并在此基础上更使整个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的发展，成为 战国以后国民经济的又一次飞跃。由于实现了中原和南方的基本统一，国民经济具有了良好 的商品流通环境，交通运输畅通，便利了商品流通和交换，北宋政府先后在广州、明州、杭 州、泉州、秀州、密州等地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中的各项事务。同时，由于科技的进 步，农业、手工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条件，与此相应的 人 口增长，城市市场规模的扩大，更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广大的消费对象和消费市场。北宋时江 南、四川等发达的经济区中集市的数量逐渐增加，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从城市渗向农村 ，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北宋的商业贸易活动不再有唐朝时那种对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使商人获得完全自由，个人可根据自己的营业需要，把店铺、货肆自由设置在自选的适宜 地点，以昼夜进行交易。商业和商品流通的扩大，客观上要求有相应的货币、货币流通来满 足其发展的需要，即流通中的货币总量需要相应的增加。
中唐时期，布帛古粟作为实物货币逐渐走向自己的衰亡过程，金属货币的地位日益巩固， 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充当大宗贸易支付手段的绢帛随着“钱贵物轻”的局面产生而退出流通 领域，于是金银和铜铁铸币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北宋时期的黄金、白银数量极为有限。据《文献统考》中的记载，皇佑年间金银年产量各 为15，095两和219，829两，治平年间为5，439两和315，213两，元丰元年为10，710两和21 5，835两。（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同时金银基本上为政府垄断使用，黄金主要用于贮藏、馈赠和装饰等方面；白 银多用于支付战争的赔偿：1004年“澶洲之盟”规定北宋每年输供辽白银十万两，后又增至 二十万两；1004年后每年又输供西夏七万二千两……，凡此种种，客观上阻碍了白银代替铜 钱成为主要货币的进程，使北宋无法摆脱“乏银支用”的困境。
铜钱是北宋经济生活中的主币，但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发展，铜钱不断流向海外，加之北 方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边境贸易增加，致使铜钱大量流向北方契丹、女真及西夏等。同时 宋政府长期处于外族军事力量威胁之下，军事开支巨大，于是国家对铜材的采冶和使用都实 行垄断，造成生活用铜的困难。然而国家对铜材的需要量还是远远超过当时对铜的采冶能力 ，于是统治者颁布铜禁，搜刮民间铜器，民间则由于生活用铜的不足而“销钱为器”，造成 大量的铜钱被销熔。同时，由于钱币紧缺，政府变相降低货币的实际价值，人为造成铜钱的 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发生偏离，惟有大量贮藏优质铜钱方能避免因铜钱币值下降而带来的损 失，于是北宋民间贮藏货币蔚然成风，在汴京城内，“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 ” 。（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六。）由于商业信用的不发达，货币的贮藏手段只能是一种死贮藏，而没有参与流通领域中的 不断流通过程，更加恶化了“钱荒”这一痼疾。为缓解铜钱使用的紧张，宋廷又大量铸造铁 钱，抛向流通领域，欲借此来解决铜钱外流及销铜问题。四川因其地理位置特殊，自孟蜀 覆亡之始，就被宋朝划为铁钱地区。然而铁钱由于本身价值低廉、携带不便而不能成为良好 的 流通手段，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和各地的物资交流。据《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 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 持。”（注：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就四川商人而言，商品的交换、集散、运输都需要把巨额货币调来调去，其时流通 的铁钱数量和重量都十倍于铜钱，从而使商业资本的运动也增加了十倍的困难。
由此，金属货币的外流或不便而带来的流通阻滞，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需要的资金周转 ，更有封建统治者的奢靡腐败而强用的财政赤字弥补，都在当时北宋经济的货币流通中表现 出 矛盾激化，而商品经济却要求及时解决矛盾以进一步发展，于是，“交子”应时而生，揭开 了货币史上纸币的序幕。
二、交子的应时而生及相关钞法
《宋史》说：“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但唐代的飞钱只类似于近代的 汇票，汇款者将现款付给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后，即可持汇票到指定地点的银行等分支机构 兑现，从而可免自行携带巨款和长途跋涉所导致的困难和危险。也有人指出更早的“白鹿皮 币”是交子的雏形，但其发行也只因汉武帝为缓解国家财政危机，是对银锡“白金”的辅助 使用，且仅限于皇帝宗室间。探讨严格意义上的纸币，应同时具备能兑取现款和单独流通的 功能，即自北宋四川的交子始。
早期的交子是一种楮券，在券上注上金额和编号，但没有交子的名称，券的正背面，不仅 盖有店号和发行人的印章，且有暗记和花押，即所谓“朱墨间错”也。交子铺备有一种空白 楮券，商民请领，交来多少现钱，就临时添上金额，盖上印章，交由付款人收执，可以参加 市场的流通和兑现。交子的产生开始由民间自由发行，大致上代替铁钱流通，后由十六家富 商主持，逐渐衰败后交子不能兑现，争讼时起。于是在公元1023年由北宋朝廷在益州设交子 务，改为官办。关于交子的产生过程，在《宋史》上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真宗时，张咏镇 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 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 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 三百四十缗为额。”（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交子的发行流通是货币史上的一次飞跃。有了携带方便的交子，商贾 行旅终于可从笨重难致的金属货币中解脱出来，从此千百万巨款变为数张轻纸，便于携带， 商货亦可不停的从一个市场转往另一个市场，从而真正实现“富商大贾，周行天下”。货币 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交子承担了铜钱在流通领 域的大部分职能，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铜钱的流通速度和流通数量，使铜钱外泄和销铜 的社会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由此，交子的初期发行受到商民的广泛欢迎，市场交易也更 显活跃。
益州交子务为确保交子的流通和兑现顺畅，曾对交子发行流通的主要制度作了较为严格的 规 定，大致为：一是官办的益州交子务负责益州地区的交子印行，民间不得私造；二是流通期 限以三年为一界，过界后需换发新交子；三是每界限额发行交子一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四 十缗（一千文为一缗），不得超额；四是每界以铁钱三十六缗作为储备基金，以确保交子的经 济面值；五是交子在兑现时一贯交纸墨费三十钱，以充作交子发行的经费；六是益州交子务 发行的交子只限于四川一地，其他地域不得通用。此后宋神宗熙宁初年时，为保证交子的正 常流通，政府又颁布了伪造交子的治罪法律……（注：洪丕漠：《法苑谈往》，上海书店，1991年版，《古代的钱法和钞法》。）这类立法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流 通，也对其后的元、明、清诸朝的货币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见，作为纸币发行之初， 交子具有保证、可兑换的，它以面值较大，携带方便而弥补了铜铁铸币的不足，适应了商品 经济跃起发展的需要。可惜，北宋交子发行的根本目的是为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用，在宋 王朝以之作为筹措财政收入重要手段的同时，它必然日益偏离商品经济的正常流通轨道，由 于政府的任意滥发且无基本的准备金保证，而迅速走向了贬值的衰落过程。
三、从纸币贬值看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
纸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后就要受到流通规律的支配，按马克思对此曾进行的科学表述：“ 纸币的流通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 的发生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47页。），即商品流通中的纸币必要量取决 于 流通中必要的金银量。这一点，宋人已从实际经验中取得了直观的认识，《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就有“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远，然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九，熙宁八年正月丁已。）的正确 观点。在封建社会里，具有商品价值的金属货币长期占主导地位，人们自然对“方寸之纸” 的信任不足，由于统治者发行官方纸币沿着有本金到少本金直至滥发无度演进，使流通中的 纸币不能随时与金属货币兑换，更使商民对纸币的信任危机日益加重。庆历七年（公元1047 年）为筹集粮草，秦州派人到蜀支用交子达六十万贯，却“只是虚行印刷”，即发行不设本 金的交子；熙宁年间，宋延曾两次企图在陕西发行交子，却因“交子无实钱，法不可行，遂 罢。”到了徽宗朝时，交子的发行已大肆泛滥，“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 ，当钱十数”（注：《通考·钱币考》，《宋史·食货志》。）。至北，北宋的纸币已完全背离了流通规律，发行量远远超过了所代表的 货币金量，走上了严重贬值的末路。
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分析，交子虽适于大宗商贸，一交一缗用于“贸千金之货”，然而，其 本质上与货币高级阶段所代表商品价值的观念形态纸币完全不同，北宋时期，进入完善纸币 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尚未形成，各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对纸币这种飞跃性货币 的适应也会有不同，交子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先进货币形态自产生后就一直在川蜀一 带 使用，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也只是“行于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 不行。”（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纸币不能进入陕西、河东等地，从客观上说明了先进的货币形态与我国北宋整 体仍不发达的商品经济间不能相适。而且，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考察，宋代的商品经济 中掺杂着大量土地兼并下农民因破产而“舍本逐末”寻求出路的因素，造成货币流通手段的 大大提前。由此，找寻产生货币种种违背正常发展进程的根本原因，不难归结到封建王朝的 集权统治上。宋政府发行纸币的重要目的在于解决国用之不足，来弥补财政赤字。如宋神宗 曾坦言：“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 有不已之事。”（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有“蔡京之入相时，除用士大夫，视官职如粪 土，盖欲以天爵市私恩”（注：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见北宋用于冗官身上开支之巨大；徽宗用兵燕云，养军费 用不断增加，故《宋史》称“自天圣以来，帝以经费为虑，屡命官裁节，而有司不能承上之 意，率无建树”；（注：《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志下三》。）王室的奢华享用，官吏的贪污腐败，更以纸币作为搜刮人民的手段， 仅为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财用。
可见，我国虽是一个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但又是一个“早熟的文明产儿”，生产力水 平并不高，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从未得以充分 发 展。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集权，相应而产生个人为本位的法律制度，而无视商品经济发展的客 观规律和广大民众的权利。宋廷虽曾多次制定法律，试图确保纸币的流通，却在实际上未曾 真正办到。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前后矛盾。其主导思想是尽收利于上，趋利若鹜，而导致脱 离经济基础，违背货币流通规律，使我国封建社会的纸币缺乏稳固的物质基础，在有限地域 内的流通很不稳定。宋元时期的纸币虽曾盛极一时，但到明清两代，却未能得到更广泛的使 用，反而走向衰落。清代顺治十八年停止造钞后，即“以钱与银两品为币，相权而行。”（注：《藏外道书》第18册，《退庵随笔》。）在中国封建王朝的集权统治下，制约民众的法律完全为维护其统治利益而设，在统治集团 内部不过是一纸空文，无怪黄宗羲在其《原法》一文开篇即以大胆之词阐旨明义：“三代 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
收稿日期：200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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