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议题论文,逻辑论文,核心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独立形式的社会学的出现与现代性的产生是一致的，它既是对现代性发展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和原因。具体来说，社会学的诞生就是为了探索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后果，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现代性的出现、工业革命的爆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需要，也是现代性成长和人类科学知识不断分化——综合的直接结果。因此，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
社会学作为研究现代社会及其变迁的一门学科，是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思性分析，其关注的核心就是“现代性”的形成和命运。因此，“现代性”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斯马特(B.Smart)所说：“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界定、学科主题的建构和适当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为了系统说明现代社会的现象，说明社会技术——这种技术既是为社会生活现行形式的规则或统治而提供的，又对他们会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控制。正是基于这些术语和假定，社会学才在现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现代性方案’中占有一席之地”。（注：B·斯马特：《后现代性与社会学》，《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3期。）吉登斯(A.Giddens)也曾指出，把社会学界定为对一种特定社会类型（即现代社会）特征及其对世界影响的研究，而不是以一种十分笼统的方式把它界定为研究“社会”的学科十分重要，（注：吉登斯认为这是区分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重要原因。相对于社会学而言，社会理论的任务十分笼统、内容过于广泛，譬如，当您考虑如何对社会或文化的概念加以利用的时候。因此，比起社会理论把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社会学的范围要小多了。）这也是使它区别于人类学、经济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人也许会说，对研究现代社会特征的具体的有界定意义的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因为我们实际上所谈论的“社会”是指从资本主义崛起和市场过程的形成以来的社会，但是，没有人能够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出现代社会的特征。（注：吉登斯认为，当今经济学之所以重要，不仅是由于它的思想和理论，而且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同经济现实相联系，但经济学思想并不能为了解现代制度的总体面貌提供框架。有关吉登斯对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一门学科的看法，详细内容可参见：Giddens,A.&Pierson,C.Conversation with Giddens: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e.1998,PP.42-55.）
其实，现代性就其内在的特征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在现代性条件下，再也没有什么知识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因为在“原来”意义上的知识，知道就是能确定，而在现代性条件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被证明的”。（注：Poper,K.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Routledge,1962,P.34.）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从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启蒙运动和崇尚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自然科学在把现代观念与过去的精神状态相区别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即使是那些继承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的社会学者，也常常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还是有着一定的联系。但社会科学实际上比自然科学更深地蕴含在现代性之中，因为对社会实践不断修正的依据，恰恰是关于这些实践的知识，而这正是现代制度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社会学在建构现代性和现代制度方面具有突出的地位，其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现代性方案”的一套现代知识体系，“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伯格(P.Berger)与凯尔纳(H.Kellner)所说：“社会学不止是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是一特殊的现代学科，它也是一开始就受到现代性的困惑而展开的一个探索的课题。现代世界有何不同？它如何会变成那样的？什么是它的主要结构？它会往哪里去？这些都是伟大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不论他们是处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古典时代，或是处于早于及后于古典时代，都是一样”。（参见：Berger,P.&Kellner,H.Sociology Reinter preted,Penguin Books,1981,P.15.））
由此可见，社会学的诞生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a modern form of knowledge)，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现代性特征的体现，社会学自身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核心主题。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学的古典阶段就有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资本主义（马克思）、有机团结（涂尔干）、合理化（韦伯）等等，而且每一个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注：Owen,D.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London:Sage,1997,P.12.）
二、古典社会学理论与现代性议题研究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表现出了对现代化的强烈关怀。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齐美尔(G.Simmel)是“第一位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他率先突入现代性论域的纵深，致力把握现代性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心性质态以及文化制度的形式结构，并相当周到地勘定了现代性在社会学中的位置与论题。（注：Frisby,D.Simmel and since:Essays on Geory Simmel's Social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2,P.59.）但总体上来看，古典社会学的观点和理论倾向，主要是寻求对现代社会作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制度性阐释，如马克思(K.Marx)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E.Durkheim)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有机团结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它也有一系列的独特问题，例如，随着共同道德的弱化，现代世界中，人们将发现自己表现出无意义的漂泊倾向，换句话说，他们将发现自己正在蒙受失范的痛苦。而韦伯(M.Weber)则把现代化归结为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注：Ritzer,G.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cGraw Hill,1996,PP.565-566.）由于人们不断被囚禁在这个铁笼之中，结果，难以表达许多人类特征。与涂尔干不同的是，韦伯与“现代性”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他对“现代性方案”有相当大的保留。我们如果像韦伯一样把理性化看作现代性的中心价值的话，那么，韦伯看到了理性（包括最有代表性的科学理性）的限制及其局限性（如理性不能解决意义之问题）；如果现代性方案视科学理性的成长会带来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那么，韦伯十分怀疑这个方案能够完成其愿望。韦伯认为启蒙的理性化结果会是一个解魅的世界，它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一种特殊的理性， 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胜利，而工具理性的膨胀则不但无以实现人类普遍的自由，反而将走上“铁笼”的命运。（注：Bernstein,R.J.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PP.5-6.）当然，韦伯也意识到了理性进步带来的优越性，例如，科层制就比早期的组织形式更有效，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为理性化困扰的一些问题。
其实，对现代性缘起的这些争论部分地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因为每一种错误都包含了一种化约论。在这方面，吉登斯的分析似乎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他一方面从现代性的角度对古典社会学理论作了分析，另一方面他又为未来的社会学的发展勾划出了不少论题，以便能适当地描述“现代性”的转型和文化。吉登斯始终把社会学研究定位在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上，而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现代性却是一柄双刃剑，很难把它归结于某一种制度，并做出相应的价值批判。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毫无疑问也有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通过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考察，吉登斯精辟地分析指出：从总体上说，古典社会学的缔造者们都极其重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马克思和涂尔干都把现代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化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注：的确如此，古典社会学的局限正在于过多地强调了现代性的“机会”方面，而忽视了现代性的阴暗面。其实，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的社会学，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大多数理论流派都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体现的更为明显，这或许与其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全面实现现代化有关。）
古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它不仅确立了社会学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根本使命和核心主题，而且还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并由此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具体到现代性问题本身的研究之上，其至少在三个方面推动了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议题的研究：第一，它涉足了对现代性做出制度性的分析，而这恰恰是理解现代性双重特性的关键。第二，它集中分析了“社会(society)”这个社会学的最核心却含糊的概念。第三，它探讨了社会学知识本身与现代性特征之间的关系。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尽管他们的研究取向不尽相同，使用的方法也不一致，但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学一直看作是关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普遍性知识，并且人们可以用它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注：Giddens,A.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10-17.）
当然，如果从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来看，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上述“贡献”似乎又存在着某些严重的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现代性作全面的制度分析：首先，现代性的起源和发展的动力在制度层面上是多维的，而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只注重某个单一制度性的分析；其次，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预设某些界限明确的“社会”存在，这实际上是以民族国家的出现为前提的，但古典思想家们却未能明确地分析这种历史的特殊性；再次，古典社会学理论家们也未能充分地理解社会学知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与构思）和现代性各项制度特征实际发展走向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许是社会学自身的不完善，或许是现代性本身的局限性，古典社会学理论家在现代性研究上留下的遗憾为此后的社会学研究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即便是吉登斯本人，在对现代性展开深入研究之前，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厘清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得失，以寻求突破口。正是这些古典社会学家将科学精神引入到了社会学研究领域，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研究从“神学”或“形而上学”阶段的社会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无疑是社会研究发展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三位古典理论大师的思想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是同样具有伟大意义的。
三、现代社会学理论与现代性议题研究
古典社会学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议题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已趋完善，但它确立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为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而且使社会学对现代性议题的研究更趋系统化和理论化，尤其到1920年代，社会学由古典社会学阶段发展到现代社会学阶段，其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以后，社会学对现代性议题的探索也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并在承传与综合古典社会学基本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经过帕森斯(T.Parsons)的努力，直接导致了社会学中“发展理论”的产生。这不仅推动了现代社会学与现代社会更加密切地结合，而且也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总体上说，自1920年代社会学从欧洲到美国，并逐步扩展到世界各国，社会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在质与量上都有重大的进展。以美国各种思想集大成者帕森斯为例，其在系统论思想的指导下，利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对社会变迁所进行的考察，极大地影响了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关现代性内容的五个行为模式变项，即情感性与非情感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先赋性与自致性、集体取向与个体取向、扩散性与专一性。帕森斯认为，可以用关于人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五个模式变项来说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
帕森斯认为，在这五个行为模式变项中，前面代表了前现代社会的极端模式，而后面代表了现代社会的极端模式。在帕森斯看来，任何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都既不可能是纯粹“前现代社会”的，也不可能是纯粹“现代社会”的，但如果把这个模式看作是一个连续体的话，那么，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性质由前面向后面的转移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而且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处于后面的非情感性、普遍性、自致性、个体取向和专一性的原则将在社会中越来越占据支配的地位。
帕森斯的“行为模式变项”后来成为现代化理论中“两极化”思想的基本模式。在他以后，霍斯利兹(B.F.Hoselitz)首先用“模式变项”来解释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发展的问题，帕森斯的学生列维(M.J.Levy)则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模式，并认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八项对立的特征。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正是基于这类前现代与现代社会的二分法来展示其全部理论分析的。
当然，始于19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是某种单一的理论形态，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有不同的理论表述，但其占主流地位的理论内涵是：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对社会变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应该是一致的，不同的社会或国家，最后会产生某种同质性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西方现代化理论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明为现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现代性的典范。的确，现代化理论与二战后出现的全球的现代化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个理论在1950-1960年代虽盛极一时，但到1970年代则开始受到质疑与挑战，尤其是经过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批判与超越，现代化理论开始由盛极一时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验层面上，现代化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不但未见现代文明的建立，反而造成了社会的断裂、不公、失序、价值颠乱等现象，从而引起对西方国家的不满。二是在学理层面上，现代化理论中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中心主义”）及其背后的实证主义观念都受到了非议，尤其受到了1970年代左右崛起的依附理论、帝国主义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批判，这些理论虽没有能取代现代化理论，但使得现代化理论的支配地位则一去不返了。（注：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此后，社会学理论中有关现代性与现代化的讨论似乎有所减少，社会学发展的精力开始投入到反帕森斯理论的热潮之中，这主要是针对帕森斯在理论上过于追求社会系统的秩序与均衡，无视社会冲突与人的存在的现实而言的。于是，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批判理论等纷纷崛起，社会学迎来了第一个理论繁荣的时代。到1970年代，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议题在西方学术界一片寂静，而到1980年代，情形却猛然一变，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讨论又被重新提到学术的论坛，并由此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主流”话题。所不同的是，现代性议题再次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界（不仅仅是社会学界）论述的主题，是与“后现代”(postmodernity)之兴起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的，正因为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挑战，开启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论辩。
通过这一阶段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其先后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三大发展理论）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主题仍然是现代性的建设与现代化的推进问题，尤其到二战以后，社会学理论更加形成了非常明确的研究主题，这个主题的核心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就是“如何进一步保持繁荣与发展，并维持社会稳定与秩序”，而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来说，就是“如何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这其中既包括要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与概括，又包括要对非西方不发达国家自身传统的研究与探讨。因此，社会学在这一阶段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有：(1)什么是现代化？(2)为什么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没有实现现代化？(3)非西方不发达国家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4)西方发达国家如何才能进一步保持自己的发展优势？这些主题其实与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就致力于探讨的主题是一脉相通的，只不过在这一阶段它变得更加具体化，也更为社会（尤其是仍处于前现代状态的社会）所急需罢了。
四、当代社会学理论与现代性议题研究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核心主题的现代性议题（其过去的发展和现在的制度形式）又重新活跃在社会科学的舞台，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出现之间的关联早巳为人们所意识到，但我们直到今天才发现，这些关联不仅比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必须与社会学分析前提的重建并行展开方才有效。（注：Giddens,A.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1.）
社会学，甚至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制度反思性的内在因素。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对现代性议题的研究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古典社会学开创的研究传统和现代社会学在各种研究路径上的努力。他们一面承传了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努力创新，企图对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分裂与对立局面进行全新的多元综合。但由于个人的出发点不同，反映到对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的看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加快，工具理性的膨胀，现代性未预期的后果逐步显露，生活在20世纪末的大多数思想家、社会学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危机，因此，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思想几乎成为20世纪末思想界的主流。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便是德勒兹(G.Deleuze)、福柯(M.Foucault)、利奥塔(J.-F.Lyotard)、罗蒂(R.Rorty)、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和亨廷顿(E.Huntington)等人，他们分别从微观政治、权力关系、媒体控制、话语游戏和文明的冲突等方面对现代性的信条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向世人宣告现代性已经或即将结束，人类社会业已或即将进入一个非中心指向的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试图对现代性重建合法性基础的人也大有人在，其中列维纳斯(E.Levinas)、阿伦特(H.Arendt)、哈贝马斯(J.Habermas)、罗尔斯(J.Rawls)、德沃金(R.Dworkin)等人就分别从伦理学、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义务论和自由主义等方面重新厘清了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并开出了不同的处方。由此，便构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界在对待现代性议题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在这中间，又有努力进行调和，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温和派”，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了。
吉登斯首先打破了以往社会学研究中从单一的视角入手，在二元论的框架中来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认为要抓住现代性的本质，就得解释清现代制度的动力与全球化，解释现代性断裂现象的本质等问题。因此，吉登斯把现代性首先看作是由时空的分离、脱域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三种相互强化的动力因素组成的，（注：按照吉登斯的解释，时空的分离是在无限范围内时空延伸的条件，它提供了准确区分时间和空间区域的手段。脱域机制的发展则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景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重新组织社会关系。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它本身成为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吉登斯把现代性制度与这三个方面的特征联系起来，是为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犹如置身于朝向四方急驰狂奔而不可驾驭的力量之中，而不像处于一辆被小心翼翼控制并熟练驾驶着的小车之中。）而且这三种共同巩固和形塑世界的力量正慢慢地增长和传播着。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就其深刻和内在特性而言，本身就具有社会学的性质。不仅是政府及有关专门机构需要社会学知识来帮助他们修订一些法律和社会政策，而且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变化，反过来也需要社会学家去重新反思他们的概念系统。吉登斯断言，现代性的这三个方面将促使社会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整和延伸，并维持相距遥远的人之间复杂的互动。（注：的确，社会学本身作为一门解释社会行动的专门知识，对许多社会性层面上的反思性过程的解读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社会学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又源于它用最普遍化的方式来反思现代社会生活。社会学理论及其它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展以此反思性地重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的方式来思考。）
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马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哈贝马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其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经验描述，而是一种文化政治阐述。在他看来，启蒙所导致的现代性是一份包含着进步和倒退的双重遗产：理性、民主、自由、平等、科学、道德、法律、艺术是进步的，而目的活动对生活世界的侵入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则是倒退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资本主义特有的机制可以使认知——工具合理性潜能得到释放，但却限制了交往理性的制度化。因此，任何批判现代性的目的不应该是彻底否定它，而应该是设法完善它，任何否定现代性的理论其实就是对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的否定。
总体上来看，在当代社会学阶段，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旨趣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回归，这一方面表现在对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重视，人们纷纷回归到古典社会学理论中吸取养分，并把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现代性议题重新纳入了讨论的范畴，其中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世界范围内韦伯热的兴起；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学家们也开始反省和重估曾经在1960年代后被广泛批判甚至被视为贬义的帕森斯理论，并试图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尽管在理论形态上，当代社会学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帕森斯那样的一统天下的理论，且在理论取向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
五、简短的总结
社会学的产生不仅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科学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学16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不同学派、不同理论、不同研究取向相互对立，又彼此渗透、彼此补充的发展过程。尽管社会学各发展阶段在理论观点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以现代化为坐标，以社会发展的实践为尺度，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和当代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与目标取向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为它们始终没有摆脱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都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特征的“现代性研究范式”。
古典社会学理论首先在德法两国中出现，这并非主要因为这两国学界有理性思辨的传统，更主要的也许是由于德法两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遭到了独特的困难。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乃至整个欧陆共同体的危机并没有妨碍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方向指向现代性议题的基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绝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家都将其分析的重点放在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这一模式上，尤其关注现代社会与工业化的关系。正如埃利亚斯(N.Elias)所说：“社会学先驱者奉为理所当然的信条之一是，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美的方向变化”。而他们之所以会对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感兴趣，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与正在上升的工业阶层中这个或那个阶层联合在一起，以试图说明人类确实是朝着他们所向往、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他们试图通过对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方向及其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来证实他们的向往和希望”。（注：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1卷），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如果说古典社会学只是通过各自的研究途径确立了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的研究主题，那么，到现代社会学阶段这一主题已变得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和理论化了，从帕森斯对现代社会所做的庞大的结构功能分析，一直到1950年代的发展理论的直接产生，现代社会学无不在承传古典时期的遗风，不管其运用的理论和采用的方法如何，其历史使命和核心主题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即便是1960-1970年代各种反帕森斯理论和反现代化思潮的出现，其实也是紧紧围绕古典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展开的，只是他们主张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各不相同罢了。无论是“微观——宏观”维度，还是“主观——客观”维度或是各种综合互补的维度都没有偏离社会学传统的研究主题，这或许与现代性的实践与知识内在逻辑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到了当代社会学阶段（实际上从现代社会学阶段就已经开始），社会学家们似乎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理性了。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相比，当代社会学理论家实际上更加强调的是文化和知识的变迁。（注：Cohen,R.and Kennedy,P.Global Sociology,Basingtoke:Macmillan,2000,P.49.）其对现代性工程的反思性倾向更加明显。他们不再是盲目地推崇或反对现代化，或者只是简单地在为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寻求现代化的途径，而是认真地在反思现代性本身及其后果的问题，并力图跳出长期以来的各种“二元”思维的模式，企图把研究视域拉回到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之中。于是，各种“后”学思潮纷纷登台，批判主义也迅速崛起，各种思潮纷繁多杂，令人眼花缭乱。现代性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不仅仅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并成为一切学术大师无法逃脱的话题。其实，自1980年代以来，社会学各种理论开始走向兼容并蓄，尤其是发展理论，其本身也开始在不断地完善与修正中发展着，新现代化理论、新依附理论以及新世界体系理论纷纷出台，并针对人们以往的批评，一改过去那种极端化的思想，彼此之间开始出现相互包容、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注：文军：《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创新》，《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只是在各种“后现代”思潮和新的综合性理论的冲击下，发展理论的影响力已经远远比不上1950-1960年代了。但发展理论的这种衰落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的衰落，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社会学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必须指出的是，“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并没有改变社会学长此以往的根本主题与历史使命，它只表明了社会学在传统的研究形式和表达方式上的变化。即便是那些想“解构”现代性与“重写”现代化、意志最为坚决的”后现代主义”学者，他们也无不是站在对现代社会反思性立场上或维护着现代性的成长，或揭示其内在的矛盾性，而这些也无不是以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种种迹象为蓝本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或超越现代性之争。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任何后现代主义者其实都是现代性“捍卫者”（我们称之为“现代主义者”）的“孪生兄弟”。尽管双方侧重点不同，或以“解构”为先，或以“重建”为重，都是对“现代”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因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理论”中的“左”和“右”两派。（注：余碧平著：《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2页。）今天，可以说，“后现代”话语的焦点仍是现代性，只不过更多了些反思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公开拒绝或意在消解现代性的学说，也还是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形成“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总之，现代性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直接导致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现代性研究范式”的诞生，这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物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二元对立、秩序与进步等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在现代性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注：文军：《范式整合：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研究的变革》，《学术论坛》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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