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历史上说，“现代”(modern)是指紧随中世纪而来的时代或时期。从文化上说，“ 现代主义”(modernism)和“现代性”(modernity)涉及到与古代、古典和传统颇具自我 意识特色的东西的决裂，以及对新颖、普遍性、现在或当下的强调。正如弗莱德里克· R·卡尔所说的，“现代主义的一个规范命题就是打破历史；对其较激进的实践者来说 ，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只有‘现在’才是唯一的存在。”[1]这就是说，在现代性 的历史境遇下，人类社会超越了自己的过去，不为传统、风俗、习惯、前辈的愿望和神 圣的信仰所禁锢。
由于对以往传统的超越，现代性“意味着对自我的理解由群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一个 重大转变。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而是强调“个人独立于他人 的重要性。”[2]现代性否认传统的作用，把过去说成是“黑暗的时代”，缺乏理性和 知识。现代主义将信念的基础放在个人的理智之上。
在哲学方面，现代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以知识的更新和人类进步信念为支柱，以经验 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运动。它力求在人类经验或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有效认识世界的原 则。这种现代性哲学起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在培根、笛卡儿、洛克、启蒙思想家和康德 那里得到发展。有人“把康德看作第一个真正的现代主义者。”因为“康德是第一个对 批判的手段自身进行批判的人”。按照这种观点，“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使用一个学科 的有特色的方法去批判该学科自身，而这种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学科，而是把 它更稳固地规定在它的能力范围之中。”[3]现代主义力求通过反思与批判，建立真正 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
无论把现代性看作是知识的更新与进步，还是将它视为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能力， 现代性都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一方面是人的自我发现，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对个性的珍 视，以及人对自由权利的追求和主体性的弘扬，另一方面是工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生产所 要求的纪律，现代社会的秩序和国家机构的权威。现代性打破了过去的一切，但是又力 图用普遍的理性重建理解整个世界的框架。
如果消解普遍权威、要求尊重差异和追求多元性被认为是后现代(post-modern)的气质 ，那么“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无非是片面的现代性而已，它只是片面地强化了 现代性的一个侧面。这就是说，是现代性的怀疑和破坏特点在后现代阶段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从而形成了这个彻底不确定性的理论追求。在哲学意义上，“后现代性”，可以 说是现代性的一种变化或现代性背后的一种价值和实践体系的激进变迁。“后”(post) 在这里既反映着哲学发展阶段在时间上的差异，也代表某种否定性话语的出现。但是， 否定性话语依赖肯定性话语而存在，后现代主义脱离了现代主义的语境就无法得到理解 。换言之，离开现代性就不可能讨论后现代性。而且正如鲍曼所说：“至关重要的是， 后现代性策略并不含有排斥现代性策略的意思；相反，如果没有对现代性策略的继承， 后现代性策略也不可能被构划。”[4]在当前的语境中，理解现代性与理解后现代性是 互为条件的，它们的性质是通过对方的性质加以确定的。
本·阿格提出，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划分为建设性的和极端批判性的两种。格里芬区分 了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波林·罗斯诺则认为，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区 分为肯定的后现代主义和怀疑的后现代主义两种。实际上，这些区分没有什么本质的差 别。无非是说，有些后现代主义者采取激进的、不妥协的怀疑和相对主义态度，而另外 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除赞同激进派的基本观点之外，同时认为：面对多元的价值，“某些 价值选择优于另一些价值选择”。[5]一般说来，与激进派相比，温和的后现代主义对 人类、对时代持某种稍微乐观的观点。
二
后现代主义从未形成统一的哲学，而且它们以“差异”对抗理论统一的任何愿望和企 图。在共同的语境和理论追求之下，后现代主义有多种多样的哲学尝试。
利奥塔指出：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元叙事的怀疑”。所谓元叙事就是文化把 它们自己的实践和信念告诉它们自己以使得自己合法化的事情。它们以某种单独的、统 一的东西使得一系列实践、自我的形象、话语或者习惯合法化或者确立地位。利奥塔在 分析发达社会的知识状况之后提出，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文化进入后现代时 代，知识的状况也改变了。先前一代社会学家已经根据“现代化”来分析从传统到现代 的变迁，现在，社会学家也开始以类似的方法，依据“后现代化”来谈论这个变迁。在 后现代状态下，科学知识和真理都成为“话语”。“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按照这 种理解，元叙事合法性所要求的“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6]从这个意义上 说，显然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不是追求共识，而是为了对差 异保持敏感。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 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宏大叙事或者解释的 最终根据。与这些启蒙主义规范相对立，它把世界看作是偶然的、没有根据的、多样的 、易变的和不确定的，是一系列分离的文化或者释义，这些文化和释义孕育了对于真理 、历史和规范的客观性，天性的规定性和身份的一致性的一定程度的怀疑。”后现代主 义还是“一种文化风格，它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 的、模拟的、折衷主义的、多元主义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变化的某些方面，这种艺术模 糊了‘高雅’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界限。”
在启蒙时代，作为现代性最显著特征的“知识/权力”共生现象得以确立。这就是说， 为了摆脱愚昧，我们需要理性和知识，掌握知识的人就获得了比其他人更大的权威。在 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对福柯系谱学研究来说，权力是生产性 的，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它与知识有着内在的关系，它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 因为它不仅是抑制性的而且也创造了新知识。它弥散于各处而不是定位于任何单个中心 ，它是“权力/知识”格局的一个部分，这个格局意味着，知识在话语实践的意义上是 通过权力的使用而得到发展的。诸如医院、监狱、学校那样的现代制度的发展，实际上 都是发明新的社会控制方法而已。福柯对知识与权力的谱系学考察，消解了知识、理性 的神圣性。在福柯那里，本质的同一被断裂的性质所取代。他告诉人们，真理是服从特 殊历史情景的一个个的事件，它与变化着的环境和利益相适应。真理是一种话语实践， 是隐秘的操纵手段，它以冠冕堂皇的外衣掩饰着人们的欲望和要求。
后现代思维排斥本质主义。德里达对所谓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他 怀疑是否存在形而上学的东西。其基本论证是：哲学的根源在于西方的知识(episteme) 和逻各斯的历史之中，而哲学的最终目的(telos)都是由逻辑性所决定的。在每一种哲 学话语中都会发现这种逻辑性，它既表现为话语的结果又表现为话语的基本前提。德里 达认为，这种西方哲学是语音中心主义的(logocentric)，因为“作为意识的在场的特 权只能够……特别通过声音被建立”。[8]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用书写语言学取代语 音语言学。
语言是一种对立和区别的形式游戏。记号是不可分的，概念并不是独立自足的，每一 个记号都是涉及其他记号的踪迹。不可能有孤立存在单一的东西，只能有我们关注其他 踪迹的踪迹。没有踪迹就没有存在，可是踪迹的存在就意味着被重复，也意味着消失和 死亡。踪迹是脆弱的，踪迹总是一个有限存在的有限踪迹，因此踪迹能够自己消失。
没有了客观的本质，历史就失去了连续性的意义。社会变化是偶然和机遇的结果，它 是缺乏意义的、琐碎的、片段的事件的堆积。在德里达那里，解构不是一种过程或以否 定性、甚至本质上以批评为标志的计划。他指出：“解构首先是对原始的‘是’(Qui) 的再确认。确认并不意味着肯定。”“某些人确认被简化为肯定的立场，解构就是专心 于在破坏阶段之后再建。不，除了肯定的再构，不再有破坏，不存在‘阶段’。”[9]
另外，后现代主义也往往被理解为“后结构主义”。二者之间显然存在某些亲缘关系 ，后现代主义是从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巴尔特、福柯、德里达都 同时被归属为这两个范畴。也有人认为，不宜将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尽 管二者之间存在许多共同的追求。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差异：后结构主义把“ 结构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把“现代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结构主义是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规律、记号和系统来描述社会现象，从而抑制人文 社会科学中的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原则。后结构主义阶段对稳定的结构提出挑战。如认识 社会现象，阅读文学作品，评价学术著作，都是用新的结构抹去前面的认识结构，这样 一来存在的只是结构的置换。可见，“后来的后结构主义者要远比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 家偏激得多，他们强调符号的任意性、差异性和无所指性(non-referential)。”[10]
如果有一个可以对后结构主义加以区分的成分，它就是不同思想家以不同方式使用、 发展和应用的“差异”概念。差异的概念来自尼采、索绪尔和海德格尔。G·德勒兹在 《尼采和哲学》中根据差异原则解释了尼采哲学并且把这个解释推进到对黑格尔辩证法 的攻击。德里达的差异概念至少可以回溯到两个来源：索绪尔的语言学系统由差异构成 的观点和海德格尔的差异观。从1959年第一次提及差异观念到它发展成“延异”，德里 达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就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延异”既是构成我们语言的所有 位置性概念的共同根基，也是所有意谓的条件，它不仅指称存在于借助延迟、委托、缓 解、迂回、保存而拖延的运动，而且最终指称“差异的展开”，指称实体-本体差异的 展开，海德格尔把这个差异说成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因此，这样的差异被视为规 定着主体的语言学界限。
三
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 变化和知识发展状况，它们在性质上都是非理性主义的。不过，与过去的非理性主义相 比，后现代的非理性主义有自己的新的特征。
首先，后现代非理性主义企图以功能的非理性取代实体的非理性。过去的非理性主义 者，如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理性的或理性地可以认识 的实体。可是，他们都提出了某种取代这种实体的东西，如“意志”、“生命”、“力 比多”等等。在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看来，不仅世界的本质不能理性地加以理解，而且 所谓意志、生命、性欲和无意识也未必是世界的本原或人的本质。尽管现代非理性主义 者说这些实体概念是理性不能把握的，但是它们实际上都是哲学家理性设计的产物，换 言之，它们仍然是理性符号的置换而已。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既消解理性范畴的逻各斯中 心结构，也消解非理性的本质。这就是说，他们既解构理性设计的理性实体范畴，也解 构理性构造出来的非理性实体范畴，用“功能”取代原来实体的位置。德里达就此指出 ：“我相信中心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实在，只是一种功能。”[11]显 然，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不追求一个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架构，而是放弃发现永恒的本质 ，使理性自身在生活中自我消解、自我摧毁，即让理性在自我批判过程中充分展示其破 坏性、游戏性、不确定性和不可公度的差异性，从而呈现出功能的非理性特征。
其次，相比较而言，现代非理性主义者有一个“在场的”非理性的东西作为出发点， 从而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可以驻足停留的家园。甚至萨特已经成为“虚无”的“存在”， 也因这种命名而成为“在场”形而上学的巢臼。与之不同，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不承认 任何固定的实体和永恒的逻辑，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开放性或持续的研究状态，心甘情愿 地四处流浪。在罗蒂(Richard Rorty)看来，以往认识论哲学之所以走到穷途末路，就 在于“对知识论的欲望就是对限制的欲望——发现人们可以坚守的基础、人们不能脱离 其外的框架、人们无法不接受的对象，以及人们不可能反对的表象的欲望。”[12]对德 里达来说，为了保持游戏状态，“延异”是唯一适合研究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在场的存 在，也没有安身立命的王国。这是不再从属于存在视界的印迹的游戏，它没有任何深度 ，是在无底棋盘上的游戏。甚至延异的名称也不是一个名称，不是一个命名单位，因为 用名称命名就是对延异的“暴政”。德里达自己“开始认识到，不仅我真地不知道我要 去什么地方，而且对作为逗留而已经达到的地方也知之甚少。”[13]显然，德里达不再 重复那种要求：假的下场，真的上场；用真的在场取代假的在场。对他来说，一切都是 游戏的印迹和延异。
最后，由于后现代主义出现在现代主义之后，与现代非理性主义相比，后现代非理性 主义就具有更加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因此后现代非 理性主义也在某些方面肯定不同于现代非理性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非理性主 义也是对现代非理性主义某些方面的发展，它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正如加拿大哲学家 查尔斯·泰勒所说的，“那些炫耀对现代认同的选择方面进行最激进的否定的人，一般 说来继续依赖于他们所否定的东西的变种而生活。”[14]例如，激进的批判和断裂的意 识，就是现代意识中本来就有的内容，后现代主义只是在某些方面对其进行了强化而已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后现代，不如说是更现代。
当我们讨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时，这并不是说当代西方哲学已经进入了“后现 代”阶段。事实上，在西方，尤其在英美哲学界，后现代主义仍然不是话语的主流。对 于许多严肃的哲学家来说，“后现代”不过是一个现代神话。我们在后现代主义中看到 的不是哲学发展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回答后现代主义提出的问题而推进哲学研究 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