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经验”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5-0051-10
作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夺权样板之一——“白银经验”，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同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夺权样板——“桃园经验”、“小站经验”、“北大社教”不断有文章出现①，相形之下，“白银经验”的研究单薄了许多。1983年始任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的于开国的专著《铜城风雨——白银四清大冤案》，详细披露了白银公司“四清”运动的始末，是笔者所查到唯一一本描述白银公司“四清”运动的专著。然而，这本书完全站在白银公司“四清”运动中“被夺权者”的立场上，难以客观地给读者展示这段历史②。郭德宏、林小波在其专著《四清运动实录》里，从整体上介绍了这个典型经验的来龙去脉，为读者从宏观上认识“白银经验”提供了相对清晰的脉络③。调查白银公司问题的工作组组长高扬文，在暮年回首时，曾详细回顾了白银公司“四清”运动的始末，即起因、如何组建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以及错误的夺权等。他承认由于思想上接受了“如果不搞阶级斗争，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的观点，把白银公司的一些缺点扩大化了，致使一些领导人受牵连，自己也犯了“左”的错误④。当时的甘肃省副省长黄罗斌、白银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李子奇都因“白银经验”受牵连，他们的传记对此段经历自然不会遗漏。尽管这两本书都属传记文学性质，缺少了史学著作的实证，个中细节难辨真伪，但还是为读者勾勒一个黄、李本人在白银公司“四清”运动前后种种活动的粗线条⑤。其他有关“白银经验”的论述散见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当中，然而却无专文详细论述这一事件。笔者查阅白银公司“四清”运动前后的相关档案文献，并走访部分运动的重要亲历者取得一手口述访谈资料，试图还原这段历史。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全面部署了城市“五反”运动⑥，并号召“五反”运动要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国营工交企业是城市“五反”运动的重点，到1966年初，全国城市大约4%的近2000个国营工交企业开展了“五反”运动⑦。“白银经验”就是在“五反”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白银经验”对当时城市社教运动急速向“左”的方向发展，影响很大。从白银公司开始搞“五反”运动到结束，中共中央转发了有关白银公司“五反”运动的4个文件⑧，可见中央对其的重视程度。这也从侧面透露，白银公司的“五反”运动从始至终都与中央通过这个运动想要达到的目的有某种契合。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大型铜硫联合企业，也是新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地处甘肃省白银市。它1953年开始筹建，1960年部分建成投产，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生产企业，拥有职工一万余人。它是冶金部的直属企业，党委受甘肃省委直接领导。在1963年开始的城市“五反”运动中，白银公司由于各种“问题”，成为冶金部和甘肃省委整顿的重点对象。
一、酝酿：白银公司“问题”多多（1963年3月之前）
薄一波指出，关于白银公司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以前就反映出来了。应当说，当时白银厂的工作是有问题的，但有关单位向上反映时夸大了，以至造成那里的问题非常严重的假象⑨。那么，白银公司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最初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是由于白银公司自1960年投产以来生产一直上不去。据甘肃省委工作组报告称：“截止1962年年底，（白银公司）已经花了四亿四千五百万元，真正建成的综合生产能力，仅达一万五千吨电铜左右。实际生产水平还低于这一数字。……根据该公司的填平补齐规划，还要再花一亿零二百万元，比原计划要多花一亿三千五百万元，并推迟五年，到1969年才能达到年产三万吨铜的生产水平。”⑩白银公司的问题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建合同，撤走驻白银公司的苏联专家。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交恶，在白银公司工作的苏联专家也全部撤走，随行带走了所有的资料、图纸，并停止供应白银公司一切设备和配件。这些配件在国内尚无能力生产，致使公司很多机器无法正常运转，给白银公司带来莫大损失。1961年底，全公司甚至一度被迫停产。
第二，精简职工政策掌握不当，引起部分职工的怨言。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号召精简工厂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白银公司响应号召，1961年3月末总人数为17938人，到年末精简4033人。1962年又在1961年末人数的基础上，精简职工3000人(11)。在国民经济刚有所恢复发展之时，人们生活还是很困难，谁都不愿被精简下来。因此在精简职工过程中，难免政策掌握出现偏差甚至简单粗暴，引起部分被精简职工的不满，不断写信告状。
第三，“大跃进”与三年经济困难严重影响生产。“大跃进”时期，白银公司也不切实际地上马了一些生产线，由于现有生产能力达不到，造成的后果只能是得不偿失。1960年冬季，公司职工中已出现了浮肿、肝炎等严重疾病，仅浮肿人数就占职工总数的40%左右(12)。1961、1962连续两年，白银市遭受特大自然灾害。1961年白银市受灾面积达14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82.1%，1962年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68.68%(13)，这导致白银市的农副产品价格居高不下，间接影响白银公司的职工生活。连肚子都填不饱，职工当然没有心思搞生产建设。
第四，部分领导生活搞特殊化，工作作风存在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多吃多占的毛病在所难免，引起职工不满，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尽管存在着诸多问题，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生产，难以判断。但生产上不去，职工生活水平不高，工人的不满与日俱增。特别到1962年，白银公司职工的揭发检举材料不断飞入甘肃省委大院，加之国家投资巨大却收不到应有效益，上级部门对白银公司的问题不得不重视起来。
在冶金部和甘肃省委派联合工作组到白银公司开展运动以前，冶金部和甘肃省委已经分别派工作组去白银公司调查过问题。1961年，冶金部林泽生副部长、有色设计总院院长李云洁带领工作组来到白银公司，想通过整风把生产搞上去。经过调查，工作组向冶金部和国家经委写了《白银公司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的报告，国家经委的《生产动态》167期摘要刊登了其中“存在问题”部分。白银公司党委不同意报告中有关生产上不去的原因，工作组只好撤了回来。
1962年末、1963年初，甘肃省委又派工作组去白银公司检查工作。1963年2月，工作组向甘肃省委报告白银公司的问题。指出白银厂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是生产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生产管理混乱，职工生活困难，公司上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成风，部分领导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等(14)。3月，工作组再次向甘肃省委作了报告，认为公司党委已经烂掉了，建议由工作组代替公司领导，统一领导这场运动。解决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问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15)。白银公司存在问题，但报告显然把缺点夸大了。甘肃省委就此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指示白银厂问题这么严重，应立即解决。决定以冶金部为主，组织部派人参加，协同甘肃省委，共同组成一个联合工作组，工作组由国家经委领导。很快，冶金部和中央组织部共同下令调集干部，选调了一批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由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有色司副司长茅林负责组建工作组。很快，高扬文和茅林先行赴甘肃省兰州市，传达中央指示。
1963年3月13日，甘肃省委在兰州友谊饭店召开了书记处会议，高扬文出席会议。会议对白银公司的问题作了专门研究，指出要将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结合起来进行，目的是生产尽快搞上去。会上确定由高扬文任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的组长，甘肃省委冶金局副局长李泰、茅林任副组长，工作组有绝对领导权(16)。会后，甘肃省委选调人员与从冶金部、组织部调来的共60多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赴白银公司展开调查。
二、夺权：“白银经验”的诞生（1963年3月—1964年6月）
白银公司是不是如先前甘肃省委工作组报告的那样“公司党委已经烂掉了”？多年后高扬文回忆，工作组进白银公司调查问题之前，思想上已经有了框框，把白银厂的问题设了4种可能性，即是思想作风问题还是蜕化变质问题、是几个人变质了还是党的领导变质了、是在三年灾荒的困难条件下和甘肃特殊环境中的偶然事件还是有更为深远的历史阶级根源、是一般的蜕化变质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17)？正是因为有这些框框，不免影响了工作组对白银公司问题的看法和判断。
1963年3月，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工作组一行60多人进驻白银公司，开始着手调查。根据先前会议决定，工作组将增产节约运动和“五反”运动结合起来进行。在白银公司机关和公司所属两个停产、停建单位，首先开展“五反”运动，解决领导干部的问题，而在白银公司所属的7个生产和附属厂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从1963年3月20日开始，工作组开了几次群众动员大会，经过动员群众、揭发问题、干部“放包袱”、领导“洗澡”4个步骤，公司机关的“五反”运动完成了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职工匿名揭发问题。3月24日，一位从事汽车修理的老工人给工作组写了一封匿名信。他列举了公司的15项问题，诸如车辆机械损坏非常严重、设备利用率极低、公开排挤歧视老工人、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低等。比如关于铺张浪费问题，他举了个小例子：
我曾做过这样一个统计，中机厂当时33名电工，单试电笔就买250余支，克丝钳子、小活扳子（六寸的）近300把，可是电工还是没有试电笔、克丝钳子、小活扳子用。要知道当时建厂不过两年，平均每个人已使用5支以上的试电笔、钳子、小活扳子。这类小型手用工具的损失率在全白银厂范围内统计是相当惊人的，这怪谁呢？那么大的空压机都可以丢，这么小的手用工具就微不足道了。然而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给人民造成的损失绝不是微不足道的。
关于领导干部问题，这位老工人说：
我们公司有近百名处级干部，400余科级干部，我觉得有必要加强这些干部的理论文化学习。在近几年生活紧张的过程中，有些干部的表现给工人非常坏的影响，给党的事业在政治上造成损失，不论多吃多占、乱搞男女关系、任人唯亲、偏听偏信、强迫命令，都给党造成很坏的影响。……如果不加强对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文化政策的教育，别忘了中国有句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上是这样子又怎能正确的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教育群众呢(18)？
这封信得到联合工作组的赏识，上报甘肃省委，5月4日，甘肃省委将这封信转发全省，起了宣传揭露白银公司“问题”的作用。那么，这封信所揭露的问题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原白银公司的老干部指出：“白银公司车管科的老司机，写的那个老工人的来信，这全是假话……那封信当时影响很大，照我说呀！都是假的。”(19)但另一位老干部则说：“当时有一个老汽车司机，写出来老工人的一封信，这个玩意儿很难说不属实，要说的话有些地方可能夸张了，有的是真的，人家说白银地下宝藏被偷卖了，这是真的，但也有些不真。我看了信，觉得很真实生动，究竟谁写的，有没人帮着写，我不知道。”(20)遗憾的是，那位老工人已去世多年，无从对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信所揭露的问题有一定的基础，从而成为工作组展开运动的开端。
5月，第一批开展“五反”运动的公司机关、运输部、火焰山矿（筹建单位），选矿药剂厂（停产单位）等4个单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第二阶段。运动中揭露出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对社会主义企业进行大量破坏的事实，比如：
在参加运动的1005名干部中（不包括工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103人，占参加运动干部总数的10.2%。其中，贪污数量在1000元以上和情节恶劣的有20人（未完全落实的不算），占2%。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不但有采购员、会计等一般干部，还有科长、处长、公司党委副书记。贪污或获利万元以上（粮食万斤以上）的集团，仅在4个单位中就发现4个。
……
除上面所说的103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以外，损公肥私、小偷小摸、多吃多占、违法乱纪的还有700多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70%以上。在公司处级干部中，有15%以上是运动的重点对象，可见问题的严重性(21)。
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公司党委核心领导李子奇、常耀华、崔国权等人的诸多“问题”，如非法协作、任人唯亲、生活腐化、不关心职工生活等。在这里仅以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李子奇为例，介绍党委领导核心如何“烂掉了”。李子奇犯的“错误”主要有：
一，不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甚至带头违犯中央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1)违章购买沙发，私分沙发。1959年末，公司在兰州建新木器厂订购10万元的沙发等用具。1960年中央发出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指示以后，借口钱已支付，没有认真办理退货手续。到1962年清仓核资时，违背中央规定，将新购置的沙发私分给领导干部。(2)带头坚持扩建自己的宿舍和修建经理宿舍。
二，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包庇坏人坏事。被李子奇认为有能力的左生棠，早在宁夏工作时，由于吸大烟、抽金丹、嫖妓女、贪污等，曾受过撤销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这样的坏分子，却被李子奇重用，由副处级提为正处级和公司党委委员，把持了公司运输部。现在已经证明左生棠是个贪污盗窃集团的首领。
三，乱搞非法协作，一直没有坚决制止，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的损失，并腐蚀了不少干部。1960年公司党委派原农牧处副处长王克义带电动机、土机床和汽车4台（一台在新疆换了东西）、现金30万元，在新疆住了将近一年，乱搞非法协作。换回46匹马、300多只羊、60多头猪。路上损失很大，回来报销了74000余元。1961年在中央指示坚决制止非法协作和企业整风中群众揭发了公司大量非法协作以后，10月9日在李子奇主持的一次公司党委常委会上仍然决定与青海西安一些单位搞协作。
四，私人生活十分特殊，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李子奇家有6口人，原住一幢平房，共80多平方米，已超出一般职工标准。但李子奇仍不满足，在1961年底，硬要再扩建90平方米。为了修建自己的宿舍、扩大自己的院子，拆了公司招待所的澡盆，拆了工人俱乐部的暖气片（虽是修建工人提议，但他点头同意），圈了职工种的菜地，取消了群众吃水的龙头（以后又改安了一个），群众公开骂“比恶霸地主还厉害”。与此相反，李子奇对职工的生活，却漠不关心，群众意见很大。
五，既不接受上级批评，又不接受群众监督。李子奇顶撞上级，拒不接受批评是经常的，特别是在1961年冶金部工作组帮助公司整风，表现最为突出。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李子奇带头在公司常委会上顶撞，不接受工作组的意见。……对下压制民主，不许群众说话，也是十分严重的。最突出的是1962年8月公司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会上违犯党章，压制民主，不许代表发言；会后宣布了一个“八项规定”，不准批评领导。很多同志认为，那次党代会是一次压制民主的党代会(22)。
这些问题如本文开头第一部分所述，部分情况属实，但也有如苏联专家撤走、经济困难等的“后遗症”影响，这些“问题”在1979年的复查中都平反了。工作组带着有色眼镜下来找问题，并把白银公司存在的阴暗面无限扩大。这一系列揭发出来的“问题”使得工作组以后的“夺权”显得非常合情合理。
实际上，早在1963年3月13日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已经做出了将常耀华、李子奇、崔国权停职检查的决定(23)。此时，工作组只是搜集相关资料，在形式上将材料上报甘肃省委，很快做出将李子奇等人停职检查的决定，并组织了新的领导班子。工作组不仅夺了公司一级的领导权，还“追根子”追到了黄罗斌头上。黄罗斌是白银公司第一任书记，1958年调任甘肃省副省长。工作组认为黄罗斌是白银厂领导核心变质的“根子”和“保护人”，在白银公司工作期间，犯有打击报复、任人唯亲、作风恶劣、狂妄自大、生活腐化等问题。调离白银厂之后，仍然暗中操控白银厂(24)。1964年5月甘肃省委常委194次会议认定：白银厂的确是一个被地主、资产阶级、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企业；黄罗斌是一个没有改造的政治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决定开除党籍；李子奇，蜕化变质，给留党查看两年处分；常耀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崔国权，坏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25)。
1964年5月30日，工作组向中央上报《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工作组在这个报告中，总结了他们是如何进行夺权斗争的。这个报告经过了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的审查批准，以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报告指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核心烂掉了，变成了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企业。经过工作组的整顿，深入开展“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夺回了企业的领导权。工作组总结了如何在白银公司开展工作，即“白银经验”，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五反”运动中，进行了两个革命斗争。一个是打击地、富、反、坏和资产阶级分子，夺回领导权；一个是通过“洗澡”，进行自觉的思想革命，挽救大多数可以挽救的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一致对敌。第二，组织阶级队伍，坚决依靠老工人。第三，彻底纠正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统治时期的那一套做法，把党的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第四，把阶级斗争同生产斗争紧密结合起来(26)。
这个报告一方面契合了中央认为的有关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判断(27)；另一方面迎合了毛泽东有关党内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深深忧虑(28)。因此，6月23日，中央加了批语将此报告转发全国。批语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事件，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是死不甘休的，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隐蔽的方式，打入社会主义企业，企图篡夺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把它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这样一个重要企业中，坏分子竟敢如此猖狂，如此为所欲为，长期以来未能揭发，这是同党内出了黄罗斌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分不开的；也是同主管部门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29)在中央的批语中首次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术语，且将阶级斗争之弦绷得越来越紧，影响深远。
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夺权经验——“白银经验”，也是当时轰轰烈烈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第一个被中央转发的夺权样板经验。“白银经验”经中央转发之后，成为城乡社教运动中三个典型经验之一风靡全国。一时间，成为赴各地城市工交企业系统开展“五反”运动的工作队学习的教材。中央对“白银经验”的肯定，对联合工作组和白银公司本身是多大的鼓励可想而知。
联合工作组不仅夺取了公司党委的领导权，重新换了领导班子，还掀起了各单位工作队基层夺权的高潮。1964年底，白银公司各单位的工作队也研究了如何进行夺权斗争，都准备在春节以前，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群众性的基层夺权斗争新高潮。应该来说，工作组在此阶段的目的达到了，成功地对白银公司实行了“大换血”。至于“夺权”是否得人心，当时的“夺权者”和“被夺权者”各执一词。“夺权者”回顾：“夺权很得劲，职工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都举双手，个别人有不拥护的。我说我们一来，公司就发展了，别人说不是。我们来的时候，生产不下去。那亚斯车，四百多辆，不到三十台能跑，而且是今天晚上跑第二天就得修。要说实实在在的，没有‘四清’运动，白银公司发展不起来的。”(30)另一方则说：“把工作组的人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尽胡整。露天矿搞得乌烟瘴气，没人敢说话。”(31)
与夺权斗争同步进行的是增产节约运动，生产水平开始提高似乎证明了那个时代的真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三、整顿：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1964年6月—1965年3月）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开展“五反”运动指示时，指出“在运动的各个阶段，都必须以增产节约为中心。一切有关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党的基层组织，必须自始至终抓紧增产节约这个环节，抓紧生产的领导工作。”(32)表明中央开展“五反”运动的目的是要将生产落到实处，一切目的是为了生产。1963年3月13日，有高扬文参加的甘肃省委常委会议上也确定白银公司的运动主要目的是为了生产，自始至终强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33)。
工作组刚进白银厂，就分了两套班子，一套搞增产节约运动抓生产，一套搞“五反”运动。1963年3月26日起，工作组开始在露天矿、选矿厂、冶炼厂、机修厂等7个公司单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由于此时主抓生产，“今年四月份的生产情况，成为该公司投入生产以来最好的一个月，产量、质量和各种技术经济指标都在稳步上升；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和生产成本普遍下降。”(34)此后的数字也显示，在“四清”运动中，白银公司的生产状况确实有了好转。如露天矿采剥矿岩总量在1962年是83.6万立方米，1963年是124.5万立方米，1964年达到227.3万立方米，1965年几乎翻倍，达到432.4万立方米(35)。
1964年12月8日，高扬文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作了《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的报告》。指出，白银公司在阶级斗争胜利形势带动下，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报告总结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结合起来的经验，即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等。薄一波在报告中作了几处批注，如“只有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才能打好生产斗争的仗。对头了。”等等。毛泽东也在报告最后批注“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36)显然，毛泽东也对这一报告持肯定态度。12月19日，中共中央将此报告转发全国，批语中指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掀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不可能搞好。”同时号召各地参照报告中提出的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结合起来的7项作法和经验。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成为“四清”运动的指导文件。联合工作组发起全面贯彻“二十三条”的动员大会，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早交代、早退赔、早归队”的新高潮。经过发动，工厂又有一批人自觉交代“问题”。3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白银公司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和组织新的生产高潮的经验，即：深入贯彻“二十三条”，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树立革命斗争的雄心壮志；按高标准、高水平组织生产；生产高潮的组织自始至终要走群众路线等(37)。
然而，究竟是不是阶级斗争促进了生产斗争？当年的干部有不同看法。“夺权者”说：“没有‘四清’运动，白银公司发展不起来的。我们来的人，说是夺权，其实后来都是抓生产。我们来以后，我知道，那生产上，我认为确实是蒸蒸日上。一直生产到5万吨，很解决问题了。”(38)另一方说：“‘四清’的时候生产确实上去了，因为高扬文他们静捡富矿挖，贫矿不要，三个以下品位的都不要，都要五个品位的，哪那么多五品位的？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挖富矿立竿见影啊！苏联人给露天矿设计的时间是60年，实际就生产了30年，露天矿88年就停产下马了，跟那时候的浪费有极大关系”(39)。
高扬文在事隔多年后回忆：（工作组）对白银厂的生产、建设的整顿是比较成功的。1963年和1964年，我国经济形势已经好转，职工生活不像前两年那样困难了，大家有心思去搞生产建设，这是基本原因。同时，新改组的班子都是懂生产的同志，抓整顿，建立了生产、工作秩序，抓违章制度，使生产、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困难时期走掉的四级以上的老工人有500名，占老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工作组专门派人请回了一部分，充实了基层生产骨干。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学解放军、学大庆的运动中，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广大职工的自觉性提高了，积极性、创造性有所发挥，生产难关逐步攻克，生产效率显著提高。……1963年原计划指标是产铜5000吨，到年底达到12000吨，扭亏为盈，上升之快，出人意料。1964年生产了20000吨铜。过去把生产的上升简单看作是阶级斗争带动了生产斗争，那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如果不在生产上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措施，不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过火的阶级斗争只能对生产有影响，而不会有促进(40)。
这一段话比较中肯地评价了工作组在白银公司生产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也表明所谓依靠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斗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四、收尾：巩固“四清”运动成果（1965年3月—1965年9月）
1964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后十条”修正草案，规定“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体是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41)1965年的“二十三条”也规定“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42)。因此，联合工作组在后期主要针对各单位开展组织建设工作，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比如，露天矿在三、四两个车间分别进行了基层领导干部民主选举的试点工作；从1965年3月7日至20日，露天矿还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进一步清理职工队伍。从3月20日起，露天矿开始集中整党，至5月7日基本结束(43)。
1965年5月25日，联合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国家经委作了《白银厂四清运动结束报告》。指出白银厂的“四清”运动从1963年3月开始到1965年5月基本结束，并具体说明了白银厂开展“四清”运动所取得的“成效”：第一，夺回了公司和所属8个厂矿（占厂矿总数三分之一）、22个车间（占车间总数40%）的领导权等。第二，新揭露出地富反坏167名，戴帽子的69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00元以上的359名（共贪污钱50万元、粮食10万斤），戴帽子的47名；定为蜕化变质分子的6名。总打击面占职工总数15000人（包括基建）的0.81%等等(44)。在这个总结报告中，用一半多的篇幅特别介绍所取得的成效是由于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指针”，在逐渐掀起学毛选活动热潮之时，这一总结报告适时地诞生了，显然又为中央所称许。9月7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并批示：“白银厂的四清运动，为全党同志所关心。他们的四清运动已经先后结束，搞得还好。”(45)显然，中央对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非常满意。
联合工作组于6月份先后撤出白银公司。工作组撤走之后，白银公司带领全体职工，进行了巩固“四清”运动成果的各项工作。如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贯彻“二十三条”；深入开展五好运动，调动群众革命干劲；在干部中继续开展以思想作风革命化为中心的“五过硬”运动，促进机关革命化；加强支部建设，加强班组工作；大学毛主席著作等(46)。甘肃省委肯定这些做法，并号召各级党委对结束社教运动的地区和单位的巩固工作进行一次深入检讨。1966年，一场更为猛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来临了，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很快被纳入到“文革”的洪流之中。
五、拨乱反正和多年后的反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彻底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复查白银公司“夺权”案也提上日程。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请求中央派人协助。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派中组部干审局副处长孟庆丰来兰州协助复查“白银厂事件”。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中组部、甘肃省委、冶金部联合形成《关于黄罗斌问题的复查报告》，并上报中央。1979年2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通知，原定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的领导权，并将他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47)。2月22日，甘肃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认为对白银公司原负责人李子奇、常耀华、崔国权的处分都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平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恢复名誉，分配工作(48)。同时甘肃省委对该案的涉案人员，都予以平反，落实政策。
1979年4月12日的《人民日报》曾就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及其平反作了总结：“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个公司在组织生产和干部特殊化等方面出现过一些缺点。一九六三年开展‘四清’运动时，‘四清’工作团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抓住这些缺点无限上纲，把这个公司定为‘被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后来，这个事件被通报全国，从此，白银公司成了闻名全国的‘和平演变’的典型。这件错案影响到白银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名干部、群众遭到打击和迫害。最近，白银公司召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大会，公开宣布平反，推倒加在黄罗斌、李子奇、常耀华、崔国权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撤销对他们原来所作的处分，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厂籍和原工资级别，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平反这一错案，深得人心。”(49)
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自始至终得到中央关注，从连续转发的4个文件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工矿企业单位为数不少，但受到中央如此关注的恐怕只有白银公司一个。白银公司“四清”运动在中央关注下得到大力宣传，连续转发白银公司“四清”运动的报告是生产发展的需要，更是出于“阶级斗争”的考虑，是全党上下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错误判断的结果。只要有需要，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典型可以随意塑造。一会儿是“反修防修”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一会儿又是“突出政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典型。白银公司的“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从以解决生产问题为初衷的整顿步步升级为“夺权”斗争，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生产问题，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注释：
①刘洪升：《“桃园经验”及其影响》，《党史博采》2005年第2期；罗平汉：《桃园大队“四清”前后——访原桃园大队队长关景东》，《百年潮》2006年第3期；李明明：《桃园“四清”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刘晋峰：《陈伯达与小站“四清”》，《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秦立海：《“小站经验”的形成、推广与否定》，《百年潮》2003年第3期；林小波：《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文史精华》2003年第9期。
②于开国著：《铜城风雨——白银四清大冤案》，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③郭德宏、林小波著：《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④(17)(40)高扬文著：《三十年的足迹——高扬文回忆录》，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⑤徐剑铭、冷梦、李丽玮：《血沃高原——黄罗斌传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齐生、阎鸣、怡惸：《岁月——李子奇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⑥1963年到1966年，中共中央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在城市叫“五反”运动，在农村叫“四清”运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本文所指的白银公司的“五反”运动从1965年1月之后改称“四清”运动，实为同一个运动。
⑦王连生：《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城市“五反”》，《南都学坛》1997年第2期。
⑧这4个报告是：中发[64]38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中发[64]797号：《一个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的好报告——中央批转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1964年12月19日；中发[65]153号：《中央转发白银厂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和组织新的生产高潮的经验》，1965年3月14日；中发[65]557号：《中央转发白银厂四清运动结束报告》，1965年9月7日。
⑨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
⑩(14)省委工作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调查报告》，1963年2月7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3。
(11)(12)(35)白银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编：《白银有色志》，甘出准012字总181号(2004)015号。
(13)白银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白银市志》，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
(15)省委工作组：《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问题的第二次报告》，1963年3月7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3。
(16)(23)(33)书记处会议记录（手稿），1963年3月13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
(18)甘发[63]311号：《中共甘肃省委批转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一位老工人的来信》，1963年5月4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2。
(19)(31)(39)2009年8月12日下午于甘肃省白银公司老干部活动中心采访齐凤和的访谈记录。齐凤和，男，82岁，原白银公司露天矿保卫科长。
(20)(30)(38)2009年8月12日下午于甘肃省白银公司老干部活动中心采访齐绍义的访谈记录。齐绍义，男，82岁，原白银公司机动处副处长，第一批从承德钢铁公司借调而来跟随高扬文“夺权”的老干部，思维敏捷，逻辑清楚。
(21)甘发[63]465号：《中共甘肃省委报送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内部阶级斗争问题的报告》，1963年7月18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2。
(22)联合工作组：《关于李子奇同志停职检查的情况报告》，1963年6月26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2。
(24)甘发[63]373号：《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五反”运动中对黄罗斌同志的一些反映》，1963年5月28日，甘肃省档案馆，91-5-143。
(25)《甘肃省委常委会议纪要（第194次）》，1964年5月6日，甘肃省档案馆，91-5-288。
(26)《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5月30日，甘肃省档案馆，91-5-372。
(27)1963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的第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指导文件“前十条”中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当前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引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28)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一文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在其他很多场合，毛泽东也表示了中国也可能会出修正主义的担忧。
(29)中发[64]38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1964年6月23日，甘肃省档案馆，91-18-342。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34)《白银有色金属所属厂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初步经验》，1963年5月10日，甘肃省档案馆，91-5-93。
(36)中发[64]797号：《一个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的好报告——中央批转高扬文同志的蹲点报告》，1964年12月19日，甘肃省档案馆，91-5-372。
(37)中发[65]153号：《中央转发白银厂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和组织新的生产高潮的经验》，1965年3月14日，甘肃省档案馆，91-9-607。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43)中共甘肃省委白银地区社教指挥部办公室编：《社教简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1965年3月，甘肃省档案馆，102-3-134。
(44)《白银厂四清运动结束报告》，1965年5月25日，甘肃省档案馆，91-18-399。实际上“因此受牵连、处分的干部、工人633人，其中公司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6人、科级干部79人、一般干部130人，涉及其它问题工人394人。”——白银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编：《白银有色志》，甘出准012宇总181号(2004)015号，第83页。
(45)中发[65]557号：《中央转发白银厂四清运动结束报告》，1965年9月7日，甘肃省档案馆，91-18-399。
(46)甘发[65]408号：《甘肃省委批转中共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委员会关于巩固社教运动成果的情况报告》，1965年10月13日，甘肃省档案馆，91-18-399。
(47)省委发[1979]7号：《关于黄罗斌同志问题平反的通知》，1979年2月3日，甘肃省档案馆，91-12-294。
(48)组字[1979]62号：《对常耀华同志问题复查报告的批复》，1979年2月22日；组字[1979]63号：《对崔国权同志问题复查报告的批复》，1979年2月22日；组字[1979]64号：《对李子奇同志问题复查报告的批复》，1979年2月22日，甘肃省档案馆，91-12-295。
(49)郗永年：《党中央批准中组部、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决定 为白银公司错案彻底平反》，《人民日报》1979年4月1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