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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园派(Academics)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希腊化时期的各种哲学流派中，其影响力最大，超过逍遥学派、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斯多亚学派的影响力蹿升，而学园派本身在经历了老学园、中期学园、新学园等阶段的发展以后，在罗马帝国时期逐步趋向衰落。本文通过解读奥古斯丁的《反学园派》(Contra Academicos)[1]来考察学园派的晚期状况，并揭示奥古斯丁本人与学园派的思想关联。
一、真理与幸福的关系
《反学园派》属于奥古斯丁的早期哲学著作，约写于公元386年。[2]502该书献给恩人罗曼尼安(Romanianus)，此人曾资助奥古斯丁读书，在奥古斯丁丧父时也安慰和帮助过他。文章采用对话体，对话人有奥古斯丁、他的学生利坎提乌(Licentius)和特利杰提(Trygetius)、他的朋友阿利比乌斯(Alypius)、他的弟弟那未奇乌斯(Navigius)。
《反学园派》这个书名很容易使人误解，以为该书的主题就是“批评学园派怀疑主义”，而实际上，它的主题是真理与幸福的关系。讨论真理问题必然涉及认识论，从认识角度看，该书“旨在证明人能够获得确信，因此不需要在知识领域仅仅依靠可能性。”[1]introduction，2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讨论真理与幸福的关系；第二卷陈述学园派的基本学说；第三卷是奥古斯丁对学园派学说的批评。而所谓的“批评学园派怀疑主义”仅仅是该书的部分内容。
《反学园派》第一卷共分5章。第1章是全书序言。第2章通过一番问答导出全书要讨论的主题：真理与幸福的关系。特利杰提要求定义幸福生活，奥古斯丁提供的定义是：幸福生活就是按照人的最优秀的部分，即灵魂中的理性部分进行生活。利坎提乌认为仅凭寻求真理就能获得幸福的生活，而特利杰提认为幸福生活在于发现真理。他认为“这个主题非常重要，最值得仔细讨论。”[1]Ⅰ，ii，5，18第3章展开讨论。利坎提乌论证寻求真理就足以使人幸福，而无论是否发现真理。特利杰提反对这个论断，理由是陷入谬误的人不能被视为按照理性生活，寻求真理但还没有找到真理的人处在谬误之中，这样的人是不幸福的。讨论又牵涉到谬误的定义。[1]Ⅰ，iii，9，20利坎提乌认为，谬误就是赞同虚假的东西，任何认为真理始终值得追求的人决不会犯错误，因为不赞成任何事情的人也不会赞成虚假的东西，因此他不可能犯错误。只要能按照理性生活，幸福就存在于其中。因此，只要寻求真理就能获得幸福，哪怕他不能发现真理。[1]Ⅰ，iii、11，22第4章的讨论扩展到智慧。特利杰提认为智慧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导向真理的道路，无论何人走上这条道路都是在使用智慧，使用智慧的人是聪明人，因此寻求真理的人尽管没有获得真理也是聪明人。利坎提乌认为，勤奋地寻求真理就是最好的通向真理的道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就是聪明人，聪明人就是幸福的，不仅发现真理使人幸福，而且寻求真理也使人幸福。奥古斯丁建议使用西塞罗的智慧定义：智慧是关于人事和神事的知识。[1]Ⅰ，iv，16，25
奥古斯丁的真理观和幸福观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在此不做展开。然而读了第一卷以后，可以看出奥古斯丁对学园派哲学的理解要优于当时的“一般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有两段涉及学园派的文字：
依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园派的原则，我对一切怀疑，在一切之中飘颻不定。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当时所称“学园派”哲学家的识见高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以为他们的学说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介绍的，其实我尚未捉摸到他们的真正思想。[3]84
因此，依照一般人所理解的“学园派”的原则，我对一切怀疑，在一切之中飘颻不定。我认为在我犹豫不决之时，既然看出许多哲学家的见解优于摩尼教，便不应再留连于摩尼教中，因此我决定脱离摩尼教。至于那些不识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们，请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疾病。[3]89
奥古斯丁坦承自己受此一般人所理解的学园派原则的影响，可见当时一般人以为学园派的原则就是“怀疑一切，人不可能认识真理”，然而奥古斯丁也指出自己当时并未捉摸到他们的“真正思想”，也就是说，“怀疑一切”和“人不可能认识真理”实际上并非学园派的真正原则。那么，奥古斯丁对学园派的理解是否准确呢？学园派的真正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二、奥古斯丁转述学园派的学说
《反学园派》第二卷共分13章，详细讨论学园派的学说。利坎提乌说：“如果不是太麻烦，我想请你在晚饭前简要地向我解释学园派哲学家的全部学说，使我不会忽略他们学说中任何有益于我的东西。”[1]Ⅱ，iv，10，37奥古斯丁应邀转述学园派的学说，他的转述包含学园派的下述基本观点：
学园派哲学家认为，在那些与哲学有关的事情的范围内人不能获得知识，因为卡尔涅亚得说他不关心其他事情，然而人可以是聪明的，哲人的全部责任就是擅长寻求真理，利坎提乌，这一陈述在你的论证中也作出过；结论是哲人不应当对任何事情表示赞同，因为哲人对不确定的事情表示赞同是错误的，他由此必定处在谬误之中。[1]Ⅱ，v，11，38
这段话表明，奥古斯丁看到“怀疑一切”并非学园派的原则，学园派哲学家的真正思想是“在那些与哲学有关的事情的范围内人不能获得知识”。
在此我们或许可以对照一下古罗马学园派哲学家西塞罗的说法：“从波勒莫的学生阿尔凯西劳开始，他们从柏拉图的各种著作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中选择了感觉或心灵不能确定地把握任何事物的教导；据说阿尔凯西劳曾经使用一种非常吸引人的谈话风格，完全排斥心灵的和感觉的判断，而诉诸实践——这确实完全是苏格拉底的观点——，他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反对由其他任何人提出的观点。从这个源头开始，产生了与我们的时代相距较近的学园派，卡尔涅亚得凭其敏锐的理智和修辞学的流利而成为领军人物。”[4]Ⅱ，i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关注的是知识(哲学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或者说是真理问题。这一思想源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中期学园派则大大发挥了这一思想。
奥古斯丁进一步提到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的观点：“他们似乎从斯多亚学派芝诺的定义中挪用了真理不可能被把握的观点，只是更加简洁清楚地表达出来，说可以借助那些虚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的标志来把握真理。他们强调这一点正是为了最终证明真理是不可能被发现的。从这一根源产生了这些哲学家们的不同意见、感觉的不可靠、空洞的想象和疯狂、为了捍卫这种观点而产生的诡辩的三段论和复合三段论。由于他们已经从这位芝诺那里得知，没有比猜测更加可耻的事情了，因此他们非常清楚地推论，如果没有任何事情能被真正地知道，如果表达一种观点是可耻的，那么哲人决不应当赞同任何事情。”[1]Ⅱ，v，11，38在这里，奥古斯丁指出芝诺的观点是真理不可能被把握，但可以借助那些虚假的东西不可能具有的标志来把握真理，学园派利用了这个观点，从中进一步推论人不能真正地知道任何事物，哲人不应当对任何事情表示赞同。“哲人不赞同任何事情”这一结论的前提是“真理不可能被发现”，而不是“怀疑一切”。为了证明真理不可能被发现，学园派强调了芝诺的基本观点，即只有通过记号才能把握真理，而虚假的东西不可能有记号。换言之，学园派的原则不是“怀疑一切”，而是“真理不可知”。
奥古斯丁还提到了学园派的可能性(probability)学说。他说：“学园派的人似乎把你们的哲人刻画成始终在昏睡，忽视他的所有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决不能对任何事情表示赞成。因此，通过引入一种他们提到过的甚至与真理具有相似性的可能性，他们坚持说哲人决不会忽视他们的责任，因为他曾经努力寻求过真理，只是隐蔽的真理由于我们本性的黑暗或由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相似性而变成碎片或被湮没，尽管他们说克制和悬置赞同确实是哲人的伟大成就。”[1]Ⅱ，v，11，38从奥古斯丁的转述可以看出，尽管学园派哲学家认为应当悬搁判断，不对任何事情表示赞成，但哲人仍会努力寻求真理。真理虽然是隐蔽的，但是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依据这种相似性，哲人就有可能把握与真理相似的东西。
在奥古斯丁的建议下，阿利比乌斯解释了老学园和新学园在观点上的差别。阿利比乌斯说：“我认为新学园提出来的异议更多地不是反对老的观念，而是反对斯多亚学派。”[5]Ⅰ，xii，43，46确实，要是芝诺没有提出这个不得不加以反对和驳斥的新问题，这种异议就不一定会有。因为无法察觉真理的观念虽然引起了不安，但没有引发冲突，老学园派在关注这个观点时并没有滥用它。甚至引用苏格拉底、柏拉图或其他老哲学家的权威言论也能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他们相信只要不对事情匆忙地表示赞同，就能避免错误，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给他们的学派引入任何特别的论证，但他们也没有在任何时候都质疑真理是否可知。[5]Ⅰ，xii，45但是芝诺提出这个大胆的新论证，并坚持没有任何事物能被察觉，除非它非常真实，能够与虚假的东西区分开来，而猜测不应当进入聪明人的心灵，阿尔凯西劳听说了这个论证，于是他否认人能获得这种性质的任何事情，并说不应当把哲人的生活托付给会带来灾难的猜测。[5]Ⅰ，xii，4445；Ⅱ，iv，16他甚至得出结论说，一个人不应当对任何事情表示赞成。[1]Ⅱ，vi，14，40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老学园似乎得到了增强，而不是受到攻击的时候，斐洛的学生安提奥库斯出现了，就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他更多地是为了自己出名，而不是为了真理，由此引发了关于学园派原则的一场争议。因为他说新学园派的倡导者试图引入某些非同寻常的、远离老学园派的学说。在处理这件事时，他诉诸老自然哲学家以及其他大哲学家的权威，甚至攻击那些坚持自己正在寻求真理的相似物的学园派哲学家，因为他们承认自己不认识真理本身；他汇集了许多论证，我想这些论证现在应当予以忽略，因为他想要捍卫的无非就是聪明人能够获得关于事物的一个精神上的印象。我想这就是新老学园派之间的争论。”[1]Ⅱ，vi，14，40
从上可见，奥古斯丁不仅把握了学园派的核心观点，而且对新老学园派的基本差别也有觉察。在真理是否可知的问题上，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老学园派哲学家也主张不能匆忙地肯定事物，但他们没有对真理是否可知的问题进行特别的考察。芝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他认为无物可知，除非能把真理从虚假的东西中区分出来，但哲人不能单凭猜测来把握真理。受芝诺这一观点的影响，新学园派的阿尔凯西劳也认为无物可知，不应当对任何事物进行肯定。安提奥库斯试图表明新学园派的学说与老学园派的学说差距甚远，但他没有陷入不可知论，而是想要证明哲人能够领会真理。
《反学园派》第二卷的内容清晰地表明，奥古斯丁把握学园派学说的主要依据是西塞罗的《学园派哲学》。奥古斯丁相当敬重西塞罗这位罗马天才，钦佩他的学识。在讨论过程中，奥古斯丁和他的学生多次提到西塞罗的名字，有时亦以学园派学说的捍卫者的身份说话，并直接引用西塞罗以及其他罗马哲学家的论述。两本著作在术语和例证方面也有高度的相似性。那么奥古斯丁是否接受学园派的观点呢？在第二卷结尾处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声称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抵达真理的可能性。他说：“如果我能告诉你更为可能的是哲人能够抵达真理，人并不需要自始至终约束自己的判断，那么我相信你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允许自己接受我的观点了。”[1]Ⅱ，xxx，30，49
三、奥古斯丁对学园派的批判
《反学园派》第三卷共分20章，基本内容是奥古斯丁对学园派的批判。奥古斯丁指出，学园派的哲学家认为人可以是聪明的，但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但如前所说，理性要求哲人知道智慧，他不可能一无所知。学园派一方面坚持人可以是聪明的，一方面又认为哲人不可能拥有确定的知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奥古斯丁坚持真理的可知性，并视之为他自己与学园派哲学家的区别。他说：“我和这些学园派哲学家之间有一个差别，他们很可能认为真理不能把握，而在我看来，我确实还没有发现真理，但聪明人是能够发现真理的，就在刚才，当你被我追问哲人是否知道智慧的时候，你说哲人好像知道智慧。”[1]Ⅲ，iii，5，53
奥古斯丁还指出，无论是否应当赞同真理，必须先确定有无真理，无论能否发现真理，真理是存在的。若问谁能发现或指明真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指出聪明人不可能一无所知就足够了，免得迫使他们得出非常荒谬的论断，要么说智慧什么也不是，要么说聪明人不知道智慧。”[1]Ⅲ，v，12，58“聪明人不知道他为什么活着，他为什么应当活着，他是否活着，说一个人是聪明的，同时又说他不知道智慧，还有什么比这样说更违背常理，更愚蠢，更荒唐。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说法更不可接受：人不可能是聪明的，聪明人不知道智慧？”[1]Ⅲ，ix，19,63
阿利比乌斯承认学园派有这种错误，但仍旧认为学园派悬置判断的论证有效。于是，奥古斯丁详细分析了学园派的相关论证，指出其逻辑错误。奥古斯丁要求在讨论中不要把真理与名声联系起来，认为这样做是琐碎的、幼稚的，而要把真理与生命本身、与灵魂幸福的希望联系起来。学园派哲学家说无物可被认识，并说这是受到芝诺定义的影响形成的看法。奥古斯丁指出：“如果这个定义是真的，那么知道这个定义的人知道某些真实的事情；如果这个定义是假的，那么它对品性坚定的人没有影响。”[1]Ⅲ，ix，18，62
奥古斯丁看到芝诺的定义对学园派观点形成重要影响，因而着力分析芝诺的定义。他指出芝诺的定义很容易用来驳斥他们自己。芝诺认为：“能被理解的事物会显现它本身，但这种显现的方式不可能是假的。”[5]Ⅱ，xi，34，Ⅱ，xxxv，112学园派的阿尔凯西劳说自己明白这一点，“但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说没有任何事物可被理解，因为没有这样的事物能被发现。”[1]Ⅲ，x，21，64奥古斯丁则说：“也许你或其他蠢人不能发现这样的事物，但为什么聪明人不能发现这样的事物？……我不认为这一点可以被驳斥，这一点绝对是真的。因为，当我知道它的时候，哪怕我是愚蠢的，我也知道了某些事物。……我会使用一个非常安全的析取命题。它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如果它是真的，我就紧紧地把握了它；如果它是假的，那就表明某些事物是能被理解的，哪怕它与假的事物有某种共同的地方。”[1]Ⅲ，x，21，64通过这样的析取，奥古斯丁确定自己知道某些真的事情，并指出哪怕是一个认为自己不聪明的人也可以拥有关于某些事物的确定的知识。
奥古斯丁进一步指出：“我相信你也许会超越这个定义，你会看到下面这个逻辑推论。但即使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它，知识不会以这种方式抛弃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它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因此我们不会一无所知。”[1]Ⅲ，x，21，64“噢，勤奋的希腊人啊！你们确实取得了令人敬佩的进步，有了很好的武装和装备，但是你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定义只是一位哲学家的虚构，它被发明出来，牢固地钉在哲学的门槛上。如果你把它摧毁了，它就会从根本上产生双重力量。尽管理智受到削弱，但若你不大胆地摧毁这个定义，那么不仅某些事情是可被理解的，而且那些与虚假的东西非常相似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1]Ⅲ，x，22，65
针对新学园派代表卡尔涅亚得感觉不可靠的观点，奥古斯丁指出，人借助感官知道的确实只是实体的形象。但在这种功能的显现中，它们确实是可信的，给我们提供了确定的知识。他说：“尽管我远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关于这些物理现象我还是知道一些的。我确定地认为，要么有一个世界，要么没有一个世界；如果世界的数量不是一，那么世界的数量要么确定的，要么是不确定的。卡尔涅亚得会说这种意见与错误相似。我同样知道我们的这个世界被这样安排，要么是由于物体的性质，要么是由于天命，它要么是始终存在并将会存在，要么它开始存在并决不会停止存在，要么它在时间上没有起点但会有一个终点，要么它开始以后就继续存在下去，但不会永久存在，我知道无数这种类型的物理现象。”[1]Ⅲ，x，23，66奥古斯丁认为，诸如此类的命题无可争辩地是真的，理性是人的最高认识能力，拥有理性就可以下判断。有些事情人不能通过感官来获得，但通过理性却能获取。所以哲人没有必要由于感觉的有限性而约束自己的赞同意见。
奥古斯丁也批评了学园派关于“可能性”和“真理的相似物”(likeness of truth)的观点。他特别猛烈地从道德角度批评学园派的可能性观点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他说：“我就不提凶杀、叛逆、渎圣，以及各种暴行和罪恶了，人们都有可能犯下或思及这些罪行，并以话语为之辩护，更为严重的是由非常聪明的法官说出这样的话：我不对任何事情表示赞同，以避免犯错误，我怎么就不应当做这些看起来可能的事呢？”[1]Ⅲ，xvi，36，76
奥古斯丁指出，学园派并非真正的怀疑主义者。在可能性问题上，他们是柏拉图的学生，只是隐藏了他们真正的观点，由于受到芝诺唯物主义的影响，因此不能领会学园创始人的精致的学说。他说：“柏拉图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可理解的，这是真理本身居住的地方；另一个是可感知的，我们可以通过视觉和触觉非常清楚地感知它。所以，他认为前者是真正的世界；后者是真正的世界相似物，是按照前者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因此，从前一个世界可以产生精妙的真理，也就是说，真理可以清楚地表达，灵魂在那个世界里可以认识它自身；然而，在后一个世界里能产生的不是知识，而是从愚蠢的人的灵魂中产生的意见。”[1]Ⅲ，xvii，37，78奥古斯丁本人对柏拉图所谓“两个世界”的学说的理解是否准确是一回事，但从他的分析可见，学园派的学说仍旧处于柏拉图主义的大传统中，没有大的偏离。
四、若干初步结论
古希腊哲学历时久远，流派纷呈，文本芜杂，想要厘清诸学派之间的关系和各派哲学家思想上的关联，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奥古斯丁的《反学园派》为我们把握学园派提供了重要史料。奥古斯丁本人对学园派的理解虽然主要依据西塞罗的《学园派哲学》，但奥古斯丁对学园派的思想学说不乏分析与批判，对我们认识学园派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上述简要解读，我们尝试着作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始于西方近代希腊哲学史家并为西方当代希腊哲学史家所坚持，学界普遍认为伊壁鸠鲁学派、斯多亚学派和怀疑派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并按这种划分将中期学园派和新学园派纳入怀疑派。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学园派湮没在“怀疑派”之中，无法真实再现学园派自身的历史，也无法厘清“怀疑派”的怀疑主义立场和学园派的“不可知论”立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晚期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是四个——学园派、逍遥学派、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是思潮，而不是学派。最新出版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取得突破[6]866，学园派的问题值得继续研究。
理解学园派问题需要区分“学园派”和“柏拉图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学园派就是柏拉图学派，学园派的得名源于柏拉图创办的学校的地名。柏拉图是“学园”的创办者，又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精神上的祖师爷。在学园派长达900多年的历史中(从公元前387年学园创立到公元529年学园关闭)，柏拉图的崇高地位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但历代“学园派成员”(Academicians)的思想无疑有变化。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学园派在希腊化时期的晚期以及罗马帝国时期基本上与“学园”这个地名脱钩，是否学园派哲学家已是思想上的学派归属，而与哲学家本人是否在“学园”学习和生活无关了。罗马统帅苏拉于公元前86年率军攻占雅典，学园的建筑受到严重破坏。[7]432可以说，在西塞罗的时代，学园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转向源于柏拉图的思想传统，亦即柏拉图主义。
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作为一个实体的学园在雅典是否仍旧存在，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学园派哲学仍在发展和延续，并有所谓中兴或复兴。罗马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约公元163-235年)的《罗马史》记载了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公元121-180年)于公元176年采取的一项举动。“当马可来到雅典，加入秘仪以后，他不仅授予雅典人荣誉，而且为了人类的福祉，他在雅典给每个学科指派教师，给这些教师发年薪。”[8]55还有材料说，“奥勒留就几项任命，亦即设立四个哲学讲席：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征求赫罗德(Herodes)的建议。”[9]195由此可见，学园派这一概念的内涵在马可·奥勒留的时代已经发生变化，与“柏拉图主义”这个概念趋同了。
奥古斯丁所处的时代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夕。奥古斯丁在《反学园派》中既使用“学园派”，又使用“柏拉图主义者”这样的称谓。[1]Ⅲ，ix，18，pp.63，81，82他显然已经看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提到老学园、中期学园和新学园的哲学家时，他称他们为学园派哲学家，而在提到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主义者时，他就不再称他们为学园派哲学家。“学园”既已不复存在，称继承柏拉图思想传统的哲学家为“柏拉图主义者”更为贴切。
到西塞罗为止，学园派哲学家从未称自己为“怀疑论者”(Skeptics)，整个古代世界亦称其为“学园派”，而从未称其“怀疑论者”。自称“怀疑论者”的是塞克斯都等新皮浪主义者。从奥古斯丁的《反学园派》可以看出，他对学园派学说的转述和批判关乎整个学园派，而重在新学园。新学园的哲学家和怀疑论哲学家虽然有共通之外，但新学园派仍旧要求遵从苏格拉底的教导，依据理性生活，而怀疑论者连理性都要抛弃，两者有根本的差别。将新学园派的怀疑主义、皮浪主义和以后的怀疑论思潮合称为“古代怀疑主义”(以与笛卡尔等人开创的现代怀疑主义区别开)，认为他们在哲学的所有重要问题上持有一套共同的观点，这种意见虽然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有致命缺陷。[10]pp.81-103我们对学园派怀疑主义可以做专门研究，并与皮浪主义作比较，但将它们合在一起称作“学派”是极为不妥的。“学园派怀疑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学园派的思想原则不是怀疑一切，而是真理不可知。
奥古斯丁反新学园派，但不反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批新学园派，但不认为新学园派哲学家就是怀疑主义者，而是指出他们是不可知论者。“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固然有联系，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加以等同。怀疑论不等于不可知论，学园派怀疑主义与其说是怀疑论，不如说是不可知论。学园派的主导观点是不可知论的，而不是怀疑主义的。奥古斯丁本人面对学园派的不可知论观点时的态度则是坚持“事物的可理解性”(the intelligibility of things)或可知性。
最后我们来看学园派对奥古斯丁本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的思想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怀疑论是第二个阶段。“很难说这是一个独立的阶段，但把它单独标示出来，仍旧是有意义的。这时他开始觉得‘学园派’哲学要高于摩尼教。‘学园派’‘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真理’。这种主张正好迎合于他当时的心情和理智：一方面，他对摩尼教已不再坚信，但又无法彻底驳倒；另一方面，他对公教(安布罗斯所传的教理)虽然有欣赏的地方，但公教并不比摩尼教更好，双方是旗鼓相当；那么异教哲学家的见解呢？因为他们‘不识基督名字’，奥古斯丁也并不信任他们。所以奥古斯丁这一阶段的思想状况，处于‘信仰真空’或‘信仰悬搁’状态，是一个‘怀疑论者的生活’。”[11]118
这是对奥古斯丁思想发展历程的一个分析。但奥古斯丁的《反学园派》恰恰告诉我们，学园派的主导思想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不可知论。“这些学园派哲学家没有断言，人一定不要表示赞同意见，除了涉及那些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智慧不是无(nothing)；因此，当他既知道智慧又对智慧表示赞同意见时，聪明人既不会一无所知，也不会不对任何事情发表赞同意见。”[1]Ⅲ，xiv，32，74奥古斯丁本人在他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思想状态是怀疑主义的，但他此时成为一名怀疑论者不是学园派思想影响的结果。对奥古斯丁思想产生影响的是学园派的真理不可知和可能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促使奥古斯丁去关注确信(certitude)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奥古斯丁解决自己的信仰问题扫除了障碍。这一思想过程在《反学园派》中有清晰的表述：“无论他们真正的学说是什么，只有神能知道，然而我认为这个学说是柏拉图的。为了能使你们能够简洁地听取我的未加修饰的关于人的智慧的陈述，我承认我没有理解它的性质。然而，尽管我现在三十三岁了，我不认为我必须对获取智慧绝望。在对所有人认为好的事物表示藐视以后，我已经开始起步努力寻找智慧。学园派的学说一点儿也没有阻碍我去完成这项重要的事业，我相信，凭着你们的这个论证我已经加强防御以抵抗他们的学说。但是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已经受到权威和理性的双重激励。因此我确定我决不会离开基督的权威，因为我没有找到其他更可靠的东西。”[1]Ⅲ，xx，43，82
学园派是晚期希腊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学园派在罗马帝国时期走向终结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奥古斯丁对学园派的批判实际上告诉我们，如果在真理问题上持不可知论的立场，进而怀疑真理的存在和可知，那么坠入怀疑主义的泥淖也就不远了，而要想避免这一点，必须揭示真理的双重来源——权威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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