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合法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合法性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执政党的合法性是执政党凭借非权力因素和非暴力手段，通过其意识形态、纲领政策、组织架构、执政绩效及其公众形象的积极影响，使民众出于自觉或自愿主动接受执政党的执政和领导地位的能力。从维护政党的政治功能来说，“如何维护和加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更是执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胡伟：《三个代表：党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坐标》，载《探索与争鸣》2000年第10期）本文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关注世界政党兴衰成败，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紧跟时代发展，为维护和加强执政党的合法性所作出的最具权威的理论诠释。
一、政党的合法性：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话语
任何政党体制下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上台执政，至少有足够的理由得到国内相当部分民众对执政党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证明自己执政具有合法性：无论是来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还是来自经济基础（经济增长）领域的；无论是取决于纲领政策的价值取向，还是取决于民众利益的满意程度。执政党为了寻找在本国更多的合法性，往往从理论和现实中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既合乎民意又顺应潮流的“非我莫属”的特殊政治组织。然而，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为增强执政基础和巩固执政地位，执政党又必须与时俱进地调整自己的定位和纲领政策，在变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中寻找新的合法性解释。这是政党政治运作的一般规律。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其一，学术界对政党运作及其绩效的质疑，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政党政治自产生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同时，政党政治的发展是在争论中逐步成长起来的，人们从政党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开始怀疑和排斥政党，对政党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指出，早在18世纪，政党被视为朋党倾轧的工具，有损于社会及政治的团结；在19世纪及20世纪初，政党被视为贪污腐败，过分垄断。20世纪初，俄国著名政治学者奥斯特洛果尔斯基在对英美两国政党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后，认为英美政党组织存在严重的病态，“损害了议会政府的作用，歪曲了代表制原则，使议会和公众舆论之间的关系陷入危机”（《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1965年出版，第1784页）因而提出要限制和取代政党。德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米切尔斯在《政党：现代民主制度寡头倾向的社会学研究》中大胆地宣称：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哪怕是信奉民主意识形态的政党，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强烈的寡头政治倾向。社会学的开山鼻祖马克斯·韦伯也是千百万个对政党合法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政党有一种变得严重官僚化的趋势。尽管这种怀疑和反对政党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在理论上对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系统研究，有利于政党政治在批评和反对声中得以健康发展。在中国学术界，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的《政党的危机》的公开出版是关注和系统研究政党合法性的一个标志。这种关注和研究并不是单纯的理论假想，而是对政党政治运作活动表现出的“双重性”的一种肯定。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为出现党派而忧虑”，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叶利钦的“政党是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从邓小平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无情批判到江泽民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2001年9月30日）的告诫，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进行的思考。
其二，执政党对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反应迟缓，暗示执政党确实存在合法性问题。执政党对时代和环境变迁反应的迟钝、执政绩效不明显及其执政过程中自身表现出来的消极腐败现象，使执政党隐性合法性问题显性化。当一个政党对本国所处的环境和自身存在的问题缺乏必要的预警和应对时，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多重因素引起的权力的分散和转移，把政党推向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表达，要求政党在纲领政策的调整和意识形态上有包容性，变化中的执政党对自己能否吸引更多的选民支持感到胸中无数，甚至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政党是以掌握权力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如果长期与权力分离就会对选民缺乏吸引力，最终就会“销声匿迹”；政党为长期掌握政权而不择手段时，又容易进入金钱政治丑闻的怪圈，从而被逼下台。一边是外界的压力，一边是内部的矛盾，内外交困必然使它们缺乏充分的理由来阐释自己的合法性。迫于生存的压力，执政党不得不在理论和实践中寻求新的“说法”。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权威政党体制的“大地震”，引发了全球多党制浪潮，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执政党的合法性的思考。日本自民党在经历政党的三次分裂以后，担心遭到选民的彻底抛弃，感到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台湾地区的“百年老店”国民党在历经三次分裂（新党、亲民党、台联另立门户）后，心有余悸，谈“党”色变。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越来越多的选民因厌恶政党政治，不愿参加选举，险些不能产生法定投票人数，形成了“民主的嘲讽”。黑金政治、金钱政治、权色政治，使相当多的政党一蹶不振。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看来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
其三，推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现代化，证明执政党已经在寻找新的党的合法性来源。化解执政党的风险，避免执政党执政的危机，寻求民众的支持和认同，推动自身改革，实现自身建设的现代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执政党寻求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自政党产生以来，政党改革一刻也没有停止，但是明确提出政党改革，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事情。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资本主义推行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对意识形态的革新，那么，50-60年代原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模式探索，就是政党改革的另一种尝试。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要把共产党改成“全民党”，也是期望对共产党进行改革。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公开地把对党的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尽管戈尔巴乔夫最终把共产党自身的改革引向了死胡同，但其本人提出的党的改革的观念和意识却越来越多的政党所接受。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党从苏联东欧共产党改革的教训中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政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就主张对工党进行改革，提出“新英国，新工党”的口号，并按照革新的思路对工党进行了重新的包装和改革，沉寂14年后成为执政党，并于2001年5月，再次连续执政。受英国工党改革的鼓舞，德法等国社会党经过革新后也先后执政。政党改革同样在亚洲许多国家引起了共鸣。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积极推动自身改革，对过去的信条、政纲、任务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首先是明确给“专业集团”加上“党”的称号，实现了“新的转型”。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领导新加坡完成社会转型后，也迈出了政党改革的步伐。从这些执政党的改革中，我们有理由推论，这种改革的目的就是在适应时代和环境基础上为执政党寻求更多的合法性。
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前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浪潮推动下，以摆脱殖民统治、谋求民族独立为己任的革命党先后获得执政地位。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成功转变，其最有说服力的是意识形态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鸦片战争以来，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封建统治者和取而代之的北洋政府由于无法解决民族独立和统一问题，威信扫地，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国民党政府上台执政后，推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在解决民族独立、主权完整问题上的无能，特别是自身的严重官僚化，使近百年来屡受创伤的中国普通民众彻底绝望，其合法性问题也受到朝野上下的怀疑。中国共产党在苏俄共产党十月革命成功的鼓舞下，以其最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实现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推动中国民生进步和民主发展为首要目标，承诺领导中国走向大同，令在苦海中挣扎的中国民众耳目一新。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民众的支持，其合法性逐步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同。这种合法性一直伴随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执政。由革命党到执政党，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发展。环境和任务的变化，使执政党在兑现最初政治承诺、满足中国民众对民族独立要求的基础上，必须再次通过开发、配置新的资源，为自己执政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解释。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标新立异”和对经济增长的执著追求，就成为执政党新的合法性主要来源。
首先，意识形态是政党的一面旗帜，是政党组织、号召和凝聚人民群众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精神武器。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培育和建设，自成立之日起，就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始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党才不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应当说，在1978年以前，我们党主要是把意识形态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在刚刚获得民族独立和受到外部封锁的特殊历史时期，强化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灌输和导向作用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因此“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两极国际政治格局，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的“非此即彼”思维，第三世界日益兴起，支撑和强化了中国人民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深信不疑。从“坚决倒向社会主义苏联的一边”，到“勒紧裤带振救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类”，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对我们的意识形态产生过任何怀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也成功地运用其“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和平的方式对全球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以其务实的价值取向，在全球利益调整和重组中受益，获得了快速发展。全球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警醒起来。自70年代末以来，经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进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果断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集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突破口，在实践中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执政党在意识形态的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创新，是执政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获得新的合法性来源。
其次，谋求长期执政的政党只有以经济增长及其取得的绩效为主要途径，真正实现党在革命时期的承诺，满足民众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条件，才能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基础。近代社会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和人口众多一直是我们的特殊国情。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和强烈愿望，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不同的表达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党才能在国际形势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中居于不败之地。70年代末，邓小平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之后，告诫全党：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982年8月，他还当面对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如果国际上有人将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打完仗再搞建设。公开向全世界人民传递了中国要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坚强信心，表达了任何人都不能干扰和动摇我们党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的改革开放，使执政党尝试到经济增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变迁，也使执政党坚信：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增长的执著追求能够给中国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正是这种自信和坚毅，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承诺，促使中国人民的极大兴趣和史无前例的参与热情参与经济建设。20多年来，执政党领导的中国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们党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中国承受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十几个国家丢掉了社会主义旗帜，几十个实行权威政党体制的国家纷纷改头换面。但是，我国由于紧紧抓住了经济增长这个关键，我们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消解了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执政党的威信由此得到极大提升。正是由于执政党对经济增长的不懈追求和经济增长产生的绩效，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为执政党赢得了很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基础，同时也得到西方政治势力的认同和关注。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态势，西方社会抛出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成为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所生成的积极影响的逆向回应，也说明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产生的示范效应表示恐惧。
再次，对意识形态的深信不疑和经济增长的不懈努力，成为我党最宝贵的财富。始终坚持信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执政党获得了来自历史和正统社会的肯定和认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使执政党获得了来自现实和开放社会的共鸣和反响。两者的紧密结合，为执政党执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理解，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支撑。在执政党绘就的恢弘画卷中，随处可以感觉到执政党对合法性的追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打击犯罪；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一方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要求讲新话。能否主动地跳出政党的“历史周期率”，关键在于政党是否善于与时俱进地为自身寻求合法性解释，从根本上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
三、“三个代表”：中国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新的合法性来源
当历史的车轮风驰电掣般驶入21世纪时，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世界上许多政党对此惶恐不安。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手段、以跨国公司为主力、以新技术革命为推动力、以地区一体化为依托的全球资源共享的国际潮流，使世界各大执政党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即：执政党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些因循守旧的政党纷纷下台，而另一些善于革新的政党频频执政。世界范围内执政党的兴衰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格外关注。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忧心忡忡地告诉全党：“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江泽民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党”的逻辑出发，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党的建设的现实情况，总结了全球执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认真履行和实践邓小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的政治交代，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的结合点的分析入手，得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就能够永远立足于不贬之地”的经典结论。“三个代表”有力地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对执政党存在的误解，消除了部分民众对执政党存在的疑虑，从五个方面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
其一，抓住第四次全球利益分配的时机，承诺始终代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经济增长及其绩效所产生的合法性。从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来看，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先后使世界进入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微电子时代、网络时代。在不同的时代，全球利益分配都将进行重大的调整，一些世界大国在全球利益分配中“潮起潮落”和兴衰更迭。在前三次全球利益分配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都失去了参与全球利益分配的机会。在网络时代，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将面临重大的调整，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将重新洗牌。只要能够使中国在全球棋局中成为赢家，执政党就能够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执政党为有机会参与全球利益分配，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经过15年的奋斗，终于在2001年12月取得参与制定全球利益分配规则的主动权。执政党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政治承诺中，以追求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手段，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决心和信心来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为了使执政党能够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民众的更广泛支持，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的，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这再次向中国人民暗示，执政党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不容置疑，从而回应了部分民众对执政党的猜忌。执政党坚信，只要抓住经济发展的关键，才能抓住“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的关键”，才能使执政党获得来自于经济增长及其绩效产生的合法性。
其二，面对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各种思想的交锋，宣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文化层面和历史层面的合法性。建立在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基础上的文明冲突以及基于在不同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思想交锋，一直是长期困扰执政党对自身意识形态定位的重要因素。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各种思想的交锋，经过各国人民的选择、取舍、阵痛、沉淀，逐步融合出越来越多的中西文明和价值共同体。国外政党的意识形态中间化趋势，为我们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务实化选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系。按照“三个代表”对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运用，使执政党坚信：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飞跃及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的“中国特色”，可以在秉承“贯通中西，博古通今”原则下逐步走向具体和务实。“三个代表”理论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新，在反映先进文化和尊重中国历史传统上找到最佳结合点，使基于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利益诉求的中国民众都能从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有了新的现实来源。
其三，根据转型期阶层群体利益出现多样化趋势，重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于充分发挥政党独特社会功能的合法性。目前全球不存在超阶级的政党，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层利益的。当这个政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便成为联系政府和民众的桥梁，成为不同阶层群体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工具。在现阶段，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不是把自己装扮成为某个单一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而是力图使自己尽可能成为大多数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保护人和代言人。在实行轮流执政的国家，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往往在多种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把它们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经过筛选、综合，反映到自己的纲领和政策中，通过执政来代表广大阶层和选民的意志。发达国家的执政党在这方面的新变化，揭示了执政党必须代表大多数阶层利益的基本规律。中国不是搞轮流执政的国家，但是执政党要实施自己的政纲，首先必须想方设法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否则就不能兑现自己对人民的政治承诺。从短期内看，如果执政党不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也能够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但从长远看，如果不能兑现自己的政治承诺，就很难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甚至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针对阶层的新变化，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这是执政党克服和避免自身合法性危机和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普遍做法。
其四，针对因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而带来“政绩合法性困境”，（享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58页）决心完善民主法治和维护社会公正，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民主政治层面的合法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外向度越来越高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政党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干预能力将逐步削弱，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指标的行政指令会让位于市场决定。如果一味把经济增长视作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础，不寻求新的来源，后果将不堪设想。日本、俄罗斯、阿根廷都出现过因执政党对治理经济不力和无法满足利益群体的要求，最终被逼下台的悲剧。中国共产党要避免单纯依靠经济增长而带来“政绩合法性困境”，必须针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和不稳定因素增加的现实，在解决社会公正和民主法治的问题上，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很显然，贫富悬殊和利益分化，在短期内只会扩大，不会缩小；经济市场化的取向，将会使越来越多的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追求政治权利。这是我们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如果民主法治和社会公正难以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就会杂乱无章，最终出现新的“合法性困境”。“三个代表”理论中对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的承诺，就是基于这种思考提出的。如果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犹豫不决，当人们的利益满足和预期受挫时，执政党就很可能成为人们宣泄心中所有不满的唯一目标。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失去执政党资格的。
其五，推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现代化，发誓解决权力腐败、重塑执政党廉洁形象，为执政党长期执政寻求最基本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基础。执政党缺乏合法性的主要根源首先在于政党腐败，而政党腐败不外乎是管不住金钱和权力。在权威政党体制下，执政党往往因为缺乏执政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通常以追求和依靠权力来维护执政地位，甚至堕落成为一个只要权力，不要民众的特殊利益集团。苏联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在东方文明传统中，精英政治颇受民众的欢迎，但精英政治是建立在对精英完美人格的崇拜上的。如果对精英的遴选缺乏相应有效规则，走向腐败和专断就不可避免。执政党只有在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之下，才能摆脱腐败的困扰，最终使民众增强对执政党的好感和认同。如何保证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之下？如何科学地划分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职能？实现党政职能分开，推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现代化，是唯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