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与重构——绪言：界定、语境、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绪言论文,语境论文,重构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5年因为拥有“寻根文学”与“新潮小说”两桩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现象，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转折年代。尽管文化寻根和先锋意识对其后作家创作视界的启示效应难以估量，而且在其后诸种文学形态中始终顽强地闪现它们的残迹，但是，作为具有明确界限的文学现象，它们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而受其恩泽、悄然发生于1986年的“历史”小说，几经形变，起伏沿续到至今，形成近十年一种令人瞩目的小说创作趋向。为了便于辨析这种小说趋向，本文名之为新历史小说。
新历史小说是个外延宽泛的界定。本文所涉及的作品按四个阶段排列，大致出自以下这些作家：起始期的1986年，有乔良、张炜、莫言和周梅森；1987年的先锋作家有洪峰、苏童、格非、叶兆言；1989年形成的新历史主义作家群，包括苏童、格非、余华、叶兆言、刘震云、刘恒、方方、池莉、李晓、杨争光等；1992年之后的家族小说作家，是李锐、陈忠实和张炜。其实，这些作家的作品仅仅是新历史小说的一部分，本文之所以选取他们的小说，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公认的代表性，他们的作品足以成为新历史小说趋向的明证，也基本上可以显现新历史小说的轮廓及意向。仅从上述作家的名列就可发现，近十年来大多被认为具有创造力和希望的作家，都不可抗拒“历史”的引诱力，“历史”成为近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文学场域。故此，对这种文学趋向的梳理和检视，可以从一个主要侧面把握这个时段小说的动态，从中窥见出整体的创作心态和精神底蕴，以及投射在这些作品之中的社会心理、文化思潮。
试图给新历史小说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因为它作为一种创作趋向，本身处于不定的状态，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显现出不同的形貌，即使同一个作家也是如此，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与《妻妾成群》，其形貌与内蕴就差之甚远。而且，无论他们是主动逼近历史，还是被迫循入历史，除了在离弃权力话语的否定意义上不约而同之外，没有一个统摄群伦的中心意向，这是一种纯粹个人记忆的历史叙事。因此，我们最好是从新历史小说与已往及同时代的历史小说的比较中辩别它的新质和特质。
首先，新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文学理论的狭义的历史题材小说。后者指依附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史实来构筑小说故事与情节框架的历史小说，这种传统意识的历史小说追求“历史的真实”，其指涉的对象是真实的历史世界。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到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再到晚近唐浩明的《曾国藩》等等，都属于这种历史题材小说，其主要人物与重大事件如此忠实于史料，以致于经得起史学家的考核、证实和说明。而所谓的“三分虚构”也必须受到具体时空下的人事的制约。新历史小说作家对叙述语言与曾经实存的世界是否具有图画式的相似关系表示怀疑，他们有时甚至把想象的随意性或虚构的偶合性直接地告诉读者，信不信则由你。故此，新历史小说指涉的对象是生活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世界是作家根据历史流传性而想象、虚构的世界。这种想象和虚构的生活世界有时甚至超越历史与现实生活层面，关涉到作家对人类生存状况、人类历史发展和人类未来等一系列问题的关怀与思考，因而在历史生活图景中查无实证。
其次，狭义的历史题材小说为了达到“客观真实”的效果，以免“时代倒置”的迷误，作家清醒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时间间距的差异，主动抑制写作时态的主观意绪，置身于历史世界之中，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揣测把握历史世界的生存情状。现时的经验和理性只是问题的出发点和思想制高点，从不简单轻意地把当代人的观念、情绪和心理推移到对象的历史世界之中。而新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有充分的自由度，各个阶段、各位作家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他们有的愿意构置一个与现时相对封闭的历史世界，如周梅森的《黑坟》；有的叙述者在历史与现实中来回穿梭，如莫言的《红高梁》；还有的主要凭借现时的感觉、冲动和情绪来激活历史的碎片，象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甚至有的把对过去的恐惧记忆和未来的忧思，想象性地置于徒有时间标示的“历史”之中加以演示，就象格非的《敌人》一样。故此，新历史小说作家面临着历史流传物，“既距往还，心亦吐纳”，他们在历史流传物中倾注心声，一展寓意之灵。历史世界融铸有现时作家心灵深处的悲哀与情怀，沉重与思索。对于新历史小说来说，历史与现时、记忆与当下的相互渗透并不是一种历史叙述的禁忌，是否逾越或怎样逾越都是一种叙事策略。这种充裕的自由度可以作为新历史小说的新质之一。
再次，从表层上看，新历史小说的生活时空大多限定在民国时期，少数小说如张炜的《古船》、《家族》与余华的《活着》等等涉及民国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史。但是，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作品，时空背景模糊淡薄，有的“历史”似乎只是布景或寓言，如格非的《敌人》。这种特质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性质上的区别。涉及民国时期的“十七年”经典小说，基本上属于“制造历史”的集体性叙事，不管作家的初衷和本意如何，它们描述的历史世界都必须重合意识形态话语所设定的先验意向性，小说的目的是产生知识效果，让读者接受“真实”和“必然”的历史信息，如《红旗谱》是关于农村阶级对立的知识，《红岩》是革命者道德品质的知识。因此作家为了求得意向性的清晰和全面，把历史世界置于明晰而有序的时空座标上，为了达到“历史真相”的“本质”，不惜隐蔽，遗忘历史其他的知识信息。而新历史小说属于个人性记忆的“写作历史”。民国以来的历史对于作家来说，原本就是历史的流传物，作家凭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情感记忆和价值取向与过去发生联系，因而他们的历史世界具有较大的虚拟成份，历史世界的时空基座既可以是明晰的也可以是朦胧的，并无须整体而通透地把握复现历史世界。而且，他们往往在历史世界的生活时间中植入现时态的叙述时间，在逼近历史本相的同时，渗入创作主体的个人价值情感或生活感悟，我们无法在杂象丛生的历史世界抽象出一统有序并涵盖整体的意向性。可以说，新历史小说的作家在“历史”时空找到了自由表现的天地，他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去理解社会生活、人类和自我，故此，对于新历史小说而言，民国以来的历史与其说是一个特写的历史时空，不如说是一个有无限可读性和再阐释性的生活世界。
不过，并非是所有的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也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可以构成吸引当代作家的磁场。尤其是对于被年龄隔离在“民国”之外的当代作家，他们根本缺乏象“十七年”年集体叙事的作家那样的亲身体验的生命记忆。因此，他们历史叙事的冲动或趣味就值得我们思索。
从新时期文学的整体观看，新历史小说是顺理成章的。创巨痛深的“文革”记忆使新时期文学初始，就是对生命“伤痛”的“反思”，作家由“文革”到“反右”再至“土改”，在历史隧道中一步步回溯掘进。至八十年代中期，在寻根文学和先锋意识的启迪下，作家或许醒悟，在历史世界中仅仅靠线性因果逻辑很难获取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而民国历史倒是他们满足自我表现、回避现实困惑的最佳场所，因为这段历史本身就是浑浊混乱的年代，也是被意识形态遮蔽得最深的领域。他们在这里既可以获得表现欲望的自由，又可以得到解构历史的快意；既可以触及到现实的问题，也可以寄寓当下的体验。因此，他们的作品就不限于原来反思小说的通过历史理解现实，还包括依据现实复活历史。这种结局也许是反思文学作家始料不及的。
一般而言，历史是相对稳定的世界，而现实则是变动不居或稠密不通透的生活世界。可近十年文学却一反常态，急剧变换场景的现实在小说中没有得到充分的映现，而“历史”却充斥着各种生活的可能性变幻。只要愿意，我们便可以在新历史小说中找到当代社会心理及个人内心颤动的种种迹象，如转型时期的困惑感，价值失范的危机感，以及由之引发的命运难握生命无常，急迫地寻觅精神的安身立命之地，等等。这一方面与特定的文化语境相关，如1990年左右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他们遁入“历史”之中是迫于权力话语的强势。在无法在意识形态背景下与公众对话的情境中，把“讲述话语的年代”缝合在“话语讲述的年代”中，在一个远离现实而不为权力话语完全排斥的“历史”空间满足个人想象的欲望，把“历史”看作是对现实性体验的一种隐喻性映射和转嫁。
另一方面大概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沉积。西方自从历史与小说的联姻关系解除之后，历史对小说作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弱，除非像“二战”这样无法抹去的心灵巨创。而历史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比重，怎样估计也不过份。“六经皆史”，经不如史。正如黑格尔所说：“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华民族那样拥有数不胜数的历史编纂人员。其他亚洲民族也有古老的传统，但不是历史。”〔1〕当然， 当代人对历史伦理上的教化和政治上的取鉴资治没有多大的兴趣，但只要权力话语把历史与叙述纳入庄严、神圣而具有神秘威慑力的关系之中，就会产生解构颠覆庄严与揭示历史欺骗的文学创作动源。新历史小说作家没有意识到，他们用个体性记忆颠覆与重整“历史”，让历史崇高圈显出原形，表面上是对民族文化意义权威的挑战，据说这种挑战还有后现代主义理论根据。实质上他们坠入别一种形态的历史叙述，并没有摆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与历史情结的关系，也没有挣脱用返顾历史的方式解决生活世界问题的思维模式，他们身不由己地沾附在文化心理的渊源背景上。
也许，新历史小说作家拒绝认同“阿谀的英雄主义”史诗的文化姿态，只能看作是他们脱离政治依附的文化抉择，而不能作为他们的创作特征，因为摆脱政治文化的统辖是当代文化的一种主要趋势，渗透于各种文学样式。可以说缺乏规整性的个体性历史记忆才是新历史小说的创作特征。这种特征从新历史小说的肇始时期就形成。周梅森的《黑坟》尚是一部具有过渡痕迹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企图在历史世界寻求一个由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个人的生存欲望组成的多层结构的“合力”，显然没有彻底消除黑格尔的影子。而乔良的《灵旗》，对叙述语言能否通达真实的历史世界表示疑虑，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三个叙述视角中显示出不同的影像。张炜的《古船》极力贴近历史本相，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着这个残酷的历史世界。而莫言的《红高梁》以野性浑浊的生命力激活历史的断片，召唤生活世界中生命力退化的现代人。可见，他们联结历史世界的记忆通道各不相同。即便他们联系过去的感知方式和价值情感相似，他们的历史世界也会因作家切入的视角或艺术个性的差异而形貌迥异。而且，新历史小说的历时形态各异，先锋派陈示破碎性的历史，家族小说构筑价值意向的历史世界。因此，面对着由鲜亮个性构成的繁纷各异的历史记忆，企盼凭借某种现存的思想体系整合它们，可能会远离它们的初衷和本意以致脱离研究对象，从而陷入一厢情愿的虚构。鉴于新历史小说的这种不规整性特征，本文把这个创作趋向分为四个阶段，具体把握它在每个阶段的基本概貌及主要问题，勾勒它的走向与变异。而且在每个阶段的追踪阐释中，侧重文本的分析，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它们的意向及效应。
任何历史叙事都是开放的，每个人只能在历史叙事中读出他所关注的侧面。本文把新历史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叙事文本去读，也是如此，其盲区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就象“历史”的召唤使新历史小说作家难以抗拒一样，本人也难以抵制新历史小说的魅力。
注释：
〔1〕黑格尔：《东方世界》， 载《德国思想家论中国》P14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