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地理学论文,研究进展论文,边界论文,效应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当前，国家边界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2]，它是指国家领土相接触的线，是一条“没有宽度的线”[1]。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边界的内涵及其对经济要素的影响逐渐发生变化，导致近20多年来涌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从经济地理视角对其进行深入诠释。回顾这些研究进展，对在我国深入开展跨边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西方经济地理学文献回顾边界效应研究进展。从边界经济意义出发，分析边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介质属性及其变化，并提出当前我国深入地区经济合作中需要重视的边界区位研究议题。
2 边界和边界效应的定义及研究范畴
2.1 边界和边界效应的定义
边界是划分不同政治实体及其管辖地域的政治地理界限[3]。英文文献中“边界”一般具有两种含义，即边境（Frontier）和边界（Border）[4]。边境（Frontier）是一个不清楚的外向型前缘和外围地带，而边界（Border）具有限制的含义，指区分地区间的“线”及其周围的区域。一般地的，区域边界的级别或层次越高，它的政治、经济职能越强。本文着重分析国家边界的介质属性。国家边界用于确定各国之间的领土范围，是一条划分一国领土与他国领土或国家管辖范围之外区域的界限[2，6]。
然而，国家权力的存在使边界对跨边界经济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称之为“边界效应”[4，7]。根据边界的介质本质，边界效应可为“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3－4，7]。从边界的封闭属性来看，屏蔽效应是指成为阻碍空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用。国外学者通过比较国内区际贸易量和国际贸易量的差异指出，边界的屏蔽效应表现在“国内区际贸易量远超过国内与国外地区之间的贸易量”[8－9]。边界的开放属性则表现在国家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物质、信息的交流，边界作为两国间的中介面，表现出其中介效应。
2.2 边界效应的研究范畴
边界效应是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全球化进程使经济要素突破了国家边界的束缚。同时，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也使国家边界效应随之发生着变化。Niebuhr对边界效应进行总结[10]，他从边界的外部影响的视角对边界效应进行分析，指出边界的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边界效应中屏蔽强度的分析，研究国家边界的屏蔽效应对国际贸易流量的显著影响；二是边界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及其潜力分析，通过研究边界区域可达性来评估一体化区域的边界空间发展及其市场潜力。从边界的内在本质角度，梁双陆对边界效应研究进行回顾时还指出，一体化过程中边界效应的转化也是边界效应分析重要内容[7]。这3个方面基本界定了边界效应的研究主要范畴，并集中体现了边界的经济空间属性。此外，从这些议题出发，学者们对边界效应的产生原因、边界地区经济合作模式[3－4]等问题都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
3 边界效应研究背景和发展过程
3.1 边界效应研究的社会经济背景
封闭经济时代，国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享有排他性权威，国家边界代表一国主权与行政控制所达到的范围，是国家主权在空间维度上分界线[1，11]。这使生产要素的跨边界流动较少发生，边界地区被认为是不发达的区域和经济活动的障碍[12－13]。因此，有关国家边界的研究过去很少进入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大背景的变革，国家边界地区的区位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相关研究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地理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推动了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对跨国资本流动的控制”鼓励并直接导致全球化的深入[14]，这使得资本要素脱离了国家边界的控制，其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15－16]。在这一进程中，国家作为“文化、习俗和制度的容器”、“管制者”、“竞争者”和“合作者”逐步融入“一个由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运行的、分异性权力关系组成的世界体系”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地产生联系，国家的一些力量正在被逐步削弱。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深入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为边界赋予了深刻的经济、制度意义，一国能够将触角更加容易地深入到其他国家内部。一些城市，甚至城市的一部分，表现出节点的作用，跨边界“次区域”合作逐步发展，一体化集团不断出现[4，7，17]，这使国家之间界限更加模糊。近年来，随着国际多元化合作的开展，世界各国利用边界的特殊属性和边界效应在国家边境地区设立特区，扩大与邻国双边合作，进行次区域合作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了各种形式的一体化组织，带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和国家边境地区的发展。截至2008年底，仅区域贸易协定组织（包括计划中和正在谈判中的）数量已达421个[18]。这些合作实践也为学者深入研究边界效应提供了新的案例和视角。
3.2 经济地理学边界效应研究的发展过程
伴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地理学对于边界及边界效应的认识和研究逐步深入。
传统区位理论假定了消费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并在空间均匀分布。边界作为两种经济体的界限，在封闭经济体系下表现出屏蔽效应。L
sch将边境区看成是“在复杂困难条件下的经济区”[12]。他认为在政治边界与经济边界不相一致的情况下，受政治边界效应的影响，市场区将发生变形，市场区的扩张将非常困难。Hoover指出，生产者布局倾向于规避边界地区，因为其带来的贸易壁垒将削减市场范围[13]。边界是市场空间的障碍，它扭曲并分割了市场，使边界两侧经济联系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加大，成本增加，并将对边界地区企业的市场潜力产生负面影响。
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壁垒的减弱促进了国际产品分工的过程，使边界更具活力。Rauch指出，口岸城市由于具有便捷的可达性和低成本，使其在与外国市场联系中更具有吸引力。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边界体现出中介效应。他认为，接近外国市场对出口型企业而言是重要的优势，尤其是贸易活动更多地是经过边界城市、口岸并跨越国家边界来展开，从这个角度来看，边界地区对吸引外向型企业更具优势[19－20]。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向2个方向发展。一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二是地理学的文化和制度转向。这些变化被地理学者称为“新经济地理学”[21]。前者是以Krugman为代表，主要运用基于假设的数学模型，对经济问题进行空间研究。而国际贸易和FDI引领着跨国经济要素的交流，为西方学者利用了数学模型对边界效应展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依据[22]。这一视角认为，边界的开放和贸易的自由化会影响到运输成本，方便跨边界的要素流动，从而在国内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这2个层次上产生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23]。并认为在开放状态下，经济一体化使边境地区从“边缘区”转变成为“核心区”，成为“中心边界区”（Central Border Region），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临近性、市场潜力和市场规模，吸引要素向边界流动[10，23]。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经济假设”本身产生质疑，导致了经济地理学的文化和制度转向。近年来，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时空压缩”，降低了经济要素空间转移的摩擦力[15，24]，使企业更容易穿越国家边界进行投资和垂直管理。这样，跨国公司能够将其子公司“嵌入”到东道国国家内部，国家容器在这一过程中更容易被“渗透”[15]。
区域一体化理论则指出，一体化区域内部生产要素可以更为便捷地穿越的国家边界，而一体化区域与其外部的边界效应仍显著地存在[25]。在这种背景下，学者们对于边界研究日益加强，并对边界效应内涵及其影响的理解产生了深刻的争论（表1）。
4 边界效应研究主要议题
4.1 国家边界的屏蔽效应强度
边界效应的强度是边界效应实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其核心方法是运用重力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国内贸易流和国际贸易流进行比较研究。一般的，可将屏蔽效应概括为显性和隐性2个方面[26]：显性影响主要指与国家贸易政策相关联的壁垒，隐形影响指由于社会、文化、习俗等差异导致的交易成本。McCallum开创性地采用了加拿大边境各省与美国各州之间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这项研究最广泛地被后来学者引用[9－10，22]。在此之前Brcker也利用重力模型对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内部国家间贸易流进行分析，其结论是国家边界对贸易具有显著的屏蔽效应[10，22，27]。利用重力模型的计量分析，西方学者对加拿大—美国贸易、OECD国家以及欧盟国家之间的边界屏蔽效应的强度进行分析[9－10，28－33]。McCallum和Helliwell对加—美边界的测算结果是国内区际贸易量约是国际贸易量的20倍左右[9，28－29]。Wei和Olper等对OECD成员国之间贸易市场进行的分析[30－31]，以及Matthias采用法国和德国的地区间物流数据[32]，Brcker对欧盟国家贸易流量的分析[33]，均得到边界对贸易产生影响的显著结果。此外，Requena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边界效应在产品差别程度高的产业更大，中间产品贸易的国内边界效应比最终产品贸易大2倍，并且企业集中的地理条件将明显地减弱边界效应[34]。
同时，西方学者对边界屏蔽效应的分析也比较了区域一体化前后的强度变化。Helliwell分析指出，加拿大和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FTA）之后，边界的屏蔽效应有下降趋势[28]，但仍显著存在于国家之间。Kei- MuYi也指出，在贸易模型中，边界效应只与高商品替代弹性和显著的国家边界障碍有关系，并通过一体化条件下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测算，边界的屏蔽效应显著地小于以往文献结果[35]。Nitsch、Head等对欧盟国家的研究也证实区域一体化进程使得边界的屏蔽效应显著降低[36－37]。Anderson等利用美国和加拿大间的贸易流量进行分析，进一步对边界效应进行理论扩展，他们指出国家经济规模越小，自由贸易协定下边界效应下降对国内贸易的促进作用越大[38]。
大量实证研究指出，尽管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减弱了边界对贸易的影响，边界的屏蔽效应仍显著地存在于国家之间。由于区域数据选择的差异和对重力模型设定的不同，使测算的屏蔽效应的量级有所差异，但是边界效应的存在是不可忽视的。
4.2 国家边界地区的一体化效应
一体化区域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内部资源利用效率，消除阻碍货物与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以及集团成员间一切以国际为依据的歧视[25]。边界地区的一体化效应是指“边界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能够改变原有区位劣势，创造出对外部市场的接近优势”[39]，是边界中介效应的一种集中表现。而大部分有关一体化对边界地区影响的实证研究，是基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进行的。Elizondo等认为，区域一体化使国内市场的重要性降低，国内市场的中心性和吸引能力下降，边界地区对经济要素的吸引能力加强[23]。Venables指出，与全球生产呈垂直联系的企业更有可能向国家边界地区迁移，这些跨国界生产的经济活动具有在国家边界地区集聚的动力[40]。因此，区域一体化提高了市场接近性、市场潜力和市场规模[39]。边界地区的内部市场将会扩大，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向边界地区流动。这些地区将被塑造成“中心边界区”[10]。Hanson深入地分析了美国—墨西哥边界地区的发展状况，提出边境地区从一体化协定中收益的假设[41]。他指出，20世纪70－9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41－43]：美国边境城市多数产业的就业迅速增长；墨西哥的工业中心逐渐向美墨边境转移；美墨边境地区形成跨境垂直分工网络。因此，边界地区作为“中心—外围”结构的外围地区，在区域一体化环境中有可能发展成为经济要素集聚的中心，成为两国经济交流的“接触带”。
但是，一体化对边界地区的影响并非同质[10]，对部分欧洲国家边界效应的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很多西方学者对联邦德国原东德和西德地区、德国和波兰边境地区的贸易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区域一体化对国家边界地区并未呈现出较好的促进作用[10，39，44－48]。Sander等指出德国－波兰边境地区交通通信设施严重不足，边境双方代理商信任度不高，使边境地区优势被抵消[44]。Barjak等[45]指出，德国经济转型造成的经济变动对边界地区发展产生影响。Heimpold[46]还指出，即使一体化使边界障碍消除，边界地区处于“外围”的区位劣势仍将存在。此外，国家货币的差别、消费者的产品偏好、文化差异等都将产生影响。
对于这两个地区的分析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影响边界地区一体化效应的因素。Hanson的一体化协定和贸易政策优势的观点和Heimpold、Sander等指出的边界地区的“区位劣势”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体化对边界地区的影响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边界的特殊区位，跨边界的经济合作一方面受到国家的强烈影响，表现出强烈的内向型，同时也受到外向型经济拓展市场空间的影响。因此，边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属性总是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一体化合作中经济行为个体，这些都使边界在本质上具有复杂性[49]，从而导致存在显著差异。
4.3 全球化影响下边界效应的转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和信息网络的支撑下，生产、贸易、消费等活动已不再是被局限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跨越不同空间的区域与区域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公司于公司之间的一种复杂联系[50]。国家间联系的空间边界变得模糊，边界效应发生转变。
1998年5月，香港和大陆学者举行了“港澳回归后华南区域一体化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对跨边境的区域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一国两制模式的区域一体化研究》后来成为许多国内学者研究边界效应问题的基础[51]。学者们总结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对边界效应的研究指出，在全球化推动下，边界的屏蔽效应减弱，中介效应增强，边界有封闭型向半封闭型，进而向开放型演变。方维慰认为[52]，边界具有“隔离”、“接触”和“渗透”三项功能，“各种功能的体现和转化是由两国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边界地带作为国与国之间进行接触的前沿，“是资源、劳动力、产品、资金技术相互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它是一个特殊的地缘社会、经济系统，一体化趋势要求国家边界功能做出相应的转变”，从传统的“隔离”和“防御”向“接触”和“渗透”转化。汤建中等则指出，边界的“屏蔽效应是人为的，而中介效应是天然的”，两者随着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发生转变[3]。
全球化进程中，边界效应转化研究的另一个视角是对边界和无边界（borderless）的争论[53－68]，即边界效应是否仍然存在，边界本质属性是否发生变化。
市场机制变化、技术变迁导致的时空压缩深刻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并使边界效应的经济意义发生改变。特别是一些“激进”的国际经济学者和地理学家指出“世界正向着‘无边界’（borderless）的状态发展”[53－58]。他们指出，在这个“无边界”的世界里，个人的财富、企业、产业甚至民族国家都相互缠结在一起，使得在分析民族国家时不得不和国际经济环境联系起来。国家逐步失去了对资本流动的政治制度影响能力，而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得更加“无位置”（placeless）了。其结果是地理和国家边界的消亡，即世界的“无边界”化。“无边界”的积极倡导者之一——著名战略学家Kenichi Ohmae（大前研一）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资本、产业、信息流和个人都可以无障碍地跨国界流动的时代[54－56]。Yeung总结了Ohmae的观点[53]，指出“无边界”世界中，“国际竞争”、“产业发展全球化”、“信息和交通技术的革新”以及“消费者的定位”4个趋势使地方差异更加均一化[54－56]。由于国家和国家边界所起到的管制作用正在减弱，跨国资本变得“无位置”化，能够穿越国家边界并渗透到不同国家的市场中。国家失去了其作为仲裁者的角色，不能利用有效的制度在国界范围内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和经营。正如Ohmae在其《无国界的世界》中的极端陈词“在一幅政治地图上，国与国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然而在一张竞争图上所显示的，金融与企业活动川流不息的情况，使这些疆界已大多消失不见了”[54－55]。Newman在总结“无边界”倡导者的观点时援引Kuper、Caney等学者的看法指出，“无边界”的国家和“去疆界”的世界已经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混乱的世界[65－66，68]。Castells也回应了这个观点。他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无处不在正在摧毁以前由国家边界所提供的屏障[59]。国家边界以内剩下的只是构成一个国家的人民[60]。边界问题似乎正逐渐变得过时，甚至无关紧要。
经济地理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Dicken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较过去容易渗透，因而国家的地位正在被重新定义，尽管如此，国家仍在全球经济版图的塑造和重塑中起着重要作用”[15]。Cox在论述全球化时也强调，尽管全球化侵占了地方的空间，但全球化并未将地方的自主性完全侵占；相反，新形式的地方阻力呈现，促进了全球化和地方的对接及各空间尺度上的社会生活向多元化发展[62]。Yeung援引Evans的研究指出，全球金融一体化合作并非是国家力量的衰退和国家边界的消失，而是一种国家管制能力组合的表现[53，64]。同时，Yeung也争辩指出，资本是嵌入到社会生活的地理空间中的，因为资本不仅需要固定的基础设施作为保障，而且需要依赖总部发展战略优势，并表现出国家的属性[53]。因而国家边界并未消失，边界的中介属性突出出来。Newman强调，是边缘化的进程从不同尺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系统，而并非边界本身发生变化[67－68]，因此应当正确认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的效用。
不可辩驳的是，全球化浪潮下，国家边界效应发生着转化。国家间开放合作和关系改善使边界成为两国的“接触带”，区域一体化和信息流、资本流的全球自由流动使国家边界降低了屏蔽效应[68]。正如Dicken所言“当我们谈及全球化时，必须牢记他是一种趋势，而不是某种最终状态”[15]。边界效应的转化也是如此，它并不意味着国家边界的消失状态和一个“无边界”世界的形成。
5 边界效应研究的启示和发展前景
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国外学者对边界效应研究已经形成体系。国内对边界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积极推进沿边开放战略，随着我国加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积极和邻国开展双边（多边）合作，国家边界地区研究将具有广阔的内涵可以深入挖掘。但是，由于我国陆地边界集中在西部省区，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其经济水平、制度环境和边界发展状况与粤港澳地区以及国外存在着较大差异，决定了西部地区边界效应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国外的研究模式和思路。因而应当着重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5.1 边界地区集聚效应研究
区域的行为个体能够通过国家边界地区的资金、机会，以及边界两边工资、价格和制度规范等方面的差异进行获利行为[69]。因此，在一体化背景下，经济要素将呈现出向国家边界地区集聚的趋势。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内陆边境地区在中国对周边国家开放过程中形成了要素跨境流动和内地厂商向边境区聚集的趋势。以次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地区，边界地带的集聚效应更为明显，如广西东兴地区、云南瑞丽地区以及新疆伊宁地区等。因此，需要对一体化协作下国家边界地区的集聚效应、如何吸引要素集聚以及发展落后地区如何转变发展劣势等内在机理进行深入的研究。
5.2 边界地区合作模式研究
随着国家边界地区合作的开展，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对边界效应影响下的合作模式进行初步研究。汤建中等将跨国界的经济合作分为“通道型”、“边贸口岸型”、“开发区型”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3]。李铁立则以次区域合作为主要对象，深入介绍了一体化条件下粤—港—澳地区、辽宁—朝鲜次区域合作的发展[4]，并分析了边界效应对其产生的影响。但是，边界地区合作的研究大都从“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分析，只停留在合作内容和传统边界领域的介绍，缺乏制度层面、内在机理的分析。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资本、信息流动逐步加快，企业和产业逐渐成为边界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跨边界合作的主体。因此，深入剖析边界地区合作的经济机理，“自下而上”地探究边界效应对跨边界合作的影响及模式创新应当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同时，边境经济合作区、嵌入国家边界内部的出口加工区等“境内关外”模式逐渐成为东亚国家地区发展的主流方向，并借此以加快参与一体化进程。从这一角度探究隐性边界的发展模式也是未来边界和边界效应研究的重点问题。
5.3 边界地区制度和跨边界管治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指出，国家边界地区是地缘关系、政治、社会竞争复合的抽象化区域，这一地区的形成并非经济、政治、文化的简单组合，而是这些要素暂时或持久发挥效用的特殊关系的综合体现[49]。随着边界效应的转化，边界效应的影响呈现出较高的弹性[69]，并表现在制度、文化、种族等方面。因此，在一体化经济进程中，边界地区的制度建构和跨边界管治成为塑造边界效应和边界区位再造的重要制度手段，这也成为当前边界领域研究的热点。欧洲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实行了重要的边界地区制度建设和跨边界的管治[68－70]，并形成了不同尺度相互对接的管治体系[69]（表2）。
随着我国逐步参与区域一体化合作，跨边界交流日益增多，在国家边界地区也面临着不同尺度、不同级别的跨边界合作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边界地区的经济活动在资金获得、成本利益分享、地方资产提升、在国际竞争和政府关系中的定位等方面的管治逐渐成为塑造地区新发展格局的极大动力。这也是当前我国边界研究及边界效应研究欠缺的研究领域。因此，边界的特殊区位是如何体现这种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权力”的变化、“分权”以及“地方主义”的综合作用和管治模式创新值得深入思考。
本文引用格式：
王亮，刘卫东．西方经济地理学对国家边界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0,29(5):601－608.
收稿日期：2010－01；修订日期：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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