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与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新视角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贫困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什么是贫困？为什么会产生贫困现象？贫困是怎样发生的？对贫困现象的解释，既是理论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贫困治理思路的创新。本文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在对以往贫困研究的解释范式及其蕴涵的方法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视角。
一、既有的贫困研究范式与批评
从学术发展史看，对贫困产生问题的解释，早期主要有个人学派与家庭学派的解释。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开始对集中关注贫困者的个人和家庭因素的解释不满，于是以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的新解释范式应运而生。贫困的结构取向解释将贫困归因于既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认为贫困源于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占有，是一种“经济力”和“社会力”共同作用的产物，这是一种将贫困归咎于社会，谴责社会的解释框架①。马克思认为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度（经济结构）是工人阶级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贫困是由于社会角色分工造成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产物。因此，基于社会角色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是社会运作的一种常态，由此派生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也是普遍的、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贫困本身具有维护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正功能②。经济学家同样认为，贫困是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局部的、偶然失调的产物，是不可避免的，贫困具有调节劳动力供求的功能，即市场本身需要贫困③。因此，在这种结构取向的解释框架中，任何从结构角度提出的反贫困政策都是不可能真正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充其量只能缓解贫困的程度而已。贫困的文化解释范式则将贫困的成因归结于个人。在刘易斯、E·班费尔德等人看来，部分群体（地区）之所以走向贫困，在于其群体（地域）存在着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脱离的、格格不入的贫困文化（非道德性家庭主义）。这种贫困文化包括屈从意识、不愿意规划未来、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以及怀疑权威等，或者利己、家庭本位、排斥集体合作。而且，贫困文化可以通过贫困群体的内部交往而得以世代传递，从而使贫困者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④。总之，在这种谴责穷人的文化解释框架中，流露着这样的观念：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在于其拥有与众不同的亚文化。因此，贫困者要摆脱贫困，就必须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然而，由于贫困文化具有内生、自主发展的特性，因此在班费尔德、哈瑞顿⑤和D·莫伊尼汉等人⑥看来，依靠具有“贫困文化”的穷人力量来摆脱贫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贫困研究的结构和文化两种范式受到许多批评。其中，结构范式由于过多关注外部因素而缺乏对个体能动因素关注而受到批评，而文化范式又因存在概念的含混不清及逻辑上的矛盾、研究资料的不恰当、研究方法缺失，以及过度强调导致贫困的自身、心理和文化因素，忽视了有可能导致贫困文化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等缺陷而受到指责⑦。贫困研究的两种范式之所以各执一端，其原因在于受到其背后的方法论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对贫困的结构和文化解释两种范式产生的方法论根源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两种范式实际上是既有的、对立的社会学实体论和方法论的产物。借用吉登斯的话讲，这两种解释范式实际上是社会学传统的个体—社会二元对立本体论在贫困研究领域的再现：
首先，在“强结构而弱行动”的结构范式中，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经济学角度的解读，均认为贫困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产物。“几乎结构的方方面面，都会引起和制造贫困，而且结构的调整不能真正解救贫困”⑧。这种解释的背后实际上均隐含着社会本体论的假设：结构是外在于个体活动的实体性存在。在这种本体论的后面，隐含着这样的价值判断：贫困是结构的产物，结构是贫困形成的根源，个体的行动完全受制于外在的结构而不是参与结构的建构，个体对这种外在的结构制约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通过个体行动，经由调整结构对贫困加以治理不仅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贫困现象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常态，具有一定的正功能。于是，行动者个体在这种结构约束之下只能是消极被动的，其行为完全被社会期待、规范所限定，只是按照结构制度化过程中所内化的角色规范来行动。个体的行动没有主观能动性，个体的差异已经被忽略、不再是被解释的因素了。
其次，在“强行动而弱结构”的文化范式中，认为只有通过对部分人（贫困者）的行动才能解释贫困现象：通过个体的行动而产生不同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贫困文化，而这种由于个体行动而产生、内化的贫困文化具有生产与再生产贫困的自主特性。实际上，文化解释的背后隐藏着个体本体论的假设：贫困者是能动的、自由的、不受结构与制度约束的“自在”的个体。由此产生的价值判断是：贫困是个体自主行动的产物，是个体行为选择的结果。在这种谴责穷人的文化解释中，在承认个体行动具有自主性的同时，也拒绝了外在于个体的结构与制度对个体行动的影响。从而，个体只是一个如格兰诺维特所说的“非社会化”或“社会化”不足的个体而已。
尽管贫困研究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出现了某些程度的统一、融合趋势⑨，但从根本上两者依旧是对立的解释范式。在文化解释范式中，行动者是自主、能动的，结构（文化）是个体经过自主行动所建构的，而结构对个体的行动是无意义的。在具体研究中，该范式关注的是那些主要由规范衍生的穷人们已经习惯的内在因素：个人的动机、信仰、生活态度、行为特征等对贫困的产生、发展的影响，认为这些因素参与了贫困文化的建构，而正是这种独特的贫困文化塑造了贫困并使贫困世代延续。然而，这种解释范式却对现实中大量的由制度或政策派生的导致贫困的因素，例如市场机会、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种族主义、结构变迁等等视而不见⑩，即外在于个体的结构制约作用被忽视了。而贫困的结构解释范式则是社会学结构主义思维逻辑的典型产物：贫困是结构的产物。在解释人的行为如何受到结构的制约时，通常以人的所属类别来对人的行为加以解释。例如马克思在解释贫困的产生时，使用资源占有（生产资料）的分类方法区分资产／无产阶级，正是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导致剥削行为的产生和贫困现象的产生、延续。其他经济学的贫困结构解释也有类似之处。而在强调结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对贫困的塑造作用同时，个体行动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则被排除在外。从而，在贫困的结构解释逻辑中结构如何产生的问题成为一个无需证明、先验的命题，行动者在结构产生中的作用被抹杀了。
二、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从社会实体论转向社会关系论
在面对相同的议题和相同的事实时，贫困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往往有十分不同的解释，呈现出一种对立的关系。贫困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对立的根源在于将研究方法论实体化。从这种实体论出发，必然产生要么从结构角度，要么从文化角度的对立的贫困解释范式。要实现贫困研究的文化解释和结构解释的整合，就必须超越这两种解释范式背后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对立，彻底抛弃隐藏在方法论背后的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的角度而非实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个体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
布迪厄在反对方法论的二元对立时，大力倡导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他睿智地把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改写为“存在的就是关系的”(11)，并用关系性的“场域”和“惯习”概念分别取代被本体化了的社会整体和个体，以场域、象征性实践、习性（惯习）、社会制约条件、资本等几个概念建构了场域结构理论的核心框架。他指出，社会结构是由具体的社会场域构成的，“场域”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构成的，在这个多维度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构成的互动（竞争／交换或权宜）的空间里，参与者在场域中通过互动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种类和数量，部分或彻底地改变资本的分布结构和不同位置间关系的结构，从而改变了场域结构。而惯习是人的一种精神的或认知的结构，是一种可以产生结构的结构。惯习是创造性的，属于个体的能动性方面，能体现个体的想象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积淀，惯习和场域是双向社会生成过程，它们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场域为实践提供了场所，形塑着惯习，惯习反过来赋予场域以意义并建构场域。也就是说，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双向生成过程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真实逻辑。吉登斯反对将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看做是既成的、僵固的外在性对立，而认为应该看成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具有内在统合、共生互动的双重建构性关系。在他的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是具有知识的、引发行动的自主个体或者群体，具有能知和能动的特点。结构既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时又不是实体性的存在，而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作为能知和能动的行动者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能够不断地认识、利用各种规则和资源，并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生产和再生产出规则和资源，从而结构既不断融入实践活动之中，成为行动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在实践活动中再生产。换言之，行动是在循环往复的日常活动中被结构化的，而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是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一言以蔽之：“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12)。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对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消除贫困研究的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对立，就必须抛弃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从关系论而非实体论的角度重新审视行动与结构的关系，从静态的社会地位结构观转向动态的网络结构观，从而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与静态的、强调个体既有的教育与经济结构出发（本体论）的地位结构观不同，网络结构观从关系论出发，认为作为社会人的个体，总是与生活环境中的各个群体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是联系(ties)将不同的个体连接在一起，这种个体（个人、组织）与其他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联系、接触、交流、交换，都会对个体（个人、组织）的行为产生影响(13)。从关系论出发，贫困个体都是理性的、能动性的主体。作为理性的行动者，贫困个体为了摆脱贫困、获得更好的生活机遇，而有意无意地与其他个体、组织（尤其是那些可以为自己带来直接或间接利益的主体）发生联系，并通过象征性建构，即利用现有体制与其他个体、组织进行接触、交流，进行物质与非物质交换，从而使偶然的关系得以持续稳定，进而形成相对固定、制度化的联系纽带，这种联系纽带即网络化的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能动的个体通过互动参与了网络结构的建构。而个体行动者也可以经由建构的网络关系，获得不同资源而部分地改变自己的资源拥有状况，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影响个体未来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个体参与了网络结构的建构，而个体行动又受制于其所建构的网络结构，从而克服了文化和结构解释中的个体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对立。与地位结构观不同的是，网络结构观不再将个体看做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看做是网络中与他人不断发生联系的个体；不再强调个体的现实资源占有，而是关心个体对网络中的资源摄取能力：如果个体在网络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与异质个体联系多，那么即使他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将来他可能从其网络中获得更多有益的资源(14)。而这个通过个体参与建构的网络所获取的资源集合体，就是布迪厄所说的社会资本。科尔曼也认为，个体通过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一种重要的、具有生产功能的个人资源，可以为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他认为这种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带来收益的社会资本概念，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又可以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可以消除行动与结构、个体与整体、微观和宏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对立(15)。
总之，网络结构观和地位结构观是社会结构分析的两个方面，两者实际上是互补的关系(16)。在贫困研究中，通过这两种地位结构观的结合，可以使我们看到个体的生活机会改善既受到既有结构的影响、制约，同时个体又并非被既有结构所限定。能动的个体可以通过与其他个体及其集合体（组织）的互动，形成新的网络结构，并从中获得资源，促进生活改善和贫困缓解。
三、结构嵌入与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个体与社区的新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对“嵌入性”问题的研究为经济行动的理解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17)，促使人们不论从何种角度研究经济行为，都必须仔细考察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限定着经济行动）以及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间的具体互动(18)。就贫困居民而言，其追求家庭经济改善的行为是嵌入在多重结构之中的：首先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结构之中的，这是微观层次的嵌入。前苏联、印度和中国等研究都证实，在国家失灵（组织失败）和市场未发育（市场失败）的背景下，贫困家庭通常借助于亲友网络、行贿网络等方式获得维持家庭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在这种微观的嵌入中，家庭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发挥着巨大作用，它们构成了家庭成员与他人、组织交往的机会与限制条件，决定了家庭与他人、组织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家庭凭借其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结构所能获取的资源数量与质量。其次，家庭的经济行为不仅嵌入在其直接互动形成的网络结构之中，而且嵌入在一定空间的社会结构之中。这是中观层次的嵌入。威尔逊发现，内城社区结构变迁对居住于其中的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建构具有显著意义(19)，而个体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及其构成与其所居住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关系密切(20)，个体所在地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居民人际交往、组织交往的结构性机会或限制条件。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贫困居民利益的日益社区化，地域性社区在社会保障中作用的逐渐显现(21)，使得中国的贫困居民的社会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既受制于其既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同时也可能受制于其居住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因素。三是个体的所有行动均受制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结构，这是宏观的结构嵌入。宏观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一方面使得个体既有的地位结构因素对个体生活建构作用发生改变，也会对居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结构产生影响。而社区结构、个体业已形成的地位结构对个体生活建构的作用，又受到宏观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换言之，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个体原有地位结构、社区结构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或者限定了以上结构的作用边界。
基于结构嵌入的观点，笔者认为，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中，宜在结合宏观制度结构的前提下，采取个体及其所在社区（地域）的双重视角，研究城市贫困的产生及其治理。这种双重视角具有以下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首先，从理论上，既可以对社会孤立论进行检验，同时也可补充、完善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问题。威尔逊的社会孤立论产生后，有关社区效应的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22)。但是，从整体看，目前国际学术界对社区效应的研究基本处于相关关系的发现阶段，对社区效应的作用机制问题仍然难以回答，导致在社区效应研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某些命题，例如威尔逊的社会孤立论也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同时，社会资本来源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补充完善的理论问题。目前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解释基本局限于基于地位结构观派生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的解释(23)，同时其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普通的居民，对部分特殊群体、个体居住的社区结构变迁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不予以关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与贫困的系列研究曾经朦胧发现，个体的社会资本可能通过社区而对个体的生活产生作用，但对社区与个体的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仍然未能作出理论解释。因此，如果我们从结构嵌入的角度，采取这种个体与地域的双重视角，有可能从对个体的社会资本与个体既有的地位结构、居住的社区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既可对威尔逊的社会孤立论进行检验，又可以通过对特殊群体的社会资本来源的研究而对社会资本来源的理论问题进行补充、完善。
从实践上，有利于对贫困的治理实践进行指导。中国原有的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实际上是国家全能理念的产物，忽视个体及其生活所在地在贫困缓解的影响作用。而国外的贫困治理实践表明，需要重视包括社区、个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事实上，在西方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以布莱尔和克林顿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政策中，就十分明确社区与各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处理社会问题过程中的角色，强调政府应当与这些机构建立与发展合作伙伴关系(24)，而以个体人的角度(people-based)和地域(place-based)角度为经，以个体与地域的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为纬所构成的分析框架，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反贫困政策研究的主要分析框架(25)。
因此，如果我们采取个体与社区的双重视角，将可以对个体及其所在地在贫困缓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全面评估、了解。这种双重视角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在贫困治理中的个体及其所在社区的作用与作用机制，从而有利于在今后的贫困治理实践中采取多向度的思维，进一步明确贫困治理中的国家、社区和个体之间的角色定位，有利于通过新的政策导向动员包括社区、个体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应对弱势群体生存与发展问题。
论文得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注释：
①⑤⑧⑨⑩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②周彬彬：《向贫困挑战——国外缓解贫困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73、81～83页。
③④⑦关信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52、55～60、55页。
⑥段敏芳：《弱势群体如何走出贫穷的恶性循环》，安徽蚌埠：《财贸研究》，2002年第5期。
(1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12)A·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9页。
(13)(14)(16)(17)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载于《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113、118～120页。
(15)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中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30～336页。
(18)桂勇、陆德梅、朱国宏： 《社会网络、文化制度与求职行为：嵌入问题》，上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9)Wilson WJ.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Chicago,Univ.Chicago Press.
(20)Rankin B.H& Quane JM.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Social Forces,2000,79 (1) 139-164.
(21)唐钧等：《中国城市贫困和反贫困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65～171页。
(22)Small M.L.,Newman K.Urban poverty after 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rediscovery of the family,the neighborhood,and cultur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1(27) 23-45; Sampson RJ,Jeffrey D Morenoff,Thomas Gannon-Rowley.Assessing "neighborhood effects":Social processes and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2.28:443～478.
(23)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4)Giddens A.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Polity Press,Cambridge,2000.
(25)James H.Spencer.People,Places,and Policy:A Politically Relevant Framework for Efforts to Reduce Concentrated Poverty.The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32,No.4,2004,545～548.
标签：经济社会学论文; 社会网络理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