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研究如何面对传媒实践——专业化#183;人文化#183;多样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媒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传媒在中国突然成为焦点：WTO、跨国传媒集团、IT、新媒体、媒介产业化、传媒重组、集团化、媒体资本运作、媒介全球化等等，引起了政治家、商人、学者、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与这样的传媒热相适应，传媒研究也成为显学，各种传媒会议此起彼伏，无数传媒论坛粉墨登场，国内外的传媒论著纷纷被译介到中国，世界各国的传媒学者、专家、高层管理人员也陆续到中国讲演指导，许多著名院校也相继新设新闻与传播学院或建构新闻传播学科。可以肯定，如果说，在21世纪初，传媒业将成为中国的热点领域的话，那么，传媒研究就会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沿。
当然，正如中国传媒发展还处在一个新旧蜕变的时期一样，中国的传媒研究也还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甚至可以说还处在一个蹒跚起步的初级阶段。审视目前中国的传媒研究，可以说大多还缺乏对相关可靠数据的获取、鉴别，缺乏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验证以及研究模型的合理性、规范性使用，传媒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也大多既缺乏相关的社会科学专业基础也缺乏开阔的人文综合素质，所以，中国的不少传媒学者一方面都是“全天候”学者，从传播文化到传播艺术到传播技术，从传播政治学到传播经济学、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操作实践研究、从新闻业务到传播理论几乎都可以涉及，同时往往又都是印象化研究，结论和论证都既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根据也缺乏深厚的人文底蕴，多数研究大多还是停留于对已有传媒现象的描述、归纳和总结，即便是所谓前瞻性、战略性、对策性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对资料的整理和感性预测的阶段，因而，这些传媒研究不仅很难为传媒发展提供前瞻性、创造性的思想、观念、方法，而且甚至可能还无法对传媒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困惑、经验、历程提供分析和阐释，远远不能适应媒介发展的要求，目前中国传媒的改革思路的盲目性、传媒理性的贫乏、传媒文化的落后以及传媒管理、生产、市场的无序其实也都与传媒研究本身的混沌和模糊状态有明显的联系。研究没有为传媒实践的推进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和理性选择。例如，在中国，谈好莱坞许多年，但是至今中国的传媒研究都没有能够对好莱坞的发展历史、好莱坞的产业模式、好莱坞的管理经验、好莱坞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战略等进行过细致系统的分析研究，以至于当我们试图进行媒介产业改革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立即获得好莱坞经验的参照。早在1927年，美国政府就推出过一篇全国的中国电影和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其内容的丰富、工作的细致、研究的深入，中国传媒研究直到现在都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可以说，中国的传媒研究与传媒发展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所提出的需要相比还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国传媒的改革思路和发展进程。
传媒研究的滞后性当然既来自于传媒研究理论资源的狭隘和单调，也来自于传媒研究专业化程度的不够，更来自于整个学术研究的人文氛围的严重弱化。中国的传媒研究是以传统新闻学为基础的，90年代以后，传播学逐渐进入传媒研究领域。但是，传播学从来就不是一门孤立的或者独立的学科，它的理论资源可以说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息息相关。媒介政治与政治学与媒介发展与社会学、媒介产业与经济学、媒介影响与教育学、媒介责任与伦理学、媒介监督与法学、媒介艺术与美学、媒介接受与心理学、媒介本质与哲学以及媒介技术与声学、光学、电子学、信息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可以说，传媒研究几乎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着内在的学术联系，没有这些相关学科的支撑和支持，传媒研究就不可能真正走向专业化，不可能真正对于传媒发展有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应该说，由于中国传媒教育相对封闭，无论是精神分析学说或是结构主义、符号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学说，这些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已经成为常识性知识和方法的成果，在中国的传媒教育、传媒研究中则几乎都很少被吸收或者关注，因而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传媒研究既缺少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也缺乏人文学科的价值论指导，因而一方面研究成果缺乏形而下的科学说明，另一方面也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参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传媒界最热门的所谓媒介的产业改革研究，这些研究从方法上基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学模型的论证，在价值观上往往又将媒介经济学凌驾于媒介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之上，单纯强调媒介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媒介在产业化、市场化过程中，如何能够保证社会信息资源的共享，如何创造民族的认同平台和公共意识，如何维护或者建构主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如何保持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如何维护社会的大众群体和小众群体、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中心群体和边缘群体之间的话语平等，如何建设一种公正的舆论环境等等这样一些与媒介的发展方向、道理、出发点相关的重大问题，我们的传媒研究应该说都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传媒的话题完全成为了一个经济学话题。实际上，传媒的经济在本质上来说，必须与人文视野联系在一起，传媒改革才能够有一种正确的思路。
实际上，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在“传播就是力量”的趋势之下，传媒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前进，对于民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和进步，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和发展，都有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意义。所以，传媒研究专业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传媒研究的人文尺度。传媒不是为金钱服务的，而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我们的传媒研究不仅要研究传媒如何得到市场价值，更需要研究传媒如何保持它的人文价值。市场化一方面推动着传媒的艺术、技术、观念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在异化着传媒的功能和意义。当我们某些大学教授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当作新闻的座右铭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将新闻的商业价值凌骂于新闻的人文价值之上了。因此，传媒研究在实用层面的专业化同时也要在价值层面走向人文化，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实践性与超越性的结合、功利性与责任感的结合，才能形成一种多样化的传媒研究格局，才能为传媒发展不仅提供一种操作性支持，同时也提供一种理性的判断。专业化、人文化、多样化，作为传媒研究的趋势，对于未来中国传媒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才能起到真正的指导性的作用。研究如果不能具有对实践的超越性，那就是理论的无用和学术的堕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传媒研究在21世纪将面临真正的挑战，当然也面临着真正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