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几点质疑”的再思考——兼就社会心理问题敬和陈立老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几点论文,心理问题论文,观点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关于政治经济学传统观点的几点质疑》发表后，收到了不少反映和书信。其中最使我感动和受到鼓舞的是学界耆宿、心理学界的泰斗、93岁高龄的杭州大学名誉校长陈立老先生。陈立老师对我的观点表示支持，认为拙文“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很有根据”；认为“社会存在是在人有了意识才能产生，除却有意识的人，便没另有社会意识。”本文试图对陈立老师的这一卓见和关于心理运动问题，稍加生发和探讨。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问题？这首先是我们社会制度研究的先辈们设计的大厦发生了局部的裂缝现象，这就需要赶快检查原设计及其理论。经过对原设计及其理论进行检查，我们发现，原设计中的基础部分，缺乏心理学基础。社会主义理论探讨的前辈们不是万能的神，不可能样样精通，继承者们有责任来填补这一空白。
然而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补充，是没有现成的东西可资利用的。自从心理学这门科学诞生以来，在心理研究上，只侧重于人的生理心理方面，侧重于生产智能心理，而在社会心理、社会分配智能及品德心理方面，则又是一片空白。人类的灾难不是来自生产智能心理方面，而是来自分配智能及品德心理。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来研究和说明社会分配问题的心理学著作，也没有一本用心理学观点来研究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心理是一种潜意识，它是显意识即人的思想的基础。过去我们在研究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时，是抛开了这个基础的。由于抛开了这个基础，在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很多问题就说不通，说不通就借用一个十分笼统，十分含混的物理学名词“反作用”来说。
陈立老师支持拙文关于“反作用论”是不科学的这一论点，并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和指示。我想补充的是，人的社会心理运动与物理运动是不同的。不但与物理运动不同，也与生理心理运动不同。人的分配心理不是简单的生理刺激反应，而是吸收或排斥反映。它跟生理心理的反映的不同在于，第一，生理心理除了病态心理，人的主观认识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一致的；第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是一致的，大就是大，小就是小，是有客观标准的。但是社会心理就不同了。第一是主观认识和被认识的事物之间往往是不一致的；第二是各人有各人的认识，彼此是不一致的。同一件事，有人说是好事，有人说是坏事；有人说他有功，有人说他有罪。同是剥削压迫，同是不正之风有人反感反对、反抗、叛逆，有人羡慕钦佩、学样、继承。即使是同一个家庭，父子兄弟之间，对于压迫剥削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周树人和周作人生在同一个家庭，上的是同一个学校，他们的阶级地位、社会环境等“社会存在”是相同的，但他们的社会意识却根本不同。传统的说法是，每个人的思想意识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形成的。可是，周树人和周作人的阶级地位相同，为什么思想意识却不相同呢？可见这一用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思想意识的传统观点，是与生活实际不相符合的。之所以不相符合，是没有从心理特征去分析。人的心理特征是性格特征形成的基础，人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有其先天性。决定每个人的意识的，首先和主要的是他们各自的心理性格特征。所以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而是他们的意识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存在。
我们的经典著作中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这种社会存在，只研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力量，而没有研究这种社会存在的精神条件和精神力量。毛泽东在这方面有所补充，可惜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基础。
存在，分为天然物的自然存在和人工物的社会存在。前者是存在决定意识，后者是意识决定存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依赖于共产主义意识的发展。当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首先是由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兴起。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这又是目前的社会状况即社会心理形势和当前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的一个极为迫切的重要课题。当前的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比过去的战争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国际竞赛。任何竞赛，都首先是心理意识的竞赛。我在《论社会心理学与毛泽东战争心理学思想》一文中说过，战争就是一场心理比赛；既是双方统帅和士兵的心理比赛，又是人民人心向背的心理比赛。国与国之间的比赛，既比赛领导人的心理素质，又比赛领导人的心理引导和心理建设艺术。一部世界史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心理意识处于奉献利民状态时，他所领导的国家就蒸蒸日上；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骄横奢侈，尤其是发生权力自私和由此而产生的权力欲的膨胀和多疑等病态心理时，国家就岌岌可危了。清代的孙嘉滏在清朝的鼎盛时期上《三习一弊疏》警告乾隆说：主有功“臣心服而颂，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不工者亦绌矣。是谓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这是第一习。第二习是“目与媚化，匪媚则觸”，故“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第三习是，不闻己过，不知己短，“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
“三习”就是三种习惯。所谓“习惯势力”就是社会心理习惯和心理惯性。
斯大林在他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曾举了希腊神话安泰的故事为例，说明党不能脱离群众犹如安泰之不能离开大地。不脱离群众必须和群众心连心，必须关心群众。革命党的力量，特别是它的干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同情、钦佩和爱戴。武昌起义的胜利，就是人们对黄花岗烈士们及其同志的同情和钦佩的产物。由同情和钦佩而产生的奉献意识，才是真正的改造社会的动力。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于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钦佩和爱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不顾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这一社会心理，违背民心民意打内战。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同情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干部的艰苦朴素、清正廉明，赢得了人民的钦佩。然而我们有不少干部，不是靠群众的同情、钦佩和爱戴而进行工作，他们只靠上级给的权力。许多人不是在那儿为人民服务，而是抓权抓钱，搞“万事不如权在手，权一到手样样有”。这造成了“做官热”。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社会心理。
我国目前亟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众所周知，共产党的领导特点是进行思想领导，即从思想上为群众领路，为群众进行思想导向。其具体做法是，通过党员和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从思想上关心每一个群众。当群众有了错误思想时，及时帮助教育；当群众有困难时，及时帮助解决；当群众对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时，及时反映，及时改正。共产党领导的另一个特点是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带头。然而我们现在有些干部是带头搞不正之风，这是对党的领导的最大的削弱。有些干部对群众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也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不了解群众思想状况，特别是对年轻人，不进行心理意识的关心和导向。对青年犯罪，不是预防于思想萌发之前，而是发现于犯罪之后。这就没有尽到领导的责任。
我们在前面说过，任何竞赛都是心理竞赛。要取得竞赛的胜利，必须进行心理意识的建设。心理意识建设，重于物质建设。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由于实行政治建军。打了败仗，不是要求发枪拨款，而是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思想意识强才是真正的强。国民党的军队有800万人，装备精良，但思想弱，因而毫无战斗力。所以，振兴中华必须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
进行思想建设，贵在榜样导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榜样，一是领导干部自己树立起勤奋学习、有才有德、使人钦服的榜样；二是领导干部做出尊贤爱才的榜样。领导干部尊贤爱才，才能在社会上造成尊贤爱才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