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隐守道：君主专制下士的抗争
——兼论古代中国隐士的政治不合作
王士俊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2)
[摘 要]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君主统治史上，长期存在士的隐遁行为。历代典籍对于士的隐遁褒大于贬。20世纪革命风行，遂有以革命的逻辑对隐士的批评和否定。其实从君主专制的政治环境出发，考察士志于道采取的隐遁行为，应肯定士“道不同，不相为谋”，以隐守道“不事王侯”的不合作精神，还隐士应有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隐士；君主专制；拒仕；隐遁；不合作
隐士是个古老的话题。自先秦到明清，代代有记述。大体上，褒大于贬。太史公将“甘心畎亩，憔悴江海之上”的隐士，称为“岩穴之士”。[1]2127他将伯夷叔齐置于列传之首。《后汉书》赞：“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2]2755《宋史》称隐遁为“隐德”。[3]13417及至20世纪革命风起，一切以革命判是非。纲常要冲决，传统要决裂。隐士被置于革命的视野之下，接受“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逻辑审视，被进步人士斥为“逃避现实”，“悲观、保守、冷酷、倨傲、浮躁、衰弱、懒惰、滞钝、疏忽”的落伍者。[4]94革命有革命的逻辑，但是，革命仅是政治的一项，且是非常态项。以革命的名义否定隐士，不能等于政治对隐士的否定。中国古代隐士存在的价值，只能在古代政治中寻找。中国曾有过世上最黑暗最漫长的君主专制，实行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在此背景下，隐士以隐守道，拒绝君主诏征，其行为与政治的关联，表现出的政治冷漠、“不事王侯”的立场，可作为中国政治场域政治不合作的个案考察。
一、隐士的出现与士道的提出
隐士，在历史上有诸多名称，见诸史籍的有逸民、遗民、高士、逸士、岩穴之人、幽人、处士、隐者、高人、独栖者等。真正以隐士之名统称隐居之士，始自《旧唐书·隐逸》“坚廻隐士之车”。[5]5116中国古代隐士出现很早，据传说，最早可溯至三代前的尧舜时期。《庄子》的《逍遥游》《徐无鬼》提到的许由，是个隐于沛泽之中的隐士。“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坚辞“逃尧”。[6]5，258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记述的巢父，是与许由同一时期的隐士。他在得知许由“逃尧”后，建议许由“隐汝形，藏汝光”，远遁深藏。[7]3这些流传于战国时的传说，虽无从考证，但形成于商周之际的《易》，已有对隐遁的解读。《易》于《遁》之上九说“肥遁，无不利”，于《蛊》之上九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人释卦指出，此“二爻以阳德处高地，而皆以隐逸当之”[3]13417，说明古老的《易》对隐遁的赞赏和肯定。
有史可查的隐士，出现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交替时期。《史记》的“列传第一”记述了社会鼎革期间，因反对战争而遁隐的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两人因不愿继承王位而奔周。路遇武王伐纣大军，“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两位反对“以暴易暴”，几乎丢命。幸亏姜太公出面说情，才保全了性命。后来武王伐纣成功，“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1]2123结果饿死于首阳山。夷齐叩马谏武王，饿死首阳山，很得士人赞扬。孔子说：“伯夷叔齐何人也?古之贤人也。”[8]63“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8]167值得注意的是，夷齐之举面对的不是无道昏君，而是兴周灭纣大势之下的圣主周武。孔子的肯定，《史记》的褒扬，反应出与《易》“不事王侯”一脉相承的传统。上古隐遁，不以君主是否贤明来作决定，只要君主与己道不同，即可弃之而去。继伯夷叔齐之后，隐士的事迹屡见史籍。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士群体的崛起期。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士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事王侯”成为隐士的人格体现。由此采取的拒仕行为，其激烈程度，难以想象。《左传》记载的介子推，是春秋时的隐士。其隐遁前，曾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辅佐落难公子。重耳历经磨难回国被立为国君，是为晋文公。文公赏赐从亡者时，介子推目睹流亡归来的达官贵族贪功冒绩，惑主争赏，争权夺利，很是反感，决心隐退。其母支持他的行动。母子俩躲到绵上山隐居。晋文公派人召介子推，不可得。[9]66传说，晋文公想用放火烧山之计迫使介子推逃出山，接受封赏。结果，介子推宁被烧死，也没出山。这是一例宁被烧死，“不事王侯”的实例。
春秋战国战争频仍，是个乱世。乱世易造成士人厌恶政治、远离政治的冷漠情绪。此时拒仕就不限于“不事王侯”的理由，而出现了因拒绝政治而拒仕。如被司马迁称为“隐君子”的老子，原是“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老子求教礼，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以自隐无名为务，“莫知其所终”。[1]2140，2142还有记载于《论语》《庄子》《墨子》《高士传》等典籍史册的小臣稷、老莱子、长沮、桀溺，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原宪等一批安贫持隐的名士都属此类。春秋战国摆脱附庸地位的士人，独立意识增强，政治行为的选择愿望日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尚贤”“贵士”的思潮。倡导“尚贤”“贵士”，不仅折射出士人的政治诉求，也为士人的政治选择营造了更大的空间。隐士不仅可以“不事王侯”，拒绝政治，还能够面对王权维护自身的尊严。战国时的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守道不仕。魏文侯礼贤下士去见段干木，段干木拒见，文侯在门口“立倦而不敢息”[10]120。隐士轻君到如此地步，这也是时代潮流。甚至在隐士见君主谁迎谁，谁前趋说话，都要讲究王轻士贵。《战国策》颜斶见齐宣王，说的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春秋战国频繁出现的隐士现象，不只引起史家的关注，也成为诸子讨论的话题。讨论在《易》主张遁隐“不事王侯”的基础上展开，儒道两家的看法各有侧重，影响也最大。孔子之世，礼崩乐坏，隐士出没于畎亩林野。孔子多次遇到过隐士，有接触，有观察。孔子赞赏士的隐行，称赞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不降其志，不辱其身”[8]183；对于自己弟子颜回守道不仕，他赞叹：“贤哉，回也!”[8]52孔子认同安贫守道，“不事王侯”，但他进一步提出隐遁行为的最高诉求——“士志于道”(《里仁第四》)。他给“不事王侯”的行为设置了前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第八》)孔子规定了隐遁的原则，确立了隐遁的正当性：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
“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第十五》)
山东某尾矿坝位于山东省东平县，区内地形为丘陵、山前冲洪积扇及河流阶地；浅层为全新世早期第四系临沂组(QL)，厚度在5～20 m之间，为褐黄色黄土状粉质黏土及棕红色黏土层；下部为古生代寒武纪(∈)，岩石由方解石、白云石、泥质成分组成。局部灰岩溶洞发育。区内构造简单，周边以断裂为主，相对规模较大。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第五》)
“贤者辟世。”(《宪问第十四》)[8]31，161，39
后世独尊儒术，只强调儒家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纲常，淡化孔子“士志于道”的主张。孔子作为儒家开山祖，他规定了士守道的责任，阐明了“道不同”不臣君王，不事诸侯的合理性。要言之，孔夫子诉求的理想社会，不只是单向的君臣父子等级社会，而是双向的守道社会。此社会中人的行为(包括君主、诸侯、大夫、士人)必须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社会秩序必须体现“道”。孔子一方面要求社会按照体现“道”的君臣父子纲常运转，另一方面为士规定了守道的责任，只要君主违背“道”，士就有“不相为谋”，不臣王侯的权利。在先秦，士群体大多有守道这方面的认识和自觉。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原宪等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了这一点。后继者孟子进一步弘扬士的守道精神。他将伯夷、伊尹称为“古圣人”“圣之清者”。他在与弟子公孙丑的讨论中，称赞伯夷“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的行为。[11]31，125他认为，士人应以“圣人”为师：“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11]188孟子不仅主张士“治则进，乱则退”，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身殉道”。[11]180儒家在“不事王侯”的隐遁行为里，揭示守道的内涵，进一步凸显隐遁的价值。
徐浡君的风景油画的创作思想，深度建立在荒野哲学的基础之上。所谓荒野哲学，就是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也被誉为“绿色哲学”。正是荒野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它在伦理学与自然、自然中的价值、实践中的环境哲学，以及体验中的自然等诸多方面，渗透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生态的全方位思考，对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无限掠夺自然的错误行径，予以深刻的叩问与批判，这就是徐浡君风景油画的哲学意蕴与文化学内涵。
历史上的道家认同《易》的隐遁主张，他们将“不事王侯”的隐遁视为接近“道”的途径。老子为首的道家学派崇奉的“道”，具有宇宙、自然属性，与儒家偏重礼、义色彩的“道”不同。史书说，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1]2141，隐遁山林畎亩，远离政治，拒绝仕途是其“道法自然”的要求和体现：
“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二十三章)
“清净为天下正。”(四十五章)
汉时有个“自隐姓名”的隐士，“时人号曰成公”。汉成帝想让他当官，“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7]25皇帝摆出君威，隐士毫不畏惧。成公的回答丝毫未把皇帝放在眼里。后汉时有个隐者叫汉滨老父。有一次，汉桓帝游幸到他所居之处，万众闻讯围观，他在一旁“独耕不辍”，不理皇帝。随同皇帝出行的尚书郎很惊异，走过去探问，隐者说了这样一段话：“我，野人也，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7]36这位隐士不仅没把桓帝放在眼里，甚至通过圣王与今君的对比，对“役天下以奉天子”的现实进行嘲讽。
道家主张的隐遁与儒家不同。儒家是以隐守道，道家则是以隐归道。前者的隐遁要有“道不同”的理由，后者则认为自己信仰的自然之道原本就与人道、世道不同。存在的本身与儒不同，隐遁就不需要社会的或政治的理由。道家的这种认识，从根本上将自身置于社会、政治之外，由此形成对政治、人世的拒绝。史传庄子“明老子之术”，其“无为有国者所羁”的生活态度，拒绝重利、尊位：“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1]2145
道家追寻自然之道，要生存于自然，自然地生存，视国家、政治为人的羁绊。因此，对国家、政治持冷漠的态度。晋皇甫谧《高士传》载春秋时的隐士老莱子，说：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15]124
此处对话所言，“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鈇钺”，便是道家对政治、官禄的认识。老莱子妻呼出的“妾不能为人所制”，便是道家的人生态度。一部隐士史中，道家占了三分天下。有道家色彩的隐士，多为自我意识强的政治冷漠者。这部分人是从政治冷漠出发，守道隐遁，拒绝服从君主意志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民营企业中很普遍。在相关申请过程中，即使民营企业的项目很优秀，结果却总是倾向于国有企业。针对这类市场竞争的“痛点”，“民营经济35条”规定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打破各类“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政策执行上，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对于中国历史上早期出现的隐士，春秋时的古人曾将其分类。当时的隐士长沮、桀溺在与子路讨论中指出，避隐者有两种：一“辟人之士”，一“辟世之士”。“辟”通“避”。前者“辟人”，指拒君主、诸侯；后者“辟世”，指拒绝社会、人世。伯夷、叔齐、颜回、原宪、段干木一系执“道不同，不相为谋”，拒绝的是君主、诸侯，显属“辟人之士”；老庄一系执“道法自然”，隐遁山林，属于“辟世之士”。“辟人之士”“辟世之士”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君主统治下形形色色的隐士群体。
他动动面皮，额头上层层叠叠的褶子像一座越不去的山峦，里面裹着千头万绪，他抖了一下脚往外走，外面，有他的新妻子和新儿子。
二、以“隐”之名义的士抗争
春秋战国时期士的崛起与活跃，形成百家争鸣，在声张诸子之说的同时，树伯夷叔齐颜回诸贤为楷模，高扬“士志于道”的精神，为士立极；甚至不惜悖君臣纲常，立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行为准则，这一切为士以隐守道提供了合法性支持。秦汉以降，中国政治日益集中、专制。汉武“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君主渴望用儒家的纲常礼教强化君权。然而，被抬升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剔除“士志于道”的精神诉求。相反，在士群体将“举逸民”“礼贤下士”作为德政的行为要求下，君主无法对隐士、逸民采取有效对策。这为士在“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旗帜下，得以采取隐遁不合作的行动抗拒暴政，提供了可能。
(一)道不同，拒绝合作
自古儒士修、齐所为的是“平天下”“仕而行所学”[13]4473，实现为士的理想。这里“仕”，是君主治下的官职。官由君授，体现君的意志。君的意志有两种可能，一是合“道”，一是悖“道”。世无道，怀经世之术，不可为。于是“不相为谋”，拒仕，离群隐遁。以守道为准则的拒仕，实际上是不与昏德合作。在古往今来的隐士群体中，真正属于这类隐士的不占多数。他们是“士志于道”的楷模。士人因与君主治理之道相左，不因君臣之纲妥协，选择隐居畎亩，恪守士道。伯夷叔齐因反对武王伐纣的战争而隐居箕山，开隐士抵制的先河。此后，即使严刑苛法的始皇帝，也难阻止士人以隐守道，不仕朝廷。晋皇甫谧的《高士传》说，秦时有四皓不满秦暴政，采取隐遁：
“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暴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而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7]22
式中：k为能量损失系数，经验取值范围为0.96～0.99;PF为主要通风机静压，Pa;Qj为静压差法测得主要通风机风量，m3/s。
《后汉书》说，王莽居摄行篡，“士之蕴籍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2]796其时薛方、郭钦、蒋诩等一批名士皆遁隐拒仕、用不合作抵制篡逆，恪守名节。魏晋隐士承汉代隐风。晋隐士郭琪不仕篡位的赵王伦；辛谧拒仕刘聪、冉闵；杨轲拒仕刘曜、石季龙，事迹可见《晋书·隐逸传》。
千秋长在龙门传，缅想清风叹绝伦。”
元明两朝严法苛政，设“天网以罗英俊”。《明史》说，太祖兴礼儒士，仍有守道之士逃遁畎亩。朱元璋为此“置不为君用之罸，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人”。[14]7623元时何中、倪瓒、徐舫等，明时杨黼、沈周、陈继儒等人，皆属此类。明清鼎革，士不仅有守道之义，更有族际冲突的气节考验。在政治上的道义和伦理上的气节双重压力下，士的处境十分艰难。此时的拒仕隐遁便成为士人崇仰的“时穷乃节见”了。西晋八王之乱引发的五胡乱华，北宋的靖康之变与宋金对峙，元灭宋，清代明等历史变动之际的隐士向子平、董京、范粲、孙登、宇文之邵、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等，都是以隐拒仕、不合作的著名人物。
(二)蔑视君威，彰显士格
古代中国以君臣父子为社会纲常，冒犯君主被视为犯上重罪。常人恪守纲常，俯首君威。士中隐者，以蔑视君威，表明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品格。上文提到战国时颜斶见齐宣王，史书说：
“老莱子者，楚人矣。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芫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饮水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于楚王，王于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鈇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7]9
经过这番激辩，齐王终于明白“君子焉可侮”。他想重用颜斶，颜斶不就，坚持归隐。战国时期象颜斶这样的隐士有一批。晋人皇甫谧撰写的《高士传》中，还列举了东郭顺子、公仪潜、王斗、黔娄先生、陈仲子等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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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12]
(三)安贫守道，挑战主流
在一个按共同习俗、观念生活的社会中，隐遁不仅拒仕，远离政治，而且是拒世，疏离社会。由于生活无体制保障，多数隐士生存十分困难。象春秋隐士老莱子“芫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饮水食菽，垦山播种”；颜回退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高士传》说，战国隐士陈仲子“穷不苟求，不义之食不食”，“身自织履，妻擘纑以易食”。[7]19有一年，遭饥荒，“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陈仲子的兄长是齐卿，食禄万钟，陈仲子以为兄禄不义，拒绝其兄馈赠，“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一日，陈仲子回家探视母亲，老母杀鹅给他吃。仲子食鹅，忽得悉鹅系别人馈其兄，竟立即呕吐尽净。世人以为陈仲子行为有悖常理，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11]78什么原因?这是由于陈仲子以仁义为重，以身性为归，在战国乱世挑战主流社会的重利轻义。楚汉相争，刘邦胜出，天下人心归汉，此所谓大势所趋。叔孙通等鲁儒三十余人欲应诏为汉制礼，有两儒生拒绝：
“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叔孙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16]2126-27
隐士拒绝仕途，置身于体制之外，这在盛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无疑是对主流观念的挑战。其行为与汲汲于功名的士群体形成鲜明对照，为社会树立了士人的另类形象。这形象在士人心灵投下揣摩比较的光影，满足了人们对士的期望。
陶渊明曾为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解印去县，作《归去来》，隐遁。《晋书》说，他撰《五柳先生传》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谋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毕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领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17]2460这是陶渊明的自画像。《晋书》说他的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没有虚构。一个超凡脱俗的隐士，居不蔽风日的陋室，穿打了许多补丁的短袄，“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如此困顿，却好读书，“雅咏不辍”。性嗜酒，每饮必醉。更令人怪异的是“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不通音律，却在朋友欢饮时，抚琴“和之”。他自得其乐，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就这样一个“颍脱不羁，认真自得”的形象，因与世俗格格不入，被俗人视为怪。而在士人圈和社会更广的层面，则能从怪异中体察到他的清高自得、不合俗流的风骨。由此消解了世俗的怪异感，一种超然的高贵横空出世，史书说陶渊明的行为“为乡人所贵”。[17]2460陶渊明去世千余年，其“颍脱不羁，认真自得”的超然品格，已成士人仰慕的一种风范。
三、隐士以隐抗争的影响及其意义
蒋星煜先生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估计：“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考者亦数以千计。”[4]1万余人的隐士群体，形形色色，有官场退隐的，有终身不仕的，也有矢志僧道书艺的。尽管行为的驱力差异很大，但是客观上的拒仕效应，则体现出政治上的冷漠、不服从。不管历代君主如何力图淡化隐士这方面的影响，隐士行为的效应和意义难能泯灭。
(一)士的隐遁行为对君主的影响
中国的君主奉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信条，威权便是体现这信条的无处不包的统治。隐士不论其隐遁的动机如何，他们“不事王侯”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君主奉行的信条的挑战。值得深思的是，中国历代帝王(除明太祖外)对待隐士这种公开“不事王侯”的行动，很少采取暴力强制。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讨伐商纣，并因此采取隐居箕山的抵制行动，武王未加之刑罚；范粲忠于曹魏，当司马氏权倾天下时不屈于司马师淫威而隐遁，司马师也没有对其采取行动。南宋时有个隐逸魏掞之，与朱熹交游很深。宋孝宗乾道年间，“诏举遗逸”，被“特诏召之，掞之力辞”，复又宰相出面，“招之甚力”，魏掞之勉强以布衣入见皇帝。他在与孝宗对话时，极陈当时之务，又逆当时朝廷之意，“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颢、程颐，列于祀典。”王安石自神宗时代走红，“从祀”已成当时的“祖宗之法”，废王安石祀是有违祖法的大事。魏掞之的奏义未被采纳，他愤而隐去。魏掞之因政见与皇帝相左，愤而离去的行为，不仅未被孝宗追究，后来皇帝还想召用他。得悉他已去世，还追赠他直密阁官职。[3]13468-13469
是的，路在何方？对于认知有限、没有多少人生经验、没有自制力、总是率性而为的婴幼儿，我这里说的路，并不是指用脚去走的路，而是能够满足宝宝的需求，或不致引发宝宝抵触情绪的想法和做法，这些都是可走的路。但妈妈们都认为这话太笼统，甚至很“虚”，有些不着边际。
像朱冲这样的隐士，历史上不乏其人，如《后汉书》里的高风，《晋书》里的刘驎之、郭翻，《宋史》里的孔旼、戚同文等等。隐士行为由此影响社会。
“放利之徒，假隐之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18]5594
“终南捷径”中的“终南”，原指终南山，因其为历代众多隐士选择的隐居地，又指隐士、隐遁。“终南捷径”之典，意指一些原本醉心仕途者，因见隐遁出名，被皇帝召见，平步青云，比察举、科举更容易当官，而采取“为官而隐”，即“假隐之名，以诡禄仕”的伪隐士。时人讥此为走“终南捷径”。唐华阴人吴筠，“通经谊，美文辞，举进士不中”，跑到南阳倚帝山隐居。后被玄宗遣使召见，敕“待诏翰林”。[18]5604吴筠如此，唐代的贺知章、孟浩然，明末清初的陈继儒等都有这类举动。“终南捷径”是对伪隐士的嘲讽。但从另一面也折射出，隐遁影响下的君主行为对选仕制度的影响程度和后果。
(二)隐士的操行对社会的影响
两儒拒绝参与制礼，按时人之见，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隐遁，后不知所终。
本系统采用DS18B20型号的温度传感器，其数据的读写仅需要一根口线读写，温度变换功率来源于数据总线，总线本身也可以向所挂接DS18B20供电，而无需额外电源。因而使用DS18B20可使系统结构更趋简单，可靠性更高。测温范围-55℃～+125℃，在-lO℃～+85℃时精度为±0.5℃直接输出数字温度信号，以一线总线串行传送给CPU，同时可传送CRC校验码，具有极强的抗干扰纠错能力[6]，能准确的反应车内的温度。
以史观之，隐士对社会影响最著的首先是人格。史上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行为，对后世的震撼非常大，历代隐士引为楷模。战国时齐国隐士王斶、魏晋之交的范粲等“不事二主”的节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傅山不臣异族的风骨，等等，体现了士人的高尚人格，树立了浊世的清新形象。隐士的人格、风骨常成为千古文人墨客歌咏、绘画的主题。像陶渊明《饮酒》诗中歌吟伯夷叔齐的作品，历代皆有。而以隐士为题材的绘画，更是多不胜数。蒋星煜先生在《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指出：“历代取材隐士之绘画甚为浩繁。”最负盛名的有：晋卫协的《高士图》，六朝蘧僧弥的《巢由洗耳图》、五代童氏《六隐图》、宋李唐的《夷齐采薇图》、宋马远的《四皓弈棋图》、元赵松雪的《渊明归田图》、明钱玉潭的《竹林七贤图》、清崔青蚓的《倪迂涤桐图》。原藏清宫、现已成为珍品的宋人李唐画作《夷齐采薇图》上，有乾隆题诗：
“叩马军前别有因，首阳山下遂成仁。
忠言未足回明主，盛德偏能感儒人。
周粟可羞宁饿殍，野薇已尽即枯鳞。
有宋一代，帝王遵祖训优渥士人，深得文士赞誉，然也不乏因政见不合，而退归山林的隐士。其时，兖州士人姜潜被举选召对，深得神宗皇帝赏识，委其陈留知县。上任数月，值朝廷变法，下青苗令。姜潜经过考察，发现“民不愿”，便断然不行新法，挂印遁去。[3]13445同时代的还有曲水县令宇文之邵。宋神宗即位发求言诏，之邵上疏针砭朝政，遭遇“疏奏不报”。宇文之邵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退隐。司马光闻悉赞道：“吾闻志不行，顾禄位如锱铢；道不同，视富贵如土芥。今于之邵见之矣。”[3]13449-13450
隐士的人格，连傲视人世的帝王都缅想长叹，此风骨对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次，是学行。一般说法，学行指学问、品行。本文侧重隐士恪守学与行的统一，读书与修身的一致。历史上，关于学行关系，隐士与常人有一次著名的讨论。战国时的《庄子》有记载。晋皇甫谧的《高士传》记录更详：
“原宪，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牅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弹琴。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闾，巷不容轩，来见原宪。原宪韦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夫稀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子贡逡巡而有惭色，终身耻其言之过也。”[7]46
原宪与子贡皆为孔子弟子。此则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士的“病”。隐士原宪认为，无财不是病，是贫；“学道而不能行谓之病。”原宪的主张是符合孔子教诲的。《论语·宪问》就说：“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儒家虽讲“修齐治平”，但在“修齐治平”之上有个“道”，“修齐治平”要符合“道”。学“道”不行，即使出相入将，“结驷连骑”，也是“病”。所以当原宪阐明这一点，子贡面有惭色，“耻其言之过”。
隐士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学行一致，学儒习儒，学道习道，以行影响社会，《晋书·隐逸》说，晋时有个朱冲读书知礼，言行守君子之道，对改变地方社会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d）The house where I used to live has been knocked down.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闲静寡欲，好学寡贫，常以耕艺为事，邻人失犊，认冲犊以归，后得犊于林下，大惭，以犊还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屡持刍送牛而无恨色。主愧之，乃不复为暴。”[17]2430
朱冲完全用君子之道处理日常邻里纠纷，这种品行不胫而走。“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如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人。”[17]2430
自来君主威严，臣民不得冒犯龙颜。隐士的隐抗争竟影响了君主的行为原则。何也?不啻如此，隐士的不服从、不参与，还影响了君主选拔人才的章法。中国古代官吏选拔有一定的制度：三代至春秋世卿世禄，考核出身世系；战国至秦汉开始自世卿世禄转向“举选”士才；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隋唐后科举成为君主选拔官吏的规则。士子要实现读书、“修齐治平”的理想，都要经过朝廷的选拔考核制度入仕。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由于隐士疏离政治、疏离体制，致使君主对隐士中的人才，采取制外荐举、诏征。诸葛亮隐居隆中，被刘备三顾茅庐任为谋臣、丞相；东晋隐逸戴逵、居陋巷的龚玄之，被孝武帝不经过程序，累征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君主因诏求体制外隐遁的人才而改变选仕规则，其直接后果是在国家选仕制度外，形成了“为官而隐”的“终南捷径”。“终南捷径”出现于魏晋之后。《新唐书·隐逸》说：
(三)隐士行为对传统的影响
自春秋“尊贤”风兴，诸子发掘、张扬历史上君主选贤与能的传说，贤人在野渐成社会的一种认识。由此，隐士走进人们的视野。隐士的行为被用来与入仕的士子对比、考量，一则鞭挞官场的平庸、腐败，另则凸显隐士的“贤”“德”高尚。在这种驱力下，“举逸民”渐成一种王朝传统，代代相沿。细察隐士史可以发见，早期隐士行为受赞扬，留存青史，并不是君主崇奖的结果。夷齐饿死首阳山，周武王没给予什么帮助和崇奖，是孔子给予彰扬的。颜回、原宪退居陋巷，安贫乐道的事迹，是孔子、庄子讲学，门人记录传播的。司马迁说：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1]2127
尽管后世记载隐士的史籍，将朝廷“举逸民”的举措说成守《礼记·月令》的规定，但是，君主真正对隐士的重视和礼遇，是在春秋“尊贤”风兴起之后。即使如此，君主在“尊贤”之风下的“举逸民”，也不是崇奖隐士对朝廷拒绝、不服从的立场，而是将隐士形象转换，使崇奖的对象有利于国家，为统治者所用。魏晋隐士范粲是曹魏太宰中郎，齐王芳被废，他素服拜送。司马师独揽朝政，每次群官会议，他称病拒绝出席。司马师特诏为侍中，他抗命。其子范乔承继父风，司马炎践阼，他被一举孝廉，八荐公府，均拒辞。范粲父子立场鲜明，而朝廷依旧要崇奖。称范粲是“遗贤”，其子是“厉俗之清彦”。[17]2432一家两代忠于曹魏，抵制司马氏政权，被塑造成“遗贤”“寒素”“清彦”进行褒奖，只字不提范家的政治色彩。这种转换是政治权力消解异己因素的一种方式。唐中宗征召王友贞的诏书说得明白：
生物炭的施加可以影响土壤水分特征曲线，不同水吸力下，不同比例生物炭的作用效果不同。吸力值<600 cm时，施加2%和8%的生物炭可以减小土壤容重，增加土壤总孔隙度，显著提高土壤的体积含水率和持水能力；吸力值>600 cm时，施加2%和6%的生物炭可以显著提高土壤持水能力。
大学英语分类分层教学是指教师根据学生的专业类别、现有的英语知识和能力水平把学生科学地分成一些各自专业相同、英语水平相近的教学班，并在教育教学中运用不同的教学策略，促使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发展。新升格本科院校到底该如何结合自身的办学实情，科学、全面、有序、有效实施艺体类本科大学英语分类分层教学呢？
“敦夷齐之行，可以激贪；尚颜闵之道，用能劝俗。”[5]5118
推崇伯夷叔齐的隐遁，不是宣扬为仁义的抗争，而是用于遏阻贪腐；崇尚颜回的安贫乐道，不是激励士“志于道”，而是劝说人们养成俭朴的生活习俗。帝王这种行为的动机，作为旁观者的史官看得最清楚：
城中好几处冒起火光，又有人杀人，放火，抢东西了。这样的事，每天都有。秀容月明把士兵都调来守城，已顾不上这些了。
“前代贲丘园，招隐逸，所以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5]5115
行为者与行为记录者的话，道出了一个真相：隐士甘心畎亩，遁隐岩穴中包含的政治意义，经历代王朝的国家崇奖(转换)行为，变成了士大夫的一种人格、节操，成为激贪劝俗的一股清流，在历史长河中被用于荡涤尘世的污浊。
（3）针对性原则：不同的企业是有自己不同的行业和性质的，在税收筹划时，不能一味地借鉴别人的税收筹划方案，需要有针对性地了解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隐士践行“志于道”的德行，帝王“举逸民”，可成为统治的评价因素。中国古代对“德”的重视起源很早。《尚书·尧典》有关于“德”和君位关系的说法：“否德，忝帝位。”[19]12无德有辱帝位。《皋陶谟》有德政的讨论，认为“天命有德”。[19]29被视为周公晚年训辞的《立政》，则指出夏桀“暴德”(失政)、商纣“昏德”(德昏、荒政)丢了社稷。历代王朝总结前代君主失败的教训，形成了有德者有天下的认知。从君主角度言，践阼就要力行德政，而德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举贤”。为什么“举贤”会是“德政”的重要内容?一是古人从王朝兴衰与贤德之人的关系中，察知君主有贤德之人辅翼才能长治久安；反之，“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会天降大祸，江山不保。这是从君主权位角度提出的举贤必要。二是隐士注重修身，践行的道统体现了贤、德，使其成为举贤的重要对象。
《大戴礼记·五帝德》说：“举贤而天下平。”《礼记·月令》更将举贤礼士列入君主一年的活动日程：“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
出于王朝统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举贤”“崇贤上德”行为，成为君主政治的一种传统代代沿袭，最终演变为德政的内容之一，成为德政的评价因素。汉高时，四皓出山为汉解难，被后世帝王儒臣视为“四皓光乎汉日”的“圣代”标志。唐高宗诏得隐士田游岩，喜不自禁，称：“朕今得卿，何异汉得四皓乎?”[5]5117为隐逸立传的史官指出这一事实：
“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浦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20]2908
隐士的高风贤德既有君主统治的需要之处，其人又可成为德政的标识。由此深藏潜隐之士，便成为帝王猎取的目标，进而演变为一种千年传承的“举逸民”传统。
隐士的抗争行为，虽经国家、社会、群体的选择、转换、传播，在不同层面造成不同的影响，但其记录于史的不合作行为，意义深远。首先，它在罗网重重的君主专制下，提出了抗争的可能。中国的君主专制历史久远。三代邦国共主的层级君主制，经过战争向心集权，至秦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伴随着君主地位的急剧抬升，君权日益强化，“朕即国家”成为君主专制的典型特征。皇帝主宰一切，“一言九鼎”；皇帝操掌生杀大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民若有不顺从君主意志的即可以“犯上”治罪。在此专制罗网中，《易》《月令》所赋予隐遁的神圣色彩，加之“举逸民”的政治传统，为隐士以守道之名，用非暴力的拒仕不与无道君主合作，得以成为可能。其次，在专制规范的社会中，展现多样的另类生活方式。专制社会出于统治的需要，竭力推行单一的生活方式。在先秦，君权未达至集权专制之前，中国有过生活的丰富多彩，思想的百花齐放。《诗经》时代，各国的“风”不一样。春秋时的诸子百家，可视为多元生活方式的反映。秦灭六国，实现一统，便诉求思想一统，于是便焚百家的书，坑异己思想的儒。自汉武“独尊儒术”，帝王竭力推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规范臣民的生活方式。隐士因拒仕而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没有生活保障。失去了体制供给，带来的问题是生活上的困难。但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了体制对生活方式的约束。这两者造成了隐士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庄子逍遥游，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刘虬隐居礼佛，陈抟栖山辟谷；晋朱冲、刘驎之、宋孔旼、戚同文等安贫守道，举手投足奉行儒家礼仪；祈嘉、周启明等筑室授徒；索袭、杨轲、杜本、顾炎武、王夫之等闭门著述；张志和、沈周、陈继儒、唐寅等隐居山水间或浪迹江湖，吟诗作画；阮籍、刘伶、王绩等狂放不羁，行迹放诞，等等，等等，形形色色的隐士，吃穿住行多姿多彩。不合社会主流，不守朝廷规范，古代隐士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在创造了另类生活方式的同时，以张扬的个性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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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with Seclusion of Ancient Intellectuals under Absolute Monarchy
WANG Shijun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Heilongjiang 150082，China ）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monarchical rule,the reclusive behavior of scholars existed for a long time,to which more praise than criticism are found in the classics of the past dynasties.There wasn't criticism or disapproval on hermits from the revolution perspective till the 20th century.This paper holds that we should research the reclusive behavior of scholars who stuck to their own beliefs i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absolute monarchy.Non-cooperation of scholars who upheld“people with different beliefs should not work together”and“refusal to attend upon the nobility”should be approved,thus giving back hermits their rightful place they deserve in history.
Key words: hermit；absolute monarchy；refuse to become officials；seclusion；non-co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DOI] 10.15883/j.13-1277/c.20190500108
[收稿日期] 2019-02-18
[作者简介] 王士俊(1949—)，男，上海人，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董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