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留给我们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非典”危机中的五种改革压力
迟福林在《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9日撰文认为：我国面临着“非典”危机中的五种改革压力。
一是，政府改革的压力。政府职能转换应当从优先经济目标向优先社会目标转变。因为，改革开放进入到目前这个新阶段，各类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前提。从这次“非典”的危机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府把自己的职能定位于优先解决各类重大的社会问题方面，是一件相当迫切、相当重要的大事。同时，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建设上面临许多问题。例如：①政府危机管理的机制建设；②政府公信力的机制建设；③政府财政资源和社会动员机制建设；④政府的信息披露机制建设等等。
二是，传媒改革的压力。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信息公开，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灾难性信息，就更应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公众。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应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及时和客观的披露，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应当从这次“非典”危机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传媒体制改革。
三是，医疗体制改革的压力。这次“非典”的爆发，暴露出我们现行的医疗体制同抗击“非典”疫情的严重不适应，也暴露出这个体制的某些严重缺陷。在“非典”的压力下，应当严肃思考现行医疗体制改革。例如：①加强农村的医疗公共建设，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农村医疗体制；②加快建立公共卫生的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③建立社会性严重传染疾病的公共保障机制。我们应尽快解决包括医疗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各类重大问题，这是应对突发事件最重要的基础工程。
四是，社会改革的压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和参与，有许多事政府做不了也做不好，应当相信社会的力量，拓宽社会参与的渠道。一个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它与国家力量之间能够形成协调互动的良性关系。为此：①尽快建立社区自治制度；②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类民间组织，使他们在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③开展民间组织与国际组织的对口合作。
五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这次“非典”发生期间，有关部门和地方官员的行为及态度，反映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某些弊端。为此建议：①由于某些干部过于看重GDP等政绩考核标准，甚至将疫情等同于辖区内“重大事故”，惟恐考核中“一票否决”。这种干部考核和任命方法，只对上负责，不能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必须尽快改革。②新闻舆论和民主党派适时监督政府，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准确性，政府因措施不力造成的失误，应向受害者和公众及时认错，及时道歉。③通过公正严格的司法程序，惩处对“非典”扩散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人员，以消除民众中的不满情绪。④特殊时期，政府的一举一动如明镜般高高挂在天上，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对于党和政府来说，“非典”是一次切切实实为民众服务、改变自身形象和重建社会公信力的机会。
（李摘）
面对SARS：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面对SARS为害的实际，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解决。首先，要全力防止SARS的扩散。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防止SARS的扩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大小也与此密切相关。为此，不仅需要医务界的努力，也需要每个人的自觉和配合，更需要政府有效和过细的工作。其次，需要反省和重建公共医疗保健制度。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被分成三六九等，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保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歧视性的规定。能否借着SARS为害之机，重新检讨和彻底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全国医疗保健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借着SARS的伤痛，目前是这样做的极好时机。第三，建立反危机体系，实行危机管理。①要做好危机事件的预警和监测，这取决于对相关信息的把握和处理。②要做好危机来临前的防范化解工作，或推迟其发生，或分散和阻滞其冲击。③要做好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关键是要消除危机产生的恐慌情绪，减少危机中的从众效应，控制和防止危机的扩大或扩散。为此，危机管理体系应当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系统、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和各种应急方案的设计等。这样才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取消新闻管制，推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次SARS为害，暴露了现行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新闻自由的缺乏和言论自由的不足。既然发病早在去年，如果没有新闻管制，能够自由报导，那么，就有可能尽早发现，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和警惕。但直到3月下旬，当各种小道消息已经传开，网上信息铺天盖地，官方报刊仍然一字不露。更有甚者，当钟南山教授提出开展协作，并主动与香港大学合作，竟被有人视为缺乏政治警惕。可见，新闻管制已经渗入某些人的骨髓，其为害之深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伤害。其实在现代技术和信息条件下，新闻你想管制也管制不了，限制言论更是自欺欺人；与其吃力不讨好，为什么不顺应潮流，改弦易辙，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如果通过5ARS事件，我们的政府和官员真正懂得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做到举一反三，收获可就大了。
（李摘自《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5月8日张曙光文）
“非典”击中了我们的弱点
侧评、宁广鲜在《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30日撰文指出：“非典”的肆虐，毫无疑问集中了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它击中了我们的弱点。我们痛改前非的时刻也到了。
为什么一些地方一开始强制人们不准戴口罩？执行如此愚蠢指令的人既侵犯了戴口罩的人避免感染的求生权益，也侵犯了自己避免感染的权利。属于典型的害人不利己的行为。各国政府政策的有效或失误的程度，已经并将继续影响着这种灾难对人们的侵害程度。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指责谁的问题，而是理性地思考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在媒体文明方面，“非典”的报导方式有多种：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着。主流媒体没有进行及时报导，有各种原因，首先是对该危机的威胁程度认识不够的问题。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措手不及。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但也有与其他相关的因素存在，为了使该事件不受影响而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方式。这种方式已被证明是既无效又愚蠢的。
非主流媒体中，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手机短信息。前者由于使用者集中而传播范围有限，后者则在今年佳节“过年”期间，在广东等地有过异常突出的表现。带来的后果竟然是“已经着手研发控制不良短信息传播的软件”的“好消息”。真是让人担心：讳疾忌医会害死人的！
怎么报导也是大有讲究的。4月份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直面我们遭遇的灾害，采取了一系列合理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突出了“透明”的直面报导。这是继“透明的伊拉克战争”后又一务实的措施。这一措施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认可和赞扬。因为，这样的透明让我们清楚：危险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大？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而理性的应对？等等。透明，将使中国人变得理性！SARS的肆虐无疑是祸事，但我们可以借机传播文明：传播政治文明、传播媒体文明、传播饮食文明、传播卫生文明。
（李摘）
一个多月来我们经历的进步与深层变化
政府的理性
应对SARS危机，要依赖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随着4月20日张文康和孟学农的免职，以及一批失职官员的相继被罢官，政府作风切实转换，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民众开始在非典危机中获得了知情权和监督权，以往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政府与民众关系正在走向亲近化，对事故的处理学会了更现代的反应方式。科学是这场风暴中另一个主角，不仅仅是药物，更重要的是政府开始反省此次SARS危害，中央政府拿出20亿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增强了应急公共危机的经验和灵活性。
媒体新思维
通过SARS危机，媒体开始明白，灾害信息公开和透明不仅有利于外界了解疫情，而且关系到本国公民的健康和生命，使他们正确认识非典疾病的病理知识，增强防治意识和防治能力。因此，媒体在重大的公共危机来临时开始注意自己的报道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媒体长期延袭的一些新闻陋习，有可能因这次SARS而得到改观。
不报道灾情的具体细节，潜意识中是一种掩盖和回避。而这些事关公共利益的信息，如果能够公开，本来是有助于外界对灾区的受害情况有真切和详细的了解——至少信息畅通了，减少了误传的可能。更不必说细节报道获得外界的救助。
缺乏对生命的真正敬畏。灾难发生时，媒体并不注重报道具体灾情，将灾情化简化为简单的死亡人数、经济损失等这些相对抽象的东西，这些报道几乎从不对某个具体死者或者遭难的家庭进行细节报道，无法使人们产生同体之悲。
媒体对灾情的报道，几乎无一例外地唱几句灾区各级官员之类的赞歌，反映了官媒体舆论心态上的官本位心理。在灾情发生时最应该被报道的是灾情本身和受灾人群，可是这些报道却将大量笔墨和篇幅放在那些官员身上，而且报道中很少见到死难者的名字——更不必说提供名单。灾区官员重视救灾，这当然是好事，必要的报道也未尝不可，可是一味地强调往往会引起事实上的反感。
（李摘自《钱江晚报》5月14日王玲英、徐叔竞文）
美国对突发事件的预警与预后值得我们借鉴
对重大灾难，突发事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政府都有一套防范与干预系统，这个系统的构成要素一般都大同小异，即监测、预警干预以及预后，但不同国家对这一系统的执行状况和重视程度是各不相同的，而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重大疾病的预警和防范。
以重大流行性疾病为例，美国一般有如下预警与危机处理程序与做法。
首先是法律赋予政府官员、专业人员的职责、义务与权利、总统和相关官员担当责任，专业部门及领导人向总统和法律负责。对重大传染病的防治美国有很多成熟的法规和行政管理制度。
其次，根据自己的职能，有关部门与部门首长有责任尽早启动应急中心，统一指挥防疫。对于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美国卫生部有一个紧急指挥中心，在非常时期，卫生部部长应果断地提前启动这个中心的工作，以指导全国各地的卫生防疫系统。美国针对全世界流行的非典疫情，于3月14日就启动了卫生部的紧急指挥中心，该中心启动后第二天就向各州卫生局发出一份加强对“非典”监控的工作指导手册；向全国派出300名医学专家指导工作；同时向全美的医院和医生发出疾病或疫情警告；向准备到疫情国旅行的公民提出建议等。
其三，在卫生部紧急中心的指挥下，整合和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3月15日，美国卫生部长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共同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电话新闻发布会，向全美新闻媒体介绍SARS在美国的流行情况。同时，美国卫生部向公众宣布所辖三大部门的具体职能，并要求各部门尽责尽力地履职。一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职能是负责全国的疫情统计，制定防治方针，向公众发布疫情信息；二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其职能是研制防治SARS的有效疫苗和药物，并进行临床试验；三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职能是与研究所和私人公司合作，对SARS药物和疫苗进行实验，以决定和审批药物和疫苗是否可以上市。
其四，明确卫生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美国每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并不领导对SARS的防治，而是协助当地卫生局开展工作，提供人员、后勤、物质、资源、交通等的方便与支持等。
2.全方位的干预行动。
在干预工作方面，除了其它措施外，美国对公众和专业人员及对外联系的做法更加突出。
其一，在疫情公开和舆论公开方面比较彻底。
其二，卫生部向不同职业的人提供防病的指导方针或指南，比如有针对医护人员、室外工作者、室内工作者、空姐、海员、旅行者的防治措施。
其三，在科技方面美国有全球所有国家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迎战疫情中充分依靠和动用全国最好的科技力量研究病原体，寻找诊断、治疗和预防SARS的各种有效方法。
3.预后行动。
一旦灾害结束，政府要发布危机状态结束令，但最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灾后的心理干预与救助。为此，卫生部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会充分调动全国的心理医生，既有心理热线，又有专门的心理诊所，为患者以及涉及此类心理问题的人提供心理服务，甚至临床的各种心理和药物治疗。
（汤摘自《文汇报》2003.5.4张田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