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陷阱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151(2012)68-0020-14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按照人均收入水平(汇率法)衡量，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是否会落入一些拉美和东亚国家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分析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问题和条件的基础上，对我国如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中国与典型国家的核心指标比较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经济体的国民总收入(GNI)的人均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或衰竭，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徘徊停滞的一种现象。
根据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研究，我们选取了12个核心指标，描述与可持续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有关的发展状态(见表1)。其中，人均GDP及其增速描述经济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描述效率水平，居民消费和服务业占比描述良性经济结构，教育投入占比描述人才培养，收入分配差距描述社会公平，单位产出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描述资源约束与污染水平，劳动力比例和抚养比描述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
为了综合比较中国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代表性国家上述核心指标的状态，我们首先将各个指标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①而后将代表性国家在1999年和2009年的状态做雷达图，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来对比中国在这些核心指标上的表现，以判断陷入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一)中国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
从中国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阿根廷和巴西的比较来看(见图1)，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红利水平较高，收入分配差距相对较小，增长势头较快，这些表现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的不足在于人均财富水平和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居民消费和服务业所占GDP比例较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强度较大，二氧化碳排放较多。纵向比较来看，阿根廷自1999年～2009年最显著的变化是收入分配差距从中等水平跌入到最为严重的不均衡，消费比例明显下降，污染水平有所抬头；人口红利指标变化不大，抚养比和劳动力比例一直较低；期间其生产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水平有显著提升。巴西的特点则是除服务业比例和人均GDP与拉动生产率的位置有所提升外，其他指标变化都不是很大。
图1 中国与巴西和阿根廷的核心指标比较
这里最为明显的特征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大国收入分配差距都很大，或从差距不大跌入差距很大，而其经济和生产率增长在全球仍处于中等水平，人口结构位置变化并不是很大。
(二)中国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
从中国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性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比较来看(见图2)，中国除抚养比较低、劳动人口占比较高以及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外，其他指标明显落后于这两个国家。相对来看，除日本人均GDP增速较慢，2009年的抚养比较高外，日、韩在雷达图上各个指标的分布比较均匀，整个图形比较饱满，围起的面积较大，而中国还是一个有优有劣的结构，除人口红利和增长指标优势明显外，其他指标都有非常明显的劣势。
纵向比较来看，1999年～2009年，中国能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的相对表现明显变差，居民消费比例降低，而其他指标变化不大。日本10年来的最显著变化是劳动力比例下降，抚养比显著提高，其他方面如教育、能源、污染、服务业发展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人均GDP相对下降但增速相对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增速相对下降。韩国与日本的特点类似，10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不同的是其劳动人口占比一直相对较低，抚养比位置没有大的变化，人均GDP增长相对下降，劳动生产率不变但增速相对提高。
日、韩两国的明显特征是，两者在收入分配、能源效率和污染排放上有持续且明显的优势，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较高。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与劣势。
通过对比图1和图2可以发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内容在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对居民消费的重视是发展成果的共享，是收入分配公平性的一种延伸，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能源和环境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延伸，是表象问题，但对中国这样能源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大的国家，迫切需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劳动力供给是重要因素，但对中国当前发展来看不是最大的问题。教育投入则是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民族素质问题。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包括：(1)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跨越“陷阱”的基础；(2)尽管“人口红利”有缩减的压力，但相对全球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的劳动力比例和抚养比在短期内仍有竞争优势，是发展经济、保持增长的主要支持力量。劣势包括：(1)人均GDP水平才刚刚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压力将长期存在；(2)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也面临结构转型等现实的压力；(3)教育投入比例相对不高，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劳动力素质提升需要进一步重视；(4)收入分配差距在持续扩大并保持高水平，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是中国能够跨越“陷阱”的指示性指标。
图2 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核心指标比较
二、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
(一)“人口红利”不断衰减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②指出生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为某一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或时间窗口。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主要的长期影响因素，因为一方面，人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消费者，也正是人们的消费构成了社会的最终需求。
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城镇化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使得大量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成为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劳动力。这种转型一方面减少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提高了该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拓宽了他们的发展空间。此外，人口红利的大小受劳动人口素质制约，较高的人口素质能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人口红利。我们将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和教育投入几个方面分析其带来的影响。
一是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观察近几十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及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我们发现，适龄劳动人口③的数量和比重的增加，与我国GDP的走势呈正相关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国人口进入增长通道，尤其是适龄劳动人口，2009年是1978年的1.77倍，占总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57.58%提高到2009年的73.41%。在此期间我国GDP总量翻了16倍，④人均GDP增长了11倍。
1982年和1987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达到了双峰高点(见图3)，之后开始逐步回落，而死亡率一直保持平稳。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发展等因素，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受此影响，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逐年上升，200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达9.71%，⑤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占总人口比重最高(达26.67%)的35岁～49岁年龄段人口将在20年～30年后步入老年，从而加速老龄化的过程。而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停止增长并逐步下降，高出生率带来的劳动人口大量增加这一现象不久后将会消失。2015年前后是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此后，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变为人口负债阶段。
图3 1978年～2009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中国统计局网站。
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目前我国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农村劳动力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适龄劳动人口蓄水池的作用正在逐步降低。如表2所示，⑥近10年来，农民工人数从2000年的7849万人迅速增长到2009年的1.45亿人，但是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而城镇就业人数年增长率则保持稳定。可见，在城镇对就业人口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供给增量在不断下降。农民工的收入也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变化，2010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1690元，是2005年的2倍，年均增长14.1%。客观上说明农村不再能够无限量输出劳动力，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人口红利的贡献正在削弱。
三是教育投入情况。提高人力资本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受教育程度将促进或制约人口红利作用的发挥。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发展。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0年前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⑦同时，国家财政在教育方面的经费投入也持续增加，占GDP的比例由1998年的2.41%增长到2007年的3.32%(见表3)。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还存在很大的差距。2007年，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在教育上的投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目前的人力资本投入还远远不够，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抑制了“人口红利”的更好发挥。
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教育投入三个方面的分析可见，我国当前仍然处于“人口红利”时期并将持续一段时间，但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最终可能发展到“人口负债”阶段。在人口结构转型的进程中，经济结构如果不能及时实现转型、人口的劳动竞争力不能得到提高，将有可能导致一系列的经济矛盾和就业摩擦，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
(二)“投资+出口”拉动的高增长不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缩小(见图4)。在高速增长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减，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图4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总量比较
资料来源：Wind资讯。
第一，投资高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是投资。若按支出法来划分中国的经济结构(见图5)，资本形成一直占有较大比重，而且这一比例在近些年来有继续增大的趋势，而最终消费则是下降的，其中城镇居民和政府消费保持了增长或相对稳定，农村居民消费比例却出现了快速下降。⑧从另一组数据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65%左右，到2006年之后已下降到不足50%，同期的资本形成率则从30%增长到40%以上。2000年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拉动率一直排在首位，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日益提高。
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需求，且主要是本国居民的需求，高增长的最终结果也应回到这一根本目的上来，即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过来说，没有本国居民需求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将逐渐衰减，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和人口大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将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是保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和关键。
图5 中国经济总量按支出法划分的经济结构
资料来源：Wind资讯。
第二，外部环境趋紧，“大进大出”格局难以持续。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图5所示，近年来净出口在经济增量中占有显著的比重。出口不仅带动了沿海地区制造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也积累了发展初期急需的外汇，对经济增长、就业和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产业，也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发展资金、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模式。当经济已经起飞并快速发展30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实际已过度依赖出口而对内需支持不足。我们出口的产品是高污染、高资源消耗性产品，既包括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计算机硬件等高科技产品，而且出口产品相对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有较高的质量和标准，属“高质量、低价格”产品。我们进口的产品中能源、奢侈品等“高价格、高质量”产品的比例也在增加。政府政策仍然是出口存在退税，而进口税率相对较高。
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比，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远低于其他国家，资本形成则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且与阿根廷、智利、印度尼西亚相似的是净出口在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见图6)。这不仅说明我国消费不足，而且是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
总之，一方面，靠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已无法持续，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出现问题；另一方面，长期努力工作的报酬增长缓慢，难以实质启动消费，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这些都是经济增长动力衰退的表现，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素，是制约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
库兹涅茨(1955，1963)的“倒U形”理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收入分配必然是先变得不均等，而后才变得较为均等；只有在国民收入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经济增长才会带来更大程度的收入均等。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罗默(Paul M.Romer，1986)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1988)的论文发表之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以及各国国民收入和增长率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对国家间增长率差别的经验研究成为可能(Aghion，Caroli，and Cecilia，1999)。这些研究普遍认为，较大的收入不均等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居民收入不均等也在不断扩大。贫富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也将损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也是拉美各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居民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异指标)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欧洲、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0.36之间，而中国这一指标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激增至现在的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从1988年～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城乡人均收入比为3.33(如果加上隐性收入，实际比例可能更高)。收入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相差15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至2007年，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储蓄存款的64.4%，个别年份达到76%。
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被认为是稳定性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社会。而中国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量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金字塔”结构。“金字塔”反映出目前中产阶层数量严重不足，培育和扩大中产阶级应该是未来结构转型的一大任务。
图6 2009年我国和主要国家支出法经济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图7 单位GDP能耗的国际比较
第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减小。近年来，我国市场机制总体强化的同时，要素回报却出现向政府和资本集中的反常情况。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则不断下降，从1983年56.5%的峰值下降至2007年39.74%的最低点(见表4)，24年内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四)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不堪重负
一是土地愈加稀缺。我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但可利用土地仅占国土面积的1/3，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在人均耕地不足的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不断扩大，农村住房占地不断增加，加上生态退耕和灾害损毁，使耕地资源不断减少。截至2010年年末，我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已逼近“18亿亩红线”。
二是能源消耗严重。2009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9.5%。中国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25%～95%(见图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依靠大量消费能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条件的约束边界。我国从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于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国。2011年，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并且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汽车消费增加和工业化进程继续，石油消费还将快速增加。如何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关系到我国长期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三是矿产资源约束加大。我国属于矿产资源大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矿产资源来看，我国又是一个矿产资源贫国，尤其是一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关系国计民生且用量大的支柱性重要矿产如铁、锰、铝、铜、铅、锌、硫、磷等矿产，或贫矿多，或难选矿多，影响其开发利用，国内矿产资源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目前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素有“工业粮食”之称的矿产资源供需形势严峻，对经济发展的保障程度逐渐降低，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愈来愈紧张的矿产资源约束问题。
四是环境污染严重。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大气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二是城市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处理率偏低；三是固体废弃物处理利用率不高。此外，有毒有害的有机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危险物污染等问题也日渐突出，这类污染已由城市蔓延至城镇甚至乡村。
三、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分析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也达到4400美元，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传统增长动力衰减、人口红利消失、收入分配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否会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后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存在放缓的趋势，但仍具有较快增长的潜力，未来15年实现GDP年均增长7%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⑨
(一)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期
按当代国际工业化标准，我国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进入由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向重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深化的阶段。从国际经济发展史来看，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通常是高速增长期，如韩国1962年～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长达38年；新加坡1960年～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40年；中国台湾地区1951年～2000年平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49年。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以后无一例外都保持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成为全面小康社会；到2030年真正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等一系列目标，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就是说，在未来10年～20年我国完成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之前，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前后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的中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均具有较高的增长动力，若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人口规模，这种需求动力就更为强劲。
(二)城镇化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按PPP方法计算，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962美元，城镇化率为43.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人均GDP为5424美元，比我国低538美元，但城镇化率比我国高1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比中收入国家仅低4.4%，但城镇化相对滞后率却达到10.4%，相差6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农民工的“准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水平可能存在高估。这表明我国城镇化率不仅规模低，而且质量也不高。从收入水平上看，我国目前平均每个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左右，而农村居民家庭同时又是生产者，其收入能够用于消费的部分就更少，据估算平均每个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不到市民平均水平的1/4。我国50%以上的人口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严重扭曲，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受到极大局限。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际公认的城镇化率30%～70%之间的加速发展时期，不仅城镇化规模提升空间巨大，城镇化质量改善的空间更大。城镇化规模和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推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而且是扩大内需、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三)区域经济结构差异是我国可以更持续地保持高速增长的因素
尽管中国人均GDP超过4400美元，已经跻身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全国平均数掩盖了区域间存在的巨大差异。西部贵州和甘肃等贫困省份相当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则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相当，城市地区更是接近甚至超过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某种优势产业在特定区域内迅速聚集，客观上形成了要素供给和产业发展中的互补性，增加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推动力呈现出梯度状态，从而持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如果说以前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推动力，那么伴随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和中部崛起的加速，即使东部发达地区增长速度逐渐放慢，西部和中部也有可能进入高速增长期。此外，各地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能够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可以有效提升经济快速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四)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人口规模是市场规模的重要决定因素。中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是美国人口的4.3倍，欧元区人口的4.1倍。收入层次多样化构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目前，我国处于国际公认的消费结构加速升级时期，扩大内需国策和新一轮消费潮将带动中国更长久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沪、京、粤、浙等地区，消费结构升级表现尤为明显，汽车、住房等更高档次的消费品已率先进入富裕家庭。“十二五”期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随着国家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力度，居民收入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占比将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持续扩大，从而显著增强居民消费的可持续性，使居民消费数量和品质进一步提升。
(五)战略和政策的主动调整
基于中国目前发展阶段，并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中国政府很早就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性并做出了发展战略和政策方面的调整。预计在整个“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政府将继续对过去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增长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改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更加强调环境、创新、制度建设，更加关注平等和机遇等。这些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将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质量以及包容性出现重大转变，从而对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总之，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未来15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到202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高达85%左右。当然，要成功实现这个目标，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全球经济不发生类似“大萧条”那样的严重衰退；二是国内社会、政局保持基本稳定；三是发展战略及时做出调整，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强调包容性增长和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四是加大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协调和合作，构建和谐世界，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见图8)。
图8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说明：(1)图中曲线为拟合曲线；(2)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根据Maddison1990年国际元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Maddison(2010)数据整理，国研中心(2011)。
四、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与政策建议
回顾过去30年，我国顺利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下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即“低收入陷阱”)，接着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称道。展望未来，面对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充满信心。但也要注意到，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条件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过去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条件、经验、战略和政策，并不能完全适应和应用于未来的发展上，客观上需要我们对过去的发展条件、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
未来10年～15年，中国经济将继续较快增长，年均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没有问题。高度概括，影响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四个：一是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包容性增长和社会稳定；二是结构失衡问题，关系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关系到能源与资源的供应安全、走低碳发展道路和保护环境；四是发展动力再造和切换问题，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关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因此，改善分配、优化结构、保护环境、鼓励创新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核心。要实现这四大目标，转型是根本之策，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
通过分析和研究，我们对未来中国顺利跨域“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提出以下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一)加快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估和调整
1.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平衡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伴随着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上升到一个新阶段，改革也进入了纵深阶段。与以往相比,容易的是方向明确，即完善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明确的，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困难也更大，许多领域的改革都进入深水区。中国未来的发展更需强调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博采众长，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始终坚持改革的大方向，坚决不能走回头路。同时，由于完全依靠市场本身来运行，既不稳定也缺乏效率，因此，还需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求得平衡。
2.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新兴主导产业。经济和人口大国要求我们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全球化分工则要求我们在产业发展上有所侧重。优化产业结构首先是保证已经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继续发展，加强这些产业在增加就业、吸纳投资、引进技术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还要发现和培植一些对就业、收入、发展和资源合理利用有积极正向作用的新兴优势产业，推动增长的可持续性；此外还要特别注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以及统筹考虑能源的消耗和环境问题。
3.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刻挖掘产业区域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现阶段，有必要重新审视和梳理过去30年实行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步伐，既鼓励人们转移到发展机遇更多的地方，也鼓励企业在最有效益的地方设点。运用经济而非行政手段，鼓励、引导和支持产业在不同区域间的转移，建立良性的区域竞争和产业转移秩序。一方面防范相似环境区域间在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上过于让渡和缺乏应有的原则；另一方面是承认相关产业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的现状，但同时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保护和跟踪，防止落后产能向经济落后和环境脆弱地区转移。
另外，要加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争取早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前10年西部大开发等战略的实施，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和社保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总体上，“硬件”设施发展要快于“软件”设施。未来若干年，应该把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入到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都是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力跨区转移、扩大内需的很好手段。正因为如此，这方面的资金支持更大部分甚至全部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形成中央政府出钱、地方政府出力的分工协作机制。
4.协调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夯实经济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我们的经济总量、产业、人口和环境承载力要求未来的发展必须考虑资源节约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资源节约要求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要以集约发展为导向，节约有限的土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环境保护则强调产业发展不能以环境严重破坏和污染为前提，特别是在产业转移、落后地区和资源聚集地区的发展和开发，必须严格考量对环境的负面作用。尽管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高收入国家的种类繁多，有的存在不均衡，有的环境很差，有的在破坏世界环境。中国应该追求成为高收入的和谐社会，拥有良好的环境，较高的生活标准，优质的教育和卫生，不平等程度较低。
5.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存量。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是我国“人口红利”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素质型转化、延长“人口红利”存续期的关键。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争在2年～3年内实现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的目标；第二，强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欠发达地区的责任和投入义务，(11)这不仅符合公平原则，这些领域的投入回报率也更高；第三，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把发展重点从前些年的规模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在保证公平、公开、公正的基础上，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尤其是教授治校；第四，健全医疗保险制度，提升全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第五，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延长退休年龄，尤其是女职工的退休年龄。
(二)推动经济增长由生产要素驱动型向科技创新驱动型转变
1.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打造“创新型经济”，(12)关键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而非数量，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创造力和独立性。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全面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集中力量形成若干优势学科领域、研究基地和创新团队。围绕国家区域发展布局，深化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推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推动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逐步形成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
2.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进力度，充分发挥科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引领作用。科技成果转化，关键是企业创新和应用，以及相配套的财税支持措施。优化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和方式，完善并落实财税金融等各类激励措施，进一步增加全社会科技投入，制定促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企业把技术创新作为内在需求，不断改进产品，满足社会需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工作，促进技术交流和交易，支持海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推动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加强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重点产业振兴。加快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批产业特色鲜明、技术水平较高、规模优势明显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差距巨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长期得不到消除甚至固化，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甚至抛弃，是拉美等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包容性发展依然是未来政府的重要责任。这不仅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增长，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与民心向背。近期中亚、北非发生的众多政治事件，其原因不一而足，但少数人占有发展成果，社会大多数成员依然贫困，是重要原因之一。
改善我国收入分配“说易行难”，受到许多因素的掣肘。“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缩小居民贫富差距的大方向。未来几年，需要对实现这个目标制定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需要政治远见、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1.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工资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第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最低工资普遍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却只有20%，差距还很大。第二，建立工资收入和企业效益、物价指数、经济增长挂钩机制，不断调整工资指导线，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使劳动报酬逐步合理地增加。第三，健全工会制度，设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会能够真正代表劳工的利益，以增强劳动者在与资本博弈中的地位。
2.减税和增支并举，加大二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推进个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核心目的是要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大，而不应过于注重增加财政收入。2011年9月1日起施行的3500元个税起征点仍然偏低，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将个税起征点与物价指数进行挂钩，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是世界主流。同时应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低收入者降低征税率，以此平衡过大的贫富差距。
完善税种，采取优惠措施。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这些税种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开征。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改变政府激励。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此外，财税优惠要向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倾斜；涉及居民的财产性交易和收入要进一步降低税率；涉及消费领域的各种税收要想方设法调降。
降低政府行政开支，提高民生支出。首先，政府要压缩行政开支。我国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大约10%，但政府的财政收入、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20%～30%。其次，把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社会发展领域。改变政府缺位现状，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当中，60%是用来解决居民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等民生问题的，而我国在财政支出当中大概只有20%左右是用于民生的。应该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把钱更多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民众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内需才能拉动起来。最后，政府的很多投资应该转向民间。政府职能越位和错位，权力过大，会挤占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生存空间。
3.加大财税和金融支持，切实拓宽中小企业发展空间。真正吸纳大量就业和具有科技创新活力的是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通过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的成本压力，并辅以财政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支持广大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焕发出更大活力，就业和收入才能进一步改善，社会才能更加安定和谐。
4.进一步健全充分竞争、公平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长期以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备，运用市场配置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程度依然偏低。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不当的开采导致对环境的破坏等社会成本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部分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圈钱”；土地买卖，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利益被严重剥夺的悲剧。政府应让市场更多地自发配置资源，让要素价格回归市场理性。
(四)政府职能重构，致力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主导型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体制因素。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弊端日益突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增长，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
1.加大制度约束力度，规范行政行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不仅使政府及其部门之间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而且也增加了权力与市场“交换”的可能性。政府职能转变意味着政府大幅度减少直接配置资源和控制市场运行的权力，也意味着政府及其部门原有利益的损失。推进政府转型的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把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限定在公共服务的范围，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管理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2.完善政绩考评机制，增强其对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的导向性、规范性。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严格、规范和制度化的考核，引导各级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建立符合地方各级政府实际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克服对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单一追求，将政府履行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作为考评的重点。二是考核方法上要增强考核的针对性，保证真实性，增强科学性，注重考核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三是要加强考核结果的导向性和激励性。
3.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责任和核心职能。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应更加重视基本民生服务、公益性基础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等，全面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加强协调合作机制，建立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的合作机制，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灵活性和多样性。
4.完善政府财权事权分配机制，促进各级政府目标函数的一致性。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财政支出范围必须坚持社会公共需要的原则。一是要完善公共财政关系，明确不同政府部门、各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和财力的划分和匹配，并实施信息公开。二是要加快发展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补偿和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三是要加大对财政支出的监控力度。
(五)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都肯定，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在城市进行更有效率，同时城市还是促进创新和发展复杂技能的主要基地。未来一二十年，我国要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所谓可持续的城镇化，就是用系统、综合、辩证的观点正确处理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相互关系，通过城市经济增长、社会进步、资源环境生态建设相统一的途径，既满足于当代城市现实需要，又满足城市未来长远需要的发展方式。
当前，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要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紧密结合，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布局。二是力行节约和低成本，建设集约型城市。三是限制特大城市过度扩张，以中等城市为城镇化的重点。四是城镇化要以保证耕地和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为先决条件。五是促进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完美结合。
(六)倡导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型城市和倡导绿色消费
面对环境的持续恶化和全球低碳经济的呼声，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节能减排压力明显提高，政府所附加的环境成本开始倒逼产业结构转型，而对政府的倒逼因素主要来自于民众的需求和国际碳减排的压力。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低消耗、低排放，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碳税政策，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按行业有区别地进行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进行碳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向低碳经济方向进行升级转型；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改变目前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模式，使之变得更加节能环保，也使社会能够持续科学地发展。
优化城市交通模式，提高公共交通的分担率；通过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发展城市低碳建筑，利用财税政策鼓励开发商和消费者投资、购买节能低碳建筑，对于购买节能低碳建筑的消费者给予减税优惠；开展节能低碳建筑示范，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家用电器，鼓励使用高效节能厨房系统。改善城市能源供给方式，扩大新能源的利用。提高电气化率和城市用气普及率，增加优质清洁能源的适用比例。提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理念，征税方式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即在消费时对商品进行征税，消费越多付税越多。
坚持可持续消费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是一种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是与环境相协调的、低消耗的、高质量的适度消费模式，(13)既发挥消费对改善人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又可避免过分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可持续消费要坚持“6R”原则，即Reduce——节约资源，减少污染；Re-evaluate——绿色消费，环保选购；Reuse——重复使用，多次利用；Recycle——垃圾分类，循环回收；Rescue——救助物种,保护自然；Re-calculate——再计算等。即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要计算其消费行为的直接经济成本(商品市场上的标签价格)，还要计算生产该产品或提供该服务的全过程的碳排放量，即碳足迹。
总之，尽管面临“人口红利”衰减、“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收入分配拉大和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挑战，但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阶段、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未来10年～15年我国经济保持7%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小。未来我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高收入陷阱”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善分配、优化结构、鼓励创新和保护环境，而实现这四大政策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社会转型。
注释：
②该概念首先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
③指年龄在15岁～64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
④以1978年GDP为基数，通过CPI指数对每年的GDP进行调整。
⑤根据200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计算，抽样比为0.873‰，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国际上通用标准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7%或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⑥农民工人数采用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历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农村司。
⑦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11年。
⑧这其中有人口结构的影响，即农村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明显减少，城镇人口比例则相应增加。若扣除人口比例变化因素，城镇居民消费比例的增长也是缓慢的。
⑨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在2011年3月谈到该问题时指出，未来10年，尽管中国的发展速度可能会低于上一个10年，但中国能继续发展，向发达工业国家迈进。
⑩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过程；投资的结果形成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形成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总和，通常用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粗死亡率、迁移等多种指标来衡量。
(11)目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由基层政府投入，但收益很可能不在本地区，而是其他地区。如果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更有利于人口在全国范围的跨区流动，有利于整体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12)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自主创新能力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但各国情况大相径庭。韩国人均专利数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倍，巴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0.2倍，中国是全球平均水平的0.6倍。中国技术水平仍落后于全球领先国家。
(13)按照联合国环境署(1994)的定义，可持续消费“提供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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