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权威如何塑造亚太盟国的对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盟国论文,美国论文,亚太论文,战略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上升和地区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外交和安全问题都集中在周边地区。在中国众多的周边国家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是美国的盟国，新加坡则是其密切的安全伙伴。以美国为中心构建的“轴辐体系”成为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最显著、最持久的安全架构。①通过一系列双边同盟关系，美国不仅保持了在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维护了自身的地区霸权。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制定对华政策时往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的地区利益和意志纳入决策进程。从中国近年来开展周边外交时所遇到的困难来看，中国在与美国的亚太盟国就领土争议、地区多边机制乃至经贸往来等议题进行博弈时，都难以回避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外交关系早已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 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有着不同的称谓，如“霸权”、“帝国”、“非正式帝国”和“等级”等。②这些表述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美国与盟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某种不平等关系。在多数情况下，这种等级关系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间实力地位的不平等，而是更多强调一种基于权威的社会性主从关系。在当今主权规范被普遍接受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对盟国的影响不是通过强制，也不是完全通过利益交换，而更可能是通过权威关系来实现的。权威关系体现为主导国和从属国之间的指令与服从关系，即对一种不平等社会逻辑的认可。③由权威定义的主从关系会对从属国的行为，包括对外战略产生重要影响。戴维·莱克(David A.Lake)认为，主导国可以通过“规训”(discipline)的方式改变从属国的政策；而康灿雄(David Kang)和吴翠玲(Evelyn Goh)则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等级主导国不是“霸权”或“帝国”，它的行为和作用必须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④ 不难看出，莱克解释了权威的效力，但并没有很好地将权威对从属国的影响机制与强制和利益交换区分开来；康灿雄等人虽然印证了权威中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却难以解释主导国无法依靠吸引力或从属国的自觉实现自身利益的情况。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作为等级主导国所拥有的一种特殊“资产”，美国对其从属国的权威究竟体现在何处？美国的权威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从属国的政策取向？从属国又如何对美国的权威作出回应？对于力图在美国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压力下实现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这一系列问题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的安全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故本文将以亚太地区为例，考察美国权威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塑造亚太从属国对外行为的机制。 在作出理论解释之前，需要澄清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作为美国所拥有的一种影响从属国的战略工具，权威可能体现为哪些具体的政策措施？第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对从属国的对外行为又有哪些具体要求？在理论解释部分本文将着重讨论美国对从属国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形，从理论上追踪权威关系的实施过程，并对权威可能发挥作用的情形进行重点分析。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尽量排除从属国的行为改变是出于纯粹利益驱使或屈从于美国威胁的情况。在理论解释的基础上，本文将着重分析冷战后美国依据对从属国的行为要求，通过权威关系改变亚太从属国对外行为的三个典型案例。 二、主导国权威如何塑造从属国对外战略：既有研究评析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主导国如何塑造从属国对外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霸权、帝国和等级等理论概念和经验现象的探讨中。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和世界体系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互动。其中，前者强调主导国或霸权国对其他国家的“给予”，即提供包括安全秩序和经济福利在内的重要公共产品；后者则突出主导国或霸权国对别国的“剥削”。然而，这类研究的出发点都集中在主从关系的来源及其建立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推断强国与弱国之间战略行为的互动关系，因此无法完全解释已然确立的权威如何发挥作用及其对从属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机制等问题。近年来，等级理论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关系中的权威及其影响的研究。研究者们主要从规训、模仿和遵从外交仪式等三方面分析了主导国权威与从属国对外战略之间的某种关联。这些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权威在改变从属国行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一)规训和设定行为限度 在莱克提出的关系型权威理论中，规训和设定行为限度是权威发挥影响的重要推论。莱克认为，在等级关系中，从属国会要求主导国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性。当然，从属国可能会经常试探权威的限度，以扩展自由选择的范围。面对从属国违反规则、不服从指令乃至反抗的行为，主导国会通过“规训”来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否则就会缩小所提供的秩序的范围。⑤除了直接对一国发动军事干预这种极端做法之外，主导国还会积极介入从属国的国内政治。⑥规训的具体手段包括：在选举中公开支持从属国反对派候选人，为各项民主运动提供经费，提供对外援助，实施经济制裁，甚至通过军事干预推翻从属国政府。⑦为了具体说明规训所发挥的作用，莱克列举了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对拉美地区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他同时指出，美国自90年代以来对拉美国家的干预之所以减少，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美国趋于相似。 尽管莱克对于主导国通过权威影响从属国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但也存在一些与现实不匹配的情形。比如，在合法性较高的权威关系中，莱克所提到的规训的主要方式——直接政治干预和军事介入——不太可能发生。此外，尽管他试图区分权威与权力产生的效果，但其所列举的大部分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例子似乎都表明，在规训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依然是权力而非权威。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对某个国家提出行动上的要求时并不经常以政治和军事干涉相威胁，即使一国没有服从美国的要求，后者也较少采用直接干涉的方式进行“惩罚”。 莱克在讨论规训时也承认，美国在欧洲并没有直接动用规训权力，也几乎不干预非洲事务。⑧事实上，一些具有强制性色彩的措施，如经济制裁和封锁也往往针对的是等级体系外的自助国，而不是针对等级体系内的从属国。例如，1988年至2010年，美国曾长期对缅甸军政府保持着严厉的经济制裁。在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曾短暂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由于冷战后美国作为等级主导国具有较高的合法性，从属国在多数情况下不会违背美国的利益，因此其约束和影响亚太从属国的手段主要不是依靠莱克所认为的规训，更不是依靠强制和威胁。那么，在美国既没有直接干预从属国政权更迭，也没有军事介入从属国与他国的冲突的情况下，权威关系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莱克对此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 (二)模仿政治制度和文化 除了强调主导国对从属国的规训，也有研究指出等级体系中的从属国会主动效仿主导国的政治体制和理念，从而改变自身的战略行为。⑨邝云峰以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安全等级体系为案例，指出从属国对美国的效仿是后者在为前者提供政治经济“公共产品”时要求的一种“回报”，另一个“回报”则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承认。就美国而言，从属国进行效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政治上向西方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规范靠拢。当然，从属国对主导国的效仿在历史上的权威关系中也有所体现。如康灿雄指出，在19世纪西方国家到来之前，朝鲜、越南甚至日本的政治精英都有意识地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和话语。此外，朝鲜和越南还在国内模仿和复制中国儒家文化。中国、朝鲜和越南在共享儒家世界观并且彼此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⑩需要指出的是，康灿雄认为从属国遵从朝贡体系的一系列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们认可中国的政治权威，而只是承认中国的文化优越性。但是，张锋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反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一些情况下，从属国不仅会通过朝贡仪式表达对中国中心地位的认可，也会遵从中国在超出朝贡体系之外的事务上的指令。(11)在朝贡体系下，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以是否接受中华文明、是否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接受、模仿的程度作为判断国家地位和国家间亲疏远近的标准。因此，朝贡秩序也被称为“华夷秩序”。综合上述研究，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模仿是权威影响从属国行为的重要表现。 不可否认，美国自冷战时期就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在后冷战时代更是旗帜鲜明地推行“扩展民主”，不免也会对从属国、安全伙伴甚至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体制指手画脚。如果从属国的行为不符合美国所倡导的民主原则，就可能遭到其“惩罚”。例如，2006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总理他信在出访期间被解除了职务。美国政府公开对泰国军人的夺权行为进行指责，并且暂停了部分军事援助。(12)当然，除了泰国因军事政变分别于2006和2014年两度遭到美国的批评之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美国的从属国都很少因为国内政治体制问题而受到美国的“惩罚”。更多的时候，美国以民主、人权等问题为由指责的对象不是从属国，而是自助国。例如，1999年印尼因不满东帝汶公投结果而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印尼实行军事制裁，包括停止对印尼销售军用设备并要求其允许国际力量参与恢复和平进程。(13)因此，政治制度并不是美国对亚太从属国施加权威影响力的主要方面。 此外，美国对从属国政治体制的要求不仅是因为权威关系的存在，还与外部威胁的强弱密切相关。在外部威胁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了遏制竞争对手的扩张，美国很容易接纳、保护甚至扶持一个非民主的盟友。例如，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面对苏联在东亚的扩张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双边同盟与一些反共的、非民主的独裁政权结成了盟友。(14)这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南部的李承晚政权和越南南部的吴庭艳政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无形之中提高了“民主门槛”，甚至在选择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之前也会要求对方在内政方面作出改变。 (三)遵循外交仪式 有研究指出，在等级关系中，从属国对主导国权威的服从表现在遵从一些特定的外交仪式上。如古代东亚的朝贡国使节要按照中国礼仪拜见皇帝，并从后者获得相应的封赐。同样的，1945年以来，美国成为其从属国的领导人出访的首选目的地。访问结束后，该国也往往会得到美国的援助或其他方面的支持。(15)近年来，类似外交仪式的形式更加多样，不仅包括领导人到访，还包括首脑峰会与国会演讲等。在亚太地区，当美国的从属国国内政治换届之后，新当选的政府首脑通常将美国作为首次正式出访的对象国。例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当选总统后不到两个月即访问美国。类似的，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上任5个月后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也是美国。近年来，日本首相就职后更是无一例外地将美国作为首访目的地。对于一部分从属国来说，这种外交仪式的影响还体现在访美之后造访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从属国日本，如阿基诺三世和韩国前总统李明博。康灿雄的研究强调了外交仪式对从属国的影响，甚至将其上升为权威关系的唯一表现方式。他以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为研究对象，指出在朝贡秩序中表面上主导国与从属国是不平等的，而实际上却是平等的。(16)他同时指出，除了册封和使团往来之外，古代中国并没有对从属国施加其他权威，各国的内政外交实际上都是独立的。(17) 外交仪式是外交的载体，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就无法观察到具体的外交活动，(18)象征性的外交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反映了从属国对主导国权威的服从以及对其主导地位的认可。然而，尽管外交仪式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体现主从关系的对外行为，但其并不是现代权威关系的核心内容，也不是主导国权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这是因为，外交仪式更多是权威的一种产物，不能完全反映权威关系对从属国的影响，特别是对塑造从属国对外战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三、美国权威塑造盟国对外战略的机制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主权规范是国家间互动遵循的最为基本的规范。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拥有法律和制度上的完全自主权，任何外来的直接统治都不再具有合法性。同样的，根据上文的文献梳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从属国的行为产生影响也主要不是通过强制手段。美国权威对从属国对外行为的影响机制实际上就是美国以非强制、非利益交换的方式，按照自身利益需要规范从属国行为的方式和过程。为了解释这一方式和过程，首先需要回答上文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权威在美国对从属国的外交政策中表现为哪些形式？第二，美国在亚太地区具有哪些明确的地区利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从属国的行为设置了哪些要求？ (一)作为一种战略手段的权威关系 在政治学中，权威是披上合法性和公正性外衣的权力。(19)理想状态下，权威作用的发挥既不同于强制，也不能依靠劝说或争辩实现，而只能是从属者自愿的遵从。(20)在国际关系中，也的确存在国家在政治制度或发展模式上对他国产生了吸引力，从而促使后者改变行为的现象。但是，作为主导国所拥有的一种“软实力”，吸引力虽然具备塑造从属国行为的能力，却不能确保从属国始终按照主导国的意愿行事，特别是难以改变从属国不利于主导国的政策倾向。换言之，尽管从长远来看，严格遵守理想状态下的权威关系可能会赋予主导国更大的影响力，但也将使其在对外关系中陷入被动。 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主导国会积极主动地利用权威关系塑造从属国的行为。美国改变或约束从属国对外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从属国进行劝说。劝说是指主导国在双边场合对从属国的行为表达明确支持或否定的意见，或者是要求从属国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劝说是美国管理联盟的常用手段。(21)一般情况下，在从属国违背(或不配合)美国意志的行为尚未产生重大影响时，美国会首先考虑采取这一措施。简言之，劝说是美国通过对话的方式促使从属国作出相应政策改变的一种方式。 除了劝说之外，美国利用权威发挥影响力的另一种方式是象征性的奖励或惩罚。在等级关系中，主导国会通过奖励或惩罚影响从属国的对外行为。奖励包括公开表扬、增加军事援助、解除部分军售限制、启动新的双边对话或会议、给予显示从属国重要地位的称号。惩罚则主要包括问责、公开批评、暂停部分军售、暂停军事援助、暂停双边对话或会议，以及剥夺从属国在等级内的部分权益或称号。从具体内容上看，奖励或惩罚都包括物质性和象征性两类政策措施。物质性的奖励和惩罚对从属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归结为利益和权力在起作用，因此从属国在物质性奖励或惩罚下作出的改变难以体现权威的效力，象征性的奖励或惩罚才是美国利用权威关系塑造从属国对外行为的手段。 美国采取物质性还是象征性的奖惩措施与主从关系的性质和地区格局有关。在国际关系等级体系中，由于主从关系没有其他最高权威的保障，主导国会担心从属国不服从，而从属国则担心失去独立性和自由度。目前，在亚太地区，美国对从属国不服从的担心大于从属国对丧失独立性的担心。这是因为，美国在多数情况下不干涉从属国一般性的对外事务，包括后者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和进行有限的战略合作；与此同时，中国逐渐成为了美国在地区潜在的竞争者，削弱了韩国、澳大利亚和泰国支持美国制衡中国的意愿和能力。(22)在这一背景下，为巩固主从关系，美国对从属国的奖励在多数情况下是实质性的，而惩罚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23) (二)美国的地区利益及其对从属国对外行为的要求 作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是维护和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的安全同盟体系在冷战结束之初得以延续，其霸主地位由此得到了强化和凸显。随着朝核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领土争议等涉及美国及其盟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相继出现，美国越来越多地需要协调自身与盟国以及盟国之间的利益和战略关系。此外，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和压力，美国也要与盟国和安全伙伴协同合作。(24)综合这些考虑，美国会将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对从属国对外行为上的要求，集中表现为给从属国设定“行为边界”。具体来说，这些行为边界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属国不能采取与美国的全球安全战略相抵触的对外政策。在美国看来，从属国不仅要在重大安全战略上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而且还要共同分担防御成本，从行动上切实配合美国的战略实施。如果从属国采取了与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相违背的行为，就会受到美国相应的“惩罚”。例如，鸠山政府不愿续签2010年到期的《反恐特别法》，为美国继续提供印度洋海上石油运输的支持，此举招致了美国的批评。2001年底，在尚未明确表示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之前，韩国也曾被美国指责没有为全球安全做出重要贡献。(25) 第二，美国要求从属国在与等级外的自助国家发展外交关系时要保持距离，不能在安全领域与之保持密切的关系，防止出现脱离美国安全保护的倾向。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曾主张以“以压促变”的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反对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对朝鲜的“阳光政策”，甚至以解除美韩同盟关系相威胁。(26)2011年以来，美国执意要求在韩国济州岛设立“萨德”反导系统，除了对抗朝鲜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离间中韩安全关系的意味。(27)此外，从属国在安全上不能倒向自助国的同时也不能轻易地挑起与自助国的冲突，因为这会增加美国卷入地区争端的风险。例如，对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中挑衅中国的举动，美国没有给予明确的支持。再如，由于担心日本拥有大量制造核武器的原料会激怒中国，进而引发东北亚核军事竞赛，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归还331公斤武器级钚的要求。(28) 第三，美国不允许从属国建立或参加有可能削弱或排斥自身地区影响力的地区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多数情况下美国是地区机制的参与者，对地区制度的安排和倡议的政策是反应性的，而不是主导性的。(29)因此，美国并不经常性地干预从属国在地区机制中的行为。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倾向于阻止从属国建立或参加可能削弱或排斥自身地区影响力的机制，通常也不欢迎由非从属国主导的安全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作为地区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日本试图通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为东亚各国提供资金。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美国的否定。(30)另外，为了防止东盟被所谓的“独裁国家”所主导，在美国的压力下，缅甸于2006年被剥夺了成为东盟主席国的权利。(31)这一举动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美国权威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等级内部范畴。 (三)美国与从属国在政策协调中的互动 当美国按照上述“行为边界”对从属国提出明确要求时，从属国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主动配合美国的要求，美国则可能会为之提供包括增加军事援助、解禁部分军售以及提高从属国在等级内地位等在内的各种“奖励”。然而，从属国对美国的配合既可能是出于对权威的顾忌，也有可能是出于理性算计，抑或是两种考虑都有。例如，基于菲律宾在反恐问题上的配合，美国给予其大量的“奖励”。小布什政府的对菲军事援助由2001年的190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900万美元，并称其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国”。由于难以排除从属国以获得物质性奖励为目的的动机，从属国应美国要求行事并获得奖励并不能直接体现出权威发挥的作用。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从属国的配合和支持是出于与美国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对美国权威的敬畏。例如，美军在普天间基地部署“鱼鹰”运输机就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配合。在中日领土争端持续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美国更多是为了强化自身应对中国的军事力量。换言之，从理论上讲，在上述两种情形中，我们既不能否认美国的权威发挥了作用，同时也难以直接得出权威有效力的结论。由于难以将获得奖励或共同利益的考量从这些国家的行为动机中剥离出来，本文不将从属国主动配合美国政策要求的情况纳入到美国权威的影响机制研究中。从属国在面对美国提出明确要求时的第二种选择是不遵循其要求，包括对美国的提议置之不理或者采取完全违背美国要求的行为。在权威的范畴之内，美国对从属国的反应可以是劝说、象征性惩罚，或者置之不理(既不惩罚也不劝说)。其中第三种情形表明，美国在该议题上没有打算动用对从属国的权威改变后者的不配合行为。例如，美国宇航局2012年曾向泰国提出利用乌塔堡军事基地进行一项大气监测项目，但是由于美国国防部同时向泰国提出了类似请求，泰国政府担心美国此举会引发中国的不安，因而英拉政府采取了拖延策略。美国对泰国的反应既没有劝说也没有惩罚。然而，如果从属国的不配合行为突破了美国设置的“行为边界”，美国就会对其进行劝说或惩罚，那么双方就进入了第二轮的外交互动。在这一轮互动中，从属国既有可能在美国的劝说或惩罚下妥协，即放弃已有的政策以响应美国的政策要求；也可能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为迎合美国而调整相关对外政策。在从属国不主动配合且美国试图利用权威关系改变从属国的不配合行为时，从属国与美国的外交互动有如下A至D四种情形：
为了避免潜在竞争者在美国安全体系松散时获利，美国对从属国的惩罚在多数情况下是象征性的，表现为公开指责、适度疏远以及降低等级体系内的地位等，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涉及暂停军事援助和军售。在B和D两种情况中，不难看出美国试图通过权威关系改变从属国的行为，但是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尽管这两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证明美国对从属国没有权威，但也至少表明美国的权威在特定议题上没有成功地改变从属国行为。菲律宾由于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被美国从反恐的“志愿联盟”中除名，在改善与美国关系无果后，菲将对中国的工作访问升级为国事访问，并与中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签署双边《联合海洋工作协议》。由此可见，在某些情况下，美国的象征性惩罚非但没有改变从属国的行为，反而会激发后者的“对抗”。情形A意味着，经过美国的劝说，从属国重新调整了政策方向，表明美国权威发挥了作用。这是因为，如果是出于理性算计，从属国在美国提出政策建议之时就会采取配合的姿态，而不是在劝说之后才进行配合。与情形A类似，情形C体现了美国实施象征性惩罚之后从属国随之放弃不配合政策的情况，也表明权威关系对从属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事实上，当从属国在预判到某一政策的实行可能会与美国利益相抵触而遭到惩罚，却又出于国内政治或其他原因不得不实行时，会尽可能地采取拖延或回避的措施，避免公开、直接地做出与美国对立的行为。从属国的这一回避姿态可以被视为情形C的变种。例如，日本选择在美国“九一一纪念日”完成对钓鱼岛的非法“购买”。考察冷战后美国对亚太盟国的政策不难发现，由于美国的主导地位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其与从属国的政策互动大多表现为从属国主动配合或者情形A或C，即在经过劝说、象征性惩罚之后从属国改变不配合的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权威关系持续存在于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互动之中，本文旨在讨论它是否发挥作用以及在何时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权威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权威关系是不存在的。与此同时，本文聚焦于冷战后在美国主动运用权威优势调整亚太盟国对外政策时权威关系的呈现方式，并没有涵盖权威发挥作用的所有形式。 四、案例研究 为了更系统地展现美国的权威对亚太盟国战略行为的塑造作用，在此有必要对美国与其盟国互动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本文认为，从属国的对外行为会在美国权威的压力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不是纯粹出于利益的驱使，也不是完全屈服于权力。因此，所选择的案例应该符合以下两项标准：第一，美国在这些案例中没有采取明确的强制措施，即没有为从属国国内反对派提供物质支持、改变其国内政治程序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涉；第二，为了排除利益算计的作用，案例不包括从属国主动配合的情况，以集中展现在美国的提议不符合从属国初衷的情况下，双方的互动以及从属国行为的改变。根据这两项标准以及美国给从属国设置的三条“行为边界”，本文选择了菲律宾从伊拉克撤军、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选择三个案例，论证在具体议题上美国如何主动运用权威改变从属国的对外行为。 (一)菲律宾从伊拉克撤军 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在东南亚开辟了反恐“第二阵线”，加强了与包括菲律宾等在内的盟国的反恐合作。为打击“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和以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为首的两个伊斯兰恐怖组织，同时消灭与之联系的菲律宾南部岛屿的分裂组织，美菲两国于2001年至2003年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开展了多项联合军事演习。(32)阿罗约政府还向美国提供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更大的使用权。2003年，在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之际，菲律宾加入了美国组织的“志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2003年7月，菲律宾向伊拉克战场派出51名军事人员。由于菲律宾在反恐中的积极配合，小布什政府将其升格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并大幅提高了对菲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一方面用于推动菲律宾国防系统的改革，另一方面用于减少贫困以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然而，对于菲律宾政府来说，在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菲律宾海外劳工的安全以维持国内政治支持率。在总统第二任期，阿罗约的考量越来越倾向于后者。由于菲律宾政府表现出不愿意以国内支持率为代价在全球反恐问题上继续为美国承担成本，美菲关系出现了一定的波折。2004年7月8日，伊拉克恐怖组织武装人员绑架了菲律宾籍卡车司机安赫洛·德拉·克鲁斯(Angelo dela Cruz)作为人质，要求菲律宾从伊拉克撤军，否则就处死人质。事件发生后，阿罗约立即下令暂停向伊拉克派遣军事人员。13日，菲外长和军方发言人相继通过发布会证实，菲律宾有意从伊拉克撤军，其具体实施将根据人质危机的进展情况，分阶段逐步撤离菲驻伊军事人员，目前正在等待总统阿罗约的撤军令。(33)18日，菲外长再次声明，菲律宾所有在伊拉克的军事人员将在19日晚之前全部转移至科威特，然后乘航班返回马尼拉。 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国坚决反对菲以营救人质为由“向恐怖分子妥协”的举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Alexander Downer)也批评了菲方的决定，他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向恐怖分子妥协，否则都将付出“代价”。(34)美国政府更是感到非常失望，白宫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Scott McClellan)7月15日公开谴责菲律宾，认为菲政府不应该向恐怖分子发出“错误信号”，更不应该试图与恐怖分子达成单方面谅解。(35)在菲律宾人质被释放的当天，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弗朗西斯·理查尔顿(Francis Ricciardone)返回华盛顿。美国随即将菲律宾从“志愿联盟”中除名，同时暂停或推迟了一部分经济和军事援助，美菲关系急剧降温。(36)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菲律宾的撤军行为进行了以批评、除去荣誉称号和疏远等为主的象征性惩罚。 事实上，菲律宾并不是从伊拉克撤军的第一个国家。在此之前，西班牙于2004年“三一一地铁爆炸案”之后从伊拉克撤军，多米尼加、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也相继撤军，向伊拉克派兵的国家已经从最初的36个减少至31个。然而，尽管驻军人数少，但是菲撤军是继西班牙撤军后美国反恐行动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对美国来说，菲律宾撤军之所以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是因为该行为“满足了恐怖主义的要求而不是站在其对立面”。(37)此举不仅会进一步危及驻伊拉克联军的安全，还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效仿，导致美国苦心经营的反恐联盟走向破裂。 为了缓和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改善美菲关系，菲律宾在撤军后不久再次表达了参与全球反恐行动的意愿。2004年8月10日，菲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菲律宾将重新向伊拉克派兵，部队已经做好随时奔赴伊拉克的准备。(38)由此可见，面对美国的象征性惩罚，菲律宾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政策调整，重新平衡争取国内支持和巩固美菲同盟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从效果上看，尽管阿罗约政府在撤军后极力修补美菲关系，表示将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美国并未迅速转变对菲律宾的态度。(39) (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 作为美国的从属国，澳大利亚总体对外战略与美国趋于一致。然而，21世纪以来中澳经贸关系的发展使得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华关系时表现出了较强的自主外交倾向。尽管在多数情况下美国不干预澳大利亚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但是如果澳大利亚的言行超越了从属国的“行为边界”，美国将可能动用权威关系促使其做出相应的改变。 2003年3月，澳大利亚派出2000名士兵参与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40)美国通过联合反恐行动强化同盟的举动引发了中国的顾虑。(41)为了缓和中国对美澳同盟进一步加强的担心，2004年，澳大利亚在野党工党领袖马克·莱瑟姆(Mark Latham)表示，澳外交部长在8月访问中国时应向其表达在当年圣诞节前从伊拉克撤军的意愿，以缓和中国对澳大利亚在安全上完全追随美国的担忧。澳大利亚外长唐纳随即在北京公开表示，《澳新美安全条约》应该只在澳大利亚或美国遭受直接攻击时才启动，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不能启动该条约。(42)这一言论的潜在含义是澳大利亚不能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特别是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卷入与中国的冲突。 在澳大利亚作出这一表态后，美国连续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出6份电邮，要求澳方立即对唐纳的言论进行解释。不仅如此，美国还要求澳大利亚政府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纠正此前的“错误立场”。(43)为了防止美澳同盟松动迹象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严厉驳斥了澳方的观点，强调根据《澳新美安全条约》第4、5条的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受到的攻击都应被视为共同威胁。在美国的权威面前，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霍华德(John Howard)立即纠正唐纳的表态，唐纳本人也表示撤回此前的“不当言论”。(44)在这一事件中，美国认为澳官员所表达的不配合美国安全战略的言行超越了其所设定的“行为边界”，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倾向。美国利用权威关系，即问责和批评的方式对澳大利亚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了政策表态。除了纠正外长唐纳的言论之外，澳大利亚在对华，特别是台湾问题上也回归到与美国更为接近的立场。2005年3月14日，在中国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之后，霍华德总理等澳政府官员提出了反对和批评。在美国的压力下，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台政策问题上从之前的“不反对”转而采取一种更为平衡的政策。(45) 事实上，由于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使其与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澳大利亚如果完全配合美国可能采取的遏制行动，不仅意味着要承担“脏活累活”，(46)而且还会导致与中国的关系恶化，损害自身的经济发展。然而，随着中美两国竞争的日益激化，美澳分歧在程度和范围上逐渐扩大。澳大利亚对同盟关系有所保留的态度不仅仅表现在台海问题上，在其他一些敏感的议题上，澳大利亚也没有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例如，尽管美国和日本都极力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澳大利亚官方的表态则是在不打破地区均势的情况下“不反对”。(47)此外，澳大利亚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也与美国的另一盟国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48)据统计，自1991年以来，达赖曾6次造访澳大利亚，而访问日本的次数却有15次之多，几乎每年一次。最近几年，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的亚太盟友中只有日本与中国的安全矛盾和竞争趋于激化，而澳大利亚和韩国都更倾向于安抚中国。(49) (三)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选择 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亚各国经济。无论是相对发达的日本和韩国，还是处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体都在此次危机中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韩国和泰国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1996年下降了40%左右；印度尼西亚的GDP更是比金融危机之前缩水一半以上。(50)面对危机的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都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作为损失较小且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日本认为有必要建立地区金融管理机制，以便在缓解东亚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局面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其地区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一部分东亚国家也不满IMF的做法，支持建立相对独立的地区金融架构的设想。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9月，日本财务省官员在七国集团(G7)与IMF共同举办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51) 日本的这一倡议不仅引发了对国际金融机制进行结构性改革的争论，也引起了美国的担心。事实上，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阶段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然而，美国财政部在获悉日本关于建立AMF的构想之后当即表示反对。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曾私下致电日本官员，不仅明确表示反对，而且还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通话中批评AMF的提议在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同时也抛开了IMF。(52)在两国官方的讨论中，美国认为AMF的建立会阻碍东亚国家进行改革，同时对现存以IMF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没有起到任何补充作用。事实上，1997年金融危机后，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比危机之前更加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市场。(53)面对东亚国家经济改革的乏力，美国并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反应。由此可见，美国并不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担心东亚国家经济改革难以推进，其反对日本提议的真正原因在于AMF对IMF构成了威胁。美国希望日本的计划和构想不仅要能融入现有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而且发挥的作用应该是辅助性的，而不是主导性的。换言之，即使在经济领域中，日本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符合其从属国的身份。对于AMF，美国更多地将其视为一个可能威胁自身金融霸权的机制，其成立将有助于塑造日本在亚洲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损害美国的经济主导权。因此，在美国看来，日本提出建立AMF的设想显然已经超越了其行为限度。尽管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都对AMF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但最终由于美国的反对，日本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 在以劝说的方式成功地压制了日本主导地区经济的倾向后，美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不仅如此，美国权威的效应还体现在日本在经历了此次外交挫折之后，也开始按照美国的意愿重新调整自己在东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1998年12月，在第二次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日本再次提出了一个新的金融救助计划，即“新宫泽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54)为了防止遭到美国反对，“新宫泽构想”不仅在规模上比AMF小了很多，而且日本首先在G7峰会上征求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见。(55)更重要的是，与AMF这类独立的实体性金融机构不同，“新宫泽构想”以及后来得到逐渐落实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都只是在金融危机中稳定货币的临时性措施，不涉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或重组的问题。正是基于此，美国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 1997年金融危机结束至今，日本没有再提出有影响力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倡议。这与美国的权威和日本在等级中的从属国地位不无关系。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拓展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维持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战略意义。由于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实力最强、关系最紧密的盟友，美国比以往更需要将日本的地区经济影响力纳入到自身的战略轨道之中，其力邀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其中的重要步骤。在2009年美国推动TPP谈判之初，日本并未立即响应。2010年9月，菅直人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考虑参加TPP谈判。然而，由于国内始终存在诸多反对意见，当时日本是否加入谈判并不明朗。2011年底至2013年初，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计划逐渐推进以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启动，中美两国在建立各自贸易集团上的竞争加剧，美国开始积极推动日本加入TPP。(56) 2013年7月，在TPP完成了17轮谈判之后，日本正式宣布加入谈判。对美国来说，仅从贸易影响力的角度，日本对TPP的重要性也不可或缺。这是因为，在日本加入之前，不论是TPP的发起国新加坡、文莱、智利与新西兰，还是后来陆续加入的谈判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都是国际经济中的中小经济体，无论是从惠及人口还是贸易量来说都不足以构成亚太最具规模和吸引力的贸易体系。而如果日本加入到TPP中，则意味着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将参与构建一个巩固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自贸区。从实力上来说，日本与美国的GPD占全部成员国的大约80%，而其余各国至多只能起陪衬作用。在美国看来，只有经济实力强大的日本的加入才能真正发挥出TPP推动自由贸易的巨大影响力，有助于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 从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看，在体系等级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在多数情况下并非通过强制手段对盟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此外，尽管利益交换可能是美国与盟国进行政策协调时所采用的手段，但这并不能涵盖美国对盟国外交政策影响方式的全部内容。本文认为，在强制和利益交换这两种方式之外，美国在安全等级体系中建立的权威关系是其塑造亚太从属国对外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通过劝说和象征性惩罚等具体措施，美国能够成功地将盟国的对外政策约束在其设定的行为边界之中。菲律宾从伊拉克提前撤军被斥责、日本建立AMF的计划遭到否定以及澳大利亚在发展对华关系时遭遇瓶颈这三个案例，分别对应了美国对从属国设置的三种主要的行为边界。菲、日、澳三国因为美国的劝说或象征性惩罚而作出政策调整表明了权威关系作为一种战略工具的效用。需要指出的是，本质上，权威关系对从属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来源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对盟国的安全保障。 在探讨权威对从属国行为的影响时，有以下两点需要补充。第一，主导国施展权威的动机。显然，美国利用权威而不是强制或利益交换的方式影响盟国并非是出于仁慈，而是其认为从属国的行为不会长期、全面或严重地偏离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并不需要使用其他成本更高的方式改变从属国的行为。事实上，在美国的地区安全等级体系既具有实力优势又拥有合法性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比从属国拥有更大对外政策自主性的自助国家也极少全面、公开地挑战美国的战略利益。第二，权威关系的影响方式并不局限于劝说和象征性惩罚两种。如前所述，严格意义上的权威关系表现为从属国心甘情愿地追随，类似于主导国的吸引力(软实力)所发挥的作用。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主导国如何主动利用自身权威塑造从属国的对外行为，因此没有讨论主导国的吸引力如何潜在地影响从属国。 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处在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地区盟国之间的关系深受美国的影响。美国会积极限制盟国与中国进行安全互动的距离，并且在采取遏制政策时要求盟国进行配合。正因如此，中国面临的安全压力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美国所主导的整个地区安全等级体系。当然，在这种看似强大的安全压力之下，中国的崛起仍然存在一些有利的外交空间。一方面，当美国与盟国的关系相对疏远时，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发展与美国盟国的关系。例如，2005年至2008年，美菲关系进展缓慢促使中菲关系的发展成果斐然。另一方面，在美国对盟国影响力较弱的领域，特别是贸易和金融等非安全领域，中国更有可能拓展和深化对美国盟国的影响力。澳大利亚和韩国先后申请加入中国提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表明，中国正在金融领域积极拓展对美国盟国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美国盟国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成本的同时，中国还可以在美国盟国主动挑起冲突时适当采取进取性政策措施。例如，在菲律宾首先挑衅的情况下获得黄岩岛的实际控制权。再如，在日本右翼言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与韩国就志愿军遗骸问题达成了进一步的政治谅解。总而言之，面对由美国及其盟国组成的地区安全等级体系，中国的崛起无疑面临强大的安全压力，但也不乏机遇。深入研究美国与其亚太从属国的互动模式，理解美国对其盟友设定的行为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突破美国制约的能力与意愿，无疑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的开展有所助益。这也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感谢孙学峰、张聪和刘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建议，同时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Victor D.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2009/2010,p.158. ②Ian Clark,"Bringing Hegemony Back in: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A f fairs,Vol.85,No.1,2009,pp.23-36; George Steimetz,"Return to Empire:The New U.S Imperialism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ociological Theory,Vol.23,No.4,2005,pp.339-367; Mark T.Gilderhus,"Forming an Informal Empire without Colonies: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40,No.3,2005,pp.312-325. ③John M Hobson and J.C.Sherman,"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Tracing the Social Logic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1,2005,pp.68-69. ④David Kang,"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G.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165-168; 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152. ⑤David A.Lake,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9,p.32. ⑥Ibid.,p.113. ⑦Ibid.,p.114. ⑧Ibid.,p.117. ⑨Yuen Foong Khong,"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 1,2013,pp 1-47. ⑩David C 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Security Studies,Vol.19,No.4,2010,pp 604-605. (11)Feng Zhang,"How Hierarchic was the Historical East As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1,No.1,2014,pp.5-6. (12)Amy L.Freedman,"Malaysia,Thailand and the ASEAN Middle Power Way",in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eds.,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Washington,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4,p.112. (13)Ann Marie Murphy,"Indonesia Response to China's Rise",in Bruce Gilley and Andrew O'Neil,eds.,Middle Powers and the Rise of China,p.132. (14)Victor D.Cha,"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pp.158-159. (15)Yuen Foong Khong,"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p.24. (16)David Kang,"Hierarchy and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The Tribute System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p.592. (17)Ibid.,pp.603-604. (18)Yuen Foong Khong,"The American Tributary System",p.23. (19)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20)Andrés Rosler,Political Authority and Obligation in Aristotle,Oxford:Clarendon Press,2005,pp.90-91. (21)刘丰：《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97页。 (22)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2006,p.106. (23)只有在少数情况下，美国才会采取暂停军售或军事援助这类具有实质性惩罚意义的措施。例如，2006年美国曾因泰国军事政变暂停了对其部分军事援助，但是两军关系并未受到显著影响。2008年，民选的阿披实政府上台之后，美泰两军关系完全恢复。 (24)Noboru Yamaguchi,"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U.S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 Region",Asia Policy,No.15,2013,p.8. (25)Jae Jeok Park and Sang Bok Moon,"Perception of Order as a Source of Alliance Cohesion",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2,2014,p.159. (26)Yoichi Funabashi,The Peninsula Question:A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Korean Nuclear Crisis,Washington,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7,p.255. (27)Jin Kai,"The Other Reasons China Wants to Block THAAD Deployment",The Diplomat,April 18,2015,http://thediplomat.com/2015/04/the-other-reasons-china-wants-to-block-thaad-deployment/. (28)Robert Windrem,"Japan has Nuclear ‘Bomb in the Basement’and China Isn't Happy",NBC News,March 11,2014,http://www.nbcnews.com/storyline/fukushima-anniversary/japan-has-nuclear-bomb-basement-china-isnt-happy-n48976. (29)Galia Press-Bamathan,"The Impact of Regional Dynamics on US Policy Toward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4,No.3,2014,p.378. (30)Evelyn Goh,The Struggle for Order; Hegemony,Hierarchy,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31)杜兰：《转型后的缅甸：中美博弈新战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2014年12月22日，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4-12/22/content_7458663.htm。 (32)Carl Baker,"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4-2005:Defining Maturity",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Febuary 2005,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SAS/APandtheUS/BakerPhilippines3.pdf,p.3. (33)《菲律宾外交部证实菲将从伊拉克撤军》，新华网，2004年7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7/13/content_1597299.htm。 (34)Glen Segell,Axisof Evil and Rogue States:The Bush Administration,2000-2004,London:Glen Segell,2005,p.310. (35)U.S.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Philippine Troop Withdrawal from Iraq,U.S.Weapons Sales to Taiwan,U.S.Delegation to Olympics",July 15,2004,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04/07/20040715162014lshsan0.7721369.html#axzz3Zy7tx5aG. (36)代帆、金是用：《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载《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46页。 (37)"Hostage is Freed After Philippine Troops are Withdrawn From Iraq",The New York Times,July 21,2004,http://www.nytimes.com/2004/07/21/world/hostage-is-freed-after-philippine-troops-are-withdrawn-from-iraq.html. (38)《菲律宾军方声称：已经准备好重新向伊拉克派兵》，中新网，2004年8月10日，http://news.china.com/zh_cn/international/1000/20040810/11826221.html。 (39)代帆、金是用：《安全与发展：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第46～47页。 (40)Zachary Selden,"Balancing Against or Balancing With? The Spectrum of Alignment and the Endurance of American Hegemony",Security Studies,Vol.22,No.2,2013,p.361. (41)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p.117. (42)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May 2008,p.215. (43)Ibid. (44)Mohan Malik,"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Relations",China Brief,Vol.5,No.8,December 31,2005. (45)Joel Atkinson,Australia and Taiwan:Chin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uth Pacific,Leiden:Brill,2013,p.94. (46)Jefferson Morley,"Courting the Dragon,Asian Democracies Prefer to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ies to China Over Taiwan",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15,200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35971-2005Mar15.html. (47)Mohan Malik,"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Relations". (48)Ibid. (49)Euikon Kim,"Rising China and Turbulent East Asia:Asianization of China?" Pacific Focus,Vol.12,No.1,2014,p.5. (50)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countries/KH?page=3&display=default. (51)Phillip Y.Lipscy,"Japan's Asian Monetary Fund Proposal",Stan 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 f fairs,Vol.3,No.1,Spring 2003,p.93. (52)Ibid.,pp.95-96. (53)David Martin Jones and Michael L.R.Smith,"Making Process,Not Progress:ASEAN and the Evolving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1,2007,p.168. (54)Yun Zhang,"Multilateral Means for Bilateral Ends:Japan,Regionalism and China-Japan-US Trilateral Dynamism",The Pacific Review,Vol.27,No.1,2013,p.11. (55)Ibid.,p.12. (56)Donald Gross,"Welcoming China to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he Huffington Post,http://www.huffingtonpost.com/donald-gross/trans-pacific-partnership-china_b_35628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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