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转型的理论研究：综述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中国论文,评价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4)04-0043-03
一、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认识
自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按照一种学术话语，我国从此便进入了一 种从“总体性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转型期。总体性社会是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特 征，表现为：组织严密、社会动员能力极强；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社会秩序完全依赖 于国家控制；社会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全部社会生活呈政治化、行政化趋向；有极强 的共振效应；社会中身分制盛行；意识形态功能强势；缺乏精英、建设性因素少；缺少 沟通渠道等[1]。这是一种社会高度一体化、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 的社会。借用金耀基先生的“吸纳”范式表述，这是一种政治吸纳经济和社会的政治形 态，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势必陷入社会困顿——国家困顿——政治失态的循环[2]。转 型便是试图改变这一循环的某个或某些环节，以使政治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新系统的过 程。
在西方理论界，政治转型被界定为苏东等“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朝市场经济体 制转轨的政治制度的变迁，是国家政治制度朝有西方色彩的民主制度的转变，即与自由 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西式民主制度的演变[3](P17)。市场与民主的关联性在西方有着根深 蒂固的理念传统，如查·林德布洛姆就认为，只有市场取向的制度才可能产生政治民主 ，尽管“不是所有的市场取向的制度都是民主的制度，但每一个民主的制度都必须是市 场取向的制度。他认为“民主 = 市场”是“令人惊奇的命题”，“迄今为止还没有遇 到例外的”[4](P167)。显然，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政治转型的价值判断仍然不能摆脱其 固有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倾向。政治转型各国不相同，其复杂性远非市场与西方民主化所 能够涵盖的。即使是从某种理论范式来解说政治转型，也难以诠释这个复杂的政治发展 过程。比如，认为政治转型是不同领域的结构性变迁和功能的再形成过程，这是一个结 构-功能理论的静态观，它忽略了政治转型的目的，即政治转型是为促成市场发育的转 型，即为经济基础服务。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转型是同市场经济的转轨是相一致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协调发展是不可偏废的，否则，转型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种 种不同的问题，最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方面，即政治发展相对滞后，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5]。比利时研究经济转型的专家热·罗兰以俄罗斯的经验为例，也说明了 政治支持对于经济转轨的重要性。罗兰还认为，转型的复杂性同地缘政治也是息息相关 的，考察大国的经验比较有意义，因为大国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完 成转轨的，有助于全面地理解政治转型的复杂性[3](P314)。因此，关注政治转型的复 杂性实际上间接反映了转型方向的非惟一性。郭定平对政治转型研究特征的总结，则代 表了中国学者对于转型认识的倾向，主要包括：“第一，这种政治转型以整个社会政治 权力结构的变化为基本特征，而不仅是政治领导人的权力更替，有的甚至不存在重要政 治领导人的变更；第二，这种政治转型具体表现为国家重大政治制度的变化，通常是重 新制定宪法，而不仅是政策取向的变化；第三，这种政治转型是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方 面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为基础，而不仅局限于政治领域；第四，这种政治转型主要是 自然长成，是旧体制的危机不断加剧和新体制的因子不断发育的结果，是新旧体制不断 冲撞和磨合的产物，而没有以往经过革命或战争后的体制断裂”[6](P9-10)。
二、中国政治转型研究的成绩
早在实施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就有相当一批学者把他们的视角锁定在这个特定的历 史时期及其过程。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成为研究这场转轨进程的急先锋，他们借鉴并 仿照国外的“转型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理论，在自己的领域里拓展了研究 的空间，创立了一套适应转轨的学科体系，并给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法学家们 也在致力于构建适应社会变迁需要的法律规范体系和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7]。总 体上，关于中国1992年以来政治转型的研究中，开拓性的成果有：
第一，扩展了政治转型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从最初的关于增长与政治体制的关联，拓 展到社会、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几乎全部领域，因而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 历史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涌现出大批的知名学者。比较有 代表性的如王浦劬的《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府作用》、常健的《当代中国权利规范的转 型》、钱杭、谢维扬合著的《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陈晏清的《当代 中国社会转型论》、袁峰的《制度变迁与稳定：中国经济转型中稳定问题的制度对策研 究》、蔡伟明的《转型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等，不一而足。其中，康晓光的《权力 的转移》、杨光斌的《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吕元礼的《政治文化：转型与整 合》、赵渭荣的《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方江山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以 转型期中国农民为对象分析》、于建嵘的《岳村政治》等，是以全景化的视角对于特定 政治对象或者政治行为的研究，也是在政治转型研究中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基本代表 了中国政治学者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研究的关怀和旨趣。
第二，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方向和路径的探讨体现了学者们“问题中心”的研究倾向 。学者们对政治转型中所存在的问题的偏好无疑使研究的成果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 应用性。学者们普遍以一分为二的态度，对“西方民主并非是中国的制度选择但应该借 鉴之”的观点基本达成共识，尽管中间的争论不断。基此，选举民主、参与民主、基层 民主、党内民主、政治秩序、政治稳定等政治发展的讨论，代表了学者们对政治发展的 深切情怀。由此涉及的具体政治制度转型有产权改革、法制建设、党政关系、村民自治 、基层治理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民主制度的实施时机问题，二是具 体的路径问题，三是民主的形式问题。此项研究为普遍关注的领域，其相关成果无法一 一列举。
第三，研究范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正在出现。在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 转型的研究中，方法论也处于一个不断“转型”的时期，由最初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 ”范式逐渐被政治科学的“现代化”范式所取代；同时，近年来的政治社会学的公民社 会与政治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等也逐渐为学者们所移植并加以使用。因此，“传统与现 代”、“国家与社会”、“社会化与制度化”等模式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占据着主流 话语的地位。由于政治转型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理论、现代化理论、宪政制 度论、治理理论、社会资本论、公民社会理论等引起广泛的探讨和争论，有的甚至设计 了一些模型，典型的是关于渐进与急进转型模式的认识。所以，在革命史的叙事、极权 或者全能主义乃至现代化等范式的基础上，宏观分析、规范分析、环境分析、模式分析 等多为学者所使用，理论研究范式呈现丰富多样化的态势[6](P10-13)。其中，公民社 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发展理念备受推崇，“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一度成为研 究的主流范式和话语资源[8]。而对于转型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分析，也在逐渐超越 帕森斯范式的框架，学者们引进了除“结构”、“功能”以外的诸如“制度”、“行动 ”和“价值”等概念。尽管目前尚未形成在世界上被广为接受的研究范式，但也表现了 中国学者试图使理论“本土化”的努力。这种超越了“价值”和“规范”之争的做法， 比起注释式或者宣传式的研究更具意义。
三、总结与评价
通过对政治转型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遗产，这些研究大体 上呈现这样的特征：(1)研究的视点比较全面，使用的理论工具丰富多彩，且很多成果 都是跨学科的。(2)研究的内容大体上有两个支流：一是从治理角度展开的政治学研究 ，一是以文化特征为重点的社会学研究(主要为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研究)。(3)大部分 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取向主要有两种趋势：一是进行长时段的历史大叙事的纵向分析， 一是以个案为文本的特性研究。这些研究的学术价值勿庸置疑，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明 显，以下的追问反映了笔者的思考：第一，对于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考察，涉及到价 值判断和事实陈述的取舍问题，在中国整体渐进转型的前提下，理论的预设和事实的截 取都是人类学研究所反对的，但这些研究中不乏这种倾向，如何处理之?第二，关于方 法论范式的使用，怎样的工具或者说一个工具还是数个分析工具更有利于观察转型期中 国的政治发展?当前普遍使用的“国家-社会”范式肯定不是政治社会学的终点，比较政 治学呼唤方法论的创新。第三，与方法论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个案研究怎样适用于整体 研究?无疑，市场经济不是转型的惟一背景和考察要素，对于政治转型的关注应该放在 更为广阔的整体结构中去，但寻找普遍性显然比发现个案的特殊性更困难。所以，个案 的经验性结论难以涵盖转型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政治学者仍然需要不断地创新。第四， 长时段的历史大叙事能否折射出渐进转型的特征?汤因比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方 法，其学术贡献在于对历史研究的宏观把握，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对于政治 转型而论，在获取规律性认识上，需要使用祛除历史背景的叙事方式吗?又如何使用这 种叙事方法呢?
我们认为，对转型政治学的研究在指导转型实践的意义上至少可以从转型对公共政策 、对公众的公共生活和政治学自身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加以构建。前二者反映了国家与公 众对于政治转型的“承受力”，而政治学的层面则涉及到学科建设。公共政策、公共领 域、公共生活研究的意义不但是体现了国家与市场的关联，重要的是它们对于政治学方 法论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常理上，理论创新的艰难性 在于理论如何才能正确地反映不断变化着的客观世界，这恰恰是理论创新的崇高之处， 它不但要能够正确地认识，更要能动地改造我们的世界[9]。因此，比较政治学的潜力 就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断变革，只要把握了诸如政治转型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 政治学的生命力便会绵绵不绝地延续下去。
收稿日期：2004-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