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国家论文,中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就已进入阿拉伯国家，成为中阿交往的先导。“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是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动脉，也是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往来的重要通道，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注：郭应德：《阿拉伯史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第257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总的来说，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中阿之间一直保持着互相团结、互相支持、友好合作的关系。不过，由于冷战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中阿之间关系的发展比较曲折。冷战结束后，随着整个世界形势的变化，中阿关系才真正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
鉴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日趋扩大，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对50年来这一关系的发展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50-70年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曲折发展
1949年至1979年，中阿关系的基本发展历程是从无到有，从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隔阂，逐渐发展到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其间，中阿关系有过矛盾，有过曲折，但总的趋势还是不断前进的。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个时期约30年的中阿关系的发展状况，笔者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予以描述。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55年（万隆会议之前），由于冷战的发生，也由于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受控于西方阵营，中阿的外交关系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才成立几个月，以色列便在1950年1月9日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注：李伟建：《关于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分析和思考》。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4期。）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与阿拉伯国家当时拒不承认新中国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色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与它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有关，一则，以色列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与原来的国民党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对中共领导的新中国也没有什么成见；二则，以色列当时在外交上相对比较孤立，它希望通过承认新中国来换取中国对它的承认。至于新中国方面，由于建国伊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中东的情况还缺乏了解，尚无明确的立场，对以色列也没有成见，因而一度对以色列的善意表示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以也曾就建交事宜进行了接触，但最终未能成功。
第二阶段，1955年（万隆会议后）至1958年，以万隆会议为起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开始启动，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期间先后会晤了埃及、叙利亚、也门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代表团负责人。通过这些会见，中国政府对中东地区的形势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因而开始调整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政策，决定在阿以冲突中立场鲜明地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中国之所以决定对阿以冲突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当然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其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点，其一、朝鲜战争结束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和封锁中国的图谋，便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中国方面看来，要实现这一外交目标，发展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国家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突破口。其二，中国政府意识到，阿拉伯国家正在进行着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仅与中国有着共同的语言，而且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只要中国做好工作，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其三，中国政府也看到，以色列由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原因，一直受制于美国。既然以色列与美国有如此特殊的关系，中国自然不可能与其发展外交关系。再说，如果中国与以色列交往，必然会伤及它与众多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国自然不会为了一个以色列而与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为敌。
中国政府对中东政策的调整，立即对中阿关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从万隆会议召开的1955年到50年代末，短短的几年内，中国便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正当中国致力于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之际，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对这次战争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无疑对发展中阿关系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三阶段，1959年至1969年，由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导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出现曲折动荡，甚至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状态。
这十年对中国而言，是风风雨雨的十年。在这十年内，国际形势也极为动荡，冷战虽在继续，东西方阵营却又程度不同地发生分化，特别是在东方阵营中，中苏关系出现了分裂。动荡的国际国内形势不能不影响中国的对外关系，影响中阿关系，使之发生较大的起伏波动，尤其是中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诚然，在此期间，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阻止中阿、中埃关系的逆转，但进展缓慢。
在这十年中，中东地区还发生过一些大事，其中之一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中国政府仍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自然对中阿关系的进一步改善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虽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也不是毫无收获。其间亦有苏丹和民主也门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
第四阶段，1970年至1979年，随着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出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也逐渐得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这时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最狂热的阶段已经过去，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整顿外交方面的混乱局面，修复与一些国家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断掉的外交关系。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发展。已建交的国家关系得到恢复，新建交的则有科威特、黎巴嫩、约旦、阿曼和利比亚等5国。
对于1973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国仍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态度鲜明地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因此，十月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中阿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为了发展和保持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始终鲜明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为反对以色列侵略和返回家园所做的斗争，以色列却主动表示希望与中国进行接触，并在1971年的联大会议上主动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与此同时，中国根据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总结了前30年外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外交政策进行了新的重大调整，从而使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关系逐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这个总的背景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开始向全面发展的方向迈进。
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不仅整个国际形势变化甚大，中东地区的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面对这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政府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的基本方针，对不同国家、不同事件分别采取适当的对策，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首先是伊朗革命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新崛起。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无论是保守的君主制国家，还是激进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国都愿意同它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例如伊朗、苏丹等国家现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掌权，中国依然与它们保持着友好关系。中国尊重每个国家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中国政府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如利比亚涉嫌两次参与炸毁客机一事，中国根据自己一贯的立场，严厉谴责炸机的恐怖行径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主张对判定的罪犯给予应有的惩罚。（注：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543页。）
其次是两伊战争。中国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伊朗和伊拉克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国一贯主张并真诚希望两伊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维护海湾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大局为重，尽早罢战言和。（注：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197页。）出于这一立场，中国积极配合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工作，认真负责地参加常任理事国的磋商，为促成两伊战争的停火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在两伊战争问题上所采取的平衡、客观、公正的立场以及积极劝和的态度赢得了伊拉克和伊朗双方的信任，也得到了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的赞赏。
第三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及由此而引发的海湾战争。由于伊科都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政府对于海湾危机采取极其慎重的态度。中国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恢复和尊重科威特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政府。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主张在安理会有关决议的框架内以和平手段解决危机。（注：赵国忠：《海湾战争后的中东格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第40页。）海湾战争爆发后，中国又一再呼吁各方尽最大克制，防止战争蔓延和升级，尽快实现停火。战争结束后，中国又对战后海湾地区的安全安排提出五点建议。中国的这一立场受到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欢迎和赞赏。
第四是阿以和谈及由此出现的中东和平趋势。中国对中东的和平进程十分关注和欢迎。1988年，钱其琛处长正式宣布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5点主张，即“中东问题应该通过政治解决；主张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在中东召开有5个常任理事国和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支持中东冲突各方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的直接对话；以色列必须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同时也应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巴以互相承认，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平共处。”（注：“巴以和谈大事记”《解放日报》1998年10月25日第4版。）1997年12月，钱其琛副总理在访问中东五国时又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东和平进程的五点主张。中国政府的立场不仅受到阿以双方的欢迎，也对和平进程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对这一时期中东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及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采取了适当的对策。中国通过积极地参与中东事务，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信任，从而促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向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中国又与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和沙特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这一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不断。中阿双方领导人通过互访，就双边关系，中东地区形势和双方关心的国际问题和重大事件交换看法，达成某些共识，使中阿双方互相增进了解，增加信任，加强合作，发展友谊。
三、五十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特点
对五十年来中阿关系的历史回顾，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阿关系的特点。笔者认为，五十年来中阿关系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在建立和发展中阿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所奉行的基本的外交方针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综观五十年来中阿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主要着眼点始终放在反帝、反殖、反霸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方面。事实上，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反帝、反殖、反霸的斗争确实给予了始终如一的积极支持。如在前文所叙述的在几次中东战争中，中国都坚持地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改革开放后，中国仍然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中国历来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去管理，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协商和平解决，不能由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注：孙友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253页。）中国政府对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态度和立场就充分反映了中国的这一外交政策。实践也表明，中国在发展对阿关系中采取的这一基本方针是成功的。
此外，为了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国还把50年代中期与一些亚洲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阿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同，只有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求同存异”，而不是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来划线，阿拉伯国家才能接受。综观五十年来中阿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出，中国确实始终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例如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时系统地提出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注：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191页。）就贯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才得以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其间虽有波折，却仍保持着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
第二，50-70年代，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中国采取了明显的“一边倒”的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并拒绝与以色列发生任何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发展同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包括同以色列的关系，改变了“一边倒”的政策。
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焦点，也是阿拉伯国家最为敏感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在50-70年代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是完全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坚持反对以色列。这种“一边倒”政策，是由中国一贯奉行的坚决支持被压迫、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不可否认，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曾获得广大阿拉伯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和友谊，对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国的“一边倒”政策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它不能不制约了中国在中东地区乃在全世界全面发展对外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客观地分析了时代特征，准确把握了时代主题与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制定出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发展友好关系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开始向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随着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的缓和和改善，中国也改变以往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采取的“一边倒”政策，开始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方案，并逐渐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1992年1月24日，中以两国终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以色列的建交在中国中东外交上有着重要意义。它为中国直接参与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在内的所有中东事务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50-70年代，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偏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却重视不够。改革开放后，中阿之间在政治关系获得全面发展的同时，经贸关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综观50-70年代中阿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十分注重发展彼此的政治关系，这当然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阿之间在经济贸易、经济合作方面的关系却发展得不够。例如，1979年中国向所有阿拉伯国家外贸的出口额仅为9亿美元，仅占同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7%。而这个出口额还不到阿拉伯国家的进口贸易总额的1%。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贸易额约3亿美元，仅占同期中国外贸进口总额的2%。（注：陈宗德：《中国—阿拉伯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西亚非洲1989年第4期。）此外，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也主要不是从加强经济交流着眼，而且把它与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帝、反殖、反霸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把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援助视为自己的国际义务。例如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对13个亚非国家的访问时提出的援助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国家的八项原则就是一个很好的典例。（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第283页。）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以往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偏重于政治方面，而对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重视不够的状况，开始在经贸、科技、文化和军事等领域全面与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中国的这种改变是因为中国开始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国策，同时，也因为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局势趋于缓和的情况下纷纷开始加快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提供了良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双边贸易额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总额已从1978年的10.84亿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35.25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2.91亿美元，进口12.34亿美元。（注：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第195页。）1996年中国与该地区的贸易总额达到近65亿美元。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阿拉伯国家也正在致力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随着中阿双方的经济调整与改革，双方间经济合作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宽。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中阿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中阿关系的发展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可以看出总的发展趋势是向前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阿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了较大的进展。中阿双方在20世纪后半叶已建立了较好关系，并均有进一步发展彼此关系的良好愿望，预计进入21世纪后，双方都会更加重视与对方的关系，因而双方的关系将会继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