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东北“自开商埠”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埠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毅然实施开放政策，在其视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三省，于既有的“条约口岸”之外，自辟商埠十六处。此举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鉴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专门研究，作者拾遗补阙，草成此文，希望于东北近代经济史研究，能有些微裨益。
一
东三省“自开商埠”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援据中、日双方所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实施的。但东三省筹议主动开埠，则略早于此。我们虽不必采拮陈说，将光绪元年（1875年）“开放”的三姓、拉哈苏苏两个口岸列为自开商埠，从而将东三省筹议自开商埠之时间大大推前，但根据史料，却至少可以将筹议时间上溯到庚、辛之际。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发展得难以收束，各国组成联军，进行武装干涉。沙俄遂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出兵东北，占据黑、吉、辽三省要津。以后，为收回东三省，清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将东北“全行开放”即为斯时对付俄国侵略的一项举措。参与筹议此事者有张之洞、刘坤一、王之春、伍廷芳等人。
1901年3月21日，当杨儒为收回东三省而与俄使紧张谈判之时， 张之洞痛感“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提出救急三策，其中一策即主动开埠。张之洞说：
中国无利益与各国，各国断不能用实力相助，今拟有一办法，于我及各国均有大益，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俱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西语谓之开门通商。即密告英、日、美、德各国，如肯为我切实助力，我即以此酬之，各国必然欣允，力驳满洲不允他国均沾路矿工商利益之条。查东三省有土地荒阔，物产最富，凡（及）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招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人材断难兴办。国势贫困如此，而地利坐弃，安望富强？此条如开，于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矣。洞前奏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四字者即指此。 〔1〕
由于交还东三省的谈判取得进展，中、俄双方在1902年4 月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沙俄借庚子事变占领东三省的计划破产，中国此一阶段“拒俄”之目的业已达到，因而作为“拒俄”手段的“自开商埠”，也就暂时束之高阁，没有下文。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东北开埠事被再度提起。日俄战争系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挑起，战场就在清朝统治者视为“祖宗发祥之地”的东北。这场战争使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统治者不得不熟筹因应之策。
1905年夏，俄国因水陆两战皆败，无以续战，乃决定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调解，与日本议和，战争因此接近尾声。为筹善后，东北开埠事正式提上清朝统治者的议程。
以上述主张为张本，清廷在同年底与日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时，终于确定开放东北，并将此意写入条约“附约”第一款。其具体条文为：“中国政府应允俟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从速将下列各地方，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奉天省内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即宽城子）、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2〕此番决定“自开”之商埠，计奉天六处，吉林六处， 黑龙江四处，三省合计凡十六处。一次决定开放十六处商埠，诚如彭雨新先生所言，斯乃“东北从来未有的大开放”〔3〕。
二
1907年，受命担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的徐世昌前往辖区考察。考察事毕，徐氏给朝廷上《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该折所附东三省考察报告，提供了一些关于东北地区自开商埠的事实，虽甚粗疏，但参以其他资料，亦可悉其大略。
关于奉天，考察报告对六处自开商埠均曾提及。省城开埠事已经着手经办。“已在关西勘有地段”，各国领事除英美外，均未至省。租界尚未营建。“商务以美（国）为大”。日本则着力经营服务业，“商铺客寓饭馆妓寮浴堂，无一不具”。凤凰城、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商埠亦依约“自开”。在凤凰城，日人在战后已强买民地万余亩，作为市场。租界也已由各国“预定”，但中国方面却“布置毫无”。铁岭与法库门、同江一样，素为商务殷盛、货物云集之所，“商埠地段，现拟在该县西门外勘设，计东西长二里许，南北宽一里许，现在已有日本工商三百余户，约共一千四百余人”。同江虽系中日新约订明由中国“自开”之商埠，但商场界址“尚未勘定”。推原其故，实因中东铁路开通后，黑、吉两省之出口货物，多由铁路转输，未当交通孔道之同江自难免商务凋敝，每况愈下。法库门本系“边墙十一门之一”，地当蒙古冲要，市廛尚繁。“商埠地段拟在南街外勘设”，该处地势平坦，无民舍，亦无外人预设之租界地段。新民自乙巳日本驻军以来，一直由日人控制。“商埠地段业经勘定”；“民殷土沃，商货辐辏，洵为全辽中权要害，此新民之大略情形也。”〔4〕
吉林开埠的情况在徐世昌的报告中所言甚略，但文字记述却颇为集中，姑照录于兹：
中日条约指开商埠在吉省者，有吉林、长春、宁古塔、三姓、珲春、哈尔滨六处。现长春已预备地段，在城外西北隅头道沟地方，宽八百余丈，长一千二百余丈。吉林省城指定地段在城外东北隅钱家屯一带地方。哈尔滨则拟在松花江南阿什河西之王永昌屯地方。以上三处，均履勘绘图，拟有章程。此外，宁古塔、三姓、珲春三处地段，则尚未筹议。此吉林预备开埠之大略也。〔5〕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长春和哈尔滨。吉省商务，首推长春，其地绾毂南北，商货出入，实为转运之门户。凡吉省土产输出奉天营口山海关等处，皆荟萃于此；而营口输出品亦至此分运各地。日俄战争之后，长春为日人控制。其车站界限之内，日人之经营，已粗具规模；车站附近一带民地，日本铁路会社复出以重价，企图购买。不得已，长春商埠公司乃同日本驻长春领事交涉，谈妥由商埠公司划分经界，头道沟以东地段归日本南满铁路会社承买，其余概属商埠地界，长春商埠才得以建置。〔6〕
哈尔滨开埠亦颇费周折。该埠地当要津，中东铁路经由齐齐哈尔过松花江达哈尔滨，方能前往阿拉楚喀，俄人“遂于此处为铁路总站”。庚子之后，俄人自划疆界，强占扩充，逮及清政府宣布开埠时，其在车站一带扩充之地段，“东西计十八华里，南北计十三华里”，清政府所设滨江厅拥有完全主权者，“仅道外二十里耳”。为抵制俄人之扩张，哈尔滨以“官督商办”形式，设立商埠公司，划定地界，制订章程，规定：“埠内一切事权皆归中国自理，外人不得干预阻挠。如警察、卫生、医院、检疫、马路、水会、电灯、邮政，一切公益事件，均由公司承办。”并规定埠内租地不得超过四百方丈， “租期以四十年为限”〔7〕。在俄人气势方张之时，哈埠官员敢于自行其是，捍卫主权，此洵自开商埠史上值得纪录并传诸后世者。
黑龙江亦属徐世昌考察之范围。按中日条约规定，该省“应开”之商埠计有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四处。据称：“外务部已与俄使商定将以上各处即行开放，现在齐齐哈尔商埠地段已择定在南门外船套子地方，东西约四五里，南北约八九里，其余他处尚未指有地段。”〔8〕即择定地段的齐齐哈尔商埠，后来亦因位于城西，稍嫌僻远，开埠之后，“华商既多观望，外人因而迟疑，数年以来，并无前往经营者”。直到宣统年间，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改订该城商埠区域，“将商埠地址向东略为推展”，使之“与城厢接近”之后，情况才有所改观〔9〕。黑龙江开埠事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俄人在该省植基已厚，但该省远离内地，“地僻民稀，商业从未发达”〔10〕，亦有以致之。
与内地一样，东北自开商埠亦面临着经费支绌，各项应办事业难以按计划实施这一严峻问题。在东北三省之中，辽宁虽以盛京所在，且开发稍早，较为富庶，财政亦稍微宽卓，但日俄战争，其地惨遭兵焚，生民之苦，已不堪言。黑、吉两省尽管没有经历战火，但其财政状况，亦大感支绌。以吉林为例。该省光绪三十二年奏准开放之商埠共计六处，除哈埠为俄国铁路总站，得其地利，发展稍快之外，其余五处均甚少建置。该省着意建设的省城、长春两处商埠，“计划均已大定，工程亦已包估”，但具体工作却无法下手。其原因在于，该两埠需款甚巨，“若购地筑路建屋设警诸要政次第举办，饬令司道等切实估计，无论如何核减，非有款各一百万，必难观厥成功”。但吉林自改行省以来，财政即告支绌，加上协饷停拨，延吉边务费复需自筹，其经济已经竭蹶万状，若再于此时支出开埠巨款，吉省财政，将不堪重负。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乃奏请援照济南等地自开商埠请拨经费成案，“仰恳天恩饬下度支部拨借两埠经费各一百万两，分为三年，请领足数，一俟吉、长设关后收有税捐， 即便陆续如数归还”〔11〕。此奏获朝廷批准，吉林财政困难以是稍疏， 商埠建设亦得以开展。
三
东北“自开商埠”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首先表现在移民人数的急剧增长上。东北地广人稀，虽自然蕴藏丰富，但人力资源却极度缺乏。清朝自17世纪中叶定鼎北京之后，八旗兵丁、家眷大量入关，作为“龙兴之地”的东北逐渐凋敝。康熙时期，由于担心汉、满民人杂处“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将至毁弃“满洲之旧道”，朝廷开始实施禁止向东北移民的封禁政策，谕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12〕以后百余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统计数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突破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过少难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咸丰末东北部分地区开禁放垦之后，由于关内移民的涌入，人口有所增长，但增长亦十分有限。以黑龙江地区为例，据统计，嘉庆十七年（1812年）该地区的人口为44万4千余人； 在东北“自开商埠”之初的1907年，该地区人口为250余万人。95年间， 人口增长200余万，除去自然增长数之外，移民性增长估计很难超过150万人。平均每年因移民而导致的人口增长不到两万人。 然而在1907 年至1911年，不过短短四年时间，该地区的人口便突破了300万。〔13 〕另据学者统计，1900年，东北北部地区人口为150万，1908年为570万， 1919年达900万，10年之间，增长6倍；东北南部的人口，1900年为300万，合计这年东北全境人口为450万，然而，到1927年，东北人口已高达2200万。〔14〕人口如此快速增长， 显然与东北自开商埠所展示的开发前景以及清政府实施的移民招垦政策有内在的联系。
随着移民数量的急剧增长，东北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日渐丰富，以前长期存在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极度不成比例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加上门户洞开，广肆招徕，社会经济因之而获得较大发展。这在商业贸易上表现尤为明显。
开埠之前东北的对外贸易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上。以出口贸易而言，在1904年以前，其贸易额一直在两千万海关两以内。 1905年，清政府宣布在东北地区自辟商埠。以后数年， 出口贸易呈直线上升趋势。1908年比1907年增长了2.25倍，1909年又在头一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65倍，1913年的统计数较之1900年增长了9.08倍，与开埠前贸易状况较好的1901年相比，增长额亦高达6.02倍。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在数量和增长速率上大体持平。东北内、外贸易的发展，显然已受益于清政府在这一时期所实施的“自开商埠”政策，不然统计数据将很难呈现增长线型。
东北的“开放”，对于抵制日俄对该地区的侵略扩张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移民和商埠建设两个方面。从移民方面讲，大量关内移民到东北落户，有利于维持中国人在东北地区人口比例中居于优势的地位。盖清季移民东北的不仅有关内的中国人，而且有为数众多的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以俄罗斯移民为例。自1896年取得中东铁路修筑权之后，俄国便极力实施其“黄俄罗斯”计划，企图将“关东省”与俄罗斯其他省区连接在一起。为此，俄国人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移民。日俄战争之后，虽其向“南满”方向的移民势头受到日人扼制，但在东北北部的移民数量未曾稍减。在修筑乌苏里铁路复线期间，俄国“岁迁民数十万布满沿边”，对中国政府维持在该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威胁。大量关内移民涌入东北，有效地扼制了“黄俄罗斯”计划的实施。俄国陆军大臣库鲁巴特金承认：“俄国所最惧者，为中国之移民于蒙古北境盖沿西伯利亚之国境，去和平而稀薄之游牧民，而代以反俄之中国人，实为危险。”〔15〕此话虽然是直接针对俄国占领旅大后的关内移民而言，但稍后因开埠而导致的大量移民的涌入，使俄人感受到更为明显的威胁，应不难想见。
从商埠建设方面讲，其抵制日俄侵略的作用亦十分明显。开埠之前，日俄凭借经济实力，在东三省大量侵占地盘。中东铁路开通之后，俄国铁路公司即“按站购占土地”，自哈尔滨至满洲里，所占土地，“大站数千亩，小站数百亩”〔16〕。在中东铁路总站所在之哈尔滨，“附近铁路之地，早经一展再展，逐岁经营，屹然已成重镇，及我宣告开放自辟商埠，则已人取膏腴，我得边瘠，人有市场，我无商埠矣。”在日俄两国铁路交汇处的长春，土地侵蚀更为严重。盖日之视长犹俄之视哈，多年以来，日人之一切规划，悉步武俄人，“而阴谋诡计，则又过之”。不仅长春车站界内土地为其占据，就是车站附近一带地亩，日本铁路会社亦出高价向百姓购买，“其节节布置，不遗余力”。东北宣布开埠之后，日俄的扩张受到抑制。以长春为例，开埠之后，吉林巡抚陈昭常即饬令代理西路道颜世清，“于日人已购地亩之四周，悉行圈购，毋使再有侵越，而于圈定界内，能设法购回者，议价收回”〔17〕。这一措施，对扼制日人在长春的扩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东北“自开商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与同期关内实施“自开商埠”政策一样，清季东北“自开商埠”，是一种旨在抑制列强侵略的政治行为，主政者的第一考虑是政治与外交而不是经济，因而对于属于经济因素的商埠选址、埠内设施建置等直接关系到商业贸易发展的问题均不甚措意。以同江为例，如前所述，自中东铁路开通后，黑、吉两省之出口货，多由铁路转输，未当交通孔道之同江，既有商务，已形凋敝。在此情况下，辟同江为商埠，其末来的发展前景，已不难预卜。其宣布开埠之后，商场建设，毫无进展，亦属益然。就宣布开埠之后东北地区的商业贸易而言，虽然数据表明了一定的增长，但数据是将“条约口岸”的贸易额包括在内的。在同期东北的商业贸易中，“条约口岸”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如果将这一部分排除，则“自开商埠”后的东北贸易必不致如此可观。
从外交的角度分析，清季东北“自开商埠”，在筹划者的思虑中，乃是要借助各国对东北的“共有”，来反对日本或俄国对该地区的“独占”。这依然是在实施“以夷制夷”的传统外交方略，在国家没有“制夷”的真正实力的历史条件下，此一做法难免招致拒虎迎狼的可悲后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从近代政治思想传承的角度看，清季东北“自开商埠”又有些像是在实践二十多年前郑观应等思想家提出的“商战”〔18〕的主张。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列强来华，首重通商，“商战”尚不失为一种民族自救的有效手段。然而当清政府宣布东北“自开商埠”之时，“重商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像日、俄这样对于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商业利益不能厌其贪欲，单纯的“商战”也难以将其“制服”。清政府为抵制日俄向东北侵略扩张，而把一个本来属于经济行为的通商，作成了一种政治行为，用心良苦，应可鉴宥，然而其商业利益难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最终落空，也是十分自然的。
注释：
〔1〕《张之洞电枢垣》（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 《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251页。
〔2〕《会议东三省条约·附约》， 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二册，340页。
〔3〕彭雨新：《论清末自开商埠的积极意义》，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01页。
〔4〕〔5〕〔10〕〔16〕徐世昌：《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所附“考察奉天省情形单”，见《退耕堂政书》卷五“奏议五”，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233 —277页、第285—286页、第332页、第316页。
〔6〕〔7〕徐世昌等编：《东三省政略·交涉·商埠交涉》，1 页，转引自前揭彭雨新文，202页，21页。
〔9〕《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6，29—30页。
〔11〕〔17〕《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5，6—9页、6—8页。
〔12〕《三姓档》卷49，189页；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51，转引自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121页。
〔13〕《中国移民史略》，122—127页。
〔14〕朱契：《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载《东方杂志》第25卷第12号，1928年6月，20页。
〔15〕《俄国陆军大臣库鲁特金日记》，转引自田方等著：《中国移民史略》，132页。
〔18〕郑观应有感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曾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主张。见《盛世危言》，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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