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尊德性”与“道问学”浅析道学之辩
王子赫
“尊德性”与“道问学”这对学术概念，初见于《礼记》之《中庸》第二十七章，是儒家对君子的诸多要求之一。而后，经历秦汉魏晋儒学的发展变化，到宋明时期，理学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革，“尊德性”和“道问学”在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后脱颖而出，分别成为了心学和理学的哲学内核。通过梳理二者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加深对宋明理学的理解。
一、文献综述
以“尊德性”“道问学”为核心的心学、理学之争自宋代发端以后，便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近代以前，盖因“新儒学”在思想学术方面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者不得不围绕道学做研究。
朱熹上承张载、二程之学而将理学发扬光大；陆九渊、王阳明则自成一派，独立为心学。道学两派互相辩驳，至于十六、十七世纪，早期启蒙学者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外衣下，也掺杂了道学之辩的学术底色，正如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说：“王、顾形式上左袒程朱，黄宗羲形式上左袒王守仁。”
近现代以来，在新的、更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指导下，学术界对道学之争的研究更为丰富多样。这里主要列举三位最具代表性的学者。
一是冯友兰。冯友兰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以欧美现代哲学理论（如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中国传统儒家哲学思想。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朱、陆的哲学思想是两个不同的“实在”：朱熹主张“性即理”，陆王主张“心即理”；朱熹是“道问学”，陆王是“尊德性”。这一观点是目前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
“实对”与“悟对”是艺术创作中的两个范畴，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悟对”，中国传统绘画体系反映了“悟对”的美学观。西方的表现派强调艺术家表现主观的感受和情感，不拘泥于实景描写，其中的原理是与中国艺术中“悟对”的理论是相通的。面对刘曼文的一幅幅油画，我们不难发现，她懂得“悟对”的道理。她把从现实生活中获得的感受，精心提炼，“化”成艺术品，寄托自己的情思。她很早就领悟到写实与表现之间的关系，她的油画即使是写生的，也决不是如实描绘。她始终保持对客观物象的敏感，敢于和善于强化或渲染她感觉到的特性，把平凡的景象组成有艺术感染力的画面。
理学、心学本出一端，所以必然也存在相同点。首先看陆王心学，陆九渊吸纳孟子的“大体”观，“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这里的“大体”，指的就是人的心智，孟子将其引申为“仁义”。从心学的思想内核“尊德性”引申出心学的方法论“致良知”，而这里的“良知”是一分为二的，在王阳明的著作中有明显表现。“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王阳明全集》），王阳明对人的本心进行切分，分为“本体之心”和“发用之心”，“无善无恶心之体”乃是本体之心；“有善有恶意之动”及“知善知恶是良知”，则是发用之心、发用之良知。
国际市场：国际氮肥价格上涨，市场供应紧张，中国尿素有少部分出口。国际磷肥价格保持稳定，印度受卢比贬值影响，对中国二铵的采购放缓。国际钾肥价格小幅上涨，印度钾肥大合同谈判结果出炉，业内看涨态势较强。
综上所述，对于宋明理学的探讨自心学、理学二派产生之时便已出现，一直延续至今。而作为这两种哲学思想内核的“尊德性”和“道问学”始终是讨论的重点，在史学、哲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河长制”效用突显的同时，理性反思，其制度本身的确存在多方弊端。朱卫彬[2]、王书明[4]等都有指出，“河长制”缺陷在于过度依赖行政手段，考核与问责过程困难，社会力量缺乏发挥空间，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性也被忽视等。傅思明[5]表明，“河长制”需要公众监督，但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朱玫[6]认为，“河长制”待解难题有职责非法定、权责不对等、协同机制失灵、考核欠科学。
再向后推移，新中国成立乃至改革开放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断有新的变化。如厦门大学乐爱国教授认为朱陆之别在于“工夫论”，台湾大学杜保瑞教授发掘分析了唐君毅先生的道学研究成果及其与牟宗三先生等的观点异同，等等。
三是牟宗三。牟宗三提出心学、理学之分在于“端绪”，即道德主体，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陆王心学比程朱理学得中，所以牟宗三先生认为心学是儒学正统，而朱子之学偏落了旁门左道。他的思想见于《心体与性体》《中国哲学十九讲》等书。
信息化档案管理办法的实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交通信息化将临着非常大的发展机遇，发展信息化人事管理办法将是交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向。档案管理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也是评判一个单位的标准之一。为了使单位各部门井然有序的发展，需加快信息化进程。信息快速增长的社会中做好此项工作十分必要。通过信息化建设改革，目前单位的人事档案管理乱象基本消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完善的制度，促进单位的发展。
二、思想渊源
蔡元培曾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对于朱、陆的学术偏向进行了概括：“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陆子偏于尊德性，尚自由思想，近于孟子。”根据这个观点，朱子之学承自荀子，在道学之中偏向于朴素唯物主义。而观《朱子语类》，他的治学理念为教人应以“道问学”为起点，下学而上达，臻至“尊德性”。可见，这里强调的是“下学”的功夫。而与之相反，陆王心学既认为“心即理”，也就是人的本心是大道之极，这个观点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人性本善，而先秦儒家以思孟学派最为标榜“性善论”，所以陆王“近于孟子”也说得通。在治学理念上，陆九渊认为教人以“尊德性”为先，“先立乎其大”，然后以之为指导，读书穷理，自有神助。这是由“尊德性”与“道问学”延伸出来的心学和理学在原理上的差异。
三、理学、心学之异同
《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的一部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道德哲学专著。“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词，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根据朱熹注本，他将这一章的主旨概括为“言人道也”，相对于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六章之“言天道”，“人道”指的应该就是先秦儒家对为人处事规范的理解。句中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意，讲的是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也就是说，在先秦儒家看来，我们既要注重自身与生俱来的善性，又要勤学善问，通过学习涵养自身，进一步发扬善性。直观来理解，这只是子思继承孟子所提出的修养本性的方法论，是思孟学派“性善论”的典型体现。仅就这一点来看，这时候的儒家学者尚未对“尊德性”与“道问学”这对概念进行深入发掘，更不用说以之为本开发出一套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了。
二是钱穆。钱穆在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研究宋明理学，并认为朱熹之学为“大心学”，其中也包括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这一点可以朱熹的《中庸章句集注》第二十七章对于“尊德性”“道问学”的注文中看出，其中确有存心与格物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观点。钱穆高度评价朱子，而淡化了陆王心学的价值意义，其观点可见《朱子新学案》一书。
安徽六国化工表示，破产重整能够集中法院、管理人、公司股东、债权人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江西六国进行全面整顿和调整，有利于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力争通过重整恢复公司生机。如果破产重整失败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这一点与朱子的观点不谋而合。源于理气二元论，朱熹在《大学或问》中也将主观本我划分为两个，“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此为本心；而本体之心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与事物相互感应，便会蕴育出不同的表现，这就是朱熹理解中的“发用之心”。他认为人生来的本心是最完美的，后天的气禀俗物并不能让它变得更完善，但却可以因人心之恶而“有拘有蔽”，所以人们应当防止本心被外物蒙蔽光彩，通过学问修养来使本体之心保持洁净，这就是《大学》开篇所谓“明明德”的达成途径，“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大学章句集注》）。
可见，朱陆二派思想在详细的治学、修养体系上存在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分歧，但在整体的学术根基上表现出明显的同根同源性，这也是他们同属于宋明“新儒学”的原因。
四、“尊德性”“道问学”在道学中的阐释
唐宋以来，学者对儒学革新之欲日益明显。一是因为随着时代推进，传统儒学思想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和时代秩序，人们在生活中涌现出大量新的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二是儒学地位动摇，道家、佛家经由两晋隋唐的发展在中国各地开花，尤其是在儒学无法充分解决人们现实问题的情况下，释道两家更是扩张迅速，几欲撼动儒学主导思想的统治地位。面对这样的局面，宋代儒者尝试改革儒学，遂诞生了“新儒家”，也就是“道学”。
道学的思想渊源是传统儒家与释道两家的结合。佛家诸宗里，禅宗在新儒家形成时期是最有影响的。在新儒学的先驱者看来，“禅”与“释”基本上是同义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此外，道教思想也是新儒学的重点吸收对象，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北宋早期理学家着力研究的宇宙观所体现出的明显道家特质（如周敦颐《太极图说》），便是源出于此。
道学家在开辟道路的时候，发现了这对概念，并觉得大有可为。其中尤以“集大成者”朱熹对这两个词做的分析最为系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中庸章句集注》）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将“尊德性”认作是“存心”，而上通“道体”的博大奥理；将“道问学”看作是“致知”，而穷尽“道体”的细致精微。一言以蔽之，即“尊德性”是存心养性，“道问学”是格物穷理。随后，他在注文中继续补充道：“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此皆致知之属也。盖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中庸章句集注》）可见，朱熹承接了程颐、程颢的理学修养工夫观点，认为“存心”与“致知”相辅相成，前者修养内心，后者通晓细理，不存心养性就无法格物，而存心养性的同时也不能没有推究事物原理所获得的知识佐证。
结语
“尊德性”与“道问学”本是先秦儒家论“人道”之言，却在后世被人发掘微言大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至道学成蔚然大国之景象，再度夺回儒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虽然发展至明清渐趋僵化迂腐，但理学的发明是对儒学难能可贵的创新。适应社会，稳定国家；丰富经典，革新学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恰如张载“横渠四句”所说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华大地上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忘却过自己肩上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王子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历史学专业2016级本科生。
[责任编辑：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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