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_日俄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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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潜在的政治立场

2005年，在教科书问题、小泉纯一郎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等问题上，日中间的对立日趋激化。2005年4月，长年来积郁的不满终于诱发了中国民众的反日游行示威和袭击日本领事馆，抵制日货等过激行动，作为对抗，在日本右翼舆论掀起了反华攻势，部分国会议员组织了集团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有的县议会还通过了支持政府靖国神社参拜的决议，使两国间呈现出一个互不让步的紧张局面。

无须置疑，问题的核心在靖国神社。小泉首相就任之后，连年参拜这个军国主义的象征物，不仅使国内反对派和赞成派的对立激化，而且招致了来自国外的抗议，使之成为一个政治、外交问题的焦点。我们应该看到，靖国神社绝不是普通的神社，基于历史上的种种理由，它已政治化、国际化，成为一个受到全世界所注目的，反侵略战争的和平势力和企图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右翼反动势力对立的最前线。所以在论及以“公”的身份还是以“私”的身份去参拜之前，政府阁僚踏入这个禁区，就足以说明其对过去的侵略战争所持的立场。因为靖国神社本身具有一种检测其政治立场的试金石的作用。

靖国神社问题的背后，暴露出一个日本政府的潜在的立场。既和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右派论者一脉相通的那种，要取得和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地位，试图挽回因战败所丧失的民族自尊心的思想倾向，和试图为近代对外侵略战争和战犯正名翻案的政治意图。这种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因建立在对战争责任的不完全反省的基础之上，所以刺激了爱国主义的畸形发展，形成了右翼政治势力产生和发展的温床。

这种强调侵略战争正义性的政治立场在战后最初见于东京审判中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的开头陈述中①，当时是为战犯争取到有利判决的一种策略性的法庭争辩，其“国家无罪”的理论即使在日本辩护团内部也未能取得意见的统一②，可是事后，这个发言的精神却暗地里被继承下来，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潜在的政治立场。独立后特别是在高度经济成长之后，作为政府为掩饰历史阴暗面，恢复国民自尊心的好材料，这种立场通过历届阁僚的“问题发言”③，政府当局的教科书检订活动和一系列的政治操纵，渐渐流布于国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半公式化的历史认识。1960年代以作家林房雄为代表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④，教科书检订制度的强化，80年代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的总决算”，90年代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论者和“新历史教科书编辑会”的跳梁等，都产生于这一政治背景之下。

日本和亚洲各国间不能友好相处的理由，表面上看好像仅仅在于右派或政府中一小撮人的不加反省的态度，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它有着一个能受到多数人支持的巨大的社会背景。下面，让我们从历史观，战争责任认识和历史教育的三方面来分析一下这个社会背景的形成过程和问题焦点。

二无构造的历史观

关于历史认识的问题，首先必须指出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历史构造的理解十分薄弱。尤其是日本政府，有意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试图美化其中的一部分(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或者强调各战争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如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偷袭珍珠湾)。

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进行美化的思想本来源于战前的历史认识，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皇国史观的教育中。战后这种皇国史观虽被否定，但实际上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多集中于九一八事变之后，而对这两次历史上的战争未以触及，所以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虽对近代的帝国主义侵略有所反省，但多将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作为例外。而日本政府也有意以宣扬此两次战争的胜利来维持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荣誉感，年长日久在国民中渐渐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历史认识。即使是被称为和平运动家的进步人士之间，也大多数对发生在明治时代的这两次战争抱有一定的好感。下面让我们举几个实例来看一下这种思想的存在和影响。

(一)所谓司马辽太郎史观

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历史小说家，活跃于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他的小说题材跨越古今，著述畅销于国内外，对一般民众历史认识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从崇拜司马文学出发步入历史研究领域的青年也为之不鲜。作为一个流行作家，司马懂得怎样去适应国民的口味，在战后复兴和经济高度成长的社会背景下，他极力描写时代的光明，鼓舞国民上进，创作了许多激励国民奋斗精神的作品。同时他也经历过战争，痛恨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所以在创作中颂扬明治时代的伟业却从来不以黑暗的昭和时代为题材。司马的这种立场，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评论、座谈等得到广泛传播，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明治时代”与“黑暗的昭和时代”的对比认识。所谓司马史观就是指这种认识。⑤

这个历史观的代表著作是以明治初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坂上的白云》。⑥ 司马在这里歌颂明治时代青年人的上进精神，赞扬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对几个青年主人公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个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大国日本的时代形象。而日俄战争的胜利则是这光明时代的顶点。司马认为在此后，日本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走向黑暗的昭和时代。

司马本人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意图去制造一个什么史观，只在意于写一下迎和时代潮流和读者口味的历史小说去赚钱。可是他这种用与鼓舞国民上进心的创作手法，却被政治家或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右翼分子所利用，经过政府的怂恿操纵和右翼组织，反动学者的恶意宣传运用，使之发展成一种以伟人的活跃、国益的向上为价值基准的无构造的历史观。⑦ 由于这种“伟大的明治时代”与“黑暗的昭和时代”的史观并不明目张胆地赞颂昭和时代以后的侵略，所以比较容易被接受，加上司马的近乎于完美无缺的文笔才能，这种史观特别是对正在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来在学校教科书中，关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叙述中已经存在只介绍史实而不分析战争性质的弱点，并且有避开战争的阴暗面，偏重于阐述战争对近代日本的有益面，即个人主义思想的高涨，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的倾向。在此基础上又受到社会上的“司马史观”影响，更使学生们产生出一种“以甲午，日俄战争的胜利为自豪”，以“三国干涉”返还辽东半岛为国家屈辱的普遍的历史认识。

(二)40年周期论

司马史观还以各种形式，不知不觉地渗入各阶层人士的思想中。比如较有声望的文笔家半藤一利最近写了一本畅销的《昭和史》，推出了一个“40年史观”，说近代日本以大约40年的周期进行着光明，黑暗的循环。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的40年是光辉的时代，之后至战败的约40年是黑暗的时代，战后的前40年是复兴成长的时代，泡沫经济之后又进入了停滞后退的时代。⑧ 持同样意见的还有政治学者内田健三⑨ 等人。

其实这种40年周期说并不是半藤的独创，内田健三的政治周期论要早于其说10年，而最初提出这种看法的也是司马辽太郎本人。司马在晚年撰写的历史评论集《这个国家的形状》中已明确地提出了成熟的40年和异胎的40年的说法。⑩ 作为对国运的发展，政治、经济变动的结果观察，此说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要把它作为一种有普遍性的史观来解释历史的话，只能说是有其害而无其益了。半藤本人也痛恨军部，批判昭和的侵略战争，可是由于这种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在此书中他不能指出战争的侵略性质问题，而是举出种种的实例来批判军部的横暴，国家组织的腐败，政治家的无能和战争指挥的不合理性。换句话说不是从历史构造的角度上寻找侵略战争的根源，批判战争的不义性，而是以自己的眼光来指出体制内部的不合理性，寻找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内部原因。作个假说，如果昭和的战争日本能内部协同一致，指挥正确而取得胜利的话，在半藤的眼里，昭和就会和明治一样成为一个国运旺盛的伟大的时代。和司马的小说相比，半藤称自己为“历史侦探”，这部以政界、军界的密话为内容的畅销书也以“昭和史”冠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自称历史的作品，比起被称作史观的司马文学更具有危险性。

此外，在日本被称为最进步的反战反核，反美反帝的和平运动指导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具有这种称赞明治时代伟业的历史认识。比如和平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评论家加藤周一站在反战和平的立场上虽然否定一切战争，却和司马史观同样，评价明治的指导者和明治国家的成功，称明治国家的“强兵”是防御性质的政策，称赞明治政府忍辱接受三国干涉是“现实主义”，颂扬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大国俄罗斯的胜利，并且说“日俄战争是一个分界线，日本是打赢了以后才走上膨胀主义道路的”。(11) 无疑，这种主张也是一种无构造史观的表现，不管本人主观愿望如何，其结果起到了一个美化帝国主义扩张路线，美化部分战争，钝化对侵略战争责任感的相反作用。

(三)琉球吞并问题

还应该指出，在日本即使是最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员，潜在于心底的狭隘的民族意识也促使其未必能完全摆脱这种无构造史观的窠臼。

战后经过进步历史学家的努力，在学界和教育界对侵略战争的构造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比如强调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侵略战争连续性的“15年战争”的提法，在1956年由哲学者鹤见俊辅首倡。(12) 后逐渐被学界、教育界公认，成为教科书中的用语。许多学者还更进一步地指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侵略性格。甚至不少人能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上溯到明治初年的台湾征伐和(朝鲜)江华岛事件。但在这似乎是完全彻底的帝国主义批判中，也未能完全避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的缺点。譬如在中国也有很高声望的进步史学家、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总帅井上清(1913-2001)，从帝国主义的构造论出发虽然尖锐批判明治后日本政府发动的历次战争，但却对明治政府的琉球吞并评价暧昧。他虽承认琉球是独立国，却强调其在人种学、地理学、经济面都和日本有密切关系，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琉球早晚要被日本统一。因此他虽批判军国主义政府的“侵略式的统一”方法，却不承认吞并行为自身就是一种侵略。(13)

如果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话，不管历史上地理上有什么理由，都应指出将一个当时和世界各国签有国际条约的独立国家琉球并吞为自国领土的举动，和台湾征伐、江华岛事件一样，都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一部分。吞并琉球，征伐台湾，觊觎朝鲜领土的野心才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奏曲。必须认识到，1879年以“处分”的名义纳入日本版图的琉球才是近代日本获得的第一个殖民地。对日本的琉球吞并进行辩解，绝不是一个小节问题，实质上和司马史观、40年周期论一样，都是同一种错误思想方法的产物。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日本的大多数人，包括多数进步的和平人士和历史学者，都在不种程度上受到这种无构造的史观的影响，真正能从琉球合并出发来解释近代侵略战争构造的人可称寥寥无几。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近代的侵略战争不能作彻底反省的一个思想远景。

三不彻底的战争反省

下面再让我们重点看一下日本人对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战争所持有的认识中的问题点。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名称，可以说通过战后的反省，日本人的认识有了很大进步。在战前，日本政府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侵略为“满洲事变”，日中(抗日)战争为“支那事变”，太平洋战争为“大东亚战争”或“大东亚圣战”。用“事变”的表现来取代“战争”的目的在于强调战争的偶发性、一时性，是为了欺骗蒙混世界舆论，掩盖侵略事实的一种手法。而“大东亚圣战”则是在强调其亚洲征服的正义性。(14)

战后通过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判，民主主义改革和国民自身的反省，日本的大多数人都对战争的侵略性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即认识到这几次战争是军国主义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除了一小撮右派分子之外，从正面来肯定这几次战争正义性的人是极少数。关于战争的称呼也出现了变化。“满洲事变”的用语虽被继承，但事变是关东军的侵略阴谋，其后日本军队占领东三省，谋划伪满建国也被看作为事变的延长线。“支那事变”则被易名为“日中战争”或“日中全面战争”，指出其大规模性和侵略的性质。“大东亚战争”被称为“太平洋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不仅其正义性被否定，对亚洲战场的存在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最近“15年战争”用法的流行，更使侵略战争连续性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但必须指出这种战后的反省并不彻底，潜在着不少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政府和多数日本人满足于这种不彻底的反省，所以才酿成了至今仍未能解决的许多新的矛盾。以下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一看这种不彻底性的存在。

(一)关于战争原因的认识

包括历史学者在内，多数的日本人虽然承认战争的侵略性，但总爱过分地强调其发生的客观原因。比如关于九一八事变，多数的教科书和历史读物总要指出蒋介石的北伐战争和张学良的东北统一活动对日本满铁利益的威胁，或万宝山事件(1931年7月)，中村大尉事件(1931年6月)对事变发生的影响。(15) 关于日中(抗日)战争的原因则过分强调卢沟桥“第一枪”的责任，认为日中战争的发生是由一偶然的事件所引起。多数历史学家和多种教科书，历史读物总爱采用的日中战争“勃发”一词的意思就在于此。许多学者作了很多努力积累了大量资料去分析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军队，两国政府的动向。探讨“第一枪”的真相，追究中国军队的责任(16)，而不问为什么日本的使馆，领事馆的守备军能驻屯到丰台，并能在宋哲元军的眼皮底下演习挑衅的原因，更不问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侵略扩大行动，如山海关事件、热河作战、华北蚕食、冀东防共政府的扶植、丰台事件等和卢沟桥事变的必然关联。

又关于太平洋战争，日本政府和大多数学者们虽不否定通过偷袭珍珠港首先发起战争的侵略行为，可是却又欲再去寻找战争的客观理由，如美国的铁屑禁运、对日经济封锁政策等，甚至坚持战前军国主义政府宣扬的所谓“ABCD包围圈”的理论(17)，同时强调日本政府作出的避免日美开战的种种外交努力，称1941年12月的“赫尔备忘录”是美国拒绝谈判的最后通牒，开战原因，示意这次战争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18)

在这里，由于许多研究者打着“事实考证”的招牌，并的确能提供一些史料来证实发生在这一历史断面的一部分事实的真相，所以这种“研究”的结果也颇有市场，容易被普通人接受。不知不觉地，这种“研究”为政府或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渐渐形成为一种御用的战争史观。要指出，这种强调客观原因，只看到树木看不到森林，只片面地描写事件的情节而看不到历史趋向的方法，和前述的“无构造的历史观”是同样性质的产物，不仅不科学而且潜在着巨大的政治危险。

(二)对于加害程度的认识

战后，多数日本人都能承认在侵略战争中日本军曾有过残酷行为，但由于犯罪者本人提供的确凿资料极少，政府当局和教育有关部门又对此极力掩盖，所以一般人对这些犯罪事实和犯罪的残酷程度认识不清。而许多专家学者们也以科学研究为辞，热心于那些永远搞不清的具体数字的考证，结果许多重大犯罪事实被放置，掩盖下来，终于使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右派分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意图得逞。学者不言，学校不教，政府不提，随着战争经验者的减少和战争认识的风化，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一代不但对被害国提供的犯罪事实情报有所怀疑，而且对“谢罪”要求本身也产生了抵抗情绪。(19) 有的还接受了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影响，参加欲为此“屈辱”正名翻案的活动。

由于战后的军事法庭只处罚了极少一部分(20) 罪大恶极的战犯，对一般军人和战争支持者没有进行责任追究，所以使参加战争的大多数国民失去了一个反省的机会。犯有杀人、强奸罪的大多数人，不是推卸责任于上司、他人，就是闭口不言。现在他们仍从政府领取优厚的军人养老金(21)，学校也称他们是战争的被害者，请他们去讲什么自己的战争被害体验。这更加深了其作为被害者的错觉。从战败至今，除了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社会中从来没有过自主、自动地追究侵略军当事者残酷行为的活动，即使一部分人在事后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有意无意地暴露出一些残酷行为和犯罪事实，也不会受到任何舆论谴责和法律追究。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仍是战争的被害者。更使人不解的是，自动地坦白、暴露、揭露的行动不但不受表扬，反而会遭到孤立，受到亲友、邻居及社会全体的冷眼或攻击。比如曾为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第六师团一等兵东史郎，在1987年公布了战时的记录(22)，揭露了南京大屠杀事件部分事实并表示反省。他的行动不但没受到称赞反而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并被自己的战友以“名誉损害”的罪名控告。东史郎的揭露在1996年4月被东京地方法院、12月被东京高等法院被判决为诬告，被责令赔偿50万日元。(23)

必须指出，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人体试验，马来半岛的死亡行军的实质并不是什么数字的问题，而是战争犯罪的性质问题。不管牺牲者多少，应首先认识到这是一种不能饶恕的犯罪。考证事实需要寻找证据，但以此为名斤斤计较数字的结果，不知不觉地会使加害国民对犯罪的性质认识产生麻痹感，有时甚至会对被害者的责任追究产生一种对抗情绪，以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所以有良心的日本人应该注意这种以数字，证据为名来掩盖犯罪性质的危险倾向。

(三)对客观结果的认识

还应注意的是，把殖民地统治和经济开发相提并论，强调殖民地经营的客观成果的倾向。所谓政府阁僚的“问题发言”，有许多是以这个题材为依据的。此类发言最早可见于1953年10月第三次日韩会谈中日本代表久保田贯一郎的殖民地统治给朝鲜带来了“恩惠”的发言中。(24) 此后这种滥言相继不断，如1965年1月第七次日韩会谈首席代表高杉晋一的发言(25)，1995年11月8日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的发言(26)，2003年10月28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发言(27)，和扶桑社版的历史教科书的描述等都重弹了这种恩惠论的老调。在学界，比较朝鲜和台湾两殖民地的统治，指出台湾殖民统治成功的论文也为之不少。

应看到，若从纯经济学的角度上看，这种侵略等于经济开发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客观上，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南满铁路、本溪铁矿、抚顺煤矿和昭和制铁公司在战后被新中国接收后，的确变成其基干产业，为中国的复兴建设做出了贡献。贸易上对部分殖民地的出超，也是一个有证据的事实。(28) 但这种客观经济的结果应该和政治目的相结合起来评论，并且不应该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教育的场合过分宣扬，以至被为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翻案的政治目的所利用。并且笔者认为，即使是在学术问题上，这种容易造成误解的发言也不应先出于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学者之口。

1972年日中邦交恢复后，许多日本人带着一种怀旧、思乡的情绪重访旧地，寻找当年自己的生活痕迹。这种和平时代的追忆，经过时间的筛选，漏去了民族欺压这悲惨的一面，又促成了像“满洲的油黑的土地，鲜红的夕阳”那种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怀旧思想，文学的出现。当然，在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文学中见不到任何严酷的现实。这种无原则的怀旧情绪，客观上也不知不觉地起到了美化侵略、麻痹一般人战争责任感的作用。

(四)对亚洲人民的轻视

战败后长达6年的美军占领，使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恐美病。又由于目睹了40、5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达和高水准的物质生活，更滋生了日本人的羡慕西方的心理。1947年后的冷战中，由于日本被美国拉入反共的西方自由阵营，隔绝了日本和部分战争被害的亚洲国家的正常关系，而经济发展的成功又使其能以大国的姿态，再次傲居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之上。这种种理由使日本政府和国民产生了一种轻视亚洲人民，对在亚洲的战争不服输，在亚洲的犯罪不以为然的大国主义情绪。

太平洋战争被俗称为“日美战争”，1951年有50多个国家参加了旧金山和会。好像太平洋战争不存在亚洲地区的战场一样。经常可以听到这么一种说法，即“的确，我们在太平洋战场输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可是在亚洲战场我们不是打得挺出色吗”。渐渐地，使不少日本人产生出一种错觉，认为这次战争日本没有败给亚洲人，而仅仅是败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之下。

日本政府在战后50、60年代的对韩国、印尼、缅甸、南越等国的战争赔偿交涉中，利用经济大国的地位软硬兼施，进行了许多起把战争赔偿更改为无偿经济援助的名目上的操纵。(29) 1960年代以后，为高扬国威，在国内把官方用语也从“败战”改为“终战”(30)，并推行于新闻媒体。这种提高国家声望，涂抹战争痕迹的政治操纵更使一般人对战败的认识模糊不清，加重了对战争责任认识的迟钝感。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右派分子的跳梁，实际上有着一个很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无疑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但由于普遍地存在上述的种种历史认识的缺陷，又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不知不觉地被右翼政治势力所利用。这种不是“一小撮”而是来自于“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历史认识，才是当今最值得警惕的问题。

四和平运动与和平教育的的盲点——被害者意识

最后，再让我们看看形成这种“大多数”历史认识的教育背景。

战后，在日本的政治思想界出现了一个以在野党、工会团体、教员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和反战、反核团体为中心的进步势力的阵营。他们反对政府的亲美、亲台的外交政策，反对美军的基地建设，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和再军备，反对使用核武器，反对一切战争。这个势力可以说是阻止军国主义复活，推进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发展的中心力量。

同时应该看到，这个势力中的大多数人战前也曾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多出于自己的“被害体验”，对战前的政府、军部、天皇制国家体制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批判，提倡反战反核的和平运动。但遗憾的是，不管是被迫的或自愿的，战前作为一个侵略战争的参加者和支持者，作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成员，他们的大多数对自己，自国加害于他民族的战争责任并没有真正进行过认真的反省。(31)

战后驻日的联合国军为了使占领平稳进行，在日本采用了利用天皇权威和旧政府机构的“间接占领”方式。从这个政治目的出发，占领当局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十分暧昧，意在笼络民心、稳定政局。在处罚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中，法庭将一般日本国民拒之于门外，裁判中为了保住天皇和国家的权威，又演出了一个将一切罪恶皆归与一小撮陆军军人的政治剧，有意赦免了天皇、重臣、海军和民众全体。被拒之于场外的大多数国民在观望国际军事法庭所导演的政治剧(32) 的过程中，渐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自己不过只是被军部的宣传所欺骗，所以大骂几声军部，大骂几声东条英机，便使自己的良心得到解脱，摇身一变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战后，这种战争受害者的意识，普遍存在于包括左翼革新阵营和平运动家的国民全体之中，成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感迟钝的社会原因。

举一个例子来说，1965年关于战后处理问题的日韩基本条约签订前后，日本国内的进步阵营和韩国国内的反政府势力相结合，在日韩两国国内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阻止条约签订的国民运动。可是同为条约的反对者，两方的目的却有所不同。韩国的反对势力的目的在于追究和明确过去的侵略战争的责任，批判日本政府在条约中对过去36年的殖民统治拒不反省、否定韩国的对日索赔权的强硬姿态(33)；与此相反，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的反对理由则主要在于反对该条约造成的南北朝鲜两地的分化现实和日本政府追随美国，试图孤立北朝鲜的企图。其中大多数对韩国民众要求的36年间的殖民统治作反省的要求，在战争责任的认识上，不知不觉地和政府站到了一个立场上。(34)

还应该指出，将这种无构造的历史观和受害意识固定下来、并传沿于后代的是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管理下的中小学校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现在几乎所有检订合格的历史教科书，对战争原因的分析和历史构造的解释部分都十分薄弱，多以历史事实的平面介绍或悲惨性的描写为中心内容，有时还故意回避或轻描淡写地叙述像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从军慰安妇一类的战争中的重大犯罪事实和侵略日军的残酷罪行。(35)而且对战争悲惨性的描写也几乎全部以自己国民的受害体验构成。例如1945年战败前夕美军的东京地毯式轰炸、冲绳登陆作战、广岛、长崎两地的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牺牲和惨状等。给没经历过战争的受教育者造成了日本在这次战争中仅仅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的错觉。此外，学校还通过修学旅行和种种的纪念活动对战争牺牲者进行追悼慰灵，记录着各种空袭、原子弹爆炸的音声和视频资料也使受害者的惨状牢牢地铭刻于学生的脑海中。(36) 这种所谓的“和平教育”可以大量产生无原则憎恨战争的一代，却永远不能塑造出有理智的能分析战争构造、辨别侵略战争原因的青年。“战争本身是一个罪恶”，“侵略战争也好，反侵略战争也好绝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这是笔者从几乎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口中听到的不约而同的回答。不知不觉地，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被战争自身的悲惨所取代，异常膨大的受害者意识麻痹了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责任感。今天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源，可以说就在于这种片面的，被夸大的受害者意识之中。

60年前的战争的确使日本化为焦土，使其丧失了310万人的生命，但同时战争给与亚洲各国带来的损失比这不知要大多少倍。8月15日，日本人在追悼310万本国牺牲者的同时，如不将亚洲人民死于战争的数千万的数字铭刻于心上，是永远不会得到国际社会与民众谅解的。

注释：

①详见清瀨一郎《秘録東京裁判》，讀殼新聞社1967年版，第98-105页。

②〔日〕赤沢史朗：《東京裁判》，岩波ブツクレツト、1989年版，第48-49页。

③〔日〕木坂順一郎：《保守政治家の十五年戰爭觀》，《年報日本現代史》，1995年，第11-24页。

④〔日〕《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番町書房1964年初版。

⑤关于司马史观，请参看中村政则《近現代史をどて見るか-司觀史觀を問て》，フツクレツト1997。

⑥〔日〕《坂の上の雲》，全6卷，文藝春秋社1969年版。

⑦“自由主义史观”组织的代表者藤冈信胜称自己的历史认识就是受到司马史辽太郎作品的刺激所形成的(《汚辱の近代史》，徳間書店1996年版，第52页)。

⑧〔日〕半藤一利：《昭和史1926-1945》，平凡社2004年版，第10-11页。

⑨内田健三的理論以政治動為中心。參看内田《政治烈々·轉形期をどてぇるか》，NHK1995年出版，第2-6页。

⑩〔日〕司馬遼太郎：《雜貨屋の帝國主義》(《こののかたち》(1)，文藝春秋杂志1990年)，第27页。

(11)參看《NHKスペシセル明治(1)革を導ぃた人間力》，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5年版，第180-189页。

(12)关于此说法提倡的意图，参看鶴見俊輔《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岩波書店1982年版，第4页。

(13)〔日〕井上清、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合同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14)〔日〕由井正臣：《15年戰爭と現代》《近代日本の轨迹·太平洋战争》，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5-6页。

(15)现在中国方面认为这两事件是日军蓄谋侵略的口实，而日本学者则认为其是诱发九一八事变的直接原因。

(16)第一枪研究的代表作是秦郁彦的《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大學出版会1996年版)。秦郁彦认为第一枪是中国军方面打响的(参看该书第四章)。

(17)即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政府和国内媒体竭力宣扬的“美英中荷对日包围圈”的理论。这个理论仅仅是一种宣传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参照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の戰爭觀》，岩波ブツクレツト，1995年，第26页)。

(18)〔日〕《太平洋戰爭ヘの》(7)，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是这种解释的代表著作。

(19)参看田口裕史《戰后世代の戰爭責任》，樹花舍1996年，第26-35頁。最有代表性的是議院議員高巿早苗1995年3月16日在議院外務委員會的發言。“有人欲要日本国民全体作反省，至少我本人不是战争的当事人，没有作过什么反省，也没有任何须要反省的要求”(《議院外務委員會議録》第9号、199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