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萌芽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历史灾难”无疑是指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把中国原有的社会政治秩序打乱；“而历史的进步”也正表现为：随着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秩序被打乱，万马齐瘖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也受到了西学东渐的冲击，由此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面对世界文化并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局面作出回应，即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如何才能顺应世界历史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潮流？
这样一种“历史灾难”和“历史进步”的交错，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文学领域，便是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
稍具体地说，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有两个直接的诱发点。
首先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
当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古老中国大门之初，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征服者面前一座接着一座陷落”，但这仅仅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的”②，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西方列强欲“和平地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更需要在中国获得“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育、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③。唯其如此，炮声刚刚停止，硝烟尚未散尽，一大批西方传教士蜂涌来华，在传教之外，也大量办报。用李提摩太的话来说：“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如果控制中国的主要报刊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④。据统计，1860年，传教士（教会组织）在中国办的报刊有32家，而到了1890年，则增至76家⑤。
教传士在中国办报，一方面获得了大量的中国读者，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读者尝试创办中国人的报纸。到戊戌维新运动前夕，由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办的主要报刊有：
《中外新报》，1858年，香港，伍廷芳创办
《华字日报》，1864年，香港，陈霭亭创办
《昭文新报》，1873年，汉口，艾小梅主编
《循环日报》，1874年，香港，王韬主编
《汇报》，1874年，上海，容闳创办
《新报》，1876年，上海
《广报》，1886年，广州，邝其照创办⑥
应该说，中国知识分子虽是初学办报，但很快摸出了道道，有的报刊的社会影响也很大，尤其是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因接连发表王韬、郑观应等人撰写的倡言变法自强的政论文，一时风靡天下。
如果说，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尚属新闻界事物的话，那么，由于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报刊往往附有文艺性的专栏或专版（典型的如《申报》，1872年创刊于上海；《新闻报》，1893年创刊于上海），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办的报刊也学着发表文艺作品（如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等），因而这就是属于中国文学界的划时代变化的前兆。
这也就是说：因受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的刺激，中国知识分子也办起自己的报刊；同样，学着传教士办的报刊出现“文艺副刊”的雏型，也开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再联系到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报刊，其中也主要是聘请中国知识分了担任编辑、撰述工作的⑦，因此随着传教士的办报活动的开展，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得以建立，而这一事业的建立，为稍后（主要是戊戌维新以后）的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涌现预先准备了阵地，至于在戊戌维新之前，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则是诱发了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
其次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初步建立。
这一点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有关系，因为传教士在传教、办报之外，也开办学校，传播近代科学知识。也是受此启发，当时中国官方出自培养“洋务”人才的考虑，也陆续创办了一些“洋学堂”，著名的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北京）、福建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1866年，马尾）和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天津）等。此外，当时官方也开始派遣留学生，从同治十年（1871年）开始，总的说来人数呈递增之势。
尽管传教士办的学校，官方办的“洋学堂”的课程以语言和科技为主，没有把西洋文学列为正式的授课内容，初期的留学生几乎也没有专攻文学的，然而，由于教会学校和“洋学堂”的学生已经学习掌握了外语，这就有可能去接触阅读当时以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西洋近代文学作品，至于留学生，他们在海外接触了解西洋近代文学的机会更多，条件更好。
这就表明，随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初步建立，就在客观上培养了一批相异于传统士大夫的中国近代作家，或者说为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涌现提供了教育环境。试看戊戌以后崭露头角的一批近代作家（主要是小说家，翻译家），其绝大部分都是教会学校、“洋学堂”的毕业生，或者是海外留学生，足以说明这一点。
（二）
本文多次出现“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一词，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认识：鸦片战争爆发至戊戌维新运动前夕的五六十年间的中国文学现象，虽然被绝大多数的学者视之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但照笔者看来，它与戊戌维新运动之后的文学现象，在性质上有极大的区别，如果说后者是“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那前者至多是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状。
这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近代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国”，中国近代文学作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部分，其基本的性质，显然应该是也必然是：(1)在内容题材上，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活现实，包括描述这一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基本矛盾（除了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之外，还有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互有岐异的爱国者之间的矛盾等）；(2)在思想倾向上，流露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爱国主义意识、要求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的意念等；(3)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借鉴和吸收世界的（主要是西方的）近代文学的方法与经验，包括改进中国传统文学——古典文学中那些尚有生命力、也易于为表现新思想新内容服务的艺术形式（如白话小说），同时破除各种不适于表现新思想和新内容的陈腐的艺术形式。总之，中国近代文学应该是新思想新内容与新形式（外来的、经过革新的中国原有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然而在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到戊戌前的五六十年间的中国文学，远未与之相符。这集中反映在两类情况中，一是新思想新内容未能配之以新形式，两者的发展很不协调，在相当程度上，又是旧形式占主导地位，例如大量的诗歌作品仍采用旧体诗词形式，由此限制了对于新思想新内容的充分表现；二是就新思想新内容而言，存在着重大的矛盾，除了亦新亦旧、新旧混杂的情况外，还大量出现整体上的旧思想旧意识遮掩乃至冲击微弱的新思想新内容的情形。
关于第一类情况，在那些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中表现得至为明显。
例如林昌彝编的《射鹰楼诗话》。编者说：“余家有书屋，东北其户，屋有楼对鸟古山积翠寺，寺为饥鹰所穴，余目击心伤，思操强弓毒矢以射之”⑧。其实，“射鹰”乃“射英”的谐音，其反帝反国的政治立场宛然可见。唯其如此，该书所收录的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和朱琦等人的作品，也凸现了这样的主旨：魏源《寰海后》写道：“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这是抒发了对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局变化的感受，也揭示了当时的民众关心国家命运的情景；张维屏的《三元里》则是以纪实的手法描述了中国人民以“千众万众”的气势和阵营与入侵者斗争的壮烈画面。还如当时一些中下层封建士大夫的诗作，姚燮的《捉夫谣》和《兵巡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目睹的入侵者的种种暴行，而张际亮的《传闻》所孕含的思想内容更为丰富：在抗英斗争中，一方面有抗敌将领的忱戈待旦，另一方面却是钦差大臣的投降媚敌，一方面是地方官员城陷后自尽殉国，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女子被侵略者掠至海外。应该说，尽管上述作品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但其艺术表现形式毕竟是陈旧的，采用的艺术样式都是中国传统的近体诗（格律诗）或乐府诗，其语言也非通晓流畅的白话，而其中偏辟晦涩的典故也用得太多些。重要的还在于：诗人们当时的文学观念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只是习惯地运用旧形式来表现客观的新内容，而尚未认识到，用旧形式来表现新内容其实是有许多限制和束缚的。例如，魏源的那些作品留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的痕迹，因为他不懂得：效白香山诗体，因现在面对的是白香山所未遇见过的社会现实，毕竟不能得心应手⑨。还如张维屏，他作为嘉庆道光间的重要诗人，虽然理论上有过诗文应该“顺其自然”的主张，不过传统的惰性使得他无法从根本上突破旧文学观念的藩篱⑩。再看姚燮和张际亮，前者以骈文写作而盛名一时(11)，后者也是谙于旧文学的，当时就被推崇为“何（景明）李（梦阳）之流也”(12)。总之，正因为上述诗人缺乏艺术创新意识，所以都未能自觉地思考和探索以创造新形式来表现新的思想内容的问题。这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客观上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现实，表现了一定的新思想新内容的作品，在文学上的价值意义是有限的。
关于第二类情况，其具体表现和相应的主要特点是：对绝大多数士大夫来说，面对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他们可能不愧为民族英雄，他们的若干作品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揭露与批判，无疑也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他们同时又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忠臣，固而往往本能地敌视人民群众的各种反封建斗争，直至直接参与镇压活动。于是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就有大量赞颂封建统治者的所谓“文治武功”的篇什。由此可见，面对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他们的政治立场往往呈反动性。上述两方面的结合，也使得他们的全部作品的价值具有多重性。
林则徐镇压过回民起义、魏源镇压过太平天国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不必赘述。黄遵宪早年对太平天国敌视最力，这方面的诗歌似也最多(13)；另外，曾写过一些杰出的爱国诗篇的朱琦，在以道员之职守杭州而最终为太平军击毙之前，又写下了许多诋诬太平天国运动的作品(14)，——这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相较而言，最能典型地反映这类情况是金的作品。
金和(1818-1885)，上元（南京）人，终身科场不利，未曾中举，可算是布衣文人。又因其喜狎妓纵酒，所以更近似传统的“名士”。在英军围攻南京前后，他曾写下《围城纪事六咏》，感叹民族危机，其中《盟夷》一首，对清朝军队的腐败无能以及直接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清廷官员作了辛辣的讽刺，从中流露了较为浓厚的反帝爱国立场。然而，当太平军攻陷南京后，他又从封建士大夫立场出发，不仅作诗诋毁太平军，而且还主动地从事刺探太平军军情和策反太平军将士的活动，甚至亲自潜出城外与清军联络，约定里应外合，只不过因事败而出逃，直到清军收复南京后才返回。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诗作的思想内容更为复杂：有的揭露清军的腐败，有的表同情于受清军欺辱的百姓，有的则颂扬清军的胜利功绩。最可注意的是长篇叙事诗《烈女行》(15)。诗人主观上似是颂扬女主人公的“贞魂烈魄”，而且这一颂扬所依据的是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但是由于女主人公的对立面是清军（湘军）将领，这首诗事实上又提出了一个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当时官兵对于平民的欺辱残害可能甚于“长毛”。从这样的作品来看，接近于近代文学性质的内容题材、旧文学的习惯的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三者显然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如果可以视之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那也还是微弱的，与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相比有很大的距离。
（三）
在谈及中国近代文学的萌芽问题时，有必要对所谓的“太平天国文学”作一番定性分析。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诚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事件。但是这一运动本身却极其复杂，虽说它有明显的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性质，然而这种反清政治立场的出发点、实际的内涵，以及客观的社会影响却不是单一的，很值得作具体的分析，——至少，以定都南京（天京）为界，其前期、后期的政治（政权）性质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决不可以混为一谈(16)。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者为组织队伍等，曾写过若干煽动性诗篇，在建立某种程度的政治程序后，又颁布过一些用韵文写成的法规之类；此外，除了一些上层领导人物写过诗歌之外，卷入这一运动的某些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肖触、黄公俊等）也留下了若干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这一事件的诗篇；还有，在太平天国政权的统治地区，民间文学中也的确多少存在一些颂扬太平军的作品（口头故事或民歌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问题在于，以往的一些研究者由于未能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一昧地从政治上（狭隘的阶级观点上）肯定太平天国，因而爱屋及乌般地对“太平天国文学”予以种种不切实际的溢美。我们如果在剔除那些不足以征信的材料(17)的前提下来冷静客观地分析“太平天国文学”，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
1、较之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曾经取得过的成绩，太平天国领导人所推行的文化政策本是很不成熟的，其相应的文学建设也没有什么成果。至于对旧文学的破坏，又大抵以物化形态（烧书之类）出现的。当年曾国藩说，太平军把“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辟以来名教之奇变”(18)，其实这是出自政治斗争需要的夸大其辞，目的引诱士大夫们来抗拒太平天国。唯其如此，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文学）变革，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
2、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并没有什么文学改革主张。如《戒浮文巧言谕》中强调的“实叙其事，……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其本意只是要求公文写作的平实，目的在于准确地通报军情之类，与所谓的提倡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云云，风马牛不相及。
3、“太平天国文学”的主体部分由那些政治性韵文构成，但这些韵文缺乏文学价值却是至为明显的。以洪秀全现存的全部诗歌来看，其前期作品（如《龙潜》、《九妖庙题壁》等），或抒发某种政治志趣，或有意鼓动民众造反，撇开羼杂其中的不伦不类的宗教教义不说，自然有一定的政治价值，但衡量以一般的诗歌艺术的要求，无疑是粗糙的。至于他在定都天京自称“天王”以来的那些作品，如《天父诗》500首，即使在思想内容上也已经毫无可取之处了：其中对于后妃们提出的反人道和反理性的种种清规戒律，表明作者的思想意识的腐朽程度比之一般的封建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讲到作为诗歌的艺术性，则是几乎不存在的，仅仅有韵文的基本形式而已。
4、综上所述，所谓的“太平天国文学”，从整体上来看是没有多大价值意义的，除了以《天父诗》为代表的那种“怪胎”之外，个别作家作品所体现的某种有限的革命性进步性（就反抗满清政府反动统治而言），也往往与这一运动的落后面以及上层领导人的落后意识混杂在一起。因此，虽然“太平天国文学”出现在中国近代史期间，但终究难以被看作是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甚至是微弱萌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换言之，如果对“太平天国文学”的基本性质强立名目，那么似可称之为中国传统的“庙堂文学”的变态。
（四）
由此可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自鸦片战争爆发至戊戌维新前夕的五六十年间，尽管中国社会政治局面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洋务运动的发生，甚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西学东渐也在按既定的轨道继续着，而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仍然未能形成，至多只是出现了一株微弱的萌芽？
笔者认为，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择其荦荦大端，有如下几点：
第一，总的说来，这期间的西学东渐还只是在较仄狭的范围内（主要是中上层知识分子中）扩展，而扩展的速度也比较迟缓，就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闭目塞听，安于现状，或者为一时的社会假象（如所谓的“同治中兴”）所迷惑，对于西学东渐的潮流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没有象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以及稍后的那段时间里那样，由于饱受空前的政治刺激（从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到庚子事变）才对东渐的西学抱以更大的热情。
第二，当时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考虑如何回应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上，从整体看也还只是停留在物质文化的层次。另外，所谓“内乱”（太平天国运动）的问题也较多地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唯其如此，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军备问题和国内政治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文化（文学）问题的关注，这从当时的报刊言论的侧重点就可以看出来。
第三，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体制还有很强的挣扎性力量，至少由于科举制度仍在延续，知识分子的“科举梦”并未破灭，再加上广大知识分子还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依然是遵从和迷恋的，因而即使有西学东渐的潮流的某种程度的冲击，他们还愿意作茧自缚，固步自封，因为就文学创作而言，沿袭旧传统自然得心应手毫不费力，作革新和创造却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畏途。
第四，据此而知，尽管社会时代的变化，必然要在文化（文学）上反映出来，但是这种反映并不是同步发生的，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时间差。另外，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的作家队伍的主体，主要不是旧式的士大夫文人，而是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这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新作家的训练和培养，无疑也有一个过程。唯其如此，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只能涌现于有一批新型知识分子普遍地接受戊戌维新思潮洗礼之后（具体说来是20世纪初），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认识，我们还可以顺便指出：简单套用社会政治历史的分期来划定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即把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史时期的鸦片战争爆发日（1840年）也当作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端，显然是不科学的。回到本文的题旨上来，有必要重复一句：自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前的五六十年间，虽然由于西学东渐的的影响，中国开始出现了近代文学的萌芽，但是完全性质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涌现，却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后。戊戌维新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注释：
①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
② 此系在澳门的一个传教士写于1842年的信中的话，转引自顾长声：《教传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
③ 此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盖次的话，转引书同上。
④ 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年 月。
⑤⑥ 参见《中国近代报刊史》。
⑦ 典型的如《申报》（1872年，上海）和《新闻报》（1893年，上海）
⑧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1851年刊行）。
⑨ 魏源曾模仿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而写《江南吟》、《都中吟》等，所用旧词汇与新的现实生活之间有明显的隔阂。
⑩ 张维屏以“乾隆秀才、嘉庆举人，道光进士，咸丰老渔”自负，其旧文学观念之深，也可从他所著的《国朝诗人征略》一书看出来。
(11) 姚燮曾著《复庄骈体文榷》，《清史列传·姚燮传》称其“工于骈体，词曲”。
(12) 此系姚莹对张际亮的评语，见《清史列传·张际亮传》。
(13) 典型的如《喜闻恪靖伯佐公至官军收复嘉应贼尽灭》一诗：“恢恢天网四围张，群贼空营走且僵。举国留居如望岁，将军擒贼早擒王。十年窃号留余孽，六百名城作战场。今日平南驰露布，在天灵爽慰先皇。”
(14) 这些作品大都收入了《倚云楼诗》。
(15) 此诗记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南京女子黄婉梨在太平军占领南京期间，尚能正常生活，但清军收复南京后，她全家遭杀，本人也被一湘军将领掠至湖南被迫成亲。最后黄氏用鸩酒和刀剑先杀该将旋即自杀。
(16) 本文不可能对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作定性分析，只想指出一点：以往大陆研究者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作一味的赞颂，有着明显的片面性。
(17) 例如，已有学者考证确定，某些太平天国诗歌（如石达开之诗）是伪作，洪秀全的早年诗作，在后来也作了重大修改。至于今人收集的“太平天国故事传说”之类，也明显地经整理者加工修改，一般也难以作为可供研究用的原始资料。
(18) 曾国藩：《讨粤匪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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