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丝剥茧找病根——当前我国产业素质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抽丝剥茧论文,病根论文,三大论文,当前我国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产业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无论是产业组织合理化程度还是产业技术水平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变化。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体制性、历史性和技术性原因，目前我国产业素质的状况就总体而言还远未尽如人意，产业素质不高实际上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基本障碍之一。概括说来，当前我国产业素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一、产业集中度低
产业集中度可以鲜明地反映出产业内企业的规模及其分布特征，从而可以相当准确地揭示规模经济的利用程度。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产业集中度偏低的问题，规模经济效益始终难以提高。以汽车工业为例，目前，我国有汽车整车厂130家 ，改装厂600余家，但年产量超过10万辆的只有一汽、二汽两家。年产 量1万辆以上的也只有十几家，有100多个厂家年产量不足5000辆，与汽车工业公认的经济规模40—60万辆相去甚远。又如，现在国际上炼油企业平均生产规模是年产500万吨，最大的炼油厂年产量已达3000万吨， 而我国116个炼油企业的平均规模仅为年产167万吨，规模经济方面的差距不言自明。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产业集中度低的矛盾最近十多年来非但未能缓解，而且还呈现出逐步加剧的趋势。根据统计，全国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0年比1980年净增79.5%，而同期劳动力在100 人以下的小企业则净增106.5%，远超过十年内企业增加的平均幅度， 表明从劳动力数量角度看的企业平均规模正在变小。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从大企业资本集中度的角度看，情况同样如此。1980年拥有3000以上劳动力的企业占总资本的43.6%，到1990年则下降为37.1%，减少了6.5个百分点；1980年拥有不足1000个劳动力的企业占总 资本的37.5%，1990年则上升为40.8%，增加了3.3外百分点，说明我 国企业规模的总体水平确实存在着下降趋势。
产业集中度低使企业普遍达不到经济规模，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首先，企业规模狭小不利于进行现代条件下更为精细的分工，给大面积地实行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生产设置了障碍。这不仅对企业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不利，而且也妨碍了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迅速提高。其次，企业规模狭小不利于采用更先进的工艺，使用更大型、高效和专用的设备，也不利于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因而便失去了大量不仅可显著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有效地降低单位产品投资量的机会。再次，企业规模狭小不利于充分利用各种副产品和节约使用原材料，也不利于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值，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单位产品成本的下降和综合经营效益的提高。最后，企业规模狭小还妨碍了享受采购与推销方面的种种便利，因而不利于节约单位产品的购销费用，同时也使企业经营活动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受到更多的限制。总之，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不经济导致我国产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普遍低下，经济效益始终难以提高，这就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高消耗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的恶性循环进一步雪上加霜，从而极大地妨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二、市场有序程度低
尽管17年市场取向的改革已使我国在市场体系建设和市场秩序规范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产业素质的要求相比，则仍存在很大差距。除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尤其是要素市场的发育明显滞后外，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等等还很不规范。市场有序化程度低的矛盾主要集中表现在行政性垄断与低水平过度竞争并存上。
首先，在我国目前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体制过渡时期特有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其直观形式便是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由于不完善的分权体制导致强烈的地方与部门本位主义，因而各地方各部门相互间存在着依靠行政权力既封锁贸易又争夺资源的严重倾向，即一方面禁止本地区本部门资源外流，另一方面禁止外地区外部门商品和劳务的“侵入”。前者还曾屡屡演变为激烈的“棉花大战”、“蚕茧大战”、“茶叶大战”等等。这种特殊的垄断具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性和强烈的排斥竞争性。因为，第一，它不是在生产高度集中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是以行政权力强制为基础人为制造的，所以，不仅与生产集中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往往还与缺乏分工协作的生产分散化相联系，即同产业与企业规模不经济相联系。第二，它不是通过竞争机制以淘汰、兼并等方式生成的，而是在抑制竞争的情况下借助行政保护方式产生的，因此在这种垄断格局中保留着大批效率低下的企业。第三，它不是表现为纯经济组织的垄断，而是表现为政企合一的垄断，因而这种垄断对市场分割和占有的程度更为严重。显然，这种行政性垄断的存在，严重遏制了必要的市场竞争，给产业素质的更新和提高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在这种无序状态下，那些经营管理好、技术进步快、产品质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根本无法将处于劣势的企业淘汰或兼并掉，甚至不能对其形成实质性的压力和推动，自己反而还会在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鞭打快牛”下，被提高生产经营指标、增加各种社会摊派等等问题所困扰。相反，那些经营管理差、技术进步慢、产品陈旧落后、经济效益低下以致长期亏损的企业，却能得到上级部门种种形式的保护，在亏损补贴、增加贷款、减税减息等“行政输血”下照样潇洒地存活下去。试想，这种局面如不彻底扭转，产业素质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从何谈起？
其次，当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着低水平过度竞争问题。由于改革以来乡镇工业迅猛发展，同时私营经济亦以令人瞩目的速度重新崛起，因而我国产业规模结构中小企业数量空前膨胀。这些小企业尽管在吸纳城乡过剩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对原材料及产品销售市场的争夺却成为相当一部分大中型企业的重大威胁，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大中型企业与小企业，以及大中型企业之间、小企业之间争夺原材料、争夺产品市场的过度竞争。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过度竞争往往又是低水平的，具体表现在：竞争目标不是长期的，而是短期的，急功近利、只图眼前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竞争手段不是技术进步、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而是请客送礼、“走后门”、给回扣，甚至行贿等不法行为；竞争不是在平等基础上展开，而往往是在行政干预和保护下进行非公平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以资源大量浪费为代价的优劣并存，甚至优败劣胜。显然，这种过度的、低水平的、无秩序无规则的竞争，对整体经济的有序运行，从而对产业素质逐步优化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毫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它所起到的只能是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
三、产业技术水平低
我国当前产业技术水平普遍偏低，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宏观与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致使国民经济始终难以跳出粗放型增长的窠臼。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低突出地表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产业技术进步缓慢。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偏重于增加投入，重视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忽视对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因而导致大面积的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艺设备落后。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的技术装备大多处于六、七十年代的水平，工业企业设备近五分之一老化，超期服役率达到40%。冶金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比国外先进水平落后25—30年以上。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电子工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三个发展阶段。绝大部分石化装置所采用的技术仍处于发达国家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棉纺工业中有四分之一的纺锭需要淘汰；毛纺锭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15%；后整理生产线中，达到八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仅6%。 一些主要行业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主要依靠进口，由于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低，“一代又一代”重复引进的现象相当严重。技术的落后，一方面使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困难重重。现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30%左右，其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50%，而我国这两项指标仅为8%和6%左右，致使近年来我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持续扩大， 1990 年为43 亿美元， 1992年上升为67亿美元，1993年进一步扩大到112亿美元。另一方面， 使得资源浪费严重，投入产出比率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据统计，目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大约为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钢材、木材、水泥三材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 倍、4—10倍和10—30倍，甚至比印度都分别高出2.5倍、2.8倍和3.3倍。我国煤炭、原油、发电量、钢、水泥、化纤等重要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生产过程中浪费严重，加之产品加工深度低，工业增加值却仅排在世界第12位。
第二，劳动者素质堪优。目前我国产业职工队伍的文化技术结构尚极不合理，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明显偏低。根据有关资料，现在全国1.2亿城镇企业职工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在全国近7000万技术工人中，初级工约占80%，中级工不足20%，达到高级工水平的仅为3%左右。全国已评聘的技师只有34万人，高级技师不过2000多人。同时，我国专业人才数量不足的矛盾亦异常突出。职工文化技术结构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北京市，工业系统中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具有职称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仅为18.29%，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 1994年仅为8.7%，技术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仅占3.55%， 中级技术工人只占22.38%，分别比实际需要低1.45和17.62个百分点。
产业技术进步缓慢和劳动者素质偏低的直接后果是，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明显呈现出低效益、粗放型的特征。据有关部门计算，当今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中，60—80%是依靠新技术，得力于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高水平的技术人员。而我国目前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还不到30%，比发达国家整整低30—50个百分点。这一不容回避的现实严酷地昭示我们，迅速采取多种得力措施，切实扭转这方面的被动态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以上所列数端，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产业素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显然，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是坚持从目前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相应对策措施，尽快提高我国产业素质的先决条件，从而也是顺利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