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鬼剧”——拜官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间论文,主义论文,鬼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明显，“拜官主义”这四个字，源于对众所周知的“拜金主义”的仿用。在现实中，总有一些人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对官位加以神秘化和偶像化，将它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第一杠杆崇拜之，追逐之，钻营之，如痴如醉，若癫若狂，最终使自己沦为官位的仆役。相对应地，官位也随之成为这些人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拜官主义”。
为做官不惜一切
为了当官、保官、升官而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但凡钻营、倾轧、走门子、行贿赂、拍马溜须、卖身投靠等等，无一不在话下；甚而至之，则坑蒙拐骗偷抢，直到丧心病狂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
一、买官
可以说，在众多的谋官术中，“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官，简直就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捷径，同时也是拜官主义者最为青睐的一条求官路线。因此，在当今，无论是买官路线还是在这条路线上行进的买官者，早已不是什么奇闻，我们也大可不必予以一一列举。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隐藏其间的这么几个趋势性的现象：
【扩大化】指成本扩大化，即买官者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甚至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
广西陆川县原副县长吴耿岳，为去掉头上的“副”字，四处托人、求人，向玉林行署原专员俞芳林等人送钱买官，前前后后共花去350万元，仅在俞芳林一人身上就花了近百万。当受托人未走通路子而要退钱时，吴耿岳说：“我只要官，我不要退钱。”在受托人说希望很大，可钱要到位时，吴耿岳连夜筹钱，用编织袋装了80万元，并称：“钱你拿去，赶快办妥，越快越好。”那副急急然花钱买官的样子，让人觉得此人为了官场升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据《法制日报》）
【规模化】这是对于卖方的市场来说的。如海南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河南省安阳市原市长杨善修、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均在任上大规模卖官鬻爵，其手段之公开和涉及人员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按照学者何清涟的说法，这种现象至少可以看做有意识的社会政治资源的再分配，已经是“制度化腐败的最典型例证”。
云南省思茅市原市长谢韬，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导致当时思茅市整个干部选拔任免的高度频繁。据统计，从1996年至1999年5月，思茅市常委会共讨论任免干部1288人次，平均每年任免干部429人次，科级干部平均每人变动1.5次以上，有的两个月变动一次，有的甚至一个月变动两次。在任免干部最多的1996年4月2日，一天就任免干部72人。干部中流传着一种开玩笑的说法：出差下飞机前，甚至上趟厕所回来都要问一问自己是否还在位。（据《云南日报》）
【多样化】指买官方式的多样化，买官已不仅仅局限于权钱交易，此外还有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而同样是权钱交易，又出现了“贿选”这种新型的买官方式。
以权色交易为例，臭名昭著的有湖南省“三湘女巨贪”蒋艳萍传奇般的“卖春求官”发迹史，有陕西省富平县王爱茹的“舞女做法官”，有湖北省荆门市陈丽的“三陪当局长”，而最为耸人听闻的则莫过于湖南省湘西某县工业局副局长闻达的“卖妻求官”了。
闻达妻子王丽丽人长得漂亮，竟成为了他谋官的工具。他有事没事就带着新婚妻子去局长王某家玩。果然，局长喜欢上了王丽丽。一天傍晚，闻达在家中把妻子灌醉，然后拔通了局长的手机，接着虚掩上房门到朋友家打麻将去了……第二天他回家时，看到妻子在砸东西。她见到丈夫，知道一切都是他搞的鬼，便扑上去撕他的衣领。闻达一耳光把妻子打倒在地，说：“我都不在乎你还在乎什么？”
后来，闻达先后当上了宣传股副股长、代理股长。再后来，王局长成了副县长，他又当上了副局长。为了谋求更大的官，他开始逼妻子去勾引县委书记的儿子，然而妻子却被对方奚落了一顿，又羞又气，回家后坚决要与闻达离婚。闻达拿出她与王局长的“精彩合影”威胁。王丽丽吞服安眠药自杀。1999年5月，闻达被革职下放，到一个倒闭的厂里当副厂长。他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满嘴胡话：“我要当局长，我要当县长……”说完，就当街撒起尿来。（据江苏省纪委《倡廉》月刊）
二、骗官
如果说买官尤其是以色买官说明了拜官主义者廉耻丧尽的话，那么靠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来弄个一官半职的行径，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虚伪、欺诈和奸滑。
骗子当上副专员。周昌平是贵州省独山县人。1992年5月27日，周昌平以非法获取的军官证和伪造的公函、谎报的简历等招摇撞骗，以挂职支援老区为名骗取了江西省吉安地区行署副专员的职务。1993年7月，周昌平离开吉安行暑，又以帮助引资为名骗取了某部蓉泰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司机做了市委副书记。郭爱宏，原是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煤炭公司的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的普通工人，1993年以后靠着“钻空子”、靠着伪造档案逐渐发迹，从一个非党员变成中共正式党员，从一个煤矿的司机跃然成了内蒙古集宁市主管政法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
三、祈官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官迷！他们为了谋官而求神也，拜佛也，问仙也，请卦也，从骨子里都不自觉地透出那么一股愚昧和痴狂的气息。
“升官符”事件。山西交口县原县委书记房吉华、原县长李来福等人认为自己升不了官，仕途受阻，是因为县委大院内“风水不好”，有“邪物作祟”，于是便四处寻人查看风水，并求得了“破解秘诀”：不仅要重建县委大楼和县看守所，而且要在县城内修造牌楼。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要在县委大院内深埋“镇邪物”与“升官符”。为此，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深人静的日子，数十名党政干部齐刷刷地跪在香案前，代表县委县政府，虔诚地埋下了“镇邪物”和“升官符”。（据《光明日报》）
“照妖镜”事件。河北广宗县财政局大楼上出现的一面“照妖镜”，成了广宗一景。原来，该局前任领导班子中先后有两名官员“犯事”进了监狱，现任领导为保平安无事，请来风水先生“勘查破解”。这位“高人”给出了个破解的方法，摆一面“照妖镜”，让它面朝农行的高楼，把邪气反射回去，再放一个石狮雕，镇乎镇乎。于是，这两件“宝物”便落户财政局的楼顶之上。（据《燕赵都市报》）
四、要官
一般来说，敢于公然伸手要官的人，其脸皮之厚，其胆子之大，是不成问题的，也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然而对于一个名叫郑大平的人的要官，人们还是吓了一跳——他将“要官”二字的内涵，张扬到了一个顶点，一个高峰，一个极致——
2001年4月25日，延安永坪镇油矿管理局所辖丰源实业总公司的副总经理郑大平突然闯进机关办公大楼里大喊大叫，指名要找管理局的领导，问为什么丰源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调走了，却不任命他为总经理。他指着局领导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把永坪炼油厂给炸了，制造一起震惊全国的爆炸案给你们看看！”他当即打电话叫人尽快准备三口棺材拉到管理局办公楼下。永坪公安分局得到报告后立刻赶到现场，由于劝阻无效，民警将郑强行带离现场，并对其采取了治安留置措施。事后，有关部门对郑大平进行查处，查出他贪污公款300多万元。郑大平由此成为”延安第一贪”。（据《北京青年报》）
五、杀官
所谓“杀官”，一言以蔽之，就是谋官害命。近年来，这股黑风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要而言之，有人是谋官不成怀恨在心杀人，如广东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河南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局长徐建设；有人是保官未果心生恐惧杀人，如广西隆安县副县长李绍武、河南兰考县农机局局长丰学良；更有甚者，则当官不顺也恼羞成怒杀人，如江西安义县委书记陈锦云；更有甚者，则等官不及也情急之下杀人，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长青乡教育办公室27岁的副主任付殿忠，为了早些得到升迁机会，雇佣杀手谋杀乡教育办主任孙纯才、吴景学——因为他俩离退休年龄太远！
这种“官官相杀”的现象，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拜官主义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同时也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官场马基雅弗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罪恶本性。
做了官便有了一切
那么，拜官主义者为了求官，不惜出卖自己，不惜出卖妻子，不惜出卖自尊、人格、良心和灵魂，其内在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有人归之于疯狂的权力欲。这或许并没有错。问题是：权力欲的背后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权力在拜官主义者那里绝不仅仅意味着权力欲的满足，而且还意味着人生其他欲望的满足。对于拜官主义者而言，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拥有一切。
【当官即发财】陈独秀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有‘做官发财’四大字。”确实，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思想观念和历史现实中，升官与发财二者一直是密不可分甚至是二位一体的。所谓“权之所在，利亦随之”，所谓“官久必富”，所谓“千里为官只为财”。《歧路灯》里有句话说得妙，“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做官，在某些人那里，确实不过是一种“买卖”，是一种长线投资，到期要连本带利加倍收回的。这种“升官发财”的思想观念可谓腐而不朽，以至于到了今天，它依然可以说是一些腐败分子奉为圭臬的座右铭，也可以说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这种“升官即发财”的现象及其带来的危害，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曾经指出：“中国士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的，它们连同作用起来，很快就印证了盂珂所预言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败局。”
【官位一体化】本来，所谓官职，官首先应该与一定的职责联系在一起，但在拜官主义者那里，官首先意味着一种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和各种各样的特权和私利，甚至成为荣誉、学识和权威的象征。至于职责，则完全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现实社会中一些拜官主义者虽然没有了像古代社会中那种保证他们获得尊敬的“特别的法律”（尤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但他们仍然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某些制度安排上的漏洞，利用人们思想上的官员崇拜习惯，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权势的畏惧心理，来获得足以满足他们虚荣心和私欲的敬意与便利。这一点，从时至今日仍层出不穷的冒充某某官员甚至是某某官员的亲友就能轻易取人钱财的诈骗案中可以得到证明。
【官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古人说的。这里说的“书中”，其实就是“官中”，因为这一切，都是以“学而优则仕”的潜台词为前提的。它的意思就是“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言）”。在如此露骨的谆谆教导下，官职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无耻之徒玩弄、换取、霸占、掠夺女色的工具。
……
如前所述，在一些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资格的腐败的拜官主义者那里，当官可以满足其权力欲、安全欲、成就欲，甚至名欲、贪欲、色欲，权力的影子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它高于一切并涵盖一切，它对社会生活有着一种全覆盖的功能，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对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和渗透力。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拜官主义者的权力扩张主义。正是通过它，拜官主义者所预期的“腐败欲望”才一一得到满足，他们所神往的“有官便有一切”的腐败现实才成为可能。
一切为了做官
江泽民同志曾经在《关于改进党的作风》中指出，“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地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不思进取，但求无过，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
拜官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因此，它在思想根源方面也毫无疑问地指向封建社会的“官本位”。不过，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拜官主义绝不等同于官僚主义，因为它绝不是一般的官僚主义，它是官僚主义的极致（或说极端官僚主义）。
而至于“官本位”，显而易见，它的要害并不在于做官，而是在于一切为了做官，做官就是一切。那么，什么是“官本位”呢？
“官本位”首先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纲”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之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道德水准、知识水平、事业成就等等，无一不以他的官职的大小为依据，为尺度，为准绳。官位越高说明这个人越能干。要想使自己得到社会的承认只有做官。一个人要是当上了官，人们就觉得他很了不起。于是，道德成了官职的陪衬，学识成了升官的阶梯，事业成了做官的附庸。由此，也就造成了一种对官吏和官位的崇拜。有的时候，这种崇拜和敬畏还从官吏和官位本身延伸、转移到与之相关的人或物上。
其次，“官本位”还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纲”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以封建专制为代表）。在这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之下，官吏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轴心，具体到权力结构上，则体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隶属性的金字塔型结构，等级森严，秩序分明。毫无疑义，这种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将导致长官意志和唯上意识的盛行，导致权力至上观念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深入人心。而这一切，又都成为官僚主义和拜官主义得以滋长的肥沃土壤。“官本位”说到底是历史上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事实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来都坚决反对“官本位”。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反对封建官僚主义，邓小平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也早就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对于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其过程将是艰难和漫长的，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具体到“官本位”这种“传统的观念”来说，我们则应该看到，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作为一种历史惯性，作为一种“封建遗毒”，“官本位”的幽灵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会在我们的面前晃动，挥之难去。
另外，我们尤其应该看到，即使是在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存在着“官本位”的土壤。如政治制度中的权力相对集中，经济制度中过多的计划与干预，人事制度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现实生活中的官利一体化，以及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企向官靠、文向官靠、各行各业向官靠等等，无一不是培植“官本位”意识的温床。而所有这些，又无一不是我们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扫荡“官本位”意识和杜绝拜官主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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