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班论文,人类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9)06-0044-06
21世纪以来，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开始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民族音乐学、戏剧戏曲学、民俗学、人类学纷纷把目光转向长期被人忽视的戏班，短短几年，相关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但学术界还缺乏对戏班研究的整体认识，仅有方晓《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班研究综述》一文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戏班研究进行过简单的梳理[1]185-187。本文着重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回顾戏班研究的历史分期、研究趋向和主要观点，并尝试做出总结分析，以供学界参考。
一、戏班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贫弱
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戏剧表演艺术，是人类最奇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之一。戏班是戏曲最重要的载体，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类职业群体，其班社组织、生产制作、表演场合、仪式禁忌以及独特的演剧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和丰富的文化含量，为人类学提供了丰富的宝藏，其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长期以来，戏班研究一直是戏曲研究最薄弱的环节。
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开始，中国的戏曲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庞大的学科，但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文学、艺术、美学和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戏曲剧本的文学研究、戏剧呈现的艺术研究以及演员表演、唱腔音乐、舞台美术、服装化装的审美研究，仅有的几部戏班研究资料，也大多只是历史资料的记录和梳理，更遑论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了。正如傅谨所说：“戏班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受重视的学术边缘，有关这个领域的成果极少，研究资源也十分缺乏。”[2]3
见“戏”不见“班”，见“艺”不见“人”，是中国戏曲研究的通病。然而，戏是靠“班”来支撑的，艺是靠“人”来成就的，没有“班”和“人”，戏曲艺术就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郭汉城老先生说得好：“戏曲班社既是一个谋生的职业组织，又是一个进行艺术生产的集体。特定的班社组织形式，必定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而特定的艺术生产发展状况，又受特定的组织状况制约。不研究戏班发展的历史，许多艺术现象就无法解决。”[3]2
是的，戏曲的很多现象，单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人类学视野下戏班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戏班研究的历史分期和两大趋向
中国的戏班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以2000年为分水岭，中国的戏班研究从文献到田野，明显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20世纪：戏班研究艰难起步，文献为主
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完整地进行戏班记录和研究的作品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齐如山的《戏班》(1935)是中国戏班研究的开山之作。作为拓荒者，齐如山找遍史书典籍，“不但没有讲戏剧理论的，且没有讲戏班情形的，都是讲的相公堂子。”于是他只好“逢人便问”，“带着本子铅笔，一面问一面写”，再分类、归纳、整理，“相当费事”[4]90-93。他的《戏班》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根据大量调查访谈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中国戏剧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记录了中国戏曲班社(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北京京剧戏班)的基本面貌。全书包括“财东”、“人员”、“规矩”、“信仰”、“款项”、“对外”六章，从一个横切面为我们留下了当时中国戏班最真实可靠的实况记录[4]208-209。除了《戏班》，他的《中国剧之组织》、《京剧之变迁》、《戏剧角色名词考》等著作[5]，也广泛涉及戏班资料。齐如山的研究方式有很强的田野色彩，但他的立足点主要是戏曲艺术而非戏班文化。
另一部戏班研究的重要作品是张发颖的《中国戏班史》(1991)。该书从文献资料出发，系统地梳理了从汉唐到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历史上的乐户、教坊、勾栏、戏馆、家班、票友、宫廷戏班、民间戏班、名角挑班的发展史及其班社组织、演出活动、社会地位和技艺传承等情况，尽力搜罗了20世纪30年代前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戏班史料，按编年史的顺序构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戏曲班社发展的历史”[3]2。该书一版再版，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可见业界对戏班研究的渴求。其最大的不足，是资料来源不够明细，令后人在引用时难以核查。
刘沪生等的《京剧厉家班史》(1999)是对中国京剧史上赫赫有名的厉家班的专题研究，详细记录了厉家班的成长、戏路、经营方式、演出剧目及师生传承的历史[6]。但这部书学界知之甚少。
冼玉清的论文《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1963)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有关戏班研究的学术论文。论文从清代广州魁巷“外江梨园会馆”碑记的原始资料出发，对清朝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广西六省外江班在广东的班社组织、行会制度、演唱活动及其与对外贸易和本地班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7]120。
台湾学者邱坤良的论文《“民安”一月记：一个野台戏班的初步研究》(1976)是一篇田野调查报告，作者以人类学微观民族志的方式对台北民安剧团的营业状况、表演形式、团员组成、经费筹集、演员生活、子女教育以及演戏与观众、演戏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文收录于香港陈守仁编著的《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中[8]271-296，国内学者极少见到。
(二)21世纪：戏班研究方兴未艾，田野研究异军突起
进入21世纪，有关戏班研究的作品逐渐增多。这些研究明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延续了文献考据研究的传统，另一类则借鉴和使用了田野考察的方法。第一类作品有张发颖的《中国家乐戏班》(2002)、刘水石的《明清家乐研究》(2005)、杨惠玲的《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2006)等专著和吴新雷的《扬州昆班曲社考》(2000)、钱志中的《清代的戏班管理》(2005)、厉震林的《论男性文士的家班女乐》(2005)、黄伟的《广府戏班史》(2006)等论文，基本上不涉及田野考察。
本文所重点讨论的第二类作品，首推傅谨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2001)。这是一部在戏班研究上独辟蹊径并开创了崭新局面的力作。作者自觉地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浙江台州地区复苏的20多个民间戏班进行了长达8年的参与观察，详细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戏班的内部构成、经济运作模式、演出剧目、演出形式和演职员的生活方式，揭示了民间戏班灵活的运作方式和顽强的生命力。此书的价值，如陶东风所说，一是戏班研究，二是田野调查方法[2]3。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戏剧界广泛的关注，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学界对戏班研究和田野考察的浓厚兴趣，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傅作之外，夏月、朱恒夫的论文《锡剧民间戏班的现状调查与研究》(2005)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考察，描述了苏南地区锡剧民间戏班的历史、组织与活动，探讨了锡剧民间戏班和专业剧团的关系[9]10-21。杨红的专著《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二人台研究——河曲民间戏班与地域文化之互动关系》(2006)从宏观、微观和互动三个方面对河曲民间戏班与西口路地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考察了二人台生存的地域背景和历史语境，描述了二牛家族剧团和曲峪二人台艺术团两个民间戏班的内部组织和外部运作机制，揭示了河曲民间戏班与西口路乡俗礼仪文化的互动关系[10]。张应华的论文《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与传承》(2006)通过对贵州石阡木偶戏的田野考察，讨论了石阡木偶戏的戏班组织、内部结构、外部关系和传承方式及其与摊堂戏、花灯台子戏之间的关系[11]106-113。赵倩的论文《戏里戏外——内乡县宛梆剧团的音乐人类学研究》(2007)通过对河南南阳地区内乡县宛梆剧团的深描，从剧团的历史、生存空间、身份地位、经济运作方式、演员的学艺方式、身份认同、观念和行为、宛梆音乐等多方面展现了一个国营剧团的发展变化[12]。李城的论文《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的调查和研究》(2007)通过对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的个案调查，认为它既不同于旧社会的戏曲班子，也不同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性质和集体性质的庐剧剧团，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解散之后职业演员走向民间和乡村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戏班”[13]。
戏班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乔健、刘贯文、李天生的《乐户：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2001)和项阳的《山西乐户研究》(2001)两本专著。前者立足于“底边社会”和“底边文化”，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乐户这一特殊阶层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研究，包括山西乐户的历史变迁、地理分布、婚姻家庭、传承方式、执业活动、神灵信仰，及其与中国音乐和戏剧的关系等[14]；后者立足于传统音乐文化和艺术的传承，从乐籍制度入手，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山西乐户及其后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生存方式、社会地位、信仰崇拜、组织形式、供职机构以及多种音乐形态进行了考察和讨论[15]。此外，邱永逸的《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2007)直接传承了乔健对“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研究，以口述史和民俗志的方式，对北京天桥艺人的生存空间、传承方式、卖艺生活和今日天桥文化的再生产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理论分析[16]。这些艺人团体的研究，对戏班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人类学视野下戏班研究的主要观点
戏班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人类职业群体，自然离不开对人类群体行为的考察。因此，无论是单纯的文献研究还是结合了文献研究的田野考察，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人类学视角和色彩。比如冼玉清认为：清朝梨园事业的兴衰，与来粤客商的兴衰有直接关系，正是清政府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直接导致了外江戏班在广东的繁荣，“形成十八世纪后半期长江以南各剧种集中在广州发展的盛况”[7]108，就把戏班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族群流动结合了起来。张发颖指出：戏曲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来自民间祭赛及各种文娱活动中的化妆表演，当这种表演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才形成真正的职业戏班；而“豪门王室、仕宦家乐和城市民间票友、票房和乡间农民中之子弟会，也是戏曲活动和班社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3]1-2这些观点，都突破了单一的审美视角，进入到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和民俗的广阔天地。
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自觉进入，极大地丰富了戏曲研究的视野，为戏班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窗。来自田野的鲜活经验和事实，不断地刺激着研究者的头脑，把研究者从象牙塔里拉出来，发现了不少新的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民间、大众、底层和草根的视角关注戏曲的生存状态和社会文化功能，对传统的戏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下面择要简介之。
傅谨将台州戏班视为中国民间戏剧的“活化石”，认为台州戏班的生命力来源于外界尤其是5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戏改”对它们的长期“忽视”，来源于它们一直保持着的民间文化的“原生态”状况，来源于“草根阶层的智慧”[2]6-7。一方面，作者认为台州戏班的兴旺发达强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戏剧目前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市场空间，民众对戏剧的需求仍然是很大的”[2]12；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艺术存在与发展的“自然状态”的重要性，坚信“对民间戏班越少干涉，就越是有利于它的生存发展”[2]13。对此，我所关注的粤剧在广东和香港的不同命运和形态，也可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佐证：广东粤剧建国60年来由于政府的过度关注逐渐脱离市场，回归市场的道路困难重重；香港粤剧却能够在殖民当局的不重视不干预政策下，始终保持了一种正常的、民间的、高度市场化的生存形态。傅谨的这一“原生态”、“不干预”论，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民间戏班、正确认识民间戏班的价值和力量，有重要的意义。
夏月、朱恒夫通过对锡剧民间戏班的考察，认为民间戏班是专业剧团改制后部分人员民间化和市场化的结果，它的产生与专业剧团的萧条直接相关，其主要人员、剧目和表演行当均来自专业剧团；民间戏班在乡间搭台演出，专业剧团在城镇的剧场演出，二者各取所需，形成互补[9]19。作者指出：“这些戏班没有采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相反，它们又回归到滩簧戏班的演出方式，出现在苏南各乡村。让人又忆起多年前，锡剧发展初期的情景。也使得锡剧萧条是因为观众不爱看戏或技术手段不先进的说法受到了质疑。”[9]10与傅谨的“不干预”政策相反，作者认为政府应该多关心、扶持和指导民间戏班，规范他们的演出，提升他们的艺术水平[9]21。
杨红通过对河曲二人台的田野考察，继承并发展了香港陈守仁关于戏曲表演“原本场合”和“移换场合”的观点，创造性地将二人台的生存现状分为三种不同的形态：依附于乡村文化背景中的民间戏班的“原生形态”、依附于城市文化背景的国家编制剧团的“变异形态”和依附于城市娱乐场所背景的“大众形态”；认为原生形态的二人台作为一种“世俗的娱乐”，广泛参与闹红火、节日庙会、神诞、人生礼仪等西口路文化活动，不仅是二人台的主体，而且是西口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215。
此外，张应华肯定了石阡木偶戏“祛邪纳吉”的功能，认为正是这一演剧功能的丧失和电视等多元文化娱乐方式的冲击，导致了石阡木偶戏在当代社会的衰落[11]111。赵倩探讨了民间话语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内乡县宛梆剧团这个国营剧团及其团员执著于“国家”身份的关注，颇有独到之处[12]68-69。李城通过对安徽无为县昂家庐剧戏班的调查和研究，指出地方戏曲从城市空间的式微，并没有使传统沉沦和消失，而是在更为广阔的空间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13]45。
乔健关于“底边社会”和“底边文化”的研究，在人类学界有巨大的影响。他一反学界从上中层社会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做法，尝试从底层社会来认识中国传统社会，认为乐户作为“化外”与“法外”之民，被排斥在整个宗族社会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和其他贱民及社会地位低下的阶级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底边社会”和“底边文化”。作者对乐户所代表的底边文化的消失倍感惋惜：“现在，他们可以被称作音乐师、音乐工作者甚至音乐家，但他们却绝对不再是地道的乐户，更不是吹打的‘好把式’了。”[14]10
对戏班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还有海外的戏曲人类学研究。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中国的宗族与戏剧》(1992)、《中国戏剧史》(1998)等专著中，强调了戏剧的社会文化功能，揭示了中国乡村演剧的祭祀、娱乐、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宗族凝聚力、扩大交往联谊乃至工匠行会抗争等功能，认为只要这种功能还在，这种戏剧就不会消失[17][18]。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的《民间戏曲的文化考察》(1993)、《民间文学的人类学研究》(1998)和《和谐与超越——中国传统仪式戏剧的双重展演意涵》(2001)等文，对戏曲展演仪式、口语传统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成为戏曲人类学研究的经典力作[19]。香港学者陈守仁的《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1997)、《香港粤剧导论》(1999)等系列研究成果，从人类学、民俗学和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香港神功戏的音乐结构、班社和乐队组织、仪式禁忌、演出惯例、观演关系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尤其重视对戏曲“表演场合”和“即兴性”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后续学者[20][21]。新加坡学者容世诚的《戏曲人类学初探——仪式、剧场与社群》(2003)，着重探讨了中国宗教仪式剧的性质和模式，对中国戏曲的表演场合、演剧功能、宗教仪式、故事母题、祭戏结合、剧场空间和社群区域等概念进行了精彩的讨论[22]。他们的研究虽然不是直接的戏班研究，但其观点和方法，成为人类学视野下戏班研究的重要参照。
四、总结与思考
上文我们从戏班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贫弱、戏班研究的历史分期和研究趋向、人类学视野下戏班研究的主要观点几个方面，简单梳理了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戏班研究的基本情况，着重介绍了人类学视野下戏班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看到，中国戏曲研究虽然规模庞大，但长期以来见“戏”不见“班”，见“艺”不见“人”，疏于对戏班和艺人的研究。20世纪仅有的几部研究戏班的作品，又多以文献研究为主，缺少田野考察。直到21世纪初，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才开始注重民间戏班的生存状态和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检视这些成果，还有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
首先，人类学理论和田野方法的介入，为戏班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是21世纪中国戏班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也为中国戏曲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空。其最大贡献，是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戏曲研究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开始从底层、大众和草根的视角关注戏曲的民间生存状态，肯定了民间戏班在乡俗礼仪里所承担的祭祀娱乐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对延续传统戏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研究都提到了民间戏班的生存与乡村民间信仰、婚丧嫁娶、生意兴隆、子女入学、求神还愿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在我对广东戏班的田野调查中一再得到证实。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乡俗礼仪是民间戏班赖以生存的根基，没有了这些乡俗礼仪，民间戏班就无法生存，乡村戏曲就不可能如此红火。这些研究成果还告诉我们：中国戏曲在城市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戏曲传统生命力的丧失。恰恰相反，乡村戏曲传统的强大生命力，启迪我们反思：中国戏曲在城市的衰落，除了城市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和审美观念的日新月异，是否还缘于戏曲传统的社会文化功能在城市的迷失？
其次，当前的戏班研究大多采用了传统的田野调查法，即选一个点蹲下去、集中于一个或几个戏班，从户口调查开始，全景式地搜集各方面的信息，再分类整理、研究，写出民族志报告。这是一种典型的“孤岛式”的研究，它像摄影机镜头的取景框一样净化、过滤和隔绝了很多“与己无关”的“文化杂质”，难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书写成一个“桃花源”式的孤岛，缺乏全球化的视野、比较的概念和发展观，难以全面反映当下戏班文化的真实动态。这种民族志研究在戏班研究的初始阶段作为一种学术积累也许是必要的，对于那些相对封闭和传统的乡村戏班也许是有效的，但对于全球化体系下高度现代化和流动性极强的城市戏班和国营剧团，就远远不够、甚至很不适用了。都说太平洋东岸的蝴蝶忽闪一下翅膀，就会激起太平洋西岸的一阵飓风，现代社会已很难找到一个封闭的实体，即便是乡村戏班，也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的影响。这就逼迫我们要重新思考戏班研究的田野方法：一种全球化语境下多点民族志研究和动态、比较、发展的观念，甚至跨文化、越界的戏班研究，或许是一种更值得尝试和有效的方法？
第三，目前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主要隶属于民族音乐学、戏剧戏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四大学科领域，其关注的对象几乎是清一色的乡村民间戏班，极少关注城市国营剧团。前述内乡县宛梆剧团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营剧团实际上的县乡民间戏班而已。目前学术界对国营剧团的研究还局限于行政管理和文化产业领域，而此类研究，由于着眼点的不同，又完全不具备人类学的理论关怀。人类学戏班研究的这一盲点，当然与人类学的民间视野和底层关怀有关。但新中国建国60年了，从50年代的三改(改戏、改人、改制)、80年代的市场化到今天的剧团体制改革，每一场运动和变革都是对国营剧团的一次“强震”。几千个剧团，数十万从业人员，60年的风云变幻和命运遭际，都没有在人类学的戏班研究里留下些许痕迹。到今天，还一直“盲”下去的话，不仅是戏剧戏曲学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人类学的一大缺憾。尤其是在今天，在国营剧团面临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甚至生死存亡的关头，其生存状况和命运遭际尤其值得人类学界关注，值得我们从民间的、学术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行政管理、文化产业、艺术美学的角度去关注。
总之，目前人类学视野下的戏班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所有这一切，既为人类学的戏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