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传教士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由于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又以基督教相标榜，因而引起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传教士的强烈关注。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和西方世界对这一运动的逐渐了解，美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其内在原因是什么？对此，本文拟作一些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一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美国传教士的态度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除少数美国传教士持反对或怀疑态度外，大多数传教士都对这场运动表示欢迎和赞赏。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是震动全球，并预示天国荣光之日即将到来的伟大运动”（注：H.卡希尔：《一名新英格兰浪人》（H.Cahill,A Yangkee Adventurer），1930，第272页。）；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美国传教士对这场运动的迅速发展“深感欣慰”，他们预言：“伟大的目标将会达到，进入生命和灵光的道路将会开拓。” （注： G.裨治文：《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Bridgman,Eliza J.Gillett,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64，第198页）传教士当时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态度， 主要源于下面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传教士对清政府的不满和仇视。
传教士在华传教多年，其活动始终受到清政府多方面的阻挠和限制。五口通商后，传教士尽管在通商口岸获得了一些传教特权，但仍然无法在中国全境自由地从事传教活动，因而传教事业一直不理想。美以美会在中国传教10年，才于1857年收到一个信徙；美国传教士于1847年到福州，7年之后，还没有一个人入教；一个在上海的美国传教士， 传教4年后，才有一对夫妇受其洗礼。（注：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大出版社，1997，第156页。）对此， 传教士认为皆因清政府的愚昧和限制所致，因而对清政府充满了不满和仇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使传教士看到了在华传教的曙光，一名传教士兴奋地说：“当我来到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笼罩着午夜黑暗的阴郁。现在乌云被冲破了。虽然我不知道未来的岁月如何，我欢呼出现的曙光。”（注：J.S.格雷戈里：《大不列颠和太平天国》（Gregory,J.S., Great
Britain andTaipings, London,1969，p.50.）1969，第50页。）在传教士看来，无论太平天国运动如何发展，清政府的垮台，都将有助于推进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因此，美国传教士出于改变现状的要求，对这场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运动持欢迎态度。
其次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基督教色彩。
太平天国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尊奉上帝，反对偶像崇拜，宣称世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基本信条与西方基督教并无二致，《十款天条》也直接出自于基督教的摩西“十诫”。而且，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还接受美国传教士的教育。因此，美国传教士便视太平天国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在东方出现的一个新的基督教教派，是早期基督教的直接继承者。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在评论太平天国运动时说：“他们不是要反抗政府，而似是为宗教自由而斗争，且实谋推翻偶像的崇拜。现在我对他们的这个斗争具有同情，而且期望着能有重要的结果，上帝的旨意真是奇妙！前次与外国开战的结果，是出人意外的使中国得以开放。如今，倘这次革命能推翻偶像崇拜而开放，将使基督教的福音传遍中国，其结果岂非同样的奇妙！”（注：《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853.8.20）
传教士还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与他们在华传教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长期从事的宗教文化宣传工作为这次运动播下了“种子”。（注：《传教灵光》（Spirit of Missions），第19卷（1854年5月），第184页）因此，他们对太平天国寄于无限的希望， 希望借助这次运动使中国完全向“基督”敞开大门。
第三是太平军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革命初期军事上的胜利。
金田起义爆发前，“拜上帝会”便颁布了《十款天条》，要求入会信徒严格遵行。起义爆发后，又颁布了《五条军律》《定营规条》和《行营规矩》等，通过宗教手段和严厉的军律来约束军队。太平军所到之处，都执行“诛妖安民”，“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注：饶任坤：《太平天国史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195页） 的政策，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清朝政府，封建官吏，土豪劣绅和一切敌对势力，对一般百姓则是秋毫无犯。因此，金田起义爆发后，所向披靡，沿途响应，仅两年多的时间，便横扫数千里，直下南京。对此，传教士颇有赞词。英国传教士史密斯说：“太平军在1千5百英里的长途进军中，经过了人烟稠密的富饶地区。在亚洲战争中所常见的奸杀掳掠，太平军是用死刑来严加禁止的。他们较之清教徒更为严格地来对自己同胞所珍爱的各种享受进行内部战争。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更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咒骂、尤其吸食鸦片，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注：呤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第66页）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则认为：“在上帝奇妙的旨意下，可能他们将攻克18行省，攻克各大城，杀戮满人，扫灭清政府统治的一切痕迹。”（注：《北华捷报》，1854.7.22）
由于太平军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这不但增强了太平军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西方传教士的赞赏。
二 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的交往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与美国在华传教事业息息相关，因此，美国传教士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去获取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情报，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他们的努力去影响这场运动，使之真正地“基督教化”。而太平天国领导人也希望利用传教士的影响，取得西方各国的支持。因此，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许多美国传教士便不断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与太平天国领导人发生交往。
第一名赴太平天国统治区访问的外国传教士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戴作士医生。早在1853年4月初，戴作士便作为美国公使马沙利的随员， 乘美国旗舰“色士奎哈那号”兵舰前往天京。该舰由吴淞口进入长江航行不到30英里就遇礁搁浅，马沙利被迫返回上海。戴作士后改乘帆船径自访问太平天国，于1853年6月4日到达镇江。他在镇江访问了3天， 受到了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纲的接待。临走时，罗大纲还托他带一封公函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阐明太平军与西方各国通商的政策。
继戴作士之后，美传教士裨治文、克博松、丁韪良、倪维思、罗孝全、高第丕、花兰芷和赫威尔等人也陆续深入太平天国统治区，探察太平天国的真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主要原因在于他曾经与洪秀全有一段为时不长的师生关系。
洪秀全曾于1847年3月亲赴广州， 前往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道”。其目的除了多学一点基督教知识外，还希望能够加入基督教成为教徒。他在罗孝全处“学道”约3个月，阅读了汉译本《圣经》， 考查了基督教的组织和仪式，并亲自参加了礼拜，对基督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由于洪秀全所言“异梦”一事怪诞，令罗孝全“莫名其妙”，因而罗孝全对洪秀全的印象一开始并不好，甚至拒绝为其洗礼。对于这段交往，罗孝全后来回忆说：
“当洪秀全初来我处时，曾写就一文，其得获《劝世良言》一书之经过及其得病情形与病中所见之异象，皆一一详述。又谓梦中所见与书中所言两相证实。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象，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彼请求受洗礼，但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广西而去矣。”（注：《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第824页。 本文在引用其译文时对文字略有改动。）
可是，当罗孝全惊奇地获悉太平军的领袖就是他从前的学生时，他的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并不断地赞赏太平天国运动。罗孝全认为：“已经接受过传教士教育的领袖将是容易接近和肯听教训的。虽然，在这个国家，他的地位是高贵的……他将充分地学习耶稣的真理，然后在向他的人民宣传基督教的工作中和传教士进行合作。”（注：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第288页）
尽管罗孝全一开始对洪秀全的印象并不佳，但洪秀全却未忘记自己这个基督教的“启蒙”教师。1853年5月， 罗孝全接到了洪秀全邀请他赴太平军统治区传教的信函。于是，他正式向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提出了赴太平军统治区传教的申请。由于罗孝全的申请违背了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的条约规定，因而遭到了马沙利的拒绝。就马沙利而言，他虽然对太平天国运动持敌视态度，禁止美国公民以任何形式从事有助于太平军的活动，但他又希望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通过传教士搜集太平军的情报。罗孝全在获悉马沙利的意图后，决定私自前往天京，但由于途中遭到清军的阻拦，罗孝全被强迫折返上海，第一次天京之行遭到失败。
然而，罗孝全一直没有放弃赴天京的念头，洪秀全也没有忘记罗孝全。1858年洪秀全在《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中说：“朕前游行粤东省，礼拜堂诏罗孝全。那时朕诏上过天，天父天兄托大权，于今孝全曾到否？到则上朝共朕言。”（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第683页）
1860年8月，罗孝全再次从广州经上海赴太平军统治区，10月13 日，到达天京。罗孝全在天京前后逗留了15个月，甚受天王礼遇。天王不但对他厚赐礼物，而且册封他为义爵，并任命他为外务大臣，襄佐干王处理外事。罗孝全本不想当太平天国的官员，但为了行动方便，便接受了任命，和其他诸王大臣一样，穿起了朝服，进出宫廷，俨然以天王的宗教教师居。他到天京一个月后，便写信给美国南部浸礼会总部，要求派传教士来增援。他在信中说：“兄弟们，请到这里来帮助我们罢！请来，这是迫切紧要的事。来罢，传教士们！来罢，卖圣书的人！来罢，教师们！谁愿意的，都请来罢！”罗孝全谈到他在天京受到的热情接待时说：“天王宣言，得再见老朋友罗孝全，最为快乐。我初到时即封以高官，赐我显爵，复许以匹配3个妻子——太好了！ 当然我皆推辞不受。”（注：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第969—973页）
但是，由于两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洪秀全后来对这位顽固的“洋兄弟”逐渐疏远了， 罗孝全也感到自己在天京很难再呆下去。 他在1861年12月31日给美国南部浸礼会总部的信中说：“他（洪秀全）要我到这里来，但不要我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他是要我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也看出我的传教事业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也不再期望能容许有别的传教士和我一起在这里进行主的工作。因此我决计要离开他们了。”（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76页）在这封信发出后的20天，罗孝全便不告而别，从他的居所干王府勿勿逃到停靠在长江边上的英国兵舰“狐狸先生号”上，离开了天京。
三 传教士态度的变化
随着对太平天国有关情况的进一步了解，美国传教士从最初的激动和宗教热忱中逐渐冷静下来了，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动摇和变化，并且开始重新考虑和调整自己的立场。传教士态度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下面两点：
其一是太平天国在对外交往中的盲目自大思想。
由于长期闭关自守，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清政府往往以“天朝大国”自居，将其他国家视为没有教化的“夷邦”，将赴华外人视为野蛮的“化外之民”。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意识，在洪秀全身上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再则，太平天国的领袖和基本成员大都来自荷锄种田的农民，他们生活在狭小封闭的生活圈内，对外界事物几乎是一无所知，因而目光短浅，盲目自大。洪秀全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自称为“皇上帝之子，耶稣之弟”，是天父天兄所立的“太平真主”，人世间之“主宰”。他们在对外交往时，也往往摆出一副君临万国的姿态。凡与外国来往的函件，他们都采用“诏”、“谕”、“禀文”、“禀奏”等君臣之间或上下级之间使用的词汇。扬秀清还指责洋人不进贡物是叛逆行为。他说：“现今上帝同耶稣降凡作主，诛灭妖魔几年，因何不见尔等各国具些圣物进贡上帝，进贡耶稣，进贡万国真主？还敢大胆强蛮无理，诡向天国讨取煤炭，尔等各国自想叛逆上帝为何如，叛逆耶稣为何如，叛逆上帝真命万国真主为何如，请问合得天情否？”（注：饶任坤：《太平天国史散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92页）
太平天国领袖们编造的政治神话和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封建迷信、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号召力。但对于西方各国和美国传教士来说，却是极端可笑，甚至是不可容忍的。美国公使麦莲在访问太平天国的调查报告中说，“除非他们关于中国和美国都是被天王统治着的一个国家，所有人类都是被天王统治着的一个民族等不寻常的信条被接受”，否则，与太平天国进行平等交往“差不多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注：J.戴维斯：《美国外交公文：美国与中国》（J.Davids.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and China）第1辑，第5卷，威尔巴顿，1973，第24页）与他同行的裨治文在他的长篇调查报告中则说：“世界上各国和各族的情况如何？数量多少？权力多大？天王及其弟兄们无疑是毫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却毫不含糊地声称要统治天下……因为各国既然都应当敬拜独一真神，那就必须臣服天王，并向他进贡奇珍异宝。”因此，裨治文在天京之行后，便得出了“太平天国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将不会承认原来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这一结论。（注：《北华捷报》，1854.7.22）他认为，太平军不仅无知，而且渎神。他在天京之行后给友人的信中说，在太平军的宗教信仰中，“混杂着深重的黑暗和严重的无知”，“我觉得，他们是否完整地掌握了任何关于圣灵的明确知识，是值得怀疑的”。（注：G.裨治文：《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Bridgman,Eliza J.Gillett,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64， 第20—27页）
原因之二是传教士与太平天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早期中国基督教徒所著的浅易的宗教读物，以及为期不到3个月的美国赴华传教士的宣教。 这样的宗教经验，使他对基督教中某些难以理解，甚至是某些基本的教理缺乏准确和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态度是取其所需，唯我所用，以至于随意杜撰。于是，基督教在洪秀全那里就变得荒诞不经，不伦不类，有些基本的基督教原理甚至被他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在宗教原理上，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罗孝全在访问天京期间，曾就宗教问题与洪秀全进行了长期辩论。
第一个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三位一体”的论点。
罗孝全坚持基督教徒关于“上帝——耶稣——圣灵”三位一体的论点。这实际上就否认了洪秀全编造的“天父天母及其兄耶稣”的政治神话，否认了洪秀全代“天父天兄”下凡“救世灭妖，做太平天王”的身份和权力，从而也就否认了太平天国赖以建立的神学基础。因此，无论从宗教的或是从世俗的角度来看，罗孝全的观点，都是洪秀全所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坚持说：“天父是我自己的父亲，耶稣是我自己的哥哥，和我同由一母所生，天父和天兄使我成为统治者。”
第二个问题是承认不承认洪秀全上过天堂的问题。
洪秀全早在1847年赴广州“学道”时，便对罗孝全说过自己病中梦幻游天庭之事，当时罗孝全便对他所说的话甚感“莫名其妙”。后来，洪秀全编造《太平天日》神话，自称为上帝次子，在天庭见到天父天兄，并得天父所赐宝剑诛妖。对于这一套鬼话，罗孝全当然不可能相信。对于罗孝全的“执迷不悟”，洪秀全甚为恼怒地说：“我已经给你写了许多信。你是不是真心诚意地承认这个事实：我曾经去过天堂？你和所有西方洋兄弟是否理解了我的意思？你是否承认上帝的神圣的旨意？细细地想一想：日头（这位领袖的自称）正照耀着天堂。你还不觉醒吗？你还不相信吗？为了幸福，你相信吧！诚上加诚，忠上加忠！”（注：艾金思：《中国的风土和人民》，1863，第272—273页。译文参见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94—295页）
另外，还有关于扬秀清的称号“赎病主”的问题，关于教会的含义和它的首领问题等等，双方都展开了辩论，结果是谁也不能说服谁。罗孝全最后只得被迫离去。
罗孝全一到上海，便连续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解释自己离开天京的原因，攻击太平天国革命。他说：“洪秀全对我非常友好，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他的宗教自由和众多的教堂结果变成了滑稽戏。在传播基督教方面，完全无用，比无用还要坏。他仅仅是为了传播他自己的政治宗教，把他自己和耶稣放在同等地位，耶稣、天父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构成对一切的统治者。”（注： 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1984，第296—297页）
罗孝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在他们尚未真正了解这场运动之前，他们出于狂热的宗教热忱，对这场运动寄于无限的希望，认为它可以使中国完全向“基督”敞开大门。但是，当他们深入太平军统治区，对太平天国政权进行深入考察之后，他们才发现太平天国的宗教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内，只是徒具基督教的虚名，并且加以滥用，把它当作一种“令人憎恶的偶像崇拜制度”。除宗教上的分歧之外，太平天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也没有向西方列强屈服，不能满足西方殖民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美国传教士便由赞赏太平天国革命走向了攻击太平天国革命，从而为西方列强干涉中国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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