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彦台[1]2012年在《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民国时期的华北城乡市场中，为买卖双方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者——牙商不可或缺。研究牙商既可以显示民国时期的经济运行实态、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国家和地方税收、政府的商业政策，也可反映市场结构变迁、商业资本的运转和增殖、区域文化等内容。本文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保存、未刊的社会调查资料系统地研究民国时期的华北牙商。在民国以前，华北牙商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大多是单个的、零散的，经商活动各自为战。民国以降，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对商业的封建束缚随之放松。“牙帖定额化”制度的取消使华北地区牙商群体迅速的发展壮大。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叁个时期：1912——1928年，华北牙商快速发展阶段、1928——1937年，华北牙商繁盛阶段、1937——1949年，华北牙商曲折发展阶段。牙商所经营之产品，以农副产品为主。民国时期，牙商开设的牙行资本组织形式包括独资、集资与股份制叁种类型。由于行业经营活动的差异性，各种牙行的人员构成和各自分工也各有差异。牙商一般具有某些特殊才干：对货物有鉴别能力、善于沟通的能力、善于交际的能力等。华北牙商的经营职能包括：栈房职能、中介代理职能、信息和服务职能、金融职能、公证和收付货款职能、对市场进行管理的职能和批发职能等。牙商在工商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展，并执商界之牛耳，与独特的经营谋略密切相关。在营业收入方面，牙商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他们能凭各种不同的本领，以种种方法来敛财。牙商在经营运作中不仅需要一定的支出，而且往往要以大量的资金投入经营过程。民国时期牙商群体的构成广泛。既有弃政经商的官僚，也有靠盘剥百姓积累财富的地主和豪绅；既有资金雄厚的资本家，也有无任何资本的贫农和无业游民；既有从旧式商业中走出来的商贾、学徒，也有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既有亦官亦商的代表，也有半农半商的典范。一个成功的牙商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牙行成功的客观条件就是这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性，在这张关系网中，牙商与政府、帮会、购销客户、出口商、金融、保险业、脚行、转运业等保持密切的关系。交易场中，几乎所有行业的牙商都有一套神秘的行话和暗语。行话与暗语既是民间秘密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又是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牙商的行话与暗语，一方面是牙商群体内部交际的工具，主要用来保守牙商内部秘密、有维护牙行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牙商阻断买卖双方知情的手段，便利于牙商对生意的把持。除了语言以外，民国时期，活跃在华北地区集市上的牙商衣着穿戴也很特殊。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凡市场买卖交易的货物，只要是经牙商为媒介的，统要承担相应的税负。华北牙商的税负制度大概有四种形式：牙税盈余制度、牙税等级制度、牙税包商征收制度和牙行营业税制度。政府向牙商征收税负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叁种：政府自征牙税法；牙商同业公会代征牙税法；招商招标承包法。牙商税负是地方财政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前，华北各省市的牙税和牙帖捐的收入逐年增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牙税的收入也相应的减少。从理论上来讲，牙税性质本质上应该以牙商为课税的主体，以牙商所获得的佣金为课税的客体。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完全如此。牙商税负除了汇解到各省财政部门外，还要留拨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税款主要用于地方行政建设、教育经费、军费、公益性事业或其他事项。牙商在遇到税额过重、战争摧残、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其应缴纳的税课可以呈请政府批准核销减免。牙商的营业执照称为牙帖，牙商只有领取牙帖才能开展中介代理活动。民国时期按照政府规定和商业管理，牙帖的传承与继替呈现出多种方式：牙帖继承制、牙帖连任制、帮帖替代制、商民申请制、官府招募制和牙帖租用制等。牙商必须经政府登记注册，办理某些正式的手续，才能从政府领取管理机关核发的牙帖。领取牙帖后的牙商，其合法经营活动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的保护。牙商如果在牙帖有效期内因故歇业，必须到官府办理注销“牙帖”的手续。在中国牙商事业发展史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体现出了牙商法制建设由传统到近代的渐进发展历程。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牙商法规和华北各省市地方性牙商法规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对新中国的经纪人法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纪人法规中的若干规定可以在民国牙商法规的传统中找到根源。档案和文献史料显示，华北牙商纠纷数量和类型均出现增长趋势；牙商纠纷的形态呈现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在追逐利益面前，政府、牙商、商户、农民、商会、同业公会等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纷争不断，甚至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构成对社会和商业秩序的严重威胁。纠纷解决的途径与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华北牙商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一方面，他们推动了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华北专业市场的兴盛；另一方面，华北牙商的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牙商在积累了丰厚的利润后，将资本向流通领域、生产领域和金融信贷领域扩张和转移。这种扩张和转移即体现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又体现了中国近代商业的进步。牙商、牙商文化与市场经济扩大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牙商是民国时期商品生产规模扩大与市场经济扩大的产物；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扩大又同时呼唤成熟的牙商和牙商文化的复兴。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繁盛与演变除了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外，更主要的是由一种精神、文化来支撑的。推进民国时期华北牙商文化的复兴对于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市场经济的扩大需要发扬华北牙商的叁种精神文化：诚信公平、义利并举；信息意识、调和折中；竞争协作、创新进取。
廖明凤[2]2015年在《唐代宫殿赋研究》文中提出“宫殿赋”作为“赋”的一个类目,在各个时期皆占有重要地位,笔者通过对《历代赋汇》各时期宫殿赋的相关统计,发现先唐宫殿赋有21篇,唐以后宫殿赋39篇,比较之下,唐代宫殿赋最多,共44篇,唐代宫殿赋创作数量之丰和地位之显着由此可观。本文将以《历代赋汇》为蓝本,结合《文苑英华》、《全唐赋》及《全唐文》等文献资料,共整理出了50篇唐代宫殿赋作。在本文中,笔者将借鉴马积高先生在其《赋史》中的赋史分期,并结合唐代宫殿赋创作概况及赋风演变,将其划分为初唐、盛唐和中晚唐叁个阶段。基于此,本文拟分五个部分进行详细论述,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对“宫殿赋”进行了概念的界定,继而从宫殿赋题材的发端,两汉、叁国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宫殿赋的初兴、发展和繁荣方面简要阐述了先唐宫殿赋的发展概况。第二章主要从具体赋作出发,依据宫殿赋界定标准,整理出了唐代现存的宫殿赋作,并从时代因素、赋体自身发展规律、都城长安的营建以及科举制度的影响四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宫殿赋的兴盛原因。期间重点分析了唐代宫殿赋发展的叁个阶段及其各阶段宫殿赋的发展特征。第叁章则深入探究了唐代宫殿赋的文化内蕴,其主要体现在尊崇儒学和呈现道家文化上,该章主要从赋作名称、题旨、内容、风格、宫殿描写和意象选取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第四章具体论述了唐代宫殿赋的艺术特征,主要从篇章的布局模式、结构形式、叙述章法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论述。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唐代宫殿赋的价值,笔者主要从其重要的建筑史料价值和文学史料价值以及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叁方面进行全面阐述,力图对唐宫殿赋的价值作一客观而真实地呈现。综上,宫殿赋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代臻于兴盛,其中唐代宫殿赋因其丰厚的文化内蕴及独特的艺术特性,在中国辞赋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然在当前学界,学者对唐代宫殿赋的研究还存在极大的空白,故本文不揣浅陋,欲试图对宫殿赋的发展历史作一宏观把握,并通过对唐代宫殿赋的演变特征、文化意蕴、艺术特色及赋作价值的研究,以期对唐代宫殿赋在中国赋史上的地位及价值作一合理之评定,从而揭示其文化意义与赋作价值。
樊家和[3]2008年在《台湾民主进步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创立兴中会,经历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致力推翻满清政府,以至于先期的中国国民党创立了中华民国并居于执政地位,并在1946年制订「中华民国宪法」之前,当时国内的政党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后更名)、“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新政权成立,在中国的领土上,再一次的政党政权转换,由中国共产党合法掌握执政地位。现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体制执政下的八个参政党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二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的体制下,国家还有希望地带领着人民迈向自由、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而中国国民党1950年,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进入动员戡乱时期,仅有跟随中国国民党到达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及中国民主社会党,叁个政党。直至1986年9月28日,仍处于戒严下的台湾地区,在130多位社会人士发起组织的「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宣布正式成立。1989年1月,台湾立法院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增列「政治团体」一章,规定政党与政治团体之成立要件;自此,台湾人民可以依法组党,文录(2006年10月)为止,已向台湾地区内政部申请核(获)准备案之合法政党有120个,政治团体有41个。民进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高举着“清廉”、“民主”、“本土”的旗帜进行政治动员。但是二十年的党务发展历程展现出与民进党道德宣誓截然不同的结果。民进党的各个核心价值经常因派系的冲突、事务官职卡位元战及政治利益分配不均的种种因素而不断地流失,过程中不断出现相当大程度的异化。民进党的民主诉求也已经和民主的终极价值与关怀变得南辕北辙。民进党组党初期,其诉求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改变“本省人”在整个权力分配体制中边缘化的局面,所以其民主诉求在当时尚具有普遍关怀的意涵。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局面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而大权在握的民进党并没有将“价值民主”向“实践民主”转化,即实践选举时的政见承诺,加强对“人民”的关照,却反而利用“民主”维护党的自主权力。最典型的例子是:最近民间因陈水扁的贪腐问题而要求其下台的呼声甚高,但阿扁却坚持一定要做到底,并以“阿扁是台湾过半数人选出来的总统”作为挡箭牌。2000年以前,民进党鼓吹“政治清廉”最为卖力,只因持有未曾执政过的记述来对台湾选民与国民党大放厥辞,其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更是将“反黑金”作为竞选文宣的主打议题,极力突显“清廉改革”的形象以清新政党压制性的比较方式打击国民党传统老旧又腐败的刻板印象。但是在民进党上台后的短短几年时间内,阿扁当局的“黑金化”程度比起国民党时期也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贪官污吏腐败的速度则远远超过了国民党。从近期爆出的弊案来看,所牵涉的金额颇令人触目惊心,显示民进党政府所谓的“清廉”诉求已经完全破产,其所蕴含的道德约束力在陈水扁及其一妻二秘叁师与家庭成员身上也已经荡然无存。民进党的另外两个核心价值“民主”和“本土”则纠结在一起,以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民进党一贯以“本土政党”自居,族群动员、乡里动员是其政治动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达到胜选的目的,民进党割裂台湾社会划清两岸民族关系,扩大膨胀原本并不明显的族群隔阂,挑衅外省人、本省人族群仇恨,区隔客家人、原住民的族群诱发力,鼓噪工人、农人的抗争性,不停制造族群的对立与对抗。结果,本土化的价值被狭隘的族群意识所取代,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民进党核心价值的流失在客观上对民进党形成了筛选机制,一批坚持基本价值的核心人物,如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等先后退出民进党,从而凸显了民进党异己腐化的速度及民主价值远离了早期组党时的诉求宗旨。这一趋势又反向加速了民进党的核心价值流失。派系共治局面的形成是由民进党内的政治生态所凝定的。民进党刚组建时,仅是一个反国民党统治的约盟之众,内部各种政治观点交错杂陈,即使是同一政治思潮,也会导致不同路线的争执。另外,民进党内部的政治势力从党外时代发展而成为山头派系林立,需要一个能够缓冲矛盾的机制,派系共治结构由此产生,才能发挥一点一滴的段落式整合功能。民进党经过“本土性建构”之长期的、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已经被刻意地筛选和过滤。同时,经过无数次选举的政治社会分化作用,岛内人民,特别是泛绿民众对若干政治问题已经造成不懂反省的刻板认知。于是在民进党与基本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互相绑架的局面,进而形成了共犯结构。对泛绿阵营而言,陈水扁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执政者,而是本土政治的一个先驱领导者,也是已经超越了政治道德而必须维护的政治图腾。这种结构是影响民进党自身反省和内部政治生态调整的最大阻碍力量。然而,民主进步党能够在短短十四年间,运用民主选举制度,推翻了执政五十年的中国国民党,于2000年在多数民意的选票支持下,以及能在军、宪、警的政治中立体制下,和平转移台湾政权,取得执政地位,其成长过程与党内外的形成力量,是不容忽视,应该有足够理由以实现理性的研究态度,深入加以探讨。本文主体是以台湾民主进步党的草创期、在野期、执政期及重回到在野立命的可能性,作为主要研究目标,从党内派系、党外关系、社会动脉的关键性其它政党的冲击比较,再则从街头运动至竞选参政至地方政府执政进而成为执政党,分析该党的未来趋势及带动或影响到台湾的民主问题及国际地位的优劣环境,两岸的关系又是否因为该党的本土主张与台独意识而牵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假像共识。并以实际发生的政党政治题材作研究对象,追查真人真事、实质采访记录,取材于各党派以当代发生的实事求是的政局发展或变化加以探讨分析。
宁江[4]2009年在《湖南柑橘产业化经营中农民合作社功能与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湖南省柑橘产业正面临着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村经济调控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等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笔者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参考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去探讨解决的办法,并认为湖南省柑橘产业中农民合作社功能的缺失是影响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笔者通过对柑橘产业化经营中农民合作社的功能和绩效研究,分析农民合作社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寻找新时期下适合的农民合作社模式,分析扩展农民合作社的功能。并建议采用加大对合作社的科技投入、提高柑橘产业化经营的水平、利用现代商务来提高农民合作社运作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产业化经营和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等等方法来丰富和补充农民合作社的功能。笔者还试图突破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学视角来审视我省柑橘产业中农民合作社的缺陷,寻求组织机制的创新。建立我省柑橘产业中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各种经营主体与农民目标趋同一致,为我省柑橘产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用的参考。最终达到我省柑橘产业化经营的农民合作社内涵不断丰富,利益联结方式不断完善,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目的,必将推动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徐钰[5]2016年在《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间借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尤其在官方借贷机构匮乏、放贷效能低下,而民间金融市场滞后的传统中国社会,民间借贷必不可少,成为民众获得资本、渡过生活、投资难关的重要渠道。天柱县地处清水江下游,清至民国时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以水稻种植与木材贸易为主要物资来源,家庭经济收入有限,应付家庭生活消费之后,所剩无几。而自清代以来日益沉重的苛捐杂税,日渐频发的自然灾害及地方动乱,使得民众的经济状况更为窘迫,常不免于借贷,而一旦遭遇家庭变故,则其借贷之需求更为急迫。另外,农业、商业投资等也常成为借贷的原因。清至民国时期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形式,既有互助性的无息借贷,又有须支付一定额度利息的质押或无质借贷,还存在着民间典当、赊买、合会等特殊借贷形式。因天柱县缺少正规的典当机构,民众的典当活动都发生在个体之间,其活动程序与普通借贷基本一致,但亦有细节的差异,如赋税过割、投税认证、转典加典等方面,要求更为严格。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利率,并不像传统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剥削严重,高利贷盛行,阶级矛盾突出,反而因为苗侗地区强烈的族戚观念,以及汉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的传播,互助性的无息、低息借贷为数不少。民间典当、赊买、合会等特殊借贷活动,及有质押、无质押普通借贷活动,其利息也常与同时期全国平均利率水平大致持平。总体而言,天柱县民间借贷的利率,民国高于清代,谷利高于钱利,究其原因,则既受清代至民国时期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又与谷物价格的季节波动性相关,同时,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逐利性不可避免,但却不能一概以剥削视之。民间借贷活动的违约处理,常由借贷主体之间协商解决,采用逾期生利、质物留置、改立契约、保人代偿乃至减免债务的方式,如有重大争议,则借助于地方、族戚势力,寻求解决之道,即使最终诉诸官方司法部门,其评判标准也充分考虑到地方习惯法的作用。本文以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县为研究对象,以第一手研究史料、新发现整理的清水江文书为核心资料,辅之以传统文献史料,并时时与其他地区文书相比较,以期描绘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的真实面貌,从而探究该历史时段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并对当下农村金融市场改革提供借鉴。
张晶[6]2011年在《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罪犯劳动问题探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恢复性司法的定义还没有为大家所认同,~①但,对于恢复性的完善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或者换句话说,恢复性司法之于监狱的影响将是广泛和深刻的。在中国,将监狱与罪犯联结最为广泛的、最为紧密的是罪犯劳动。因此,我们客观地考察追溯罪犯劳动的源流,对推进当下的我国监狱罪犯劳动的变革,进而实现中国监狱制度的时代发展,回归罪犯劳动的本意,并在恢复性司法体制中,建立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无疑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佚名[7]2016年在《中国油画艺术理论学术座谈会——“江南如画”与中国精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中国油画学会与苏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中国油画艺术理论学术座谈会——‘江南如画’与中国精神”2016年5月22日在苏州美术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者、艺术史论家和艺术家就油画艺术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特别是有关中国油画的写意问题、中国油画的本体建设、江南文化精神与中国油画的特色构建、中国油画的未来发展等论题引发与会者诸多的学术讨论。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油画的学术理论建设,深化有关中国油画话题的学术思考,本期“焦点”刊发此次座谈会的发言记录,以飨广大读者。
卜风贤, 吴洋[8]2019年在《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交汇》文中研究说明在工业化带来技术革新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工业生产与雾霾污染息息相关。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同样出现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城市雾霾问题。本文通过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以寻找二者可能的历史交汇点,并将其置于全球史中考察对比。中国在雾霾污染与工业化进程的同步性方面与西方国家表现基本一致。由此,将我国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的交汇点确定在城镇化率50%的2010年代。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和国家环境治理措施的日益加强,雾霾围城态势有可能在2020年后得到有效遏制。在此基础上呼吁人类社会应该探索出一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我们的生活营造美丽的宜居环境。
吴磊, 杨泽榆[9]2017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赋予了21世纪的中国与欧亚国家关系新的生命力。阿拉伯世界在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不可或缺和独特的重要地位,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桥梁和枢纽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阿拉伯世界关系发展迅速,在政治、经济、能源、金融和互联互通等领域,中阿双方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进一步丰富中阿关系的战略内涵,预示着21世纪中阿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同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阿关系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阿拉伯世界的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大国博弈与角逐、阿拉伯世界的单一经济结构等,将是中阿关系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参考文献：
[1].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研究[D]. 张彦台.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2]. 唐代宫殿赋研究[D]. 廖明凤. 江西师范大学. 2015
[3]. 台湾民主进步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地位变迁研究[D]. 樊家和.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4]. 湖南柑橘产业化经营中农民合作社功能与绩效研究[D]. 宁江. 湖南农业大学. 2009
[5].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活动研究[D]. 徐钰. 贵州大学. 2016
[6].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罪犯劳动问题探究[J]. 张晶.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1
[7]. 中国油画艺术理论学术座谈会——“江南如画”与中国精神[J]. 佚名. 油画艺术. 2016
[8]. 雾霾围城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交汇[J]. 卜风贤, 吴洋.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9].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阿拉伯世界[J]. 吴磊, 杨泽榆. 国别和区域研究.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