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与稳健货币的协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健论文,货币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7月18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叶震公布，上半年经济增长8.2%，表明经济发展已出现重要转机。7月19日， 央行行长戴相龙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良好势头。
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近十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当局在调控手段和调控力度上实现了灵活、连续而又安定的转折。尤其是近年来，在“通货紧缩”的舆论压力下，如何实事求是而又沉着冷静地把握全局，保持张弛有度，就需要处变不惊，审时度势，高层稳操胜券，各方配合协同。
通胀与通缩
曾几何时？从通货膨胀的严重困扰中实现“软着陆”，刚使人们喘一口气；而面对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过渡，新的矛盾态势又接踵而来。曾记得，早在1980年，河南社科院的樊纪宪研究员在《金融研究动态》上预言：《纸币流通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还被视为忧天的杞人，过于超前。20年后的今天，有人却把通胀甚至滞胀的威胁笑为落后的腐儒之论，中科院的胡鞍钢研究员更一而再地向《中国经济时报》、《北京青年报》等传媒声称：“目前的通货紧缩，已成了我们最大、最危险的敌人。”
何谓“通货紧缩”？学者专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物价下降，也许是指标之一。不过，居民的“衣、食”费用下降，“住、行”乃至医疗、通信的开支却大幅度攀升，这种结构性的改变，怪到货币的头上是否合适？低薪平民和滞销厂商的心目中，显然各有一本账。何况，生产率的提高，出口的减少，短缺的解除，债权债务的勾销，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的产品积压，这些加在一起，物价再不下降难道是正常的吗？吴敬琏教授说得好，“通缩”距“通胀”，不过一步之遥。更何况，物价下降的本身，是否就等同于“通货紧缩”？也待现实作诠释。可惜，把“通货紧缩”作为研究课题，已经是学术新潮。春节前夕，“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京举行研讨会，惊呼“治理通缩，迫在眉睫”。6 月20日，权威单位又召开“通货紧缩学术研讨会”，延医把脉开方。三人成虎，通缩的有无，似乎无庸再议；不过，仍然有人对此置疑。厉以宁教授在香港访问时谈到，境外人士也对此深表困惑，一边喊物价全面下跌，一边看经济持续上升，难道都是虚假数字惹的祸？清华大学的某位知名教授则直言不讳：“现在流传一个‘通货紧缩’的说法，这属于概念不清。‘通货紧缩’指的是生产下降、货币供应量下降，物价下降；我们现在只有物价下降，何来‘通货紧缩’？”
积极与消极
年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据此要求：“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税收、价格等宏观调控手段”。这里仍然有人提出质疑：既然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何不同时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既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协同配套的两大调节杠杆，难道能允许一手积极一手消极不成？
且先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面对现实，我们的货币政策其实已经够“积极”的了。银行发票子来填补亏空，1998年现金投放1027亿元，1999年现金投放2251亿元，翻了一番。为了配合积极财政政策，近年财政投资约2100亿元，银行投放约4200亿元。连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扩大了证券融资和消费信贷，货币当局对经济增长毕竟作了应有的努力。诚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样，都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支柱，犹如一个人的左右手；二者的总体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当国民经济整体上呈现需求不足的问题时，可以通过货币增减和财政分配，扩大需求，缩小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差额，使其达到发展中的动态均衡。但是，这两手的工具内容和作用范围又不尽相同。即便从“松”或“紧”即在调节国民经济增长的力度上看，两者的性质功能也有差别。
财政与货币
在扩大需求的适用工具方面，一般认为，扩张性的或“积极”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增加开支、扩大赤字的方式来实现。美国在罗斯福总统任上，既有众所周知的“新政”；在里根总统任上，针对经济又停滞通货又膨胀即所谓“滞胀”的严峻态势，也曾采取“供应学派”的主张，减少税收，使居民有更多的钱用来消费和投资，企业有更多的钱来经营（国外的税收以居民所得税为主，企业所得税为辅）而商品供应的增加，又会创造出更多的购买需求，从而突破经济停滞，抑制通货膨胀。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芒德尔，就是持这种主张，事实也取得了成功。至于我们如今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税收，会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呢？也不尽然。因为，不仅要看增税的总量，而且要看增税的结构。近年的我国，新增税收主要来自海关打击走私的成就，而不是加重了企业和居民的不合理负担。我国目前并非以所得税为主，而是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的增加只会使零售价格提高，而不会使价格下跌经营萎缩。至于今年利息税的开征，是将居民的储蓄引向消费和投资，也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举措。积极财政政策把增税收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用于社会保障基金，用于西部大开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有效地扩大了经济需求。
和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有所不同。早些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通过国家专业银行定向定点定量发放贷款投放货币，但带来的不良贷款后遗症太大。为了化解呆账避免风险，在进入世贸组织的形势推动下，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不能再用贷款规模的具体限制，而是采用国际通行的调控工具。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一是降低上交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率，让商业银行多向企业发放贷款；二是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债券，让商业银行把手里的死钱盘活；三是降低商业银行借款的利息率，也是让商业银行有更多的可用资金。再通过商业银行之间的派生存款，把效应扩大若干倍。我们早在征收利息税之前，已经多次直接降低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动员居民把钱用来消费和投资。这些举措，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又和财政政策不同，在整个市场运行机制不够完善时，这三大手段，总感到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即便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也有三大局限，一是不能直接作用于调整产业结构；二是不能直接作用于配置区域布局；三是不能直接改变着人们收益分配。多印票子多发票子似乎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弄得不好，并没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却很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对企业和居民造成危害。决策当局表示：“我倒不担心财政出什么问题，我最担心的是金融会出现一些问题”，并愿就此达成共识。
发展与稳定
我国银行业多年来面临着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稳定货币的两难命题，货币政策只能发挥它较财政政策较为灵活的优势（比如，税率是不宜轻易变动的，而利率是可以频繁调整的），适时而谨慎地采取举措。在这方面，60年代的西德曾有前车之鉴。当时，以“保卫马克”为己任的艾哈德总理始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后又坚持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1966年下半年经济衰退中，停滞和失业的困难使稳健的货币政策遭到孤立，艾哈德被迫引退，使经济一度失控，通胀加剧，直到1982年科尔执政，货币政策才回到艾哈德的正确轨道上来。回首我国20年来的货币政策，同样在不断的压力下走过艰难的途程。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迅猛增长，1984年，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设，这一年的国民经济就出现过热势头。1985年1月的工业生产，比1984年1月增长25.2%，而这是生产量，不是销售量，有没有人肯出钱买还是另一回事；1984年第4 季度职工工资奖金增长27.3%当然好，不过是在财政货币双双松动的基础上实现的，财政赤字44.5亿元，贷款增加1176.2亿元，增长32.7%，现金发行262.3亿元，是上年发行量的2.9倍。这犹如一个人一样，虚肿不是健康，靠票子堆起的繁荣是难得持久的。于是，1985年初，中央银行决定主动采取“紧缩”举措，即“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这些举措包括：改信贷资金供应的计划统包为“实贷实存”；严格控制贷款规模；提高存贷款利率；恢复工资基金管理；调低人民币的汇率等。实行紧缩后，基建投资规模仍然偏大，外汇储备下降偏多，物价上涨幅度仍然不小，因而中央决策部门仍然要求1986年继续消除膨胀，稳定经济，做到“软着陆”。
不过，由于实行紧缩银根，靠贷款靠发票子支撑的总需求，也就是可以用来购买的货币迅速减少，一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滞销，一些效益不高的企业流动资金短缺。1986年初，工业增长速度下降，2月份， 也就是虎年祭灶、除夕、春节、元宵之际，开工率更加不足，工业增长速度不到1%，要求放松的呼声高涨起来。于是，中央银行在1986 年转而采取不再紧缩的政策，提法是“稳中求松”。内容包括：增发临时贷款；并为清理三角债拿出50亿资金；对贷款规模控制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鼓励增加储蓄，发展资金拆借市场。可惜，货币“求松”容易，保持“稳健”困难。到了1986年第4季度，加热趋势又在抬头， 企业效益下降，消费基金膨胀，投资规模扩大，外汇储备减少，贷款和货币的增加都大大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
偏冷到过热
于是，1987年初，央行的货币政策又由松转紧，提法是“紧中有活”。内容包括：强化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管理；收缩短期贷款；要求企业清仓挖潜；调高存贷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率。不过，到1988年上半年，这个“紧中有活”，已经是“活跃”有余、“紧缩”不足，经济又在变热，各方面又在比产值、抓收入、上速度、都要进入“国际大循环”，物价轮番上涨，而且居民私下预测还会大涨，恢复票证的传言带来人心浮动。8月份就在某些城市出现抢购风潮， 不但买彩电要走后门，大热天还抢购许多条毛毯电热毯。由于担心货币贬值，甚至街头巷尾，以讹传讹，排队挤提银行储蓄存款，使当月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出现26亿多元的负增长，而贷款和货币供应却大大增加。于是有人惊呼：老虎出笼了！
1988年放松货币引发的风险，引起决策层的重视。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从1988年第4季度起，决定“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再次强调紧缩货币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严格控制现金发行和信贷规模；对3年以上储蓄存款实行保值； 严格贷款条件并抓紧收回短期贷款；调高贷款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命令所有信托投资公司停业整顿。1989年3月底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 代表提出了关于制订《银行法》的议案。1989年央行坚持紧缩银根、稳定金融，要求既能控制信贷总量增长，又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适度发展。内容包括：加强信贷总量的计划监控；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保证粮棉油收购及重点产业资金；提高存贷款利率；整顿各类金融性公司；清仓挖潜、清理拖欠、盘活贷款存量。但是，这种紧缩也有它的弊端，就是管得过死，资金安排不够灵活。于是，1990年提出“适时调节”，实际上是适度放松。包括增加贷款规模；降低存贷款利率；恢复一些托收承付结算方式；允许夏粮收购资金可以边贷边报等。1990年开了适度放松的口子，各地就要求进一步放松。可是企业困难大，经济效益低，财政赤字多，光靠多放贷款多发票子，又会出现过热和通胀的问题。1991年初，央行在分行行长会议上仍然要求坚持从紧不动摇，并且“优化信贷结构，盘活资金存量”。但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下，1991年的执行实际是，货币发行还是大大超过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幅度，储蓄存款虽然增加不少，但无效益的银行信贷增加得更多，企业争吃银行大锅饭，银行的“一逾二呆”即不良信贷资产增加了。于是，1992年初，央行再次提出加强调控，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这一年的春天，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讲话，端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 而各地要求大干快上， 却增加了货币调控的难度。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8%，银行贷款增长19.8 %， 现金增长36.5%，广义货币增长30.9%。城市零售物价上涨10%以上。即便如此，各地仍反映资金紧张。那么，钱到哪里去了？当时的人民银行湖南分行行长蔡鲁伦（如今的民生银行行长）慨叹说：“老大（国有企业）借钱不还钱，老外（三资企业）投资要垫钱，老板（民营企业）发展正缺钱，老乡（乡镇企业）扶植少了钱，物业开发都抓钱，方方面面喊要钱”。这样一来，票子多，资金紧，物价涨，形势相当严峻。
放松到从紧
1993年夏天，央行总行行长易人。7月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分析资金紧张的原因不是票子少了，而是大量的无效投资。会议要求整顿金融秩序，严肃金融纪律。央行向金融界约法三章：不许违章拆借；不许竞相提高利率搞揽储大战；不许各银行自办经济实体。由于堵后门、开正路，混乱局面迅速扭转。1994年1月，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再次提出三项要求：一是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总量，管紧固定资产投资；二是专业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分离出去之后，要向商业银行过渡；三是人民银行要加强监管，不能把银行办成“货币发行公司”或“金库”，甚至是“不上锁的金库”，而要真正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994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央行行长座谈会上， 再次强调抑制通货膨胀，制止乱集资、乱拆借、乱提高利率、乱设金融机构等“四乱”。1995年春天，央行表示，目前主要的还不是支持地方经济多上项目，而是要在稳定存款利率的条件下，适当提高贷款利率，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1995年3月， 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改变央行既要稳定货币又要发展经济的平列“双重目标”为垂直“单一目标”：“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适度与稳健
1996年年初，戴相龙行长继续强调抑制通货膨胀是首要任务，1996年12月，戴相龙对“适度从紧”的“适度”作了解释，把它和一味“紧缩银根”区别开来。这一年，存款增长较多，贷款增长适度，通胀得到控制，汇率保持稳定，中央于是宣布，困扰多年的经济过热，终于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年初，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确保金融平稳运行。1997年秋，东南亚出现了金融风暴，我国出口受挫，内需不振的矛盾开始显现。1998年初，央行决定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新任总理宣布，要实现“一个确保”（当年经济增长8%，物价涨幅低于3%，人民币汇率稳定），并把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作为“三个到位”之一，把投融资体制改革作为“五项改革”之一。
从宏观调控的实际成效看，近几年确是较好的时期。1998年境外有金融危机，国内有洪涝灾害，出口受阻，内需不振。尽管从长远看货币政策要适度从紧，而针对当时形势，已经灵活变通，提供和国债配套的信贷资金，有力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1999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曾指出，连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中央权衡利弊、反复斟酌的结果。要防止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名滥用拨款的偏差。
今年1、2月，戴相龙行长通过传媒多次阐释，经济工作会议只提“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而不讲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的原因：“一是从80年代开始，国有企业生产建设资金主要靠贷款，已使企业和银行承受巨大压力。二是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不是货币总量不足，而是经济结构失衡。三是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现代企业制度和银行制度还没有真正建设起来。”从近期看，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中长期看，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近期的宏观经济态势印证了当局的判断。看来，针对复杂的形势，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两者协同、紧密配合、有张有弛、交替为用，利于把我国的宏观经济事业稳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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