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与军工、石油垄断财团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团论文,美国论文,军工论文,国家安全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并非反恐的产物
2002年9月17日，布什总统正式签署了新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份文件明确提出，永久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容许任何有挑战美国潜力的国家崛起，可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消除潜在威胁。这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的“相对安全观”，转而追求一种危险的“绝对安全观”，因为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准则，意味着美国将以潜在能力而非具体行为，作为判断是否威胁美国安全利益的依据，这实际上也就是美国可根据单方面的主观判断，超越国际法对任何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引起了轩然大波。2002年9月23日，法国总统希拉克称将通过一切途径，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原则，因为“这一原则一旦付诸实施，将导致最糟糕的滥用权力局面”。2002年9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的官方报纸发表评论，称“华盛顿正式宣布进行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变，放弃了冷战以来一直奉行的‘威慑战略’，转向一种新的‘先发制人战略’，这意味着世界上任何国家不服从华盛顿的要求，都可能被判定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从而面临遭受‘先发制人打击’的威胁”。尽管当时美国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声称，多极世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美国绝对权威有利于维护世界秩序，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却对此持截然相反看法，深感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笼罩在遭到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怖阴影中。
上个世纪末期的美国外交战略还以“民主”和“人权”为标榜，新世纪伊始却转向武力威胁，超级大国的面孔变换如此突然，不由令人们颇感意外和震惊。美国国际战略似乎变幻无常，却并不是无规律可循。我认为，尽管美国政府的涉外计划属于绝对机密，但是，其战略构想变成政府具体计划之前，一般也要经历一个学术争论、酝酿的阶段，仔细研究美国国际战略家发表的著作，可洞察美国政府重大战略转变的酝酿过程，知晓其智囊人物的真实意图，预见美国战略演变的趋向。
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先发制人”原则，并非出于“911”事件后反恐战争的需要，而是在苏联阵营刚刚解体时就在美国某些重要战略家中酝酿产生了。冷战时期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的解体，使美国高层智囊看到了荣登世界霸主宝座的良机。1990年，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委托沃尔福威茨，启动了苏联阵营瓦解后新国际形势下美国如何制定新国际战略的研究，提出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努力建立美国主宰的世界新秩序。1992年2月17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五角大楼正寻找冷战后的新敌人”，透露了切尼领导研究项目的报告草本，包括建立美国不受挑战的绝对优势地位，采取先发制人手段排除别国挑战、威胁。1993年，切尼领导的研究项目的成员扎尔迈，撰写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战略的著作，书名为《从冷战遏制到全球领导者》，重申了《纽约时报》透露的报告基本原则，即“美国应在永久的未来中，阻止另一个全球力量的崛起，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2002年4月1日，《纽约人》杂志发表了莱曼的文章，题目为《未来的世界秩序》，详细介绍了切尼、沃尔福威茨等政要如何催生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过程：“柏林墙刚刚倒下，当时的国防部长切尼就组建了一个智囊班子，从全球大战略的角度，研究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个研究项目是悄悄进行的，当年这个研究班子的成员，如今都荣升布什政府要职，如现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切尼任国防部长时的参谋长刘易斯·利比，切尼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艾德曼”。文章写道，“这是一个紧密的保守派智囊团，他们自认为比起华盛顿的官僚更为志向远大，更为冷酷无情，更为敢想敢干。……鲍威尔当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领导着一个更温和的研究班子，也构想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两个班子都向切尼汇报，再由切尼向前总统老布什汇报，以确定美国对外政策的大战略走向。1990年5月21日，两个班子按预定安排同时向切尼汇报，由沃尔福威茨首先发言，他侃侃而谈，远远超过预定时间，而切尼对鹰派观点兴致勃勃，丝毫不想去提醒或制止，结果鲍威尔根本没有时间发言，直到数周之后才汇报了他的不同构想。轮到切尼向前总统老布什汇报时，绝大部分采用了沃尔福威茨的材料”。莱曼的文章还提到，“此后这个班子继续工作，1992年，美国《时代》杂志搞到了相关材料，刊登头版消息称，按照五角大楼的构想，美国将阻止任何国家或联盟成为全球力量，从而引起了一场争议，招来了布什政府鹰派搞单边主义的指责”。1992年春季，《纽约时报》刊登了切尼班子的报告摘要，当时任参议员的拜登对此感到特别愤怒，将其抨击为“建立美利坚帝国的狂想”。
新帝国主义鼓噪、霸权寻租与超额利润
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界的主流派还无法接受右翼鹰派智库的主张，但是，十年之后，切尼研究班子的成员变成了美国政界的主流派，他们表现出了更加强硬的鹰派姿态，对外界的批评不屑一顾，大胆地发展了原先的谋求全球霸权设想，甚至赤裸裸地提出要建立新罗马帝国。2002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外交事务》杂志3-4月号，刊登了美国国际智囊巴斯蒂安的文章，题为《不得不帝国主义》。随后，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也在英国《观察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的文章，再次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他们追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非西方国家划分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前现代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等，“现代国家”如巴基斯坦、中国等，认为两者对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构成了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后现代国家”必须采用两套策略，在内部用法律与合作的和平手段协商解决彼此间的矛盾；而对外则需要恢复传统的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欺骗，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罗伯特·库柏显然非常仰慕当年的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竭力赞扬所谓它们“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声称“秩序意味着帝国，只有在帝国的疆域内才有秩序、文化和文明。帝国之外只有野蛮、混乱和纠纷……通过单一霸权国家建立和平和秩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他认为，新帝国主义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就是所谓“全球经济帝国主义”的实例。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针对的潜在威胁，其实并不是指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是指威胁美国的政治军事霸主地位，威胁其不受国际法律和任何国家的制约、运用手中霸权获取巨大利益的前景。苏联解体后，美国是唯一拥有强大军事机器的超级大国，世界上其他国家真正担心的问题，是如何自我防御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根本谈不上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英两国不顾别国甚至盟友的反感，公开宣布“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原则，甚至声称想要建立新的罗马帝国，正是因为只有帝国才能凭借强大武力，随心所欲地支配别国，获取巨大利益。
美英高官的霸权论调和新帝国主义论，甚至引起本国明智的政界人士的强烈反感。英国国会上院工党资深议员基尔佛勒，2002年9月23日在英国《卫报》撰文呼吁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制衡越来越狂妄和被鹰派控制的美国”，他指责美国右翼智囊的思维方式，就像当年的罗马帝国政客那样，在全世界到处树敌并有强烈征服欲。基尔佛勒特别批评右翼智囊库，指出“最奇怪的狂妄战略的孪生制造工厂，就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还有‘新美国世纪’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背后的支持者，包括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等人，他们的“极端程度远超过传统鹰派，应该被称之为超级鹰派”。英国国会下院工党议员戴尔利，强烈批评库柏的新帝国主义论，称“即使当年沙皇时代的昏臣们给俄国女沙皇提供的意见，也比这疯子给布莱尔的建议好。说我们对殖民主义的需求像维多利亚时代般迫切，简直是一派胡言”。另一位工党议员辛普森也指责，所谓“新帝国主义论”的思想，恰似早期殖民主义者提出的“文明奴隶制”，根本就是荒谬的，“最不幸的是，这种思想根本无视联合国的存在”。
由此可见，美英右翼鹰派建立帝国的全球构想，违反国际法的“先发制人”打击主张，即使在本国政治人士看来也极为荒唐，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为何一转眼就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思索。美英一些人士将原因归结为“911”后的反恐形势，还有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深入考察就会发现，美英政策改变的起因是地缘政治格局变迁，是苏联解体造成全球实力对比失衡，是改革失误削弱了俄罗斯经济军事实力。倘若考虑到国际均衡格局的新变化，以及美英一贯奉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垄断财团追求最大利润的贪婪欲望，特别是美国军工综合体的强大影响力，就不难发现，右翼鹰派获得垄断财团支持，制定公开谋求全球霸权的对外政策，甚至毫不掩饰地提出建立新帝国的构想。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在离职演说中，提醒美国公众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对于美国对外政策施加不恰当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获显赫战功，深知美军方及军工综合体的内幕，他坦率道出的内心担忧意味深长。美国民主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运用财力相互竞争影响政治的结果。支持右翼保守势力的垄断财团，主要有从事军火工业生产的财团，为其提供大量融资的金融界财团，有广泛海外利益的矿藏、石油财团。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布什家族，一直同美国石油财团联系密切。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等国防部的高官，其实并不是行伍出身的军事将领，而是在军工综合体长期任职的公司总裁，本人也是拥有大量股份、财产的富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事军火生产的垄断财团势力，在美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据报道，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行业的产值，目前已占整个经济的1/3，对美国政府和对外政策影响非同小可。
2003年，美国不顾盟国反对发动对伊战争，充分体现了军工综合体集团的影响。美国酝酿伊拉克战争期间，海陆空三军的众多高级将领，曾对战争冒险表示过强烈反对，倒是未打过仗的国防部文职高官，在军工综合体集团的幕后支持下，大肆鼓噪怂恿政府发动对伊战争。布什批准“先发制人”新战略原则的两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支持布什政府对伊动武的决议，声称出于“911”后反恐怖战争的需要，以及萨达姆即将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紧迫威胁，将不惜采取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是，早在2000年9月美国右翼智囊库发表的题为《新世纪重建美国防务：战略、力量与资源》的研究报告，就提出了推翻萨达姆的明确目标。这份报告涉及中东的部分明确提出，“数十年来，美国一直谋求在海湾地区安全问题上，获得发挥永久性作用的地位。同伊拉克悬而未决的冲突，为美国介入提供了直接可用的理由。美国在海湾建立强大军事存在的需要，其重要性超过了萨达姆政权的问题”。
“世纪新美国项目”发表的这份研究报告，毫不讳言其基本理论和战略原则来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切尼领导的研究班子。该报告的导言部分称，“从广泛意义上说，我们关于国防战略原则的研究，是以切尼领导前届国防部的成果为基础的。1992初起草的‘美国国防战略指导原则’，勾画出了保持美国优势地位的战略轮廓，先发制人排除全球挑战者的威胁，根据美国的原则和利益塑造国际安全秩序。按照我们的判断，国防战略指导原则的基本内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由此可见，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略方针，早在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确定，“911”事件不过为鹰派提供了更多口实。
美国赢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之后，到处寻找隐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至今迟迟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人们不由得对美英发动战争的理由产生怀疑，指责美英政府存在严重决策失误，轻信情报部门提供的不准确的材料，甚至涉嫌向情报部门暗中施加压力，逼迫其伪造假情报，提供对伊开战的借口。其实，关于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真实理由，沃尔福威茨等人并未刻意加以隐瞒，多年前的新世纪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十年前的美国全球战略报告早已阐明了。沃尔福威茨在接受美国《名利场》杂志采访时就称，布什政府将对伊拉克行动的重点放在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是“出于应付官僚机构”，他坦率地说，“我们决定以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切入点，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得到全世界认同的理由”。
强硬对外政策与美国垄断财团经济利益
从新世纪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可明确看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单纯针对萨达姆，而是为了更远大目标即建立全球霸权，美国重视海湾地区特殊地缘战略位置，视其为控制全球政治经济的必争之地，因此，该报告称“美国在海湾建立强大军事存在的需要，其重要性超过了萨达姆政权的问题”。美国控制海湾地区及其石油资源，就掌握了影响全球经济的重要筹码，能随心所欲通过霸权寻租谋求巨大利益，其中包括维护美元的金融霸权，削弱欧盟经济实力和欧元的竞争地位，获得大量政府军火订货的超额利润等等。美国建立霸权并非单纯为维护国家安全，而是为垄断财团谋求全球经济利益，获得远远超过一般贸易的超额利润，这意味着美国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姿态，因此，其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实质就是霸权战略。
美国两次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表面上是出于维护自由、解放科威特，防止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但从西方媒体揭露出的大量事实来看，其实是为了促进美国在中东的石油战略利益。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谋求海湾战略利益，一直提供大量武器支持萨达姆对伊朗的战争，甚至包括化学、生物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90年，萨达姆将军队大量集结在伊科边境时，曾暗中通过外交途径询问美国的态度，美国驻伊大使和布什总统在会谈和信函中，都表示将积极发展伊拉克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实际上是欲擒故纵诱惑伊拉克开战，从而寻找借口控制盛产石油的海湾地区。1990年9月，来自得克萨斯财团的富豪、国务卿贝克，坦率地对国会说，出兵海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石油。大量证据显示，小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至今不见踪影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是为了建立新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秩序，控制海湾石油资源正是这一战略的关键步骤。两次发动伊拉克战争，都恰逢美国经济陷入低迷萧条之时，军工综合体集团迫切需要获取政府军火订单，扩大军火生产，刺激需求，缓解危机压力。由于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的坚决抵抗，伊拉克战争有陷入泥潭的危险，但是，不管入侵伊拉克浪费多少经费，美国士兵付出了多少伤亡代价，军工集团肯定大发横财；由此可见垄断财团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垄断财团影响和支配美国国家战略的事实。当前，美国国内因“情报门”和“虐俘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反映了不同社会阶层对伊拉克战争态度的差别，以及不同垄断财团对利益分配不均衡的不满。
担任美国两届总统的布什父子，都是美国南方得克萨斯财团的政治代理人。得克萨斯财团是二战前后在美国南部得克萨斯州新崛起的财团，主要靠石油工业和军事工业起家并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个财团以休斯敦、达拉斯的几家银行和石油公司、工业制造公司为核心。得克萨斯财团的石油资本和军火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以种种方式相互紧密联系，操纵了该州的经济和政治，并且竭力向华盛顿政府拓展它的势力。20世纪60年代发动越南战争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也都是得克萨斯财团的重要政治代表人物。
近年来，共和党知名的战略家凯文·菲利普斯撰写出版了《美国王朝：布什家族的贵族统治、财富和政治欺骗》，披露布什家族一直都是通过发展与华尔街、军火商、情报部门乃至外国独裁者的特殊关系，逐步攫取权力并聚敛财富的。菲利普斯还揭露了政治权势与石油家族相互勾结的暧昧内幕。得克萨斯财团历来将通过政治代理人影响政府的能源政策视为重中之重。
作为得克萨斯财团的两大支柱的石油资本和军火工业资本，都以强烈的经济利益动机积极参与、操纵政治，推动美国政府奉行强硬的对外扩张政策，并且从历次对外战争和冷战中获取巨额利润。二次大战期间，在美国政府的军事订货总额中，该州的军事订货居各州的第十一位；侵朝战争爆发后，该州的军事订货上升至第八位；冷战的军备竞赛期间，该州的军事订货上升至第三位；侵越战争时期，由于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推动，该州的军火订货进一步提高到第二位，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竭力鼓动伊拉克战争的切尼，拥有得克萨斯州的巨型石油企业哈里伯顿公司，该公司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赢得了高达一百多亿美元的合同。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同政府高官和垄断财团的经济利益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