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1]2004年在《知识密集型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密集型产业已经凸显出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已经意识到知识密集型产业对缄默知识的高度依赖性，但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对知识密集型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缄默知识流转问题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 本研究首先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内，新产品开发缄默知识流转总体过程及各阶段缄默知识主要流转方式和流转过程进行了分析。然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知识密集型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影响模型，研究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影响机理。同时，将行业类别和企业规模纳入整个影响体系，研究这些因素对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影响的差异性。 通过上述研究，本研究构建了知识密集型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影响体系，总结出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并得到如下的结论： 1) 知识密集型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进行缄默知识的流转，都离不开顾客和企业的知识库。但新产品开发各阶段缄默知识流转的方式有显着差异。 2) 缄默知识资源复杂程度与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叁方面(特征、利用和效用)均呈现负向的影响关系，而缄默知识吸纳能力的作用恰好相反，为正向影响。 3) 缄默知识流转平台障碍对缄默知识流转特征(速度、连续性)存在负向的影响关系，对缄默知识流转利用和效用没有产生显着作用。 4) 行业类别不同的企业，缄默知识流转的特征有显着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软件业缄默知识流转的速度和连续性最高，而制药业和化工业在此方面的表现最差，通信产业居中。 5) 企业规模对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叁方面均有显着性影响，但对叁者影响关系的方向不同。企业规模与缄默知识流转特征的影响关系为负向，而对缄默知识流转利用和效用程度的影响为正向。 6) 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正向的影响，这个结论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类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知识管理能力能够显着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影响因素模型，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内企业进行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提高途径的选择提供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管理原则、方法和分析工具。
陈晓君[2]2008年在《新产品开发不同阶段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是高科技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作为知识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转移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对新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进行细分,而且很少关注任务属性在其中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选择新产品开发概念生成阶段和新产品开发测试改进阶段进行细化研究,针对不同的阶段背景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有以下叁个:首先,在新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任务,不同沟通方式的使用频度有怎样的差异;其次,在新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团队成员个体属性、环境属性、知识属性、沟通频度对知识转移绩效分别有怎样的影响;再者,新产品开发的不同阶段,当组织个人主义程度、任务复杂性和任务不确定性处于不同水平的情况下,某些项目特征与知识转移绩效间的关系是否会有所不同。本文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设计研究框架,并加入对交流方式和任务特性的研究,通过调查问卷获得样本数据,最后根据数据处理结果结合新产品开发相关背景对结论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首先,在新产品开发的概念生成阶段和测试改进阶段,非正式自由讨论会、单独面对面交流、以及借助媒介例如使用Email沟通都是最为主要的知识转移方式。其次,新产品开发概念生成阶段和测试改进阶段,团队成员的个人学习能力、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团队成员的前期合作经验、知识的独立程度、团队成员间的沟通频度与知识转移绩效都呈正向关系。团队组成的垂直程度与知识转移绩效呈负向关系。再者,新产品开发概念生成阶段,团队成员的个人能力与知识转移绩效呈正向关系,知识复杂程度与知识在团队成员之间的转移绩效呈负向关系;新产品开发测试改进阶段,知识缄默程度与知识在团队成员之间的转移绩效呈负向关系;最后,针对任务属性调制关系的研究表明,在新产品开发概念生成阶段和测试改进阶段,组织文化越倾向于个人主义,知识的独立性与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知识转移的正向关系都显着增强;在新产品开发概念生成阶段,任务复杂性对于组织垂直程度与知识转移绩效间的负相关作用有强化作用;在新产品开发测试改进阶段,任务不确定性对于组织垂直程度与知识转移绩效间的负相关作用有强化作用。
尹秋霞[3]2007年在《知识密集产业企业间缄默知识传递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知识的管理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升到战略层面。作为知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缄默知识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普遍认为，缄默知识在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不仅要在内部扩展、传播和开发缄默知识，而且应当加强与外界缄默知识的共享与传递以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和加快新产品的推出速度。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产业实践中，对于企业之间缄默知识传递的方式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取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这一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企业层面入手，将企业外部关系分为合作者、竞争者和客户叁类，针对不同的企业关系对企业间缄默知识传递的方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叁：一是研究企业与叁种不同关系的企业进行缄默知识传递时使用的方式和渠道有哪些，这些方式在使用频率上是否存在差异；二是研究叁种不同的企业关系在缄默知识传递方式的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叁是探寻知识特性、组织特征和情境特征等因素对叁种关系的企业间缄默知识传递效果的影响。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对企业与合作者及客户而言，面对面的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都是最重要的两种传递缄默知识的方式；而观察和研究对方行为以及招聘对方相关员工对竞争者之间缄默知识的传递更具有意义；第二，企业与合作者、竞争者以及客户在进行缄默知识传递方式的选择时存在差异，而企业与合作者和与客户这两种关系在多种方式选择上没有差异，但与竞争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显着。第叁，在缄默知识传递效果影响因素方面，知识缄默程度、企业的知识管理策略和吸收能力、企业相互之间的信任、交流程度、前期经验这些因素对叁种关系的企业间缄默知识传递效果都具有影响作用，知识背景相似性在企业与合作者和竞争者这两种关系间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在企业与客户之间不具有影响作用，企业的关系战略和合作水平、知识传递收益、客户类型分别对企业与合作者、竞争者、客户之间缄默知识传递具有影响作用
杜明洁[4]2007年在《金融企业间服务合作创新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之下，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不同金融企业之间的新金融服务产品的合作创新活动也逐渐活跃起来，成为金融企业增强自身创新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金融服务业，这个特殊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对合作创新项目绩效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的实证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本研究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企业间服务合作创新项目作为研究对象，在现有技术合作创新和服务创新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访谈研究梳理出了金融企业合作创新中的两个要素，即知识流转和服务过程合作。随后，本文提出了金融服务合作创新机理的概念模型，全面地研究了金融服务合作创新影响因素、知识流转、服务过程合作对服务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并着重分析了知识流转和服务过程合作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对163份有效回收问卷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并利用AMOS软件对概念模型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最后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所包含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合作能力、伙伴关系、团队建设、技术保障、项目支持以及界面沟通六个方面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还验证了知识流转和服务过程合作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得出的理论结果，对提高合作创新效率及绩效提出了一些实践指导建议。
孙铮[5]2008年在《隐性知识传递方式与传递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当今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知识管理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和企业界所关注的焦点。隐性知识由于其独特性是企业知识创新的基础和源泉,也是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要在内部更好的扩展、传播和开发隐性知识,必须要从隐性知识传递的过程中动态的管理隐性知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产业实践中,对于企业内部隐性知识的传递方式、影响因素以及传递效果的相关的研究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内部的部门、团队层面入手研究隐性知识传递过程中知识传递方式及其影响因素,试图在这一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性的研究。本文研究的问题包括:首先,隐性知识传递方式的选择是由哪些因素影响的,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作用大小分别是怎样的;其次,隐性知识传递方式和知识传递影响因素共同对于知识传递效果的影响作用是怎样的;最后,在隐性知识转移的隐性知识传递和隐性知识显性化两个阶段,以上研究问题的研究结果分别是怎样的。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在隐性知识传递和隐性知识显性化阶段,传授能力、吸收能力、关系信任与知识传递方式、知识传递效果都是显着的正向相关;第二,知识差距对于不同隐性知识传递方式的作用效果不同,即使对于同一种传递方式,在不同的知识传递阶段知识差距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第叁,在隐性知识传递阶段,知识内隐性与隐性知识传递方式的选择正向相关;第四,在隐性知识传递以及显性化阶段,分别验证了传授能力、吸收能力、关系信任、组织沟通、人际沟通与隐性知识传递效果的正向相关关系,验证了知识内隐性、知识差距与传递效果的负向相关关系,外部沟通与知识传递效果不显着相关。
王大成[6]2007年在《项目特征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隐性知识传递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领域，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隐性知识传递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而且很少是基于不同的任务属性和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活动而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项目层面入手研究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隐性知识的传递。本文研究的问题包括：首先，项目优先级、项目团队学习倾向、项目团队组织集中度和项目成员联结强度等项目特征对于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隐性知识传递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其次，在任务复杂性和任务不确定性处于不同水平的情况下，项目特征与隐性知识传递之间的关系是否会有所不同；再次，在新产品开发的创意产生类活动和问题解决类活动中，项目特征对于隐性知识传递的影响和任务特性对其关系的调制作用是否会有所不同；最后，不同类型的活动中项目特征、任务特性对于隐性知识传递的影响能否从知识特性和知识传递过程的角度给予统一的解释。本研究发现：首先，在两类活动中，项目优先级、项目团队学习倾向、项目成员联结强度对与隐性知识传递均有正向作用，而项目团队组织集中度对隐性知识传递均有负向作用；其次，在创意产生类活动中任务复杂性越高，则学习倾向与隐性知识传递的正向关系会越弱，组织集中度与隐性知识传递的负向作用越强，联结强度与隐性知识传递的正向关系越强；任务不确定性越高则项目优先级和学习倾向与隐性知识传递的正向关系越强。在问题解决类活动中任务复杂性越高，则项目优先级和联结强度与隐性知识传递的正向关系越强；任务不确定性越高，则学习倾向与隐性知识传递的正向关系越强，组织集中度与隐性知识传递的负向关系越强，联结强度与隐性知识的正向关系越弱。再次，项目特征与隐性知识传递之间的关系以及任务特性对其的调制作用可以用以知识特性和知识传递过程为基础的统一平台进行解释。本文对每个项目特征和任务特征以及它们的共同作用对于隐性知识传递的影响机理都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
魏仕杰[7]2006年在《基于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知识管理策略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年代。知识管理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必然产物。组织是由差异性的知识所构成。这些知识主要是储存在组织的程序、规范、规则中,亦可能存在于组织的最佳实践、技术知识、顾客信任、管理信息系统、以及文化中。企业的生产活动中,最关键的投入与价值来源是知识。企业最主要的运作原理在于创造、转化、整合、以及应用知识资产,特别是其中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关键性来源。但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对企业隐性知识转化和开发利用的研究还不多见。 本文从隐性知识转化的内涵、分类以及过程机制等方面对基于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知识管理策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析。并以Nonaka的SECI模型为蓝本,提出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模型,分析隐性知识显性化过程中的知识共享、转化和创造活动。然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影响机理,把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也纳入模型的研究范围。 通过上述研究,本研究构建了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的影响体系,总结出企业隐性知识显性化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并得到如下的结论: (1)信息资源因素对隐性知识显性化有显着的正效用。此外,它对技术创新绩效也存在着直接的显着正向影响。 (2)制度结构因素对隐性知识显性化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显着性较低。此外,它对技术创新绩存在着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是通过隐性知识显性化实现的。 (3)情境系统因素对隐性知识显性化具有显着的正效用。此外,它对技术创新绩效也存在着直接的显着影响。 (4)隐性知识显性化对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十分显着的正向影响。 (5)信息资源因素与情境系统因素是显着相关的,信息资源因素和情境系统因素具有很强的协同效应。 本文研究为企业知识管理和隐性知识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影响因素模型,还为企业提高隐性知识显性化水平从而进一步获得较高技术创新绩效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孙喜[8]2008年在《基于技术能力成长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政府决定从2006年开始,把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转换到“自主创新”上来,但自主创新绝非易事。面对五花八门的理论观点与刚刚起步的自主创新实践,本文说明了以下观点:中国的自主创新与经济转轨同时进行,这决定了中国对自主创新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准备都尚不充分。今天,中国的自主创新不仅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甚至都未必会自动发生。自主创新远非解决资源投入瓶颈这么简单的问题,而认识发展规律、转变体制机制、优化创新要素是解决研发投资饥渴的根本出路,教育的发展则将进入质与量并重的新阶段。人才匮乏、体制僵化与起点偏低的同时存在,共同决定了中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为说明这一基本观点,本文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分析。定性分析兼顾了技术能力成长机制和创新体系的组成要素两个方面。在一个相对抽象、并因而具有一般性的技术能力成长机制分析中,说明了技术能力成长与持续自主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通过“技术能力成长空间”的范畴综合了影响技术能力成长的组织因素、技术因素及市场等非技术因素。体系组成要素分析中涵盖的创新参与者包括作为创新体系治理结构核心的中国政府、身兼教育与科研双重职能的大学、多年来处于中国科技系统改革中心位置的公立科研院所,以及千千万万的民族工业企业。从方法上,对中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每一类组成要素的分析都是在回顾其历史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其在中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中的现状、机遇与挑战。在上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描述了中国国家自主创新体系的可能情形,就有关政策安排进行了模拟,并结合定性分析中的结论,对实现模拟预期效果的有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过程中,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的计量分析,是在一系列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当代特点,对后发国家知识生产及积累机制研究的改造与应用。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结构则是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产业、教育及公共研发叁大子系统,其中的核心是产业子系统的技术能力成长及相关的子系统间联接互动。最后,本文以技术能力成长为出发点就中国自主创新的有关政策安排进行了总结,并从研究方法等角度展望了文中有关问题。
裴珍珍[9]2005年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制造业近二十年来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造业的全球化趋势。当前,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全球制造网络已经成为全球化浪潮中最为显着的一个特征。它扩展了传统生产系统的边界,通过有效整合全球制造网络中的资源,全球旗舰企业在获取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学习和获取知识的机会。但是,在有关全球制造网络体系的研究中,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角度所进行的知识转移的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本文首先对全球制造网络中的知识转移过程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构建了全球制造网络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体系概念模型,同时,本研究将企业规模、行业类别纳入整个影响体系,研究这些因素对全球制造网络中知识转移效用影响的差异性;然后通过对中国制造业10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所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了验证和分析;此外,本研究还进一步深入讨论了本土企业参与全球制造网络的不同方式对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全球制造网络中知识转移的影响体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转移双方合作关系对国际旗舰企业知识提供存在显着正向影响,知识转移行为与国际旗舰企业知识提供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第二阶段,国际旗舰企业所提供的知识、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和知识转移平台障碍对知识转移效用均存在显着影响,其中,知识转移平台障碍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为负向影响而且影响作用最大;同时,知识转移行为和知识转移双方合作关系对知识转移效用的影响作用受到国际旗舰企业知识提供的中介作用。 (2) 正式交流行为与国际旗舰企业知识提供之间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而非正式交流行为则与国际旗舰企业知识提供显着正相关。 (3) 知识转移平台障碍不仅会影响到知识转移的效用,而且还会影响国际旗舰企业所提供的知识能否为本土企业所理解、吸收以及应用。 (4) 企业内联结方式中,对知识转移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而企业间联结方式中,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知识转移平台障碍。 (5) 行业与知识转移效用之间负相关,表征的是高技术行业的知识转移效用优于传统技术行业;而企业规模对知识转移效用并没有直接的显着影响作用,但在不同的联结方式中,企业规模的影响作用存在显着差异。
袁立宏[10]2007年在《基于界面分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企业互动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简称KIBS)已成为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基础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基础性知识生产和重新配置的双重功能，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对制造企业发展呈现出日益显着的支撑性、驱动性，甚至先导性的作用。KIBS作为专业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已经开始融入到制造企业的创新过程中，过去那种单一的以制造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创新过程模式因此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企业日益紧密的互动创新过程。长期以来创新研究的范式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后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研究才逐渐为人们所关注，其中对创新交互性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并不完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宏观层面，对企业和项目微观层面的研究比较缺乏，而以包含多个行业在内的KIBS整体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研究的则更加匮乏。针对这种创新研究现状，本文在对KIBS与制造企业互动界面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KIBS与制造企业的互动创新过程，以及互动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以期为促进我国KIBS与制造企业进行合作创新提供理论指导。首先，论文引入界面的概念来分析KIBS与制造企业之间存在的形式多样的互动合作关系，在对KIBS与制造企业互动界面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利用互动强度和互动时间长短两个维度将KIBS与制造企业的互动界面分为叁种类型——销售式界面、咨询式界面和联盟式界面。第二，在该分类的基础上，本文从知识转移的视角探讨了在不同界面下KIBS与制造企业互动创新的过程，分析了双方进行互动的动因、互动过程中的知识流转路径，并分析了影响双方互动创新绩效的因素，最后通过案例研究进行验证。第叁，通过问卷统计的方法对于KIBS与制造企业互动创新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本文提炼出了7个影响互动创新绩效的因素，分析了在不同的互动界面下这些影响因素对互动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统计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其中知识转移的重要性以及各影响因素作用变化情况的发现，都为促进KIBS与制造企业更好的进行互动创新提供了借鉴之处。最后，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从企业层面对促进KIBS与制造企业互动创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并总结了本研究的结论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知识密集型产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缄默知识流转有效性研究[D]. 刘鹏. 浙江大学. 2004
[2]. 新产品开发不同阶段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D]. 陈晓君. 浙江大学. 2008
[3]. 知识密集产业企业间缄默知识传递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D]. 尹秋霞. 浙江大学. 2007
[4]. 金融企业间服务合作创新机理研究[D]. 杜明洁. 浙江大学. 2007
[5]. 隐性知识传递方式与传递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D]. 孙铮. 浙江大学. 2008
[6]. 项目特征对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隐性知识传递的影响研究[D]. 王大成. 浙江大学. 2007
[7]. 基于隐性知识显性化的知识管理策略影响因素研究[D]. 魏仕杰. 浙江大学. 2006
[8]. 基于技术能力成长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分析研究[D]. 孙喜. 山东大学. 2008
[9]. 全球制造网络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D]. 裴珍珍. 浙江大学. 2005
[10]. 基于界面分析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企业互动创新研究[D]. 袁立宏. 浙江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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