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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民主方案可能源自人们对彼此看法深入而缓慢的变化。政治分歧的各项参数只有以社会成员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尊重为基础才会变得可控。
埃及向民主过渡灾难性的失败对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一是这种过渡的短期运作方式，更具争议的是最适合于民主的基本条件。我认为，这对中国也有意义，但不是现在描绘的那样。我将依次解释这些问题。
过渡管理
显然，埃及的民主过渡管理不善。我认为民众起义后设计不当的关键是仓促选举。选举已经成为权力合法化的“圣油”，因为这是发达社会的标配。因此，选举成为大多数社会渴求的现代性的象征。紧随推翻穆巴拉克政权而来的权力真空下，选举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步。
西方力量鼓励过渡期间尽早选举，因为他们猜想，一个民选政府会获得公民眼中的合法性，就此推测这将使得它比非民选政府更安全。然而，在脆弱的过渡中这常是错误的。原因在于有一个强大的抵消作用。在像埃及这样权力实际上集中于总统的国家举行选举，会产生赢家和输家。由此导致的落败一方的极化和排斥，往往会增加出现暴力的风险。此外，正如在过渡情形下常见的那样，在埃及选举的时候，缺乏必要的制度制衡以使公民相信选举将是公平的。普通公民很难知晓选举实质上是否公平，因为他们只能看到自己当地的体验，听到政治角色的八卦和表述。
然而，心理学家发现，人们通常会通过选择性的证据评估得出判断，对支持他们偏好结论的证据给予更大的权重。因此，在过渡性选举中，经由此前未经检验的投票系统不可避免产生的落败的一方，很有可能质疑而非接受结果。该党的支持者很可能相信这点，而且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对的。因此，这种选举的结果可能是，一大群公民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并且他们认为他们的失败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认为合法性重要的关键群体，即那些不支持政府的民众，不会授予政府合法性。相比之下，同样的心理偏差可能会让赢家相信，他们对权力的垄断是合法的，因此没有义务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来执政。
这基本就是埃及发生的事。赢家滥用胜利，排除异己。输家不承认赢家的合法性，所以在适当的时机走上街头，通过挑起混乱推翻政府，这就给了军方重返权力的借口。
就此，埃及过渡失败的教训是，脆弱的过渡情况下，需要一个大联合政府而非一个赢者通吃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大联合政府)会是混乱的，并将屡受民粹主义爆发的折磨，但它因具备足够的包容性而强大。事实上，由于缺乏因胜选而带来的合法性，联合政府赢得普遍接受的惟一途径就是包容。因此，缺乏合法性是一个优势。通过对意见分歧展开协商以确定和实施决策的一系列经验，大联合政府会渐渐变得更好。如果在可控范围内出现政策分歧，选举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之道，但这可能需要十年或者更久，而不是几个月。
更深层的忧虑
推翻穆巴拉克之后的过渡显然处理不当，与此同时，埃及可能显露出使民主之路悬而不决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就像中东的其他地方，埃及社会被既有的身份认同分歧所割裂。政府应该是伊斯兰社会的先锋，还是世俗国家的前卫?这些对立的身份支持截然不同的社会演变叙事。作为伊斯兰国家，政府的作用使社会恢复其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是一场重返金色往昔的旅程。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在这一使命之下，一旦当政，政府可以合法地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击败对手。言下之意，这种叙事与民主格格不入。与之相对的世俗愿景则与多种叙事兼容，而这些叙事并不都需要民主。20世纪50年代，纳赛尔总统信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例如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民主不一定和这种叙事一致，但它是有可能的，但纳赛尔从未实践它。目前，埃及的世俗叙事以民主和政府对公民的责任作为其核心主题。然而，它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立足于农村的多数公民坚持伊斯兰模式，而立足于城市的少数公民坚持世俗模式。
紧随“阿拉伯之春”而来的选举如期地产生了一个民选的却又不信任民主的政府。它利用自己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排除异己，这一策略在它自己的政治哲学中完全合法。其他选择可能是民选政府遭到了动员起来的反对派的反对，因为反对派不认为它合法。支持民主的少数派现在利用享有特权的开罗街头势力授权军事政变。对此，下台的伊斯兰教主义者呼吁他们所不赞成的民主原则，而民主派在努力使他们的原则和不民主的结果一致，而这一结果是他们赞同的。
可行的民主方案可能源自人们对彼此看法深入而缓慢的变化。政治分歧的各项参数只有以社会成员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尊重为基础才变得可控。在欧洲，相互尊重——彼此间的共鸣——的普及，要早于普选权数十年。例如，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欧洲社会暴力在19世纪急剧下降，决斗和公开处决的消亡是情感深刻变化的标志。
埃及公民之间似乎缺乏这一意义上的相互尊重。相反，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导人表示出对对手权利的蔑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毛拉们煽动他们的追随者刺杀那些持不同信仰的同胞们。许多人都愿意追随他们。相反地，新政府大规模关押并枪决反对派，所涉规模已无法用所谓控制过度的暴力来解释。埃及已经显露为一个相互仇视的极化社会。
最终，埃及社会需要以诱导公民间相互尊重的方式加以重建。此举的基础不是宗教认同。原则上宗教信仰可以实现统一，但实际上，不仅仅是埃及、国际上给予宗教认同的社会几乎无一例外走向分裂。最虔诚的人怀疑其他虔诚者信仰的细节，并谴责不那么虔诚人的放纵。经常是，强烈的宗教虔诚允许抹杀不共享这种虔诚人的人性。有鉴于此，宗教信仰实际上不能作为相互尊重的基础，政治认同则是一个更无效的基础，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分裂。事实上，民主的目的是让政治竞争团体相互对阵。然而，没有相互尊重，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公共品和安全网只能靠外力强加来提供。从历史上看，相互尊重感的出现最常见的基础是共享的国家认同感。而国家认同感，要么产生于纯粹的时间流逝，要么产生于共同的军事敌人的推动。
在埃及建立起强烈的共享国家认同感应当是简单的。埃及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自1948年以来，由于共同的敌人邻国以色列，埃及和它打了两场战争，国家民族感得到了强化。埃及陷入世俗派和伊斯兰教身份分裂是较近的事，可能反映了两个不相关现象的同时发生。一是资金雄厚的沙特支持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复兴。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国际圣战，还体现在近来土耳其的遭遇，凯末尔发起了近一个世纪的世俗化因伊斯兰政党的崛起而脱轨。在埃及，伊斯兰政党利用民主作为获得权力的手段，这一策略之所以可行是因为伊斯兰复兴遍布了大约一半的人口。同样，在埃及，尽管民主是提升政党权力的便捷手段，它没有被内在化为一种价值。因此，政府不仅仅把反对派排挤出去，还表示将他们视为敌人，针对他们的任何战术都是合法的。然而，在土耳其，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阻碍并逆转世俗化，它还没有取代强大有效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叙事。这与埃及形成对照，穆巴拉克统治下的世俗国家堕落成腐败的军事盗贼统治，处于停滞状态。这或许是伊斯兰身份在埃及站稳脚跟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国家退化，它未能给公民提供一个可行的世俗主义叙事。
表面上，埃及回到了“阿拉伯之春”前的起始位置：军事统治。其实，新的埃及政府似乎是没有任何明显傀儡的穆巴拉克政府。尽管军方利用开罗街头的起义作为重新夺权的机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共享了开罗青年世俗的民主问责制的抱负。在遭到过早选举的严重破坏后，新政府又承诺了一个脆弱的埃及社会。但是，埃及没有回到开始的地方，它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今天，承诺再举行一次选举使新政府从一个洞里爬出来，但这可能使得社会陷入更深的麻烦里。“阿拉伯之春”时，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蔑视政权，军队于是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而今，埃及社会显现为在敌对和不兼容的身份间的深度极化，军队丧失了作为仲裁者的身份。伊斯兰主义者通过呼吁民主价值质疑政变。但是，他们并不认同这些价值观，执政的时候也没有遵循。同时，那些为了推翻他们反民主对手而支持政变的世俗民主派们，费力地为更迭政府的违法过程辩护。依照现在的标准，埃及自动暂停非洲联盟成员国的身份。
鉴于这些分歧，进一步选举更有可能加剧双方的仇恨，而不是解决政治分歧。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严密管控的民主，穆斯林兄弟会被排除在外，而军方保留寻租的权力。在足够的相互尊重建立之前，损害程度最小的政治权力结构将是一个大联盟，尽管他们不想要组建在一起。大联盟不太可能产生一个好政府，但是，在政府中心施以强大的制衡，会限制分裂进一步恶化的范围。大联盟也为建立相互尊重这一更大的任务提供了比喻。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话来说，分裂的社会需要作为桥梁的社会资本——对立群体的人们在这一联盟里学会合作。公共政策可以促进架起社会资本，例如要求综合教育。至少他们可以取缔仇恨语言。这种社会康复不可能很快完成，也不可能由局外人来做。言下之意是，极度分裂的社会不仅仅在过渡时期还将在几十年内需要一个联合政府。最有可能的是，这将产生其他严重的问题。但是，社会需要循序渐进，解决身份问题先于面对更为平常的有效管理的问题。
埃及灾难性的过渡表明，民主并不像其支持者预期的那般能够轻易地全球化。这似乎为中国对民主的批评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例证在中国进行民主化将有多大的破坏性。然而，导致埃及民主化令人堪忧的因素，没有一个适用于中国。中国人民没有被既有的身份问题所割裂，政府的表现也没有削弱国家的威望。相反，建立在世俗民族主义之上的强大的认同感是中国的特色。
矛盾的是，早在埃及的遭遇表明中国应当警惕民主化之前，有迹象表明，不像埃及，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点使得中国非常适合逐步采用民主问责制。